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 美国中情局是如何渗透进文学圈的

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 《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等二十四家杂志之间的秘密关联 曝光之后，评论界一片哗然。但是，并非所有的涉事杂志都因此垮台 —— 部分出版商和作者得以幸存，其余的则一落千丈。前者归咎于青年一代不审慎的态度，或者辩称中情局实际上是 “非暴力且品性高尚”的正义之师。

然而，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告密者：中情局是如何玩弄世界级大作家的》（Finks: How the CIA Tricked the World’s Best Writers）中，作者乔·惠特尼（Joel Whitney）揭开了这个一度严守道德准则的情报机构的秘密：在那些因美国干涉而发生政变及暗杀而局势不稳的国家，一大批作家是如何利用文学作品来扭转美国负面形象的。

中情局发展了多个伪装的中间机构，为正在成长期的青年作家提供资金，意图通过建立一系列 “文学据点” 来实施其文化宣传的策略 —— 从黎巴嫩到乌干达，从印度到拉美。有时，中情局会成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s, CCF），以此来削弱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每一个文学据点制定编辑政策，控制反美言论广泛传播的国家中的文化舆论导向。

《巴黎评论》的创始人之一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是一名中情局特工，他将杂志的采访稿件卖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出版商。《新世界》（Mundo Nuevo）旨在提供左倾视角的文学作品，来赢得拉美读者的信任，从而消除古巴革命期间的极端主义倾向。有时，中情局为编辑提供主题和资金；还有时，他们直接同作者合作。通过这些活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将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武器，以对抗苏联的宣传机构。

尽管中情局参与反共宣传已经不是新闻，但是其影响之广泛 —— 尤其是在广受左翼人士欢迎的作家的事业早期 —— 令人震惊。文学杂志《格尔尼卡》（Guernica）的创始人之一和特约编辑惠特尼花费四年时间查阅资料，列出了一份完整的名单：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欧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都在各种程度上为山姆大叔服务过。中情局不只染指文学界，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也曾经和中情局携手作战。

但是，也别让这毁了《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惠特尼条分缕析地解释了每一位作家是如何为中情局服务的。这样仔细的调查不仅挽救了许多经典作品（避免人们给它们贴上单纯的政治工具的标签），还为今天研究 “后真相”媒体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如今，在 Facebook 算法统治国家话语的时代，即使是最善良的记者，也倾心于那些代表政府立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故事。

“总会有办法将焦点从国内的民权运动上转移开来，” 惠特尼如此评价冷战期间中情局的宣传策略。我们很容易看出现今极其相似的状况：一个国家最严重的困境通常不是在媒体上如病毒般传播的故事主题。《告密者》的作者向我们揭示了政治机器是如何影响媒体的 —— 哪些故事 “应当” 广为人知，而哪些故事 “应当” 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