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c Rhodus, hic saltus

一个核心问题是，诸众与产生它的环境是一体两面，有高度组织化的联邦和纽约市政府、保障生活资料和信息渠道的企业媒体大学等市民建制、供应基本治安、卫生和交通等秩序的司法和暴力机关、街区社群组织和运动组织本身等等一系列的机关和过程，以及作为纽带贯穿所有这些堡垒壕堑之间的总的行为习惯性，才构成了诸众出场的舞台。后工业社会城市空间的全景观中，后者的去组织性恰恰有赖于前者的高度组织性，前者的过度科层化也才酝酿了后者的高度自发性和去中心化。

正如在中心国家里所有皱褶已完全被熨平、成为文化霸权再生产高度成熟的流水线的学术界，任何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真诚和高明与否的努力，都注定只能变为一套好看或否的附庸品和孩童把戏，纽约街头的诸众也不是人民。真正的人民早已被海关、隔离墙和鄙视链遮蔽在万里之外。它甚至都不是现行总秩序的对立统一者，而纯粹只是秩序的同一者，是在官方指定墙面上的雅驯风格的涂鸦，是缩小了七号的七月十四日，是在克伦威尔沉重的黑袍上振臂高呼的跳蚤。

世界大都会的“全民”运动提示我们，即便在今天，人类也没有丧失自下而上行动的偶在性潜能，但也仅此而已。无所负载的个体的自然（原谅我用这个词）交往范式依开端处的定义就是政治，但他们之所以如其所是地出现在这里，因果链条另一端却牢牢锚定在反政治性的现代机器之上。

这里有玫瑰花，可惜这里不再是罗陀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