一篇十三年前關於粤港澳的長文章；一個未竟之願

粵港澳創意文化共同體

（廣州三年展『Beyond交易場域：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想像』研討會，2005年）

陳冠中

我在上海出生，但對上海沒有記憶，記憶可說是從香港開始的，我從童年到成年都在香港，這裡要感謝來自番禺的家傭，和小時候看的黑白粵語片，讓我對廣東文化感到特別親切。

今天的題目是珠三角的文化想像。

讓我先談一個有趣的對照例子，來幫助我們理解珠三角兩個主要城市廣州與香港的文化關係。

十九世紀中，上海如二十年前的深圳，沒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當時上海屬於吳語文化的地區，而吳語文化的中心卻是在蘇州，寫上海的小說《海上花列傳》用的並不是那時候已經成形的上海方言，而是標準吳語，可見一斑。

七十年代光緒早年，對外通商才有二十多年歷史的上海，突然吹起了北京熱，京貨、京裝流行一時，帶動這股熱潮的是一種雜戲，從徽班進北京六十年後算起，真正成形也才只有二十多年歷史，原來叫二黃、西皮、皮黃、甚至被貶稱亂彈，名稱上尚未能統一，倒是上海人把這種「文武昆亂不擋」的花雅交雜戲曲統稱「京戲」，有「沪人趋之若狂」之說，連長三書寓堂子的高級校書要找情人，據說也首選京戲戲子。京班代替了的姑蘇文班昆曲，上海人寧聽二黃不聽彈詞。

美國學者戴沙迪說這是上海對蘇州作出的文化挑戰。

這過程中，沒有自己文化身份的上海接受了地域的吳文化、清朝中央的京文化、加上進口的洋文化，經過競爭與交易 -- 交是交雜，易是變易 -- 而編出了自己的文化組合。

有一個關鍵是：沒文化的上海成了經濟中心後，不止成為文化的主要消費城市，到了上世紀初幾乎全國文化更要通過上海才能再呈現再發散，因為上海成了書籍、報刊、電影、音樂的生產城市。經濟崛起，文化身份更顯著、文化認同更確定，上海成了全國文化中心。

上海和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不斷在更變的，京劇的演變恰恰最能說明：

首先是同治死後兩三年的光绪年間，中央政府禁止演戲，演京戲的只能到上海租界謀生，自此上海成了京劇的主要消費市場，清末在京「好脚仅仅够吃饭，次等脚连生活都不够」，故必「视海上为外府」，所謂「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梅蘭芳在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梅自上海返北京後，1915年起開创了「新式古装戏」，成为「京戏里一个大波澜」（欧阳予倩语），可見與當時在京的老式京劇有點緊張，也是上海报端最早界定這股新風為「梅派」。

1927年後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有記載「北平繁华一落千丈，堂会大见减少，名伶们赚钱，只有靠出门跑外码头了……名伶去一次天津，能吃半年，去一次上海，能吃一年」。

當然，熱愛京戲的上海，自然自己也在發展京戲，開始的時候是地位較低的所謂南派京戲，然後因為出現優秀的人材，例如麒麟童周信芳，綜合了更多中西舞台手法，同時對北京的大師尊崇有加，交雜變易而自成一家所謂整体戏剧，即海派京劇中的麒派，吸引了更平民化的受眾與新一代的知識份子。

到1949年後，中央政府設在北京，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隨政治回到北京，京劇中心也如此，有所謂五十年代以来海派京剧萎缩及向京派皈依之說，這又是後話。

上海和京劇的故事說明什麼？大概有三加一個觀點：一、文化的中心是轉移不定的；二、文化身份不是古已有之恆久不變的，而是演變建構出來的、交雜變易出來的，是要不斷被重新想像、重新界定的，上海文化如是，北京文化亦如是；三、文化中心的地位和文化的身份都受到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影響，經濟中心一般都是文化消費中心，往往更是文化生產和散發的中心。一個觀點是：出色人材、奇人異士如梅、周，有助於創造歷史時勢。

用上述三加一個觀點對照廣州與香港，可看出類似轉折。廣州是歷史名城，十六世紀開始與西方貿易，香港開埠之前，已是成熟華南重鎮；而香港，在割讓後仍有英國殖民者認為香港棄之不可惜，但不久到了1876年中文評論已有所謂自香港興而四大鎮遜之說，接下來的一句是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有英文報導上海英商自認為高香港英商一等，而許多香港的英資去了上海設公司，並都以上海業務為重。相信香港到四九年前經濟地位並無超過上海。但香港華人的文化，一貫與廣東關係密切，廣府、潮汕、客家等三大主要廣東文化深入香港民間，粵劇團自稱省港戲班，以珠三角南北兩城為定位。省港文化一體的想像在上世紀民國時期相當強，大致，省在港之前，省府廣州在文化上較為強勢。抗戰開始則文人一度集港，直至太平洋戰爭止，為時很短。

變化出現在四九年後，省港一體想像雖沒中斷但已減弱，香港漸自成地區的經濟中心，並且是文化生產的中心，連粵劇以至嶺南畫派都要以港、澳為庇護港，譬如嶺南畫派的主要宗師高劍父就於四九年移居澳門並在五一年逝世。

　四九年後香港的文化，在原有傳統文化特別是廣東地域文化、英語殖民文化、以京滬穗為中心的當代國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等基礎上，加上二戰後進口的跨國文化，漸漸交雜變易出自己的特色。例如很有文化身份代表性的香港粵語流行曲，就可能是用了日本美國原創歌曲，加上香港的編曲、歌詞、歌手，甚至配中國樂器演奏，是交雜變易然後自成風格，被稱為cantopop。

　　到了改革開放，頗長的一段時期，香港流行曲、電影、電視劇雄霸鄰近地區，香港無線電視台的節目，一度佔珠三角地區九成的收視。但廣州及珠三角經濟力量隨改革開放浪頭而起，部份當地文化產業也有出色表現，現在香港電視台在那邊的收視只佔百份五十，雖仍然強勢，但不容否認長期是在滑落，慢慢又回到兩中心的局面。

可見每隔一段時期，廣州和香港也都要被重新想像、重新表述。現在又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候，因為兩者都感到焦慮：香江動人的舊故事已說完，新故事尚編不成章；廣州作為得風氣之先的改革先鋒故事也快變陳腔濫調，深圳更有誰拋棄了深圳之說。香港廣州深圳都在問，下一章令人振奮的情節將是什麼？其中一個有潛力的框架就是可以連起穗港澳鵬城的珠三角、大珠三角以至泛珠三角，或我下文主張的粵港澳。

今日珠三角幾乎是連綿都會區，令人有了去建立一個地域共同想像的衝動。暫時，珠三角給大家的只是一個經濟區域的想像，內含行政統籌區域的可能。對它的文化想像仍是有待建構的。一個區域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讓人有文化想像嗎？我想或許是可以的，譬如美國矽谷，是一個產業區域和鬆散行政鄰區的統稱，也可生成自己的文化，引起世人的想像。

有一點要提出，如果矽谷有中心城市的話，應是指地理上在矽谷北端的三藩市，矽谷文化身份再強，也不可能掩蓋三藩市鮮明的身份，很明顯兩種身份，地域的與中心城市的，可以長期並存。當我們說珠三角文化時，不一定要消減香港、廣州、澳門的文化身份。當珠三角成了新故事主題，香港廣州澳門仍然要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澳門似最清楚自己的新故事如何開頭，如何經營自己的城市品牌。

湊巧矽谷除了北面的三藩市外，在南端也有個以矽谷首府自居的San Jose, 但是San Jose雖然很努力的尋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建體育館劇院博物館，可是與三藩市究竟有很大距離，許多矽谷人只為了看球賽、修車才去San Jose。San Jose大不了是一個嘉年華式旅遊城市。

一個經濟區域可以有兩個或更多文化中心城市嗎？我想沒有說一定可以或不可以，以省港的共享文化和緊密的過去，及眼前各有利基，問題恐怕不是這兩個文化中心能否並存，而是如何合作互補。

如果我們轉換一些符號，再擴大一點想像範圍，省港的省不是指省城廣州而是全廣東省，用現在說法是粵港澳。粵港澳，小於華南、嶺南、泛珠三角、兩廣的說法，但超過了大珠三角。用粵港澳來包住珠三角，我們又有了更大的想像空間，因為更有文化底蘊、歷史共享性，並有現存成熟行政區分。

為什麼不各自為政，而要在這時候去談粵港澳一體的文化想像？要知道這樣一個地區人口上是兩個韓國，多過英法德任何一國，GDP是長三角的兩倍半，整體而言是中國最接近已發展的地區，深圳預估2020年人均收入美元兩萬。這地區這時候不能只限在世界工廠、前店後廠、GDP增長這些純經濟論述。這時候，生產業要升級，服務業要提高附加價值，消費要增加內需講究品質，居民要求改善生活，人民亦會對權利有所期待，這樣的地區正要進入一種知識經濟甚至體驗經濟，要重視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就是說經濟成長固然非常重要，但就是以經濟發展來說，也不能只有過往的單調經濟思維，要注入文化價值考慮，把廣義的創意提上日程，來發動新想像，或叫新願景。用今次《廣州三年展》的關鍵詞，是別樣(beyond)的想像，beyond單線經濟想像，去想像別樣。就算是經濟想像，也應多強調這地區是歡迎外來人材，人人有機會出人頭地的移民創業地區，這類已經有現實社會基礎的經濟想像。

另外，粵港澳現階段已應該認真地提出的別樣想像至少包括：

一、可持續生態共同體的想像，而不只是世界工廠、前店後廠，我們是一個生態共同體，因為污染不認邊界。

二、宜居優質生活共同體的想像，要安居樂業、要出入平安，要路路暢通，要安全高質的當地新鮮食物，不要毒菜毒魚、偽劣商品，不要無節制向郊野蔓延的土地開發、低質建築。

三、和諧公正公民共同體的想像，要社會保障、法治善治，而不是貪污腐敗和貧富兩極化。

四、創意文化共同體的想像，這點很有前瞻性，很有企圖心，是說韓國可以做到的，我們粵港澳地區已足可以做到，不用勞煩驚動到整個中國。如果能理順粵港澳的文化創意產業體制、政策、產業鏈，給點時間，我們粵港澳以地域的實力就可以做出等同一個韓國、英國或法國那些在國族名義下的創意產業。不過，關鍵在粵港澳本身先要形成一個創意文化共同體。

在經濟區域化之後，文化的區域化是可以搶先於區域行政制度的出現。

一個區域成了文化生產中心後，是會在交雜變易中促生自己地方的特色文化身份與認同。

我在這裡再多講一點創意產業，以作為結束的建議：我曾寫過粵港創意產業的潛在合作空間，具體不多說了，總言兩地互補處甚多。

但正如許多中國事情，需要政策的支持，我要強調的是粵港文化創意產業是可以將餅做到好大，既可鞏固區域內市場，兼顧到國內市場，並因此可延伸至出口市場。但這裡的關鍵在廣東，在於廣東的體制與政策，是否依科學發展規律辦事，要做到這點，背後需要中央政府繼續一個行之有年、證實有奇效的做法，就是以廣東為試點，給廣東特殊政策、讓廣東做文化創意產業的改革先鋒。粵港政府應共同攜手，說服中央，撤除粵港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邊防，促成粵港文化創意企業、資金、人材、產業鏈、內容、市場的暢通以至一體化，以發揮規模效應、聚集效應、強強聯手這些競爭優勢。

同時，從事文化工作的各位粵港澳奇人異士，可開始試試為自己開闢多一個想像空間，繪畫一張別樣的文化心智地圖，認領一種超前的文化身份，縮小地緣與行政障礙做成的心理距離，以期在競爭、交雜、變易中建構一個粵港澳創意文化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