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20）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打着维护医院利益旗子的人大多都不正义，正义的人大多不会以医院利益为幌子谋取私利。因为某些医院领导和保护伞的滥权，加上所谓监管制度本身就是医院不公的始作俑者。即使国家扫黑除恶或巡查组手撕某些院领导或消化内科负责人，也许能够收缴一部分财富，但问题在于，收缴的财富能够挽回患者或医务人员的生命吗？收缴的这些财富能够让患者或医务人员维护自身合理的权益吗？收缴的这些财富能够解决滥权腐败等问题吗？收缴的这些财富能够解决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不公不义吗？就像范某人的补税，并没有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小崔也没有完善体制缺陷。

       很多医患认为只要正义的一方除掉邪恶的一方，就能够挽救医疗改革的颓废之势，就像某些作恶的患者被刑拘而大快人心。然而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作恶之人并不是该查就查，该杀就杀这么简单，他们与利益集团保护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武汉市第四医院精英阶层滥权腐败的危害性是双重的，它既毁坏了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心”的传统形象与感召力，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意义的信念。 尤其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监管机构（上级机构等）以及保护伞想在不改变腐败滥权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医院现代化，达到创造了比其他行业更好盈利模式。但是，这种腐败滥权制度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不过医务人员的坑蒙拐骗还算小事，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上级领导（专制）变化的“机会主义”就太可怕了，最终公平、对等和尊重的制度体系无从建立，医疗改革转型走向绝路。

      武汉市第四医院现在最大的腐败滥权是什么？不是官员及某些领导的腐败，而是用某人的话说，“公民尊严是短板”以及“言论自由仍不足”。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为了既得利益，不得不按照上级机构以及保护伞的意志去办理一些事情。其内心有没有矛盾、斗争？可能应该有的。只要还有一点点良知，就一定会感到痛苦。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外人是不知道的。也许明天，良知忽然发现，也可能做出令当局不满意的行动。这样的人多了，当局就会感到心劳日拙，穷于应付。所以人人都会被裹挟其中，谁又能挣脱抽身，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虽然从短期看，武汉市第四医院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公平、对等和尊重人权以及自由创新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武汉市第四医院由于模仿先进国家医院的空间很大，故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及发达地区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一些医护人员在全国各地进修，或国外研修，或集体学习管理知识，对医院种种不公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经年累月践行躲在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自我隔离中），也许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给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困难，因为制度创新可能冒犯既得利益，这使得武汉市第四医院有一种倾向，就是技术模仿优先，制度模仿滞后甚至被搁置；这样厚此薄彼，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快速发展，却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带来长期发展的失败，从而给医患双方带来深深的灾难。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