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义和团 （贰）

义和团能成气候，老实讲，跟什么帝国主义直接影响不大。经济，天灾，农业，社群，科技等因素都有。农民是最淳朴的，也是最狡猾的。这点在黑泽明电影《七武士》中鲜明体现。以当时格局，政局而言。暴力手段只能酿成更大的暴力。而义和团一股脑儿地排外，也无法分辨各国公使，政府态度。在庚子拳乱中，除去义和团外，各地也有结社自保的民团和东南互保。义和团显然不能代表大清臣民，但大清臣民和统治者都要为其恶行买单。而事变后的各国退还庚款历史又不被极端民粹主义者欣赏。晚清历史纷繁复杂，走出愚昧，迈入共和，仍是我们的追求。

编户齐民的朝代，是禁止百姓流窜的。包括共产党政权，很长时间内不让人自由迁徙，凭票和介绍信。义和团流民最显著的信号就是官府的默许。古时的规矩对士大夫阶级来说是他们立本的东西。比如慈禧再怎么厉害，也不敢坏了紫禁城的祖宗家法，天天还是要“叫大起”。义和团明火执仗，平时吃的喝的哪里来，又毫无军事素养，不堪大用。在慈禧有意偏袒之下。有些官吏逢其欲，提供给义和团粮食，武器和服装。一个松散的组织，有了武器之后更加嚣张。朱红灯时代就敢杀人越货，号称杀洋人，实则官洋，民皆杀。聂士成堂堂军门，家人也惨遭义和团屠戮，何况是其他普通人。堂堂天朝，礼仪之邦，这就叫礼仪之邦？各地民团为抵御拳乱，保护教民，部分清军也掺合到发洋财的地步。子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何况是大批年轻，无知却不安定的群众。以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官员眼里，任何不稳定因素都是要扼杀在萌芽之中。可是晚清土匪横梁与民变兵变是一茬子接一茬子，各地督抚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比如左宗棠“西征”为筹措军饷借款中，既有向汇丰、怡和等洋商借的外债，也有向胡雪岩的乾泰公司等华商借的内债。朝廷嫌利息太高，有所烦言。实际上贷款利息是金融市场决定的，而且当时不断走低。1881年，左宗棠以不到10%的年息从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白银，胡雪岩将这笔钱从上海护送到军中，运费每百两才九钱。4年后浙江追查胡雪岩要求退还“侵吞”的运费，10万两银子运费超过2000两，是胡雪岩运费两倍不止。<胡雪岩的钱，又有一大半要打赏各级官员，打着某府某衙的口号，不仅出去能防抢，还能各地畅通无阻，少缴厘金>为什么帝国主义大本营，上海租界，青岛租界（巨野教案后，也跟义和团有关）鲜有义和团闹事？因为是真有洋兵驻在在此，而当地官员还靠着抽税养活一大帮子手下。所以我们看到，同在北方，袁世凯在拳乱中，即使不敢多言，也不出兵“勤王”，只是保境安民，与南方结成东南互保。西太后逃往山西，接驾的岑春煊首先勤王。岑是因结交康梁而失势的“朋党”，关键时刻，毓贤不至，刚毅，徐桐这些“大院子弟（八旗子弟）毫无作用。反而是“朋党”挺身而出，以至于山西杀洋人太厉害，找洋人当翻译与联军谈判都困难。谁是贤臣，谁是良臣？义和团捣毁的各种“洋物”中，电线、电杆、电报局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今天中国政府因总有“刁民”偷窃井盖，电缆，电线，有各种雷人标语与操作。（电缆无铜，偷盗无用，偷盗必究，井盖焊死等等）可见愚昧是一脉相承，饥寒起盗心，保暖思淫欲。尤其是崇尚暴力手段，无法无天的义和团，更甚。

清末设立邮传部，邮传部下面有电报局。拔了电线杆，占了驿站，电报局。即使京师有指令发出，又怎么传令天下？东南互保中，督抚沟通多用电报，效率大为提升。像拔铁路，拔电线杆。毁的是谁的财产？《东华续录》曾有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倡乱，畿辅电线首先被毁。南至津沽，北至张家口，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千余里间同时拆毁。”

“现当用兵之际，军情瞬息千变，全赖电线无阻，消息灵通，方可通筹因应，迅赴事机。著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营汛，务将电线一体认真稽查，实力保护。倘有匪徒纠众掘断毁坏情事，即行勒拏严办，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严惩处。至直隶、保定、及山西、陕西一带电线被毁尤多，著裕禄等饬属查明地段，即行设法修复，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各将军、督抚知之。”朝廷想恢复通信，此时以晚矣。

1900年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清廷部分官员仓皇出逃。清廷的对外电报联络完全隔绝。直隶地区“溃勇、匪徒甚乱”，“专马难入京”，因此驿递无法取得联系，清廷与外界陷入了“文、报均阻”的艰难处境当中。8月22日，东南各省督抚所收到的消息仍然是8月13日北京寄往山东的信件，称“两宫仍在京”，其余则“杳无消息”，至于“洋兵是否攻入”、“庆邸留京议款之说确否”、“随扈大臣何人”，等督抚们关心的问题，“京城、行在皆无消息”。8月22日当天，盛宣怀接到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的电报，称“两宫廿一西幸”，方知西巡之事。<摘自壹读者>

就连红军西窜（长征）之时，一路南下图的什么，何长工，潘汉年等人，就是利用清末民国时期建立的电报局进行沟通，勾结军阀陈济棠，利用当地码头联系苏联运送枪支弹药。不要看这些群体口口声声反帝，任何团体喊口号是一回事，做事又是一回事。事实上，他们执政后，也不会允许私自结社，私自行事。这点小粉红五毛继承的很好。一边反美一边赴美，可以说跟义和团一丘之貉。（电线杆大的抢不走就破坏掉，小的如洋火，洋膏/雪花膏，洋枪，洋表，洋蜡，洋姨子/香皂，洋布一概抢空或变卖/帮会走私渠道）

日本也有义和团，日本的义和团叫新选组。到了大政奉还之后，又出现狂热的“爱国者”，一次是刺杀当时还是俄国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大津事件），一次是下关刺杀李鸿章。不仅仅是舆论哗然，甚至引来列强干涉。而且因李鸿章遇刺损失掉一亿两赔款。满清时期的义和团，实在跟日本相差甚远。日本为摆脱“帝国主义”，是一步步修约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满清是不断毁约，再挨打，再订约。再加上以满清的酷刑和法治条件，吏治条件，很难让洋人信服。试想一个小小的日本，洋人不能说尊重，起码是能以国际法对他，一个诺大的满清，偏偏洋人屡屡教训他。是谁的错？外交无小事，共产党自己内宣外宣，在国内民粹还没这么严重的时候，经常是内宣一套，外宣一套。现在加速到战狼外交，简直是骑虎难下。

清政府属于是记吃不记打类型。早在二鸦时期，一样的教案，一样的外交纠纷，一样的反洋人入城（广东反入城），一样的大沽口炮战，一样的滥杀使臣，一样的外交失立，一样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和自立军，孙文起事），一样的官军不受节制，一样的皇帝逃亡。（咸丰逃亡热河，由于纵淫过度，声色犬马而亡。紫禁城里过性生活都有记录，太监会提醒皇上不能贪欢。大内规矩太多，以至皇帝受制于内务府。在圆明园则无人过问。因此，烧了圆明园等于是要了咸丰的命，家天下时期，再加上大清处理战败失地的官员无情，大多数官员都是欺上瞒下。虚报情报。）义和团时期，洋务也搞了一阵子，也有一批“懂洋务”的人，如刘锡鸿，郭崧焘等等，这些人是拳民指明要杀的“二毛子”，甚至连光绪也要杀。北洋甲午之后，袁世凯邀青木宣纯组建新军（武定军），不少督抚是懂得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也知道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偏就有人斥责洋务“奇技淫巧”。叶名琛平时也干这么几件事，跟后来的山东巡抚毓贤是一模一样。（官场陋习，沿袭至今）一个是谎报军情（民情）；一个是喜欢抓流民，会匪，土匪，水匪等砍头，（俩屠户，叶号称处决数万人）但又让他们去打洋人，是谓以毒攻毒；一个是喜欢不作为。（叶号称六不总督，毓贤在拳乱中，领诏迟不入京勤王）有这样的官，最能助长民间的会道门组织和排外情绪。丝毫没有法治，科学这类观念，喜欢用重典，类似曾国藩铁腕，可惜曾国藩尚知倚洋自重。如今广东已然成为了清末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而山东较之广东还逊色一些。残存着老的风俗。像山东杨永信，曲阜女德班。（当然女德班温州，抚顺也有）耐人寻味。以今日视角来看，中国各地城市都有不少的陋习，文化冲突演变为暴力排外，属实不妥。清末各类教案现实意义是为了争斗地方的话语权与主导权。中共建政后大量基层组织被拔除殆尽。但本土意识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显露。

广东在2010年爆发“撑粤语行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引用《论语》故事，表示广东基本上已“富之”，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教之”，要“以教开智，以文化人”，在谈及如何“教之”时提及要推普。 最近网传汪洋要接习近平的班。义和团是加速的，当然支持习近平加速，岂可减速。这反映了什么，在21世纪，本土意识还是尾大不掉（对于大一统王朝）或渐渐复苏。何况在19～20世纪初，义和团的排洋运动。义和团拥趸认为洋人欺人太甚，有发酵的空间，但归根结底，官府行政手段，以及昏聩才是主因。大清律无民法，只有刑法。教民与农民日常鸡毛蒜皮的小事冲突，官府无力处理，拉偏架也是诱因之一。今天翻阅史料，各地教会于晚清扎根数十载，教产，传教，赈济毫无逼迫行为。乡绅，农民与教会争利。至于煽动的民族情绪，以广东反入城到最后积极西化为例。再到对抗北洋政府为例，再到撑粤语为例。战狼外交和本土思想往往是双刃剑，即可伤人，也可伤己。（指大一统帝国之下）可反观义和团运动，即没有团结该团结的力量，也没有打击他们希望打击的力量，反而损耗了许多国力。

1985年，四川广安县当地村民马兴（又名曾应龙）和牛大全等人，趁当地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激起当地民众普遍反感之际，谋划于当地起义，对抗中共邓小平政府。建立大有国，号称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旋即被镇压（逮捕枪毙）实际上义和团等会道门组织，秘密结社无非如此。义和团口号扶清，其与大刀会，小刀会等无特别区别。喊口号一可以掩人耳目，二可以暂避锋芒。这些底层人一无文化，二无经济来源，三无宗族背景，四无洋务经验，并不能号令实力派加入，声势浩大之后又难荒腔走板，无视官府甚至官军。这在古代已经犯了忌讳，可以说僭越谋逆也不为过。（以封建政府思想）只不过因为反洋有好处可捞，不仅能吸引教众（流氓无产者，张献忠），也能破坏当地秩序，若官府打压，就几处汇合，前线在大沽口，反而一路上京。（怎么跟红军打着北上抗日旗号逃窜西北如出一辙）谁能说这个“大有国”不是反抗马列殖民势力？现在中国人看到这个都觉得好笑，但看到义和团反而觉得是正经历史。对于农民而言，局势，情形复杂又有多少人能明白。风行草偃，风往哪吹，他往哪里倒。各地教案中，不乏有德行神父修女被屠，被奸，教民被杀之事。直至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区别于三自）在中共打压之下仍未断绝（新教教派），义和团似的排外，怎么能排空？义和团排洋不像唐时灭佛那样，更是一场歇斯底里的闹剧。自然是祸事连连。从古到今，任何组织只要人数一多，就不再是“弱势群体”。何况是脱胎邪教多义和团，请神附体这类把戏，远不如大有国为生育自由而战。

“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有段子表示，宋东京汴梁城在面对金兵时唤来郭金做六丁六甲希冀退兵。联军不是金兵，西太后却犯下了跟宋徽宗一样的错误——意气用事。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群氓四起，社稷涂炭…

反洋教宣传，早在1891年湖南人周汉便大力鼓动。其笔名天下第一伤心人，著有《辟邪记实》，宣扬基督教为邪教，号召“人人受孔子戒，邪說息，正道昌矣。”周汉一边辱骂基督教，制作宣传版画，小人书等读物，一边又对会道门组织多有不齿。如下文：按紅黑會、天地會、上帝會 、南北會、大王會、仁義會、串子會、半邊錢，一切名目，皆哥老會之流，其流既多，其害即甚。及今不理，將來之禍，豈待智者而知哉！ 这些资料大部分写于1890-1892年间，印刷量很大，并以免费的形式散发，故遍及长江中下游省份——仅其中一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80万册之多。终于在周汉不遗余力煽动下，于1891年爆发“长江教案”。周汉本人为荆楚鄂等地士林所同情，即使官府迫于形势缉拿此人，也宣布周汉是“精神病”来躲避惩罚，搪塞西方外交官。两湖地区的民间会党，为了“发洋财”，对周汉的恐怖煽动，推波助澜。暴力事件发生后，当局逮捕了不少参与其事的哥老会分子。据这些人供称，哥老会决定“闹教”发财，始于1891年3月份，其办法是：预备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散播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谣言，煽动民众攻击、焚烧教堂，帮会分子趁乱抢掠财物，再雇船沿江逃至它处故技重施。哥老会所散播的“匿名揭帖”，正是周汉所撰写的煽动资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暴力事件都与哥老会有关，但所有的暴力事件中，都能发现周汉的煽动资料。

这种氛围之下，义和团闹洋教源头已然水落石出。前有舆论沉淀，后有模仿作案。加上各地会道门与流民。可怜又可恨。

到了民国时期，北方又开始出现新的义和团组织——红枪会。红枪会也是会道门组织，徒众也是桀骜不驯的顽民与放弃稼禾的农民。多数加入军阀部队混饭吃。不过这时候出现了共产党组织，李大钊特意把红枪会形容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虽愚昧但无比光荣地——

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反洋人，（二）要真主，（三）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其原文）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1926.8.8）】

中共煽动群众，用的就是阶级斗争这招，因为他们打着无产者联合，革命的口号。他们能争取的就是进步人士，不能被中共统战代就是土豪劣绅，富农与反动分子等等。正常人是不可能加入的。吸引农村地痞无赖流氓，甚者到处鼓动他们闹事。河南红枪会发出“陕人压迫豫人”，号召河南父老起来打老陕，强烈的排外。李大钊自己说，红枪会源于白莲教支流，或义和团支流。今天的山东，河南还是农业大省。每当大旱无雨，虫灾冰苞，闹饥荒的时候，农民就会不满，就会起事。中共在初期经常鼓动农民暴动，打倒“封建地主，关系”。然而可笑的是，1950年的镇反运动，动用军队剿灭红枪会。1953至1954年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数万名农民非正常死亡。大跃进中的反瞒产运动，又是全国一片血雨腥风。干部强制下乡征粮制造的大饥荒，不管你是红属（红军家属），军属，工属还是富农贫农，只要不交粮食，阻挠这些干部收粮，一概酷刑殴打，批斗致死。1953至1955年又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至1958年又开始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期间发生了数百起农民反抗中共的暴力事件（革命）。如浙江遭受水灾，但征购任务增加38%。在比如云南的陆良事件。

要退社（人民公社，合作社），退队（生产队）那就往死里整你。如果说义和团因为官府失德，天灾频仍，邪教（会道门）猖獗，那么建国后的农民起义算什么事。是不爱国吗？我看这些人比义和团到处杀教民要爱国的多。教民再怎么说也是大清治下的顺民，即使官府不情愿，也是良民。凭什么就给义和团捉拿杀掉。帝国主义压迫义和团去杀人放火，强奸挖眼了？帝国主义是个筐，什么责任都能装。

还有混淆视听者言孙中山曾表明：“批评义和团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大意，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九七国耻记念宣言》）实际上孙中山一辈子说过很多话，政治家的话，怎么看由读者自行理解。

1903年孙中山认为：“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中者矣。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抢，则联军之功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说：“囊者千九百年拳匪之乱，即满洲人极端排外之结果也。”（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45。）

由于孙中山使用的是英文，相应的话语后来也翻译为：“满洲人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51。）

1908年孙中山说：“扶清灭洋之义和拳起矣，其举虽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然足见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908年9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245。）

体现在他1917-1919年间定稿、视为一生重要性仅次于“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中：“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从这而言，并没有唯革命以褒贬。说明当其考虑国家建设时候，必须坚持排斥义和团立场。

收录于《孙文集外集》的《九七国耻记念宣言》，作为政治宣传尚可，可要挑起运动，类似南京事件和青岛事件。实为不智。实际上汪精卫也打着收复租界，反帝（英美）的旗号。中共也打着反日，但背后勾结汪精卫政府的旗号。孙文强调“民气”，又强调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批评义和团武器落后），跟晚期督抚某些看法一模一样，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陈独秀依据罗惇曧的《拳变馀闻》、《庚子国变记》所记史实展开批判，彻底否定义和团，认为“义和团何等可恶！”他用一系列事实证明义和团产生原因在于：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孔教；第四，以儒释道为精神的中国戏剧；第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进而认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试问，陈和孙谁说的对？

孙文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喜欢义和团制造各类教案。1894年兴中会成立，成员入会宣誓手按圣经。基督教多次资助孙中山反清。其革命宣传，基督教是政教分离的。当时孙文前往教会募捐，寻求避难，或教众慷慨解囊。都是本着仁爱之心。如果是义和团，能让这些教民活着吗？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教会演讲称：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极基此永葆和平。1913年2月中旬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致辞，孙中山以圣经原文鼓励青年，赞扬共和（义和团哪点符合共和？）多次前往教会演讲。1923年的孙文越飞（苏联代表）宣言中译本，更是直截了当指出，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原文）中国人推崇鲁迅，也是因为其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孙文和鲁迅的政治目的可以被五毛粉红引用，但一个政治家在现代流传的资料，可不仅仅是功过三七开这么简单的事情。理论对于义和团等于零，但是对于中共来说，正是他们搞运动的指导思想。

义和团功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今天大陆互联网之下，五毛大概率说功大于弊。但你要提问“日本对中国是功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他们绝对会立场鲜明反日。可见，客观与冷静是不存在的。有时要制怒，有时要保持热情，怎么平衡，关键看你有什么政治考量。义和团造成的破坏史料清清楚楚，还是能被中共史观发明成情有可原。试图重塑义和团的历史形象，强调这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举动。在广东主持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任卓宣（后成为知名反共人士）称义和团为“近代革命史最光荣的一页”得到中共党组织的推广与认可。历史为统治阶级服务，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