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烏欣筆下的蘇聯七十年代社會
蘇聯詩人、作家弗拉基米爾·阿列克謝耶維奇·索洛烏欣活躍在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於弗拉基米爾省弗拉基米爾縣阿列皮諾村（今弗拉基米爾州索賓斯基地區）農民家庭，是第十個孩子（老么）。
俄羅斯農村始終是索洛烏欣文學作品的主題。蘇共中央刊物《共產主義》雜誌1982年第二期登載了對索洛烏欣的嚴厲批評，指責他“跟上帝調情”。索洛烏欣是最早公開提出重新思考列寧在俄羅斯歷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種觀點，謂史達林時代的罪行屬於“歪曲列寧理論”，而索洛烏欣針鋒相對指出：那其實是列寧政策的必然延續。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後的階梯（同時代人的自白）》：
農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怎麼變成今天這樣？大家自己心裡都清楚，我們的集體農莊一片狼藉，莊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樹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餵牛，牛就站在齊膝深屎尿裡，人都跑進城了，沒跑的終日爛醉……
復活節那天我決定去教堂，去葉洛霍沃大教堂。復活節夜晚教堂附近總是噪雜吵嚷如巴別塔底：大客車圍成圈，警察拉警戒線，共青團小組、巡防隊——盡一切手段阻攔年輕人進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圍，都有十座這種大教堂無法容納的人群。
您知道嗎，如今的女人想買點漂亮東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簡單的途徑就是上廁所。對，沒錯，走進彼得羅夫卡街或“古姆”的某個公共廁所，裡頭是二道販子倒賣外國服裝的興盛處。關鍵在於，警察不想管女廁所的事。這難道不是俄羅斯婦女的恥辱嗎，這難道不丟臉嗎！俄羅斯曾經遍地羊皮，如今我國女人為了求購一件保加利亞或加拿大的所謂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離譜價錢，一件上千盧布。這可是俄羅斯——毛皮之國。亞洲人來莫斯科排好幾天隊，買地毯帶回地毯之鄉中亞。
您知道嗎，莫斯科的供應多多少少算體面了，其他幾個大城市也差不多。奧廖爾人、庫爾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羅涅日人、弗拉基米爾人、喀山人、沃洛格達人到莫斯科採購，用網兜裝香腸、肉、雞、蛋、奶渣、蕎麥粒，有時甚至白麵包回家。您知道嗎，距離莫斯科50公里的地方買不到香腸和肉。更別提一個文明國家所應有的三十、四十種花樣香腸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買不到美味腸、熏腸、布倫瑞克腸等各式香腸，專為“有名有姓”之人服務的內部供應店除外。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個誰說的：“人民和黨團結一心”。
您知道嗎，有的城市整月不賣肉，油和奶經常斷貨。人家告訴我，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州委憑票發給病人和兒童牛奶。這可是西伯利亞，曾經泡在奶油裡的地方。（還有兩件小事。我朋友熱尼亞·馬利采夫1976年4月在葉列茨肉類市場親眼目睹他們以每公斤17戈比的價錢賣牛骨，天天如此。除了這些骨頭，葉列茨不銷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納爾奇克市見到如下場景：大型肉品商店，鍍鋅板櫃臺乾乾淨淨，顧客不見蹤影，售貨員閒得翻書。店內除了豬蹄一概全無，在這個穆斯林居民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羅涅日人、奧廖爾人去莫斯科搬運香腸、雞肉、雞蛋。又拜託我買牛舌、買小牛肉，6盧布1千克的話就不要了。想想這價錢，再想想如今工資。您看看農村的國營店、村辦商店，瞧瞧賣的都是些什麼。這就是人民的幸福嗎？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換得的嗎？
您打算做晚餐，心裡想：要麼買兩塊牛里肌、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麼買豬蹄、豬肉、乳豬、雞雜、火雞、牛奶房、兔子。結果您進進出出二十間商店，只見一級牛肉和二級牛肉，且是冰凍的，或者一級、二級羊肉，最可能的情況是：光有牛腰子。這就是您的全部選項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著樂吧，外埠豈有這等好事。
您打算買蘑菇（我國森林盛產蘑菇），心裡想買哪種好呢：卷邊乳菇、絨毛乳菇、醜乳菇、乳牛肝菌、紅菇、雞油菌、白菇、樺蘑、香菇，或者買塊松露，或者買瓶酸醃凱撒菇？您連問一百間商店，要嘛根本沒蘑菇，要嘛只有一種今天剛好進貨的蘑菇。最可能的情況是：隻賣酸醃牛肝菌。
唉，別考慮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賣菊花，雖然您很想要蘭花、玫瑰、報春花、風信子、石竹花、鳶尾花、鬱金香。您不能這樣高要求，您正經歷花卉短缺呢。
咱國家向工人銷售汽車的時候，就跟投機商人沒兩樣。一台‘日古利’（仿‘Fiat 124’）外銷價1000美元左右，國內售價7500盧布；一台‘伏爾加’外銷價2000塊，賣給國內工人15000，就這還買不著呢。缺貨啊，缺貨，親愛的朋友。
而這種專為“貴人”開的店，這些“小白樺”，難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臉嗎？同樣的伏特加，為什麼賣50盧布而不是4.12盧布？為什麼搞得那麼高級那麼純淨？為什麼店裡一切東西都比外頭貴至少五倍？而且，為什麼這種商店有的國內其他商店沒有呢？這也是為了勞動者利益嗎？
全體國民，除了高級領導，都被屈辱的、難以忍受的排長隊困住了。事實上這種情況已持續約六十年。不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損害。一位經濟學家曾告訴我，即使到今天我國消費領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於供給。這不僅是個商業問題，也是政策問題。畢竟求大於供的情況下顧客無從挑選，任何破爛貨、瑕疵品總有人買。但最要緊的是，排長隊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淪為忍氣吞聲、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嚴，忘記自己是個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個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沒錯，廣大勞動群眾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邊的小木屋怎麼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個專門的芬蘭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廳還有壁爐。來吧，隨便什麼工人、農民甚至知識分子都進來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數人。這類人還有特別汽車、特供食品（所謂“黃米”）、公家別墅、特權療養院（第4局）（譯註：指蘇聯衛生部第四總局，為黨的最高層官員服務，今俄聯邦總統事務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門診部和醫院、特級多房間優質住宅、內部影片、免排隊買電影票的入場券、專門保留的火車票，以及一撥就通、免著急上火的服務電話，不用像我們打“09”的時候永遠占線忙音。這算什麼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權利，有去療養院和休養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權利。
— 我本想告訴你：這些休養所一個房間睡四個人，閒極無聊沿著公園小路亂走，喝點酒，鑽進灌木叢尋開心，在所謂“群眾文化工作者”帶領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說另一個問題。著名的工會工作者В. В.波爾托拉諾夫曾對我講，我國每年僅2%的工人和職員能夠踏入療養院、休養所。就是說，一個工人如果老實排號不走後門的話，五十年才有一次療養休假機會，而且別忘了集體農民根本不在這2%範圍內。所以真正享受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會主義競賽最荒謬可笑的情況：警察部門為了減少發案率，對某些違法犯罪行為不登記、不立案、不處理，採取縱容和隱匿的態度。
此外，我跟一些廠子的工人聊過…… 他們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賣力好幾倍的同事。此中緣由很簡單，就是生產指標。比方說本來一個班次製造一百個零件，工資4盧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個零件，並且證明現用的工具機具備這個能力，那麼生產指標將立即翻三倍。從此每個人都必須揮汗如雨製造三百個零件，而工資卻沒增加，更別說翻三倍了。革新者和突擊手無非在第一天能拿到產量翻三倍的額外獎勵，之後他們也得完成增長了的指標。所以這種“定額”制度本質上是保守的，悖謬之處在於其目的不是發展和繁榮，而是隱藏生產潛力。
同樣道理，生產主管也對用新工藝取代舊工藝，或新產品替換舊產品興趣寡淡。既然衝壓制造舊式勺子既能完成計劃又對他有利（拿獎金），何必花時間研發新式勺子、完不成計劃、拿不到獎金呢。何況沒有哪個工人會因為新工藝取代了舊工藝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費時費力去冒險呢？衝壓制造舊式勺子豈非更安全嗎？
庫存過多怎麼辦？已經滯銷好幾個月了。但願能從某個地方獲知我國每年積壓多少產品……
誠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眾的程度遠遠超過革命前。但當年辦教育注重實效，而非在宣傳上大哄大嗡。農藝師、工程師、橋梁和船舶建設者、醫生和教授都是根據需要培養的，不是為了統計報表好看，也不是為了追求持文憑的人數。
那時候教出來一個農藝師，他就是農藝師；教出來一個獸醫，他就做獸醫。現在大量女青年從農藝專業和畜牧專業畢了業，報表交上去，實際分配到集體農莊無所事事，隨便做個什麼職務，每月領區區九十盧布工資。
以前我在《星火》雜誌做記者的時候，某個擁有四萬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術人員的大型冶金廠廠長對我講：如果他自己說了算，寧可每10-15位工程師裡頭只保留1位真才實學的。倘若給這個人開1000甚至2000盧布月薪，而不是現在的150盧布，你讓他做什麼他就能做什麼。但即使從生產效益上考慮，也不會允許廠長這樣處置工程師們。他們已經培訓出來了，已經拿到文憑了，總得有地方就業吧。於是塞給各生產企業，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無權威，東戳一下西戳一下，實際成了企業軀體的寄生蟲。您可能會問他們究竟做些什麼？請看：“社會學家採訪了某大型工具機製造廠領導，發現該廠每月開56次業務問題會、15次特別問題會”。等於說每月開會70多次。而且廠領導肯定少算了，減去週末的話平均每天開三次會。每次開會連集合帶解散至少一小時，多則兩小時，純屬浪費光陰。這是我從1975年10月《鱷魚》雜誌上讀到的。
這種情況遍及我國整個經濟部門，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為我們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