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新發

今天，我為復旦大學學生喝彩！

二十日晚上,我聽到這樣一則消息：復旦大學的大學章程被改動了。更令人吃驚的是,改的不是什麼教學的大目標、總計劃,而是「學術自由」。它不是在這「學術自由」前加幾個或減幾個字或詞，也不是在一整段語句中特指学術自由「應該是什麼」，而是直接把這個詞從章程中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空洞的乏味的詞一一「愛國」。

    我不知道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它的運作方式，它的決定安排，但是，有ㄧ點，它竟然發生了。

    一個學校的宗旨是什麼？或者說，一所大學，它最重要的社會意義是什麼？任何一個上過大學的人可能隨口蹦出兩個字一一「工作」。那麼，如果你認同這個回答，我可以说這是非常陜隘且自私的看法。「工作」兩個字，不單單是指一個公民進到社會或公司組織裡頭去為自己的生存求取本錢，也不意味著這個公民就此可以任由他的上级或老板壓迫他，增加他的任務時長，減少他的薪水，取消他的休假，而他只有接受或服從的份。它有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范圍在裡頭。比如，一個導演決定拍攝一部新的電影的時候，他就是在工作；一個藝術創作他的藝術作品的時候，他就是在工作；一位小說家在构建自己的故事的時候，他就是在工作。還有更多的：一個政府的領導者、一位行政機构的官員，某個大學的校長、幾個有名的學者•••

    這些人的工作和我们呆在一個寫字大樓裡頭趕稿一篇企業報告的工作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工作對象，或者说，服務對象，不是為了某個上級、某個老闆，而是這個我們無時不刻都在其中生活的社會。

    一個社會要健康、良性的發展，這個社會裡的人才能夠有一個美好、自在而且安定的生活。而社會的良性發展，靠着就是那些社會工作者的不斷努力而爭取到的。我們現代的避孕套就是一個例子。六〇年代的美國對性持有一種保守的看法，認為性是骯髒污穢的。於是，在面對AIDS的大肆虐殺的情况下，政府一昧迴避性傳播的作法造成美國那一年裡有一千四百萬青年人因AIDS死亡。一千四百萬，不是小數目。相當於今天長沙市的全部人口，北京的一半，上海二分之一。請你想象一座城市在一夜之間幾乎淪為空城的情況，也請你想象比日軍南京大屠殺多出三倍的人堆積在地上的情景。這麼多人死掉了，政府不負責嗎？所以，美國的民主派痛批他們的政府，要求他們的政府重視這一問題，更多的人走出來，為了他們的生命與權利，要求避孕套的發行和普及。現在，在全世界的公民社會裡頭，當你走進一家超市或百貨商場的時候，你都會看到有避孕套的貨架。以及更多的，關於AIDS的防范及知識被越來越多的人提及。

    當年這些走出家門的人，有大部分是學生、知識份子、藝術家。而中國，也在九〇年代開始普及避孕套，同樣，少不了中國社會工作者的作用。所以，今天的復旦大學，你問我為什麼會感到吃驚，原因就在於，我們竟然讓一個原本以傳授知識、培育一代又一代社會工作者的大學丧失自由去「愛國」！大學的自由不僅僅是自主掌控生活作息，也不僅僅是可以做中學不能做的事，它的自由是論文的討論范圍，是教授講課的引經据典，是國事家事天下事的事事關心。而這些自由，正是使學生能夠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的最重要的條件，只有這樣全面而廣泛的「自由」，才能有一個拍他想拍的導演，畫他想畫的畫家，寫他想寫的小說家。這樣就會有爭辯，有思索，有選擇，而這些爭辯，思索，選擇，就會使社會朝向一個健康、良性的方向走，而且是大步特步的走。

     愛，是一個深沉的字眼。繁體字的「愛」裡頭，是一隻手捧著一顆心。這顆心，是甜蜜的、快樂的、細膩的、深情的。它往往在面對我們身邊最親密的人時流露出來，給他们及我們一個相互依偎的理由，以及理解、寬佑、和平。那些最親密的人，是朋友，是家人，是伴侶，是一隻你養了很久的貓，是一條家裡老得掉牙的狗，是每一個建立在綿密关系之上的事與物。可是，你告訴我，這個「國」是什麼？你讓我拿什麼去「愛」？！

    讓我们找出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然後盯著它看十秒，就十秒，告訴我，你愛嗎？這裡面有溫暖、綿密、寬佑與理解嗎？它不過是一張地圖而已，能代替我們感受到的每一次心動，能代替我們在生命經歷過的每一次具體而微的經驗嗎？就算你能，你可以拉另一個人強迫他和你一起「愛」嗎？

   最近，有位大學生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人可不可以服從權威。我感到非常奇怪，於是問了他幾句，結果令我大跌眼鏡。原來，他那個學校，某一天突如其來的要他們卡卡。這個卡就是我們使用的銀行卡，那個負責通知的輔導員并沒有說明為什麼，等他們到了一個活動地點的時候，只看見一些人在場地裡操弄一些機器，整個過程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他們是否一定要這麼做。他們問：「這是自願的吧」？但是只有一句模糊不清的「做就對了」。而就在那天晚上，他們的輔導員告訴他們一一服從是不得不的，因為你找了工作一樣會遇到一個要絕對服從的上級。显然，這句話漏洞百出。但這不是我關注的重點，問題是，是什麼讓那個學生感到疑惑不解，面對這麼一個明顯有貓膩的事，竟然還要問是不是自願？又是什麼讓一個教育工作者大談「服從」？為什麼我們的教育一面大談獨立思考，一面不讓我们的學生去實踐它？我們的教育究竟要不要、想不想教出獨立思考的學生？！

    寫到這裡，我想說的是，當個人被迫服從於集體的時候，當獨立的自我被要求 「愛」一個空洞、抽象的「國」的時候，這個社會會怎麼走？它會更健康、更好嗎？這個「好」意味著什麼呢？

    二〇世紀八〇年代的波兰，歷經一場劇變。當那個曾經以為會永遠持續下去的某個東西突然倒塌時，人們發現，其實不過才四十年，就像有人在横亘德國的那道墻倒塌之後發出的：「我們忍不住驚嘆，不是它為何突然倒塌，而是它為何可以屹立這麼久」

    今天的波兰仍在恢復元氣。它的文化仍有許多地方要慢慢甦醒。不僅波兰，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個東歐，都在試圖從那場共產主義的陰影中走出來。我們是否也可以從陰影中走出來，去選擇一個包容、關懷、具有人情味的社會呢？

    答案是，我們可以。

    你看，今天的復旦大学的学生們在食堂唱校歌去抵制那個錯誤的決定的時候，難道不是在表明我們的決心嗎？他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是一個把大學自由視而不見的愚蠢的決定，所以，他們唱了。我為他們喝彩！

    而且，他們讓我們看到，個人，是可以而本就應該能去向一個不公的事實討回公道的。

    所以，我向他們喝彩！

作於2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