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关停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再次锒铛入狱，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她是一个无法言说的传奇。我们无法推测断言，对于一个70岁高龄的老太，是什么思想和意气驱使她将党的机密文件送往国外。但我们能看到的是，在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中国，政治异见者比比皆是，多元且冲突背离的政治思潮仍风起云涌。

本文选自《野心时代》，原文在《纽约客》2011年曾进行刊载。

——北京客.京妞儿

文︱欧逸文 译︱潘勋

春天是北京沙尘暴肆虐的季节。强风由蒙古高原吹下来，一路刮起细沙。沙尘暴侵袭中国首都前，人们用肉眼就能看见它在逼近：天空转为苍白、异世界才有的黄色，接下来沙开始在窗棂底累积，宛如小小的雪坝。2011年我与贝莎娜（Sarabeth Berman）合住（当时她是我未婚妻，后来成为我太太）的胡同房间，冬天过后灰扑扑，了无生气。邻居们则开始在春季首度外出，到首都边缘的花市买花，为房子添些颜色。可最近北京花农收到不寻常的命令：别卖茉莉花。

茉莉是中国人最爱的花之一，配茶绝佳，小小的白色花瓣，让诗人联想到纯洁。但是那一年，警察告诉花贩，无论人家出多少钱，茉莉花都不能卖。若有人来，问说要买茉莉，记下车牌号，然后拨打报警电话。

在中国政治界，茉莉花已沾染上颠覆的气味。几个星期前，即12月17日，一名26岁的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MohammedBouazizi）没有卖水果的许可证，警方抄没他的货品，他抱怨，还被掌嘴。布瓦吉吉是一家11口唯一在赚钱的人，他到省政府求救，但没人接见他。在绝望又被羞辱之下，他自淋油漆稀释剂，引火自焚。

几个星期后，布瓦吉吉的的遭遇引发示威，反抗本·阿里（ZineEl-Abidine Ben Ali）总统的统治。警方介入，手机摄影传到YouTube及脸书，示威扩大，贪腐、失业、政治自由受限等诉苦都包括进来。一个月内，这股运动已把突尼斯总统赶下台，引发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在海外，人们依突尼斯国花，将此称为“茉莉花革命”，但在突尼斯境内，人民称其为“尊严革命”（Dignity Revolution）。不管叫什么名字，这项抗议立即引起中国的注意。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倒台时，艾未未在推特发文说：“今天，我们全是埃及人。”

中国领导人看似漠不关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认为中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极其荒谬，不切实际。”《北京日报》宣称，“人人都知道，稳定是福气，紊乱是灾难。”在一篇报道里，《中国日报》7次提到“稳定”的重要性。但私底下，党的反应大不相同。我的手机响了，中宣部又有指示流出，是发给全国总编辑的，说：“不准拿中东及我国的政体来比较。当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地领袖的名字出现在我国媒体时，中国领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旁边。”

“阿拉伯之春”令中国领导人焦躁的程度，超过近些年的任何事件。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技的力量很容易就被高估，但它显然帮反威权人士很大的忙。党不悦的另一个原因，属哲学层面：中国共产党经常说，发展中国家的男男女女较有兴趣于累积财富，而非追求民主、人权之流的“西方观念”。这种论调，由于阿拉伯男女上街游行，争民主争人权，变得较难有说服力。

有些君主如约旦国王对“阿拉伯之春”的响应，是允诺松绑，希望扭转爆炸局面。但中国领导人则反其道而行，他们从穆巴拉克倒台学到的教训，跟苏联崩溃是一样的：抗议不加节制，会导致公开造反。政治局派出最正统保守派之一的吴邦国，宣扬其“五不搞”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在北京对3000名人大代表说：“我们若是迟疑，国家将沦入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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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海外华文网站出现一则匿名通知，呼吁人民翌日下午两点集合，在中国13个城市集合，“拿一朵茉莉花静静走路”。政府动员数万公安及国安干员待命，以防滋事。军方的《解放军日报》警告说，有场“无硝烟战争”，存心想“西方化，令国家解体”。

到了预定的抗议时刻，北京当局关闭市内大多数手机短信服务。现身的人大多是外国记者。王府井购物区麦当劳前，聚了大约200名中国人，但谁在抗议，谁是公安，而谁又是在打酱油，根本无法分辨。叫我吃惊的是：人群中有一个人，乃是来自上海的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唐杰。他对我说：“我只想过来瞧瞧，本以为会有戏可看。除了记者，我不认为有谁会来。”他笑着说：“我们拍了很多记者，根本没有革命。”

我认识唐杰三年以来，他完成哲学博士学位，而且把他的爱国心转化为职业，他的视频在网上造成轰动，让他与拥有类似想法的人连系起来，比如反CNN网站的创建人饶谨，他的网站专批西方对中国的报道。饶谨正在筹组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唐杰搬来北京加入。他们的公司取名“四月传媒”，纪念他们起而捍卫奥运火炬的那个月。他们中英双译文章，大量生产视频及演讲，盼望如他们形容的“能给出真实而较客观的世界影像”。

计划中的抗议过了几小时之后，唐杰从两位由麦当劳返回的同侪活跃人士听到消息，他们拍到不寻常的一幕：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曾短暂出现在人群当中。大使坚称只是巧合，说他刚吃过午饭，只是出来散步。但在中国爱国人士看来，这是证据，美国想搞“中国茉莉花革命”。视频中有位男子质问洪博培：“你是想看见中国陷入混乱，对吧？”大使说“才没有”，然后匆匆离去，但是唐杰瞧出卖点。他开始工作，增加字幕，把自己的主张覆以不断爆炸的红色泡沫：“当然，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伊拉克！不想变成另一个突尼斯！不想变成另一个埃及！国家若是陷入紊乱，美国及所谓的‘改革派’会喂饱我们13亿人口吗？他妈的这点别搞错了！”

他完成视频时，已经是凌晨3点，贴出视频给大众观看之前，他踌躇一下。当局曾警告，要他的网站别评论中东动乱或抗议。他对我说：“可接下来我琢磨一番，认为真该把它贴出去，任何媒体机构手中有这种素材的，都知道它是新闻。”他按键发出，到了那天结束，已变成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抗议洪博培出现在现场，唐杰忙着接各地记者的电话，最远来自盐湖城，洪博培的故乡。

接下来那星期，我去唐杰北京新办公室找他，办公室在离北京奥运体育馆不远的办公建筑群。他看来精力充沛。他还在北京找住处，所以一直睡在办公室一张红色破沙发上，但新事业让他兴奋不已。办公室跟我见过的许多中国新创公司一样，走IKEA美学风格，墙上贴了许多振奋人心的照片：风中飘扬的旗帜、田里的麦浪。公司的口号写着：“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报道、我们的信仰。”

我们下楼去咖啡馆。吃午饭时，我提到认识韩寒，与唐杰年纪差不多的作家及赛车手。唐杰嗤之以鼻，他说：“他太单纯，有时可说是天真，他指出某些中国的问题，但都是肤浅的观察，他只说好比‘政府很烂’之流的东西。”我说唐杰的网站谈的议题，很多也都一样——贪腐、污染、政治必须改革——但唐的看法不同。“我们跟韩寒之间的差异，在我们试着想有建设性。举例来说，他谈论贪腐及高房价，让大家都愤怒起来。而我们说的则是，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总得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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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茉莉花抗议失败，组织者呼吁下一周再试。一则海外华人网站告示说，“中国人民的人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必须奋力争取的东西。”它呼吁党创设独立的司法系统，打击贫富不均及贪腐，如果做不到，就“退出历史舞台”。在他们选择的口号里，组织者结合了实际（我们要工作，要住房！）与抽象（我们要公平，要正义！）。

正如海外中国学生在几年前民族主义大澎湃时就扮演重要角色一样，目前那群人的另一面正在发声。首尔、巴黎、波士顿等地的学生，以他们称为“茉莉花运动”的名义写作，设立博客、脸书专页、谷歌群组及推特账号。他们呼吁“下岗劳工、被迫拆迁受害人参与示威，喊口号，追求自由、民主及政治改革，终结‘一党统治’。”

然而广泛来说，这种激进思想超越网络的迹象，实寥寥无几。下一次抗议预定时间来临之际，当局不敢赌运气，派出百名便衣及制服公安，还有身着护甲的快速反应部队，配备自动步枪及警犬。警方事先去电外国记者，警告他们远离现场，但还是有几十人现身，公安于是强势驱离。彭博电视台的记者恩格尔（Stephen Engel）被按倒在地，一脚被拖住，挨打挨踢；一名摄影记者遭公安袭击，脸上挨了拳打脚踢。后来，记者们要求外交部调查此事件，发言人用寻常的外交保证打发，而且干脆地说，若是记者打算“制造中国的麻烦”，那么“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抗议结束了，组织者最后一搏，呼吁人们在指定时间到麦当劳去，只点三号套餐。

过没多久，政府展开报复。放话支持抗议的人开始消失，至少一段时间如此。有人应答门铃之后，人就不见了；也有人走在人行道上，就被扯进候在一旁的车里。2011年4月3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去香港，结果被人推挤出排队线，弄进一间办公室。在北京城另一头他的办公室里，有位助理往蓝绿色大门外探头，看到一群警察。公安们还来到艾未未非婚生的儿子家，他跟母亲住在离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别处，一位名叫文涛的记者经常记述艾未未的活动，他被扭进一辆黑色轿车。另有3名艾的合伙人在类似场景中被羁押起来。

在工作室，公安带走几十台计算机及硬盘；拘留8位艾未未的助理，而且把艾妻路青留在工作室里盘问。黑夜降临北京时，公安释放工作室助理，但有关艾未未及其他人仍无只字片语。随着他们被捕的新闻开始传开，网管把敏感词单更新，加入： 艾未未/未未/艾未/艾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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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更隐晦的参照词逃脱网管，散播迅速，包括一段模仿德国神学家尼莫拉（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oller）的文章：

“当一个胖子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很瘦。’有个留胡子的人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留胡子。’再来一个卖葵花籽的人没了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卖葵花籽。’等到他们追捕瘦子、没留胡子、不卖葵花籽的人，那时候已经没人留下来，能替你说话了。”

到了4月中旬，人权团体把这次称为20年前[添安门]广场以来，规模最大的镇压表达自由。200人遭到审讯，或被软禁，据估另有35人遭到羁押。名单不光只有老派的异议人士，社交媒体名流与记者也在其内。有人获释以后，描述五花八门的遭遇。一位名叫金光鸿的律师说，他被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挨打，被注射他无法辨认的针剂。有人说，公安刺激他们，叫他们回想[高至盛]——那位写下自己被虐待经历的律师的下场。人权律师李天天的遭遇则是：审讯人员要她对着一屋子警卫讲述自己的性爱史。同样，李天天也被威胁，不准说出自己的遭遇。但最后她在网络上发表一篇供述，写道：“我内心是如此羞惭，仿佛我挨打还得微笑，说自己不痛。选择权被剥夺。无助。”

镇压强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中国领袖“试图阻挡历史，注定徒劳无功”。《人民日报》援引“皮尤研究中心”对20国人民所做的民调指出，中国人民表示满意程度最高，达87%。文笔口水战之中，有则例行预算报告很容易被忽略，它揭露一个惊人的里程碑：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花在国内维稳的经费，要多于对外的国防开销；花在监视自己人民的钱，比起保护自己抵御外来威胁的还多。但《人民日报》说，这些抗议行动会失败，原因在于“原本落伍衰败的国家，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对此致上高度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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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天，艾未未的行踪依然下落不明。最后，艾母与他的姐姐突发奇想，她们沿着四周满是出租告示还有寻狗海报的该区贴了张手写传单，上边写着“寻人启事”：

“艾未未，男性，53岁。2011年4月3日早晨约8点3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于登上前往香港班机之前，他被两名男子带走。50多个小时过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当天下午稍晚，外交部宣布，艾未未因为“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另强调与“人权或言论自由无关”。党的八卦小报《环球时报》谴责艾未未是“中国社会的顽劣分子”，必须为他的顽抗“付出代价”。“中国整体上正在进步，没人有权力叫国家调整，只为迎合他个人的爱或不爱。”

从机场开始，艾未未便被左右两个公安架着臂膀，押上白色面包车的后座，被黑色头套罩着。面包车停下来，艾被带进室内，按坐在椅子上。被扯掉头套后，有个肌肉魁梧、剪短发的人站在他前面。艾未未以为会挨打，但没有，警卫清光他的口袋，抽走腰带，再用手铐把他右手扣在椅背上。他坐在椅子上等了8个小时，接下来，两个询问员抵达，一个打开笔记本电脑，另一个点了香烟。抽烟那人是个中年男子，穿直条纹运动外套，肘部有护垫，艾未未只知道他叫李先生。接下来两个钟头，李先生问艾海外有哪些联络人、收入来源、还有他艺术作品里包含的政治信息。他审核艾一整年博客贴文及推特发文，逐字逐行。李询问艾，是否知道谁是呼吁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幕后黑手。艾要求见律师，李则告知，“法律帮不了你的忙，听命令就好，你会比较好过。”

尽管十分焦虑，艾未未却也深深着迷——在试着从那么多角度来描写共产党之后，现在他与党面对面了。询问他的人似乎想奋力了解他生活的世界，李先生问他，怎么安排画裸体肖像的细节。他们问他收入来源时，艾说，一件雕塑可卖到8万美元，讯问他的人一开始还不敢置信。

李先生告诉他，这次逮捕是经过完整策划的。“这个决定蛮困难的，要不要抓你。但最后决定必须抓。”他继续说：“你让中国政府很尴尬，如此违反国家利益。”他继续对艾未未说：“你变成外国‘和平革命’战略的棋子。”李先生说，最后，政府必须“粉碎你”。他对艾说，很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起诉，跟指控[刘小玻]的方式是一样的。

接下来几天，一直有人陪着艾未未。艾被转送到军方建筑，留置在一间窄而无窗的房间，墙壁装了防撞垫，好比精神病院。两名穿橄榄绿制服的警卫始终守在他身旁3英尺的距离，有时候，他们甚至坐在离他脸庞只差4英寸的地方——不论上厕所或淋浴，都陪着他。他在囚室踱步，他们跟他一起走；他们命令他睡觉时，得让他们看见他的双手。一切已经到了艾想摸自己的脸，必须请求准许的地步。艾未未不时对他身旁的这些人感到好奇：他们真的自视为中国追求财富时的捍卫者吗？他们自认为是在遏阻自私、破坏式个人行为，比如艾未未吗？他们看待自己时，是否无法直视而眼光暗淡，好比身体的肌肉，因为怕死，所以会鼓胀起来？

盘诘进行下去，但艾未未没遭受肢体虐待。恐惧消失，继以疲倦。他的体重下降，他得吃药治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头部旧伤。有位医生不时为他检查——有时每三小时一次。他开始失去时间感，忘了自己何以身处此地。他觉得，仿佛自己一人蹒跚而行，他形容为，“在沙尘暴里”。

6个星期之后，艾未未突然获得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人家命令他去冲个澡，准备见他妻子。谣言疯传，说艾遭到刑讯，政府饱受压力，必须驳斥。这些排场叫艾发怒，他说：“我不想见她，因为你们跟我讲，我没机会见到律师，那么，过去一个半月我遭遇什么，又该怎么跟她说？”但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人家跟他讲，他能这么说：他会受调查，是因为“经济犯罪”，此外，他健康无虞，其他的就不能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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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捕，却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是他的艺术成绩未曾得到的。一夕之间，他变成世界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支持者在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外示威，他的肖像——胡子、眼皮下垂的双眼及肉肉的脸颊——被投射到建筑物正面、丝质荧幕及欧美贩卖的T恤上。英国雕塑家卡普尔（Anish Kapoor）呼吁全世界展开抗议，另把他最新作品向艾未未致敬，取名为“利维坦”（Leviathan，巨大海兽）——一件庞大、紫色的装置艺术，在巴黎的大皇宫美术馆（the Grand Palais）内充气起来。印度籍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援引艺术与暴政之间的伟大战役——奥古斯都与欧威德、斯大林与曼德尔施塔姆——而写道：“今天中国政府已变成世上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艾未未。”

中国境内，大家反应较为复杂。艾未未消失几天后，一位在北京扎根、发掘中国艺术的美国经纪人在晚餐时，责备我撰写这次逮捕的新闻。她说，“现在该退让了。”她援引中国法律条文，即允许警方拘留嫌犯30天而不提出指控，而她预测艾未未将依法获释。她说：“别再令中国尴尬了，让这30天程序跑完吧。”请吃晚餐的女主人，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她对中国法院可没那个信心，女主人对她说：“我替中国辩护已有20年，但这次怎么也说不过去。你真是他妈的错了。”晚餐草草而散。

事实上，令我挣扎的问题是：该替艾未未写多少新闻——或者，依次而论，又该替盲眼律师陈光诚、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写多少。他们受到的煎熬，对我们诉说的中国真相有多少？假如一般西方消费者读到（或看到、听到）的中国报道每星期不超过一则，那么那则新闻该谈的，是拥有戏剧性生活的人，还是拥有普通生活的平常人？从中国写报道，最困难的部分，倒不在指点威权官僚，或者警察局偶发事件，而是比例的问题：这出戏有多少光明，多少黑暗？有多大程度跟机遇有关，而与镇压相关的部分，又有大多？局外人由远处看，很难判断，但我发现，就是凑近端详也没容易多少，原因取决于你究竟注意什么，结果将有所不同。

西方记者报道的刻板观点，在于我们太关心异议人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同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求、因为他们能说英语、懂得如何发表言论。的确，个人扛起大旗对抗政府这种活戏，本质上显然很吸引人，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何以过去30年，中国最著名的形象不在其经济崛起，而是一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前以肉身阻挡坦克。无论何时，当我写到人权遭欺凌，可预期的是，最批评我的反应，是来自中国其他流亡海外人士。原因我了解：外国人没有刺探的理由，可以长年住在中国，而不曾访问过任何曾被刑求、没审判就被关的人；而且，对他们来说，我关注的东西不合时宜。在纽约或巴黎很出名的异议人士，中国寻常百姓根本不认识，这一点意味着讨论民主及人权，其实与一般民众日常关心的，有所抵触。

但那些论调对我逐渐失去影响力。一个想法的流行程度，总以很奇怪的方式吸引我，原因是中国会删检想法。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后来发现，艾未未被捕的新闻，是当年查禁最凶的项目之一，因此若说“中国人民不在乎他被捕”，这种说法有失公信力。《环球时报》主张，艾未未的世界观“在中国社会并非主流看法”。从某方面来看，报纸说得没错，艾未未的生活方式显然绝非主流，但是谈到他的思想，跟过去相比，就不那么清晰了：地震倒塌的学校，吸引一般人民的注意，不光只是城市精英；而且，想让某些中国最弱势的人之死亡，变得有尊严，艾未未在落实许多其他人支持的想法。虽然那只是少数人，但若是无视这一人群有热情的人的影响力，在我看来那就是误解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当中，少数人经常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量。

能理解艾未未何以被捕，或者高智晟为何被欺虐、刘晓波为什么坐牢，这对理解中国至关重要。它能接受一个人物如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它能测量中国往现代、开放社会之路走了多远，或者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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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羁押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艾未未的被捕令中国艺术界产生分裂：很多人被他的被捕吓到了，原因在于本案显示，不管谁再出名、关系再好，都无法豁免。但也有其他人憎恨艾对知识分子同侪的批评，认为他既虚荣又搞独立。在北京，人们对国际强烈抗议翻翻白眼，私底下窃窃私语，说“艾未未与[刘小玻]当真以救世主自居了”，口耳相传，成为流行话题。

即使对那些感到惊骇的人，艾未未被捕也有扩清作用；他让他们标示出自己以为能成就的极限。我去看作家韩寒时，他对我说：“艾未未的消失，我们爱莫能助。”我们算在一个很奇特的场合谈政治：一个上海市郊的赛车场。身材高挑的模特儿穿着单薄、用塑料布做的衣饰走来走去；迷你裙图案是大众汽车（Volkswagen），露肚短上衣是起亚汽车（Kia）。韩寒穿着泛银光的赛车服，胸腹部位替大众汽车打广告，袖口边缘是红牛广告（Red Bull），肩上则是Homark铝合金轮框商标。我们在车队帐篷里，空气弥漫着汽油、橡胶的味道，赛车过弯的声音好比生气的蜜蜂嗡嗡声。赛车手大摇大摆进进出出，掀开帐篷帘的手势，好比老电影里的中东苏丹。

近几年，韩寒与艾未未维持着彼此同情但颇有距离的关系。艾未未赞美韩寒的作品，韩寒则在他的杂志里，刊登艾未未头部受伤后，颅部的辐射扫描图。但此时，韩寒措辞谨慎，他说：“假如政府认为艾未未大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若是他们想逮捕他，是有这个权力。假使人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没关系。他们给的理由是‘经济犯罪’，你得向我们出示证据才行。”但韩寒不打算在博客提这件事。他对我说，那么做“没有用”，“网管系统可以自动封锁那个名字。”

我们聊天之际，我突然想到，中国个别人等之间，乍看之下似乎在分享想法，但有分际，很容易被忽略。几天前，住伦敦的作家马建才在一篇中国境外付梓的专栏里揣测，随着艾未未被捕，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韩寒及另三位著名批评人士。马写道：“中共政权非到剩下来的只有其‘御用’艺术家的声音，是不会住手的。”但是，把韩寒与艾未未归为一类，说他俩是追寻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则让深层的差异变得模糊。韩寒对我说：“艾未未的批评较直接，而他更坚持在单一议题。对我来说，我批评一件事，惹毛了他们，而若是他们要我停笔别再谈那件事，那我就该而批评别的。毕竟我们可以谈的事有上百种。”

要替任何人能在创意生活界走多远来算命，这不啻是在深夜退潮的沙滩上划线，全然不切实际；政治地貌不时变动，前一分钟还牢固的土地，下一分钟可能就塌陷。韩寒与政府维持紧张关系，只是时而有缓和空间，而且，他决心留在自己目光所及，安全界限那一边，没几个人会对此产生妄想。他的民权活动从没更进一步，由网络走向街头，而且他反对多党选举的呼吁。他对我说：“党总之会赢的，他们有的是钱，可以买票。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应当是让文化更有生气，媒体更为开放。”外人经常误以为韩寒要求开放，跟赤裸裸要求民主是同一回事，但二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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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即羁押的第81天，艾未未获告知，他将入狱10年——或者，若他同意接受“逃税”的指控，当天下午就可获释。艾未未要求见律师，但遭拒绝。一个盘问他的人对他说：“你若是不签，我们无法放你走，原因是工作无法完成。”那个瞬间让他醒悟。他了解到：“你其实不是在跟整个体制对抗，只是在跟两个人打交道——职阶很低的人；他们不认为你是犯人，但他们所执行的任务若无法完成，他们也会很泄气。”

要释放他，最重要的条件是他一年内不得跟外国人交谈，或者上网写作。他签了那份声明。接下来他被载去警察局，他太太在那儿等他。他很惊讶，他怎么会被放？是外交压力吗？温总理正准备访问英国、德国，两国人民等着为逮捕艾未未而抗议，但官方唯一的解释出现在国营新闻网，报道中说，艾未未的公司“逃漏巨额税款，同时蓄意销毁会计文件”，而艾未未能够交保获释，则是因为他“认罪时态度良好，另有慢性疾病的缘故”。

他返抵工作室之际，一大堆电视摄影镜头在蒸热的夏夜里守候。他皮包骨的双臂由破旧的蓝色T恤露出来，另提着腰带以免裤子掉下来。他瘦了20磅，而警方依旧没把腰带还他。记者们靠近，他让大家见谅，因为不准对外谈论。气氛很怪异，搞不清楚这算胜利还是失败。好比胡舒立之离开《财经》，艾未未的获释推使他进入一种代价昂贵的自由。自从党致力于“和谐社会”——一种国家各种差异的愿景——这些年来，我目睹随着中国国内的声浪要求更高，党起而应对这项挑战。对真相的追求，始于各领域的代表性机构，如胡舒立的杂志，这些年来已扩大到个人，比如艾未未及陈光诚，他们不代表任何建制，政府要想控制也很困难。接下来追求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街头舆论，而拜科技之赐，它已强化。

既有这么多声浪同时喧哗，党的“主旋律”愿景——也就是意识形态有共识，则在分裂崩解之中。中国人民彼此相寻的，不光是信息，还有信任。“微博”出现一年之后，有份研究发现：70%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把它当成新闻讯息的主要来源；而在美国，其使用比例只有9%。

当然，党的终极权威具体可睹：有能力把批评它的人关起来。看着变谦卑的艾未未悄悄走进青绿色大门，进入他家——等候政府的下一步动作，我很好奇：党目前是否已重拾对中国表述的权威。单靠蛮力，党似乎又设下表述的条件。但不到一个月，我就了解自己大错特错。

（来源：本文节选自欧逸文著作《野心时代》）

张铁志 | 中国的野心时代——专访作者欧逸文

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不断地在发现这个新大陆。也难怪，这确实是一个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迷幻与迷惑的国度。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中国采访多年，在2014出版了这本《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获得2014年美国年度国家图书奖，并于本月在台湾出版中文版──他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他不愿意出版删节的简体版，因为那只会让读者看见片面的中国。

书名说明了本书主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野心时代”（这是中性的字眼），而这个时代有三种主角：追求财富的各种企业家、追求真相的记者或异议者，还有追求信仰的信徒。而故事从1979年一个陆军少尉游离金门开始…..

我用电邮与他做了采访。

张：这本书描述了当代中国人对三大主题的追求：财富、真理和信仰。这三种追求有什么共通性？

欧：这三个主题来自相同的一个源泉，亦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的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们不断在追求那些过去他们不敢追求的东西的地方。当然，眼下的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最终都受到了阻碍，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的确定义了这个时代。

张：为什么将这个时代取做“野心时代”当？在你眼中“野心”与习近平所提的“中国梦”有什么联系？

欧：2011年出版商同意我有关《野心时代》的提案时，“中国梦”还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这个观点，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在回应当下人们生活中急切的渴望。我在中国认识的很多人中，当下都有这样那样的梦想，不论是变得有钱，或是建立他们作为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声誉，或是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的"中国梦"是试图将这些渴望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之梦中。

张：为什么用林毅夫的故事做开场？

欧：我选林毅夫的故事做开场有两个原因：按照年代顺序来说，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开端，而改革开放时期也正是我故事的大背景，所以从他开始让整本书可以由一个逻辑顺序去展开。同时他叛逃台湾军方去大陆寻求未来的故事，乃是本书中心观点的戏剧性与简明的表达：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的野心。

张：谈到未来，你提到了中国的统治者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并且指出选择不改革将可能有更大风险。至少那是历史和理论告诉我们的。但几年前，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去描述中国的制度，你会不会同意这个观点？

欧：共产党比之前很多学者所想的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适应性，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习近平政府证明他们发现了无法再忽略腐败将带来的代价，因为那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存亡。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共产党需要不断迅速地去回应挑战。

张：有人说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越来越强大，你同意吗？

欧：最近这代年轻的中国人是在一个相对平稳和繁荣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国家中所实现的这些事情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觉得有时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其实是表达自己生活中其他层面的挫败──包括机会、房子以及法律的公平对待。因为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很难去抗议，人们有时就会用民族主义的词汇与符号去表达。

张：有人也提到，即使是年轻的一代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讯息信息，但他们却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怀有更强的爱国主义，也更对政治体制抱有更多的信任？而你认为，他们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是更多还是更少兴趣？

欧：即使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他们对于我来说似乎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感兴趣。我在中国常常是受欢迎的，即使对那些感到骄傲或很爱国的人中。在任何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威胁，都有可能人们对外来者怀有敌意，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我也希望将来不会变成如此。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写韩寒

"The Han Dynasty" clipping, featuring Han Han/韩寒, from the July 4, 2011 issue of The New Yorker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原文：《纽约客》杂志 （2011年7月4日），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翻译/校对：网络译者志愿团队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

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 （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那篇博文象他很多其他文章一样，被网管删除了，但是很多粉丝抢得先机，广为转载。）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去年十月，中国作家刘晓波在监狱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跟网管和读者兜起了圈子，在博客上只发了一对引号，中间一个空格。这篇"博文"吸引了一百五十万点击量和两万八千多条留言。

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今年年初以来，动荡横扫北非与中东，中共对言论自由发动了多年来最为猛烈的镇压。四月三日，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艺术家艾未未因莫须有的"经济犯罪"罪名被关押以后，作家马建在海外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猜测说，韩寒和其他三位批评家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目标。他写道："……这仅仅是开始，下一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像艾晓明、戴晴、崔卫平、韩寒等都会受到威胁，直到中国仅剩下那些官方卸用文人如王安忆、陈凯歌、张郎郎之类的为止。"

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韩寒写作的日子里， 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 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 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 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

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最近几年，韩寒对当局的鞭挞让父母在政府里的就职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韩寒提出可以自己出钱来养他们，于是他父母提前办了退休。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

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 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 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他说："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的享受生活，这让我想要生活的更加充实，让我想要作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就不能坐等。"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也嘲讽了共产党试图在网络上到处张贴五毛言论给自己造势的行为。（"因为你不会看见一堆人围着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尽管韩寒批评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但他能被世人所看见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反映出在过去的10年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已经扩大到了何种范围。每当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一部小说被禁止出版同时，总会有另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新人或新作，从曾经是文化荒漠的三级，甚至四级城市里涌现出来。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博客数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尽管他们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但他们积蓄起来的能量仍不可忽视。在2009年，当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需要安装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时，中国的电脑用户反击了。他们争辩说绿坝的黄色内容过滤功能非常差，以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如果暴露过多皮肤都会被过滤掉。另外电脑厂商也表示不满。最后政府只好做出让步，被韩寒称为"家中警察"的"绿坝"迅即全面退出市场。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当愤青们【译者注:持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们】游行抗议日本时，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次又一次的使用平民化的文字鞭笞政府鼓吹的说教，以民粹主义立场去戳破中国官方所弘扬的那些陈词滥调，忠告劳动人民不要去盲目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廉价的劳动只不过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一位47岁的妇女以自焚来阻止拆迁队清拆自己的房屋，韩寒就此写道 "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它不像封杀一位非著名学者的宣言那样简单，和谐韩寒的博客会让很多平时不会翻墙的普通网民冒险去墙外探个究竟。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你特别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代追随者们都学会了"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即是真相。"在2010年2月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落笔的时候呢，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由北京学者组成的法制改革公益机构——公盟在2008年授予了韩寒首届"公民责任奖"。参加评选的公盟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视他为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一环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宣传活动，包括一份使不懂英语的读者也能够在《时代》周刊网站投票的图解指南。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的新闻头条还质问道："《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却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最初，他选择了《文艺复兴》作为刊名，但是当局对此皱起了眉头——"‘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感到担忧。"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确实有点虚张声势。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几个月后，最初的样刊及封面草图——一张裸体男子手握机枪端放在腹部的图片——被新闻界曝光了。韩寒回忆说，一位审核杂志的人担心这个挡住自己中间部位的男子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暗喻了"党中央"。而针对另一个专栏，审核人员劝他删除提到"吃羊肉"的部分，因为它可能被误认为是在暗示维吾尔族在新疆的骚乱事件。据韩寒估计，总的算来杂志的原始内容大约有50％为了通过审查而被抹掉了。但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他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中，有一篇用整版刊登了艾未未在被警察打伤之后去医院检查脑外伤时拍下的脑部CT片。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 3天后，根据一家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 —— "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报道，中宣传部责令北京新闻媒体封杀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报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命令他们停下，但对方不愿意告知自己的身份，这着实激怒了他。"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并宣布了《独唱团》的终结。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员工。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 "有人开始感到不安了。也许他们在想。好嘛，你一开始不过是个作家，在我们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他又补充说："哪怕当初这是本钓鱼杂志，也还是会出同样的问题。"

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最难过的是，杂志的被停刊反映出了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不能总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那次我们交谈时，中东乱局正愈演愈烈，中国当局则迅速采取行动，封杀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并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部分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韩寒在他的博客里回避了这个话题。不过，据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3月12日还是给当地媒体下发了指示精神，其中规定了禁止报导除赛车以外的任何有关韩寒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命令当然会给人留下很大的解读空间——各种传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开来——但却可以作为解读官方想法的线索。

最终，韩寒还是忍不住评论了国外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在上个月，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对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像往常一样，他们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说法。韩寒写道，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知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在他被捕前几个月更是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 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 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推动民主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这是被国保接触或提审的委婉说法。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共产党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

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韩寒关于"多走几步"的言论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一位韩寒身边的人说，他接到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问到："他那句话（"多走几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要上街么？请告诉韩 寒，如果他在室内抗议我们不管，但不能走上街头。"

韩寒说，百度只是小菜一碟，然后举了一个更严肃的例子。"对于艾未未的失踪，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说。艾未未在此前的一个周末被逮捕，这是自中国政府最近一波镇压开始以来最引人瞩目的逮捕行动。中国政府尚未透露艾未未具体的关押地点以及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上周艾未未已经回到家中）。韩寒措辞谨慎，"如果政府认为艾未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该直说他们有权逮捕艾未未。如果大家能知道个前因后果，那就没有问题。 他们声称艾未未被捕的原因是‘经济犯罪’。艾未未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如果你们想说艾未未犯有经济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

一篇广为流传的以韩寒的名义写的文章中问道 "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但这篇文章是冒名之作，韩寒并未撰写此文。此文的传播速度雄辩地证明了他人期望值的力量。（韩寒对我说，用中文写艾未未被捕一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的互连网已经自动屏蔽了"艾未未"这个名 字。）此外，将韩寒和艾未未进行比较将会模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重要差别，他们各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和战术。韩寒说："艾未未的批评更直接，他更专注在某一特定问题上。而我，如果我批评的某件事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他们就会叫我闭嘴。那我就转而批评别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东西可供谈论。"

在艾未未被捕后的日子里，北京的艺术圈在私下谈论中常常认为艾未未和刘晓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韩寒认为通过流行程度来评判他们俩人是幼稚的："这与‘影响’无关，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产生‘影响’。"

比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使当局得到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纽约客》中国的第一女儿在美国找到了什么？

2014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哈佛毕业班中的一人拿到了毕业文凭，她准备像自己来到校园时一样低调地离开此地。习明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的独生女，她走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和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曾经就读的亚当斯舍院 (Adams House) 的讲台。峰村健司 (Kenji Minemura) 是《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的记者，他参加了这场毕业典礼并写下了习明泽在美国的经历。他称习明泽曾修读过心理学和英语，并以化名住校，仅有为数不多的教职员工和「不到10人」的密友知道她的身份。

习明泽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这与其他在上大学的国家首脑们的子女很像（法律诉讼除外）。然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子女在国外受到了关注。在此之前，前政治局成员薄熙来因腐败入狱，其妻子谷开来因谋杀罪入狱，他们的儿子薄瓜瓜邀请过成龙来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同台献唱；他本科在哈佛大学（The Harvard University）时还曾驾驶过一辆保时捷。另一方面，据峰村健司称，习明泽在剑桥过着「节俭的生活。」他最近告诉我，「她总是在学习。」

21岁的习明泽如今已经返回中国；尽管她很少抛头露面，最近她却和父母去了延安——她的父亲在文革期间曾被发配到该地，那时他才十几岁。我在上周的杂志中介绍了习近平，并提到了他经常叙说自己在延安的那段岁月，她的女儿在他那个年纪时却待在了哈佛大学，但正是那段岁月造就了他的成年：「我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基本思想及品质是在延安形成的。」

尽管习近平游历过很多地方，但他从未在国外生活过；不像他的前任江泽民（他曾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过）和邓小平（他曾在法国生活过5年，并在苏联学习过），习近平决定不在国外生活。他的第一任妻子想在英国定居，习近平不同意，于是他们离婚。随着他的职位一路高升，习近平频繁与西方人打交道，但其政府最近巩固了抵御西方思潮的界限。他麾下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称，「我们决不允许教材传播西方价值观。」我们中的很多人关注中国的人会想：关于她在美国的生活，习明泽会向他父亲说些什么呢？如何在并不限制讨论中国的痛苦时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校园中生活，进而影响她的世界观呢？

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在美国学习所带来的效果很少像陈词滥调所称的那样简单——这些论调称回国的人带着截然相反的思想。通过对外国学生的分析发现，中国公民比其他人更可能留在美国。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研究显示，相比41%的韩国毕业生，92％的中国毕业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研究员们大体将其归因于家庭压力及工作机会的悬殊差异。同样，回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据尤因马里恩· 考夫曼基金会 (The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于2009年的一次调查发现，有17%的中国被访者认为很难在美国定居，但有34%的人称回国很难，因涉及文化冲击、污染及其它因素。

通过更为全面的查看留学是如何塑造中国海归的思维方式，韩东临和崔大伟 (David Zweig) 发现，对比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的中产阶级，那些曾经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本例中的人们曾在加拿大和日本生活过——被认为对「合作国际主义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更加坚定，也不太赞同坚定自信的民族主义。但作者们提到了引人注目的一点：「海归中有非常显著的一部分人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他们不论政策对错都给予支持。这也许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更可能回国），但这也强调了漂泊异乡的扩大效应。任何一个曾经在外国生活过的人也许都知道、或能回忆起坚持民族特征的那种诱惑——一方面是与移民国对比所产生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憎恶外国人的批评。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李成提到，与「民主渗透」——这一概念称仅仅生活在美国就会使外国人更为偏爱民主自由思想——的神话相反，中国很多最为强硬的民族主义书籍是由海归所著。

如果习明泽将来选择公开生活， 我们也许发现她给晚餐谈话带来了什么谈资。同时，国外其他的中国公民通过渗透把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变得复杂了。今年早些时候，《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上刊登了一篇吸引人的文章「爱国主义在国外 (Patriotism Abroad)」，文章汇集了一些匿名的中国教职工和留学生的观点。一名教授自然科学的妇女称，「在中国，人们经常抱怨。但在美国，我想看到中国的积极一面。你懂得，这与自豪有关；我想以成为中国人而引以为荣。

原文链接：The New Yorker | What Did China’s First Daughter Find in America?作者：欧逸文 (Evan Osnos)

日期：2015年4月6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