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瘟疫簡史

瘟疫之歷史久矣。古漢語中，「癘」指的就是瘟疫。而早在先秦的《尚書》、《山海經》、《左傳》等著作中，便可見該字出現。然而，先秦時代畢竟能留下來的文字紀錄很少，所以就算出現大規模的瘟疫我們現在也無從得知。

到了漢代，司馬遷讓史官的存在感一下子高了許多。史官天天拿著小本本寫寫寫，歷史上對瘟疫的記載開始多了起來。但是瘟疫顯然不是史官記載的重點，所以多數只簡單寫到某年某月「大疫」而已。古人相信瘟疫和執政者的道行有關，故不仁之君多遇瘟疫。例如王莽篡漢才14年（公元9-23年），《後漢書》就有兩條關於瘟疫的記載：「（16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

瘟疫的流行，與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動有很大關係。漢末三國，由於連年戰亂，瘟疫橫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北方發生瘟疫。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陳琳、徐幹、應瑒、劉楨）死於傳染病，除孔融是被曹操殺的，瘟疫死亡率高達66.7%。曹植有《說疫氣》描述了當年的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建安年間瘟疫流行還可以從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自序中找到佐證：「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可見，當時瘟疫的死亡率確實在67%左右。

魏晉南北朝的情況也是類似，瘟疫通常都是禍不單行，打仗容易鬧瘟疫，飢荒容易鬧瘟疫，旱澇容易鬧瘟疫。這不是神秘主義，而是可以找到科學解釋的。因為打仗、飢荒、旱澇的時候，死亡人口會陡增，古代又沒有比較衛生的環境，所以屍體一腐爛，產生細菌，就容易演變成瘟疫。例如《陳書》記載，太建六年（574）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

盛唐已經無法逃脫「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的詛咒。獨孤及在《吊道殣文》中曾記載唐代宗廣德元年（763）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

兩宋時期，江南地區經濟發展得比較好，人口增長迅猛，所以江淮一代經常發生瘟疫。例如，紹興元年（1131），「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嘉定元年（1208），江淮一帶大疫；咸淳七年（1271），浙江永嘉大疫。宋末元軍南來，加上戰亂的因素，江南瘟疫有增無減。例如德佑元年（1275），元軍佔領常州，常州大疫；德佑二年（1276），元軍包圍臨安，臨安大疫。

到了元朝，最著名的瘟疫當然就是鼠疫。至正四年（1344），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鼠疫。朱元璋當時十七歲，他的父母和兄長，都是在這場瘟疫中去世的。據說元朝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時，將鼠疫病人的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以此作為「生化武器」。1347年，鼠疫蔓延至整個歐洲。當時的人還沒有細菌的概念，只看到人全身發黑，溘然死亡，於是把這種病稱為「黑死病」。據不完全統計，這場鼠疫造成7500萬人死亡。沒想到，這竟是中國人送給歐洲的一份「大禮」。

明代的瘟疫也很多，而以末代崇禎年間最勝。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幾乎年年有瘟疫。尤其是崇禎十六年（1642）八月，天津爆發鼠疫。據《明史紀事本末》紀錄：「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這種死法，和歐洲紀錄的黑死病如出一轍。

清朝同治二年（1863）六月，上海出現疫情，死了兩萬多人；陝西和雲南也出現瘟疫。按照俞樾於《曲園筆記》中的記載：「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看這樣的紀錄，這場瘟疫想必應該也是鼠疫，死亡率高達80-90%。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香港也發生鼠疫，逃亡者不計其數。

中國的鼠疫，最後是英籍華裔醫學家伍連德醫生攻克的。在《伍連德自傳》中，他寫道：「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宣統三年（1911），中國的古代結束了，但瘟疫並沒有隨著斷代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