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解放軍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關聯與角色

本文以「解放軍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為題，從「歷史」、「社會」、「軍文關係」、「鎮壓過程」、「外交」、「軍民關係」等多個角度，整理解放軍與六四天安門事件在不同時期的關聯與角色。

以下段落將首先提到「六四前的歷史脈絡」，從六四之前，解放軍與中國社會的關聯，探討整體歷史脈絡，包括各種社會問題與領導人的改革及影響。接下來是「天安門事件過程」，整理在鎮壓前的高層決策、軍文關係背景、執行過程的衝突，以及軍方將領間的不同立場。再來是「天安門事件後的檢討與影響」，從對外關係、軍隊訓練、軍民關係等角度，檢視天安門事件後解放軍角色的變化。最後是「結論與個人評析」，本文作者以上述文獻為基礎結合現今局勢，提出綜合評論。

【六四前的歷史脈絡】

一、文革釀派系分裂

文化大革命對解放軍來說是場巨大的災難。它使軍隊陷入激烈的派系鬥爭，並使各級指揮系統的軍事領導層發生嚴重分裂。它使解放軍的指揮官將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事務而非軍事上，它轉移了部隊的日常任務，並嚴重破壞了紀律。簡言之，文化大革命將解放軍從專業軍隊轉變為政治力量。[1]

解放軍在文革中扮演政治掮客的角色。到1966年底，紅衛兵製造的混亂摧毀了大部分現有的黨和國家機構。在這權力真空之下，只有擁有紀律嚴明的指揮系統的解放軍，能夠防止全面無政府狀態。1967年初，大部分省份處於軍事控制之下，由解放軍進行實質統治。

由於大部分黨與政府機構被摧毀，解放軍幾乎在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行使巨大的權力。到1971年年中，軍隊權力迅速崛起，尤其是地區指揮官的權力，開始威脅到北京當局。

而四人幫倒台的「政變」本身，正體現了軍隊影響政治事務的能力。解放軍雖然有能力自行發動政變，但卻沒有選擇這樣做。相反的，軍隊扮演的是「造王者」的角色，但不是為自己加冕。從軍隊的行為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軍隊和黨的灌輸，仍然指導著軍隊領導人的行動。[2]

二、鄧小平的改革

文革期間和之後的軍事力量迅速擴張，破壞了毛澤東認為黨應該指揮槍的機制。鄧小平重新掌權後，他採取了多種策略來減少軍隊的影響，並讓黨重新定義了解放軍的作用。鄧小平的措施包括：

• 恢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除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PAP）。

• 將許多解放軍的非軍事職能下放給文職、民間部門（例如鐵道工程、國防工業）。

• 常規部隊裁減，相當於解放軍總兵力削減25%、大量年長的軍官被命令退休。

• 削減國防預算。

• 為了防止軍隊控制黨，鄧還採取措施減少軍隊在共產黨中的比例，從而限制軍隊進入黨的機構並防止其被反對派勢力利用；軍隊在黨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中的席位減少。[3]

整體來說，鑑於過去十年的事件，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經濟現代化，解放軍經歷了裁員、國家預算份額的下降以及政治影響力的減弱。解放軍在徵兵時遇到困難，因為從軍曾經被視為社會流動的途徑，但當有其他更有利可圖的職業可供選擇時，它就沒有那麼有吸引力了。[4]

三、鄧改革遇到阻力

鄧小平在實行軍隊現代化和轉變解放軍角色的過程，遭到軍隊內部的普遍抵制，其阻力源於解放軍維護權力的慾望和軍隊的意識形態傾向。

鄧的改革政策被一派人認為是對毛澤東的背叛。這些「左派」人士擔心，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意識形態上出現了右傾傾向，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如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也導致近年來犯罪和社會動蕩的激增。他們對於鄧的改革方案也持懷疑態度，並堅信經濟改革是對社會主義的背離。他們也傾向於貶低知識的重要性，對解放軍和黨內提拔知識分子抱有偏見。[5]

四、與軍隊相關的社會問題

（一）、收入低下與就業困難

由於個人對權力和利益的顧慮，導致軍隊根深蒂固的怨恨，讓鄧小平的改革遭到許多因改革而處於不利地位的解放軍人士的強烈反對。在舊制度下，解放軍官兵家屬享受公社有保障的收入和糧食供應，但新的承包責任制無法維持以往的水準。

新政策鼓勵農民致富，讓許多農民家庭年收入是軍人家庭的50到100倍，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引起了來自農村的士兵和軍官的強烈敵意；按照毛澤東思想，軍隊應該是自我犧牲的模範，士兵們的薪水一直很微薄。雖然為了彌補高通貨膨脹率，軍人每月的工資中有額外增加津貼，但幾乎跟不上價格上漲的步伐。甚至許多解放軍軍官發現，他們的妻子在私營部門當普通工人，賺的錢比當兵時多，這種情況傷害了軍官的自尊心，許多人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持消極態度，認為自己是鄧的新經濟政策的受害者。

鄧的大規模復員計劃也引起了不滿，例如年齡太大而不能滿足新的晉升年齡要求的軍官，還有預定退休的人面臨不確定的未來。不僅他們在解放軍的聯繫會被切斷，而且由於他們的教育水平低，就業前景也很渺茫。隨著每年退役軍人的增多，就業安置問題就日益突顯。因此，退伍軍人的工作機會很少，大量失業的退伍軍人不僅構成社會負擔，而且還產生了反鄧分子。[6]

（二）、腐敗加劇社會不滿

由於低國防預算阻礙了軍事專業人員提高軍事能力和國防現代化，面對許多怨恨和不滿，鄧小平和胡耀邦宣布開始為期三年的整頓運動，從統一思想、轉變黨風、加強黨的紀律、淨化黨的組織等方面改進全軍黨支部。

然而，鄧小平整風最大的失敗，就是軍隊中貪污腐敗猖獗。由於國防預算削減、物價飆升，在引入市場經濟後，大多數軍隊利用他們的特權或創業，例如有特殊關係者向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出售武器，也有人從事走私和投機活動。

由於許多士兵都有兼職，導致紀律崩潰，到1989年初，解放軍不僅沒有脫離政治，反而更加深陷派系鬥爭；作風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更加腐敗。這些行為都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7]

【天安門事件過程】

一、軍文關係背景

在軍隊與黨的關係方面，雖然鄧小平堅稱權力已經成功移交給年輕一代的新領導人，但1989年的事件證明了這是可以逆轉的。在1988年底，中國的政治元老們，即那些歷經長征時代的資深共產黨員，表面上不是退休、就是即將退休。新一代的年輕核心領導人走上了前台（或至少他們在權力結構的正式等級制度中佔據了最顯眼的地位），這一代人管理國家的日常事務，但重大決策仍由元老決定。

1949年以前，中國的所有政治領導人也都是軍事單位的將軍或政委。隨著時間的推移，較低層級的文職和軍方領導人之間變得更加容易區分，但在政治權力的最高層級，兩者之間的區別仍然模糊。

因此，儘管這些元老在黨和國家機構中身居要職，但理論上都可以歸為「軍人」。中國的黨軍關係，與其描述為黨對軍隊的「滲透」，不如說是政黨與軍隊的「相互滲透」。[8]

二、天安門事件發生經過與決策過程

學者將六四的危機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描述了抗議運動的興起和中共領導人的反應；第二階段是中共領導層決定實施戒嚴並命令解放軍進行干預，而導致了對峙；第三階段是關於使用致命武力的命令和6月3日至4日的軍事行動。[9]本文以下著重在第三階段的整理：

（一）、誰下的命令

學者Scobell認為，中國領導人決定動用武裝部隊打破北京的僵局，是因為當局無力應對使首都陷入癱瘓的示威者。警方的對話以及威脅恐嚇都未能動搖抗議者的決心，這促使領導人採取極端措施。

對於以致命武力恢復首都正常狀態的重大決定，學者認為鄧小平一定有參與其中，不論是他單獨做出決定，或是和其他元老一起決定；因為沒有其他人能與鄧小平的聲望或權威相提並論，很難想像沒有鄧小平的批准，能夠做出如此關鍵的決定和隨後的命令。如果該命令是由任何下級當局發布的，肯定會受到質疑。[10]

（二）、軍隊與黨高層達成驅散的共識

鄧小平在1989年6月的關鍵日子之前，召集了所有七個軍區的指揮官，以確保所有指揮官都肩負著同樣的責任。[11]

由於部隊來自中國各地，這讓任何一位指揮官的部隊都無法完全控制進程，以防止任何軍官發動政變。由於軍官們開始擔心解放軍的團結和紀律最終會瓦解，因此高級文官和軍方領導人在這一點可能達成共識，也就是認為動亂持續的時間太長了。許多官員，包括支持或同情學生運動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輕領導人，也都可能開始擔心中國會陷入混亂。大多數軍官最終得出結論，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必須恢復秩序。因此，當中國領導層下達驅散示威的命令時，大多數士兵可能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終於有了要服從的決定性命令。[12]

三、執行過程的壓力

（一）、群眾與軍隊零星出現對抗

一旦解放軍的部隊開始鎮壓抗議運動，先前被壓抑的憤怒和沮喪情緒就開始產生。參與行動的軍事單位訓練不足和裝備不當，更讓情況加劇。幾個星期以來，解放軍的軍官和士兵一直承受著壓力。他們不習慣與平民對立，也不習慣不服從命令。

這種情緒首先是困惑，然後是沮喪，最後是羞辱，士兵們無法理解在中國首都發揮作用的更大力量，也無法理解與他們對峙的學生和普通中國公民的興奮和自信。這些人堅定但通常和藹可親的抵抗，使士兵們感到困惑。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困惑變成了沮喪，因為軍隊無法執行最簡單的命令。士兵們還面臨著越來越不友善的人群。部隊看到他們的戰友因人群暴力、異常事故和炎熱天氣而受傷和身體疲憊。早在6月3日至4日之前，解放軍軍民之間就發生了零星的暴力對抗，但這些事件往往使解放軍和公眾的情緒都變得惡化。

此外，還有脫水、中暑等問題，加上經過數週的對峙，解放軍的克制和耐心開始消退。人群雖然總體上舉止得體，但卻會對士兵加以羞辱、訓斥；同樣令人不安的是關於軍隊和警察對人群使用暴力的謠言。人群開始意識到，軍隊不是盟友，而是敵人。[13]

（二）、誤判形勢的群眾遇上缺乏紀律的軍隊

到此階段為止，許多公民都無法相信他們處於生命危險之中，認為軍隊永遠不會向人民開火。過去幾週發生的事件讓示威者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以為政府似乎對群眾無能為力，而軍隊也不會對他們採取行動。當軍隊於6月3日晚間首次開始射擊時，平民無法相信他們使用的是實彈，直到有人開始倒下、流出鮮血。

北京鎮壓行動中的許多部隊都非常年輕，僅18到19歲。有些部隊缺乏紀律，他們的一些行動更像是暴亂的叛亂分子。有部隊在沒有遭遇挑釁的情況下，進行了瘋狂和隨機的襲擊，向試圖救助受傷平民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開火，或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以行人為目標，甚至攻擊外交單位和一般公寓。部分行為可能是因為士兵們聽說戰友被平民所傷，或者親眼目睹了平民對士兵的暴行。由於未受過複雜的防暴或城市戰訓練，導致傷亡率升高。士兵中的許多傷亡推測是戰友在混亂的戰鬥中造成的。[14]

四、解放軍高層對學生的支持

然而，解放軍軍官對於鎮壓群眾的命令也表達公開反對，沒有高級軍官願意為這個嚴厲的命令承擔責任，甚至有軍人公開上街遊行，以示對學生抗議者的聲援。包括張愛萍等軍方人士敦促不要將解放軍派往首都，他們給黨中央軍委的信中提到，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不應該和人民對抗，更不能打壓人民。也有另一封未具名的中級軍官寫公開信敦促克制和支持趙紫陽。解放軍指揮官也知道，中共領導人在如何應對危機上存在分歧，而不願成為衝突中的棋子、捲入派系鬥爭，這些考慮解釋了解放軍部隊不願鎮壓示威活動的原因。

也有許多部隊不願意對平民採取行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被灌輸了「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的思想。北京的人群也不斷提醒他們：軍隊不應該與人民對立。一些觀察家推測，北京附近的大量軍隊和先進武器表明解放軍部隊與反對鎮壓的部隊發生了衝突，從一些軍隊和坦克部署的方式看來，彷彿是要保護北京免受外部攻擊。[15]

【天安門事件後的檢討與影響】

ㄧ、對外關係

天安門事件是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美國總統尼克森1972年訪華以來處理雙邊關係的方式。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冷戰時期雙邊合作的根本基礎消失了。

中美雙邊軍事關係也是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當時的布希政府立即中止了所有高層軍事接觸，並凍結了正在進行的對華對外軍售（FMS）計劃。儘管兩軍在沙漠風暴行動期間有非正式接觸，直到1993年10月，中美才恢復雙邊軍事接觸。[16]

天安門事件及隨後的國際制裁反應，也影響到中國本身如何看待來自外國的「侵略和顛覆」。軍方將領認為，國際「反動勢力」從未放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敵視和企圖。「科技自立」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再度被提出，並認為「只有站起來了，在某些科技領域趕上甚至超越別人，才是有可能進行真正互惠互利的國際合作」。1960年代初期中蘇裂痕的創傷性經歷，似乎仍然困擾著北京的軍事和政治決策者。[17]

就外交政策影響而言，軍隊最重要的直接變化是可能失去直接獲得外國技術的機會，以及軍事現代化的材料成本上升的危險。[18]

二、黨加強對解放軍的控制

由於天安門事件當時一些軍隊拒絕服從命令，事後黨高層努力加強黨的傳統控制機制。缺乏革命合法性和軍事經驗的新一代黨領導人，將更依靠黨的直接控制來確保解放軍的服從；黨軍關係越來越制度化。然而，從長遠來看，黨對解放軍的直接控制已經減弱，解放軍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有證據表明，與戰鬥訓練相關的政治工作時間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急劇減少。隨著政治官員越來越融入解放軍的文化，他們的忠誠度和指揮關係可能會在危機時刻受到考驗。[19]

在解放軍方面，對於天安門事件後黨加強控制的反應，部分軍官感到反感，並可能加以抵制黨加強的控制。然而解放軍內部的政治活動仍在繼續，但形式越來越溫和。此外，解放軍也朝專業化推進，伴隨著機構自主權的明顯提升。[20]

三、武裝警察的改組

當時前來鎮壓的解放軍並沒有受過訓練或得到適合的裝備，來應對騷亂的人群。雖然1980年代初期成立了防暴隊，但這些部隊似乎規模太小，沒有經過充分的訓練，無法發揮重大作用。這些設備很可能無法使用或年久失修，這些部署的防暴部隊在對付大量人群時效果不佳、警方也無力應對示威活動。江澤民就任總書記時也承認，當局沒能維持足夠配備非致命武器的警察隊伍，是一件錯誤。[21]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等政治元老們不僅關心解放軍的忠誠度，也擔心民眾的動盪，以及對武裝警察的表現特別不滿。此後警方也開始有更多宣傳機會，出現的照片會顯示他們參加了防暴訓練、解救人質等反恐演習，這種宣傳旨在提高其士氣和形象，同時警告持不同政見者：警方已準備好嚴陣以待。1990年初，中共在所有大城市都組建了專門的防暴部隊。[22]

四、軍民關係

解放軍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原本軍隊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尊敬。長久以來，解放軍透過與外來的敵人——日本、國民黨和美國（在朝鮮）的英勇事蹟延續其光環，但至少在北京，解放軍的聲望明顯下降，針對軍隊的憤怒和報復情緒有所上升。天安門事件之後，曾經非常受歡迎的兒童軍帽銷量大幅下降。[23]

軍隊也重新控制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例如天安門廣場鎮壓後，總政治部立即負責審查所有主要報紙的報導，且北京大學新生必須接受為期一年的軍政訓練，而在他們被送往校園之前，也受到解放軍的監視。總言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軍隊再度回到了校園。[24]

五、整體影響

自1949年以來，解放軍的角色發生了許多變化。它最初是革命的工具和國家的衛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維持社會的運作。文革後，黨的領導層透過建設一支現代化、專業化、獨立的軍隊，努力使軍隊脫離政治。然而，當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的殘酷屠殺時，玷污了解放軍的形象，使鄧小平構建黨軍關係新格局的計劃化為泡影。[25]

鄧小平在1975年時，看到解放軍面臨許多問題，包括：許多優良傳統被拋棄，軍隊人滿為患、軍費開支在國家預算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軍隊變得臃腫，組織不嚴密；如果戰爭來了恐怕難以因應。鄧小平當時開出10點藥方，包括：

1. 開展整風運動，肅清異端；

2. 貫徹黨的路線；

3. 採取主動防禦策略（即不對他人進行攻擊）；

4. 領導幹部更加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5. 改革軍事體制；

6. 改進軍事裝備；

7. 提高幹部教育培訓水平；

8. 促進人力資源軍民兩用；

9. 加強部隊標準化建設；

10. 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這10點的主旨是讓人民解放軍脫離政治，但鄧小平下令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者時犯了嚴重錯誤，這項決定與他自己的10點計劃相矛盾，並產生了嚴重的後果。首先，它顯示了領導層無力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應對和平抗議；軍隊的復興將國家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時期。

第二，北京軍區駐軍超過20萬，足以鎮壓一場軍事政變，但仍從全國其他地區調來軍隊，而不是依靠地方軍隊。這一不尋常的舉動傳達的訊息是，可能北京部隊的指揮官拒絕執行命令，或是需要不同的部隊來防止政變。

第三，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干預學生示威，重蹈毛澤東的覆轍。他為解放軍再次擔當造王者的角色開闢了道路。大屠殺之後，人民日報被軍隊接管。[26]

雖然在制度上，解放軍在政治權力核心的代表普遍減少，讓外界認為軍事領導人在天安門事件前已完全失去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但這樣的推論過於簡化，因為年輕的軍事領導精英親眼目睹了軍隊政治化的負面影響，似乎不太可能直接捲入超出其特定利益的政治問題。然而，當政治體系的整體穩定受到威脅時，軍隊及其領導層作為中國政治的主要角色又被拉回舞台。[27]

【結論與個人評析】

本文所整理的不同文獻，從各個層面探討解放軍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造成的影響，包括內政、外交、軍民關係、軍方決策等角度。另外從歷史角度，在時間縱軸上，往前延伸到文革當時，因為社會體制崩壞，解放軍成為唯一能夠維繫社會運作的力量，卻也造成權力過大，讓鄧小平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尋求改革。在改革過程中，衍生的社會經濟問題成為累積民怨的遠因之一，而改革過程造成的解放軍內派系鬥爭，也對之後的政局造成深遠影響。

在六四鎮壓的過程中也可以見到軍方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以及因為訓練、裝備不完善，無力以非致命方式妥善處理抗爭，最終釀成慘劇與巨大的人權污點，成為西方與中國在關係發展上的巨大轉折。

在內政方面，解放軍從文革時的實質掌控社會、到鄧小平初執政時的退出政治舞台，再到六四之後被當時學者認為是重回了「造王者」的角色。雖然隨著江、胡時期延續鄧小平的改革，從今天看來，「造王者」的擔憂似乎沒有發生。但也因為習近平的集權，讓集體領導制趨向名存實亡，目前暫且看不出解放軍本身的主體性，外界很難窺探軍方的意向如何；而在習同時具備中央軍委主席身分的前提下，解放軍未來將維持黨軍定位，或是成為「習軍」，也就是領導人一人的軍隊？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參考文獻】

專書

Cheng, Chu-yuan, 1990.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Kiselycznyk, Michael , Phillip C. Saunders, 2010.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U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期刊

Jencks, Harlan  W., 1991.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40, No. 3, pp. 14-29.

Sandschneider, Eberhard , 1990.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2, pp. 113-124.

Scobell, Andrew , Winter 1992.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iananme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8, No. 2, pp. 193-213.

Yuan, Jing -Dong, Spring 2003.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iananmen: Restoration, Progress, and Pitfalls,” Parameters, Vol. 33, No. 1, pp. 51-67.

[1]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18.

[2]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03-105.

[3]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06-107.

[4]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iananme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8, No. 2, 1992, p. 206.

[5]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0.

[6]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2.

[7]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13-114.

[8]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3.

[9]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5.

[10]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9.

[11]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2, 1990, pp. 121.

[12]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1.

[13]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p. 202-203.

[14]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4.

[15]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p. 200-201.

[16] Jing-Dong Yuan,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iananmen: Restoration, Progress, and Pitfalls,” Parameters, Vol. 33, No. 1, 2003, pp. 51-52.

[17]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17.

[18]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1.

[19] Michael Kiselycznyk,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U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0) p. 17.

[20] Michael Kiselycznyk,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p. 21.

[21]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5.

[22] Harlan W. Jenck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40, No. 3, 1991, p. 18.

[23]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6.

[24]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2.

[25]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97.

[26]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8.

[27]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