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记（十四）量化与早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清清的名字出现在互联网上，被描述为“亚裔青年艺术家 XXX，入围 XXX”，见到她的名字以这种方式出现，感觉很奇特。她的名字被一众其他国籍与文化背景的名字所包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

如果要以能力来衡量，她所获得的荣誉远远不及，所以她的名字在互联网上出现，已是如此之晚。有趣的是，负责她的那些编辑并不知道，这个笔名新锐的年轻人，她的画作同时以一个毫不相关的名字出现在另一个奖项的提名中。然后她还有很多和这两个领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创作，以各种奇奇怪怪的署名，出现在相似的场合，她有一万个笔名。没人知道这都来自同一个人。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她在智利的雪山上哆嗦着给我写信，她是一个随时可能会和这个世界断绝联系的人，所有存在的证据都可能在下一秒被销毁。而那时的我，正在互联网公司中加班加点，消耗着我对商业及消费主义的热情，积累着我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洞察，和厌倦。身边所有的人和生活方式在我看来都一个样。而我和她之间的联系，量化下来，价值不会超过我在互联网领一天的工资。但是为了完成和她的对话，为了保持我们之间对话的宁静性质，这为我被裹挟的生活赋予了某种独特性，告诉我，我不会留在置身之地，我不会甘于那样的生活。

我会去找她。我们会再见面。会有一天，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注定无法相遇超过三天，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那样神出鬼没的人，我们只是爬着不同的山，但终将把自己置于一种同样危险、寒冷，和与世隔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触摸那么一丁点，生命真实的质地。

那个领奖台上笑容平淡的年轻人，前一天差点在巨石下丧命。

这周上课的时候，B 教授说她在我周末徒步时碰到我了。

那不是 Cloudy 吗，她想。但她没有叫我因为她不确定。

当然，我们的对话是英文的。我说，why you didn’t say hi to me? If I saw you, I’ll definitely do so.

同一句话如果用中文说，你不会说“say 嗨”，而会说“叫我”，但是如果翻译成英文，你没法把它直译为“call me/ask me”，这完全不对，你必须换个表达方式。所以，当你在说话的时候，如果老是先在脑袋里想出一句中文，再尝试把它译为英文，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诀窍就是，不要翻译，直接用那门语言思考。然后你才能在一个语境下选择合适的词。

我和室友聊天，提到 Abbott 这部美剧，我说挺有意思的，她说没看过。这令我有点儿惊讶，因为这是一部很流行的美剧。她问我是从哪儿知道这部美剧的，我说我的学生在作业里分析了这部剧（他们和我室友年纪相仿）；而且我的教授们也推荐了这部剧。她说，可能对于她们来说太高深了。

我猛然发现我在她们眼中的形象，逐渐成为了一个讲话难懂、兴趣高雅的博士生，和她们的生活是有隔阂的。客观来说似乎的确是这样。但这部电视剧不是，它真的是部肥皂剧，看久了让我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的那种，而一旦让它从我口中说出，以及和“作业”/“教授”联系在一起，似乎这就成了某种乏味的纪录片，一下子让她们感觉索然无味、必定不是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发现我的言行的确在逐渐成为年轻人眼中的老古板，尽管我自己曾经也是那样一个年轻人。而我并没有做点什么去避免得到这样的印象。I don’t care.

这周改本科生的期中考试作业，给我的感觉是引用和论证乱七八糟。偏题。他们写学术作业像是在写日记，一大堆美国的本土俚语，每句话都口语化到无法挽救。我一个英语是second language 的人，还要给这些Native speaker改语法错误，比如大小写问题，语病，乱用符号，引用格式，句子用词重复、不恰当或结构不完整… 有趣的是他们犯的错和中国那些学英语的学生犯的错，差别挺大的。不过批改他们的作业，也让我想到了中学时期写中文作文，虽然是母语，但似乎很多同学也并没有学会把中文写通畅。

他们作业写得如此随心所欲，好像并不关心题目问了哪些问题，比如题目问，你如何看待当今的影视文化，如何把影视文化、发展趋势和你的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学生开始大谈自己的童年经历，大谈情绪和内心，谈自己看过的电视剧，没有学术引用，引用了，格式也错得离谱，也没有任何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我过去见过一些中国学生脱离题目要求大谈特谈毫无关联的个人经历，没想到美国学生也爱这样。他们似乎还没有学会逻辑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句子与句子之间要形成怎样的一种彼此论证、递进和支持，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自己文章的节奏和结构。说实话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专业的写作课，似乎学校并不会费心去教，而我也没上过专业的写作课。但似乎学术水平的提高，的确有助于你掌握基本的写作和分析能力。

周一，我在 office hour 对 E 教授说，我们最近在理论课学习了批判和文化理论，我对这些理论特别感兴趣，想把它们和量化做结合。E 教授是个搞量化的教授，她说她也对那些理论很感兴趣。我说阅读那些理论让我感觉不是一份作业，而是在享受我的阅读生活。我把我的量化作业理论架构讲给她听，这是一个有关激进女权理论的研究，我想知道她看法如何，我在上周推翻了之前的假设，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好的切入口，把已有的数据集和女权理论联结起来。这是一项有关女性领导力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基于自由女权的理念，试图证明，女性相比男性是更好的领导者，因为女性更有同情心、理解力和合作精神，而这些是更重要的领导特质。传统的男权社会认为女性过于优柔寡断，不具备成为领导的能力。可是，自由女权虽然对男权观点提出了反驳，却并没有承认女性在“雄心和攻击性”层面上和男性具有一样的能力，没有承认社会教育对于女性“攻击性”的剥夺，以及对“同情、理解、合作意识”的培养和塑造。在我的研究中 ，我试图揭示，自由女权理念的局限性，以及它如何在这些受访者的女权观点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成功地建立了我的假设，和找到变量之间的关系。

E 教授鼓励了我，她说她觉得很有趣，我使用了女权理论，而不是传统的量化模型，这让我的研究显得特别。

同一件事在 A 教授的课堂上我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反馈。在 A 教授的理论课上，我说我想把批判哲学和量化方法联结起来，他说他觉得很难，因为基于批判理论很难找到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他的理论课，但我不认为是这样。

周二，另一名中国博士生和我谈到了这份量化作业，她说她为了写这份作业很煎熬，我歪头想了想，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对她来说是一份困难的作业呢？她说，因为我们被要求写很长，需要阅读很多文章，很耗时。然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份作业对我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我已经在 phd 学习开始之前就阅读了很多相关的理论，所以在这份女性领导力的研究设计中，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阅读新的论文，而是直接引用了过去阅读的内容，这对我来说很轻松，我几乎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完了。

今天，在 E 教授的课堂上，我们阅读了一篇有关 facebook的很有名的量化研究，研究引发了一些道德争议，因为它没有获得伦理许可就测量了 facebook 的大量用户行为，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别人。比如你阅读了一些积极的帖子，也会发一些积极的帖子；你阅读了一些消极的帖子，也会倾向发一些消极的帖子。

这是一篇特别典型的当代量化学术研究。它引发了我对量化方法局限性的思考，所以我给 E 教授发了一封邮件：

Hey, 亲爱的E教授，

生日快乐！希望您明天度过美好的一天。您是我这个学期最具启发性的教授，您有积极的思考和写作方式。我希望自己在三四十多岁的时候，也能保持这样的思维和写作活力。

我写这封邮件是想与您分享一些关于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Facebook量化研究的思考。我觉得有必要与您分享这些想法，因为在阅读每一篇量化研究时，这些想法总是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在上一次的课堂讨论中，您提到这项研究测量了一个现有的现象，关注的是一种狭窄的关系。您说，如果我们想了解同情心如何影响特定行为，就要设计另一个不同的研究。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这项研究在其语境中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仍然感到有些不满足。

像瓦尔特·本雅明和西奥多·阿多诺这样的批判性思想家，并不仅仅是被这类研究捕捉到的少数社交媒体用户。关键是，越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可能越不使用社交媒体。举例来说，阿多诺本人可能就不会成为这篇论文中所测量行为的参与者，因此他的行为和观点在分析中是缺失的。这篇论文像许多量化研究一样，只研究了可能缺乏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众。作者没有考虑不同的群体或个人，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受到社会权力的塑造— —这是哲学和批判理论中一直强调的重要方面。

因此，这项研究对表面现象的关注忽略了批判理论中所强调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哲学维度。像福柯这样的学者认为，现代科学和量化方法并不是中立的知识生产工具，而往往充当社会控制和规训的机制。这种脱节引发了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的更广泛争论。

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后，我感到核心问题在于，当代的量化研究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往往未能在批判理论等理论框架中展开。例如，以Facebook研究为例，我们现在知道，公众的情绪很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上他人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比起知道这个，或许研究人们如何抵制这些影响，或如何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同质化的公众会更有意义。但量化研究往往局限于指出现象的存在，而无法深入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承认量化方法在科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有助于识别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本雅明和阿多诺还在世，我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同意我的观点。虽然量化方法很有用，但随机测量一些不重要的现象似乎没有意义。或许从批判理论或其他理论框架开始，再应用量化方法，会是更好的选择，而不是仅仅关注数字、回归和模型。

例如，量化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假设可以是：“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越多，批判性思维能力越低。”显然，这种关系是特定语境下的，但这样的研究可能既发人深省，又可以与批判理论相结合。

感谢您抽出时间阅读我的反思。我非常期待听到您对这些想法的看法。我喜欢量化思维方式，但我只是觉得我所读的大部分研究，并不像我期望的那样有意义。

晚安，期待您的回复！

Best regards,

Cloudy

我觉得我在互联网工作的经历有助于我理解量化研究的价值，一件事如何影响另一件事，否则我可能会觉得量化方法毫无意义。可是，现有的大部分量化研究，就像现有的大部分互联网商业实践，在我看来，因为都太专业化，缺乏人文基础，导致他们制造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平庸，无法超越大众来思考。

这也和我对于一些看似善于理性思考的读者的看法有关。如果你无法分析一件事背后的知识与权力，那么就会把一些明明是落后的、明明是保守封建的事情，说得像是经过了什么一本正经的深思熟虑。这可以应用在任何事上，比如你对社交媒体的态度，你如何阅读，你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学术如果不 critical thinking，那就等于强行为现有的权力结构结果赋予深刻意义。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 cooking。

我好讨厌做饭，我做饭，是因为我必须要吃点什么。虽然我其实有足够的钱在外面吃饭，但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在网上下单食材、做饭、然后吃一周的预制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很愚蠢，我是行尸走肉，我没有思考，只是照搬食谱。食谱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我做的饭注定是没有灵魂和思考的。我做不出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买两个好用的珐琅锅和铁锅是我对做饭最大的敬意。

第一次留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能一个人把食物复刻出来很厉害，不管做的什么，都觉得好像还不错，差不多，能吃。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完成那么多厨房事情。

现在，几年过去了，新鲜劲一过，我终于发现了事实。我没有天赋。我做的食物究极难吃。但我吃惯了，就学会了自我忍受。只是我总是意识不到自己在忍受，可能是因为潜意识不想批评自己的烹饪水平。可是我发现一旦我吃了别人做的食物，一旦习惯之后，再回过头吃自己做的，发现自己挺惨的。

今天最后一条思考是有关睡觉。

某天，我在博士生课堂上和其他人分享了我的作息，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被“少数群体”
了。那个来自纽约的编辑，她同时在另一个大学做教授，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其他所有的人都是early birds。芬兰的同学说她只有在早上才有生产力。而我，我说我每天至少得睡 10-12 小时。他们说，哦，这真是一个很长的睡眠。

在另一个一年级和二年级博士生的混合课堂上，我们又提到了各自的作息，我说我不想说，因为我睡得太长了，我上次被少数群体了。二年级的博士生说it’s okay。他们也起的很晚。

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关于morning larks 早起鸟和night owls 夜猫子。我显然属于后者，我只有晚上才有生产力，我在早上总是感到很累。然后我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与机制。

本雅明在《单向街》里写道，人在清晨醒来时，游离于梦境与现实之间。即使人醒来了，身体的外在活动虽然恢复了，但梦境的“幽暗阴影”仍未完全消退。清晨醒来的人仿佛仍被梦境的魔力掌控，而这种“洗漱”的动作则只是唤醒了身体的表面，梦境的阴影依然紧紧贴附在人的孤寂中。

梦境是一种介于活着和死亡之间的状态，早上起床时，身体虽然苏醒了，精神却还想要留在梦中，想要延续梦中的情绪与感受，不想起床是对离开梦境、步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抗拒。那种从梦境回归到现实的抗拒，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日常生活中机械化、重复性活动的排斥。

早晨，象征着责任或单调的日常。尽管我并不认为如今的生活很单调，但潜意识这样认定了。这是因为，童年时期，总是被逼着早起上学，这形成了一种对早起的抗拒潜意识，象征痛苦。即便是在童年周末，父母也老是敲我卧室的门，试图使我早起，或言语羞辱，建立我对“不早起”的羞耻感。这些经历塑造了我对早起的抗拒，潜意识将清晨时光和痛苦乏味联系在一起。尽管生活早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痛苦和受到支配，但对于清晨的感受却没完全改变。

而夜晚的自由与清晨的强制性之间对比，正好映射了我更喜欢在夜晚创作。因为夜晚是受我支配的，我可以决定停止工作、明天继续，也可以决定做点什么。这种夜晚的“灵光时刻”让我更具创造力，象征着一种更流动和自由的思维状态，超越了被待办事项填满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