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被《纽约时报》关注的中国儿童死亡事件

前不久，《纽约时报》为湖南骗贷案中死去的戴桂花母子女三人，专门做了一篇报道《中国梦的破灭》。一开始读到那篇报道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印象中，最近若干年，《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极少涉及多子女家庭儿童死亡的话题。

为了验证自己的印象是否准确，我今天特意到《纽约时报》网站上搜索了几起在国内曾经引起很大轰动的多子女家庭儿童死亡事件，结果发现，我的印象不完全准确，《纽约时报》其实报道了其中的部分案例，但也有一部分确实没有报道。

哪些儿童死亡事件没被《纽约时报》报道？

例如发生在2017年的云南巧家4儿童烤火死亡事件（国内相关报道可参考澎湃的文章《云南4儿童烤火死亡事件：事发当晚父母还曾跟二儿子通过电话》），我在《纽约时报》上搜索“云南巧家”、“儿童烤火死亡”等关键词，都搜不到该报的报道。

又如2015年的贵州毕节4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死亡事件，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搜索“贵州毕节”、“留守儿童”和“儿童喝农药”，都没有找到相关报道。

还有2010年的浙江天台多名蔡姓儿童连续死亡事件，也是如此。

另外2020年的泉州隔离酒店倒塌事件，也涉及两个五口之家（都有3个孩子）的死亡，这个案子，同样没有得到《纽约时报》的关注。

那么，哪些儿童死亡事件被《纽约时报》报道了呢？

经搜索，《纽约时报》报道了2016年的甘肃杨改兰事件（《甘肃农妇杀四子后自杀，贫困问题困再引关注》），2012年的贵州毕节5儿童死于垃圾箱事件（《贵州五儿童命丧垃圾箱所揭示的》），导致3名儿童死亡的浙江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也有报道，但不是从儿童死亡的角度报道的，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刑事案，在保姆被宣判后才报道（《杭州纵火案被告保姆一审判死》）。

为什么有的不报道，有的报道？

在对比分析《纽约时报》报道过和没有报道的儿童死亡事件后，我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凡是无法从死亡事件中提炼出社会批判内涵的儿童死亡事件，《纽约时报》通常都不会报道，例如云南儿童烤火死亡案，完全是几个孩子不懂事导致的意外；毕节4儿童喝农药案，虽然似乎可以归罪于事发前当地官员走访这些孩子（可能把孩子吓着了），但这也仅仅涉及官员的态度问题，无法作更深入的提炼，所以对《纽约时报》来说，似乎没有报道的必要；浙江天台的事件也是同样，只是意外，没法把这些事情归罪于社会或政府，不报道。

与之相反，那些被《纽约时报》报道的，通常都能提炼出社会批判内涵。例如从杨改兰事件中，可以提炼出底层贫困问题；从贵州儿童命丧垃圾箱，可以提炼出留守儿童问题；从杭州保姆纵火案，可以提炼出“有关贪婪、信任、不平等，以及被社会忽视”等问题。

但是，那些没有被《纽约时报》报道的案例，真的提炼不出任何社会批判内涵吗？

其实，从云南4儿童烤火死亡案，到毕节4儿童喝农药自杀案，到浙江天台多名蔡姓儿童意外死亡案（其中5名溺水儿童中有4个来自同一个家庭），都能提炼出一个内涵：多生几个孩子，并不一定会带给这些家庭更多安全，这一点对贫困家庭和富裕的中产家庭同样适用。因为当家里需要照顾的孩子数量超过父母亲自照顾的能力后，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寻求帮助：有钱的找保姆（如保姆纵火案），没钱的把孩子扔给祖父母（如死于垃圾箱的几个贵州孩子），或者让稍微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例如云南烤火死亡的4兄弟、浙江天台的溺水儿童）。

只是，这样的内涵与《纽约时报》作为反节育派媒体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因此，即使那几个案例在国内舆论场上造成很大的轰动，《纽约时报》都拒绝关注。

与之相反，如果死亡的孩子涉及独生子女或计生政策，那么《纽约时报》多半会关注的，甚至发生在美国的事情，都要找独生子女政策背黑锅，例如《波士顿让中国又多了一个失独家庭》。

这或许也是《纽约时报》在戴桂花母子女三人死去多年后才报道这个案子的原因：终于找到办法让计划生育给他们的死亡背黑锅了。

其实，不管死亡的是独生子女还是多子女家庭的子女，《纽约时报》关心的目标始终都不是那些孩子，他们关心的是且只是成年人多生多育的“自由权”，这种“自由权”想必也包括成年人不顾家庭条件，不负责任地滥生滥育的“自由”——尽管联合国人权宣言里提到生育权时明确提到“负责任”几个字，但经过反节育派移花接木一番之后，“责任”消失，“自由”却被过分强调。

本来嘛，在反节育派鼓噪的“人权”中，对儿童而言，就只包括胎儿的“出生权”，不包括儿童“生存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