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境外勢力
有一次和小區門房老頭聊天，說起境外勢力這個詞兒。老頭說：什麼呀？不就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嘛”。我知道那是毛澤東老三篇裡的一句介紹白求恩大夫的話。中國的事情外國人不少介入，無論是共產革命，還是現在的北京政治。但是把這個詞語用到最是精妙處的，還是在當前，在一些人嘴裡順嘴禿嚕，直接疑似腦殘。
所以，不如我來講幾個小故事，洗清一下那些被無端潑上的污水…
日本
2008年秋天，一位日本姑娘找上門來。她對我說：“流民現像是世界性的話題，在哪個國家都有存在…”後來我了解到這位日本姑娘在她的國家一直致力於流民問題研究，並且付諸於實際救助行動。當她聽說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公民救助活動做得有聲有色時，就專程趕來北京“取經”。那些天，日本姑娘就隨著我們行動。由於我們的救助人員裡沒有懂得日文的人，姑娘就只好憑眼、直覺，去觀察、感受和猜測她眼前看到的一切。
當時正值北京舉辦奧運前，我們的行動多少有所減少，即使行使工作，也都收得緊點兒。姑娘對此似有不解。我對她解釋：相信在你們國家的救助工作會和我們有所區別。她說當然。但當我說出最大的區別是在於政府的干涉時，姑娘表示不能理解。她說：在我們國家政府是會慶幸有公民組織參與這種社會公益工作的，並且會給予一定的支持。
我知道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解釋這些的話，就好比對牛彈琴。我很想告訴她，那些天我們正被派出所找麻煩，派出所說我們為天安門解了憂排了難，卻把流民圈到了他們所轄地(北京南小街)，豈不是把麻煩轉移到了他們的轄區？把流民集中到了這裡，流民們雞鳴狗盜，讓他們轄區社會治安如何保障？日本姑娘聽得懂麼？
後來我就懶得給她解釋，解釋也白搭。
香港
林建誠，香港有線電視台記者。
林建誠是李旺陽死前最後一位採訪他的記者。建誠擔心是他的採訪導致了當局對李的迫害，“是我害了李旺陽啊！”為此遭受了巨大心靈折磨。我給他發信：“沒你事，你不該過多自責，在現今輿論暴力的環境下，怕會把事情真地'弄成'因你而…”我知道，我的分析似有殘酷，但林建誠是需要繼續工作的，為中國的民主大業。這本是李旺陽理想所在。
2008年我和建誠去內地西部拍過片子，對建誠或算了解。
上世紀八十年代，熱血青年林建誠滿懷抱負，身負行囊走遍中華大地，探察民情民風，感知民族情愫，在香港人裡夠得上例外。後來我跟許多人提起過香港人林建誠，普遍驚詫：置家國天下於己身，現如今內地也罕見，何況一香港青年。
那些日子，我和建誠以及他的助手忙碌奔波於賀蘭山下，於夜談，於行止，於茶前飯後，我們談的是多國之憂，民之哀，以及個人之抱負。往往我起夜，但見建誠屋內燈火不滅，徹夜整理拍攝素材。
幾天下來，我原先想問所有香港人的一個問題“你承認是中國人嗎”，竟然難再啟齒。
德國
Sibylle Rothe，德國電視某台駐華記者。
在傳媒裡，除了大陸的《南都周刊》和香港的翡翠電視台、鳳凰衛視、《環球時報》中文網站這幾家曾採訪報導天安門廣場流民的生活狀況，其它就都是外語傳媒了，大約一百多家。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德國的Sibylle Rothe女士，她是第一位採訪廣場流民的外國記者。那時候，流民們還住在前門東側的京奉鐵路老火車站旁，一溜擺開十多個被廣場警察嘲笑作“狗窩”的地方。去之前，Sibylle Rothe對我說：“我怕我無法忍受所見所聞。”我沒有太聽懂她的意思，只心想：到底是女人，心腸軟。
Sibylle Rothe去了廣場。流民們很意外：什麼時候我們也會被這些洋面孔關注？之前流民們見多了他們，最多是賣給他們點廣場紀念品，說兩句“hello”、“goodbye”，如今這些洋面孔卻叫他們站在攝像機鏡頭前說話…
我對翻譯說：“要是他們能為流民贊助點就好了，也算是稿費吧，這對他們非常重要。”翻譯說以她的經驗，外媒是不會為新聞對象付費採訪的，那將會被質疑虛假新聞。 Sibylle Rothe的採訪約半小時，鑑於有些人的不高興，採訪一結束，Sibylle Rothe和攝像師就立刻撤離廣場。這也印證了翻譯所說，我心底略有失落。
忽然，已經離開廣場的Sibylle Rothe又走了回來，只不同的是沒有攝像師跟隨。重新回來的Sibylle Rothe很隱蔽地遞給流民老王一隻信封，說：“可憐的人們，這些不多，你們要好好安排生活。”信封裡是500元RMB。
事後我問起過翻譯，翻譯說那天Sibylle Rothe首先離開現場，重新走回來就不代表那家德國新聞機構了，而是代表她自己，她是出於同情。她是位基督徒…
美國
老太太，年約六十，在北京某大學任教。
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我還在CBD紅牛大廈上班，接了流民老王的一個電話：“警察、城管聯合行動，剛剛拆毀了我們的賓館。”老王所說“賓館”是被警察稱作“狗窩”，被流民自嘲為“星星賓館”的天安門流浪人棲息地。
看看天上大雪，想起流民們今夜要在雪地裡過夜，下班後我就去了廣場。
“星星賓館”一側是專供對外宣傳的“北京市城市規劃展覽館”，我見流民們一字兒排開站在屋簷下，拆毀現場已經被厚厚地蓋上一層白雪。我問了問，損失大致如：七十二歲的老葛賣飲料瓶子幾年攢下的的2000元錢被從地舖下的土裡刨走；所有流民的鋪蓋、衣物和鍋碗瓢勺被當做垃圾給扔到卡車上拉走。令我意外的是老王告訴我，他用來學習外語(以便和廣場旅遊的老外對話)的複讀機也被搶走了。
當晚，我氣憤不過，把這些事全寫進了博客。
第二天臨下班，老王又打來電話：“張師傅，給你說件事，有個美國老太太今天下午送來一台复讀機，說是在網上知道了我們昨天的事。問她怎麼稱呼，她只說是在北京教書的。”
順便說說那台复讀機的故事：流民的遭遇也許是因為我的報導，知名度高了，有了網民贊助，但也有負面結果，那就是政府越來越不高興。有一天，老葛和安慶順被廣場警察抓到東壩城市無著落人員管理所(救助站)，我去看望他們的時候，得知救助站人員對他們態度蠻橫，老葛打開懷揣的那台复讀機，想錄下現場時，被管理人員發現，從他懷裡搶走复讀機，當場摔在地上。老王曾經交代過老葛，但凡遭遇強拆或者其他迫害你就打開復讀機現場錄音。他是考慮老葛年齡大，不會引人注意。
澳大利亞
麥迪文，澳大利亞國家國家廣播公司首席記者。
2008年，中國南方發生罕見雪災。北方其實雪也不小，只是防災機制已成傳統，損失當然不大。
我和麥迪文、攝像、翻譯等一行八人，駕駛兩輛吉普，冒雪趕赴陝西定邊採訪鹽池堡鄉姬卷村的鄉民，在即將抵達定邊的吳定高速路上發生側滑車禍。
這一路，麥迪文手捧一隻保溫杯，裡面是從北京建外外交公寓出發時裝滿的熱咖啡。我說你這能維持多久，咱們一去數天？麥迪文笑笑，我知道他也沒有好法子，但總比不帶咖啡好。車子側滑的一瞬間，我心下竟然立刻想到了麥迪文的那杯熱咖啡。現在別說喝咖啡了，行程又得延長。後來我們把車拖到鄰省的銀川市，兩個月後才修好的。而我們則擁擠在另一輛吉普車上，去了姬卷村。
姬卷村的鄉民們招待澳國記者用的是拉鍋面，就的是苦菜，另配幾瓣大蒜。鄉親們要殺雞，叫我悄悄給擋了。老外吃什麼沒有，叫咱窮鄉親破費？麥迪文盤腿坐炕上，讓鄉親們驚異萬分。後來我們去覆蓋著一尺厚大雪的沙漠裡，拍攝石老漢破冰取水樣，眼見麥迪文手臉已經凍到僵硬，說話嘴不利落。石老漢很是過意不去，連聲抱歉。麥迪文說：“哪個國家都有這樣情景，處理的方法卻有不同。在我們國家會有社會福利保障，尤其是意外災害。可是你們這裡竟然十四年無人過問，真不可思議。”
後來麥迪文又私下對我說：“我知道中國有新聞管制，可是他們不知道還有許多有良心的老外，我只是想把情況反映出去，最好是不出國門就解決。我倒更想報導這裡問題得到解決以後的情況。”
麥迪文積極報導中國社會的真實一面。 2009年，我見他被央視採訪，言辭一派昇平，多是祝愿中國社會繁榮一類，卻似言不由衷。讓我想起前一年的大雪天，我們在高速路上出車禍時的麥迪文；想起盤腿兒坐在農民炕上吃著拉鍋面，就著苦菜和大蒜的麥迪文；想起毛烏蘇沙漠和毒水湖旁手臉凍僵的麥迪文；也想起了麥迪文手中的那杯熱咖啡…我知道麥迪文言不由衷，他一定很想在這個國家的電視台上猶如在自己國家的電視台上一樣說說毛烏蘇沙漠裡的真實見聞，說請中國政府關註一下毛烏蘇沙漠裡的那個小村莊。
麥迪文，你的熱咖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