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老师讲座《身份政治、阶级政治和宪政危机——从美国“黑白矛盾”谈起》
- 整个讲座大约1小时30分钟左右，我从油管上听记的，字句经过了整理，错漏责任全是我的。
- 本文内容由我根据个人理解划分为7个小节，文中重点加粗也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不妥之处多多包涵。
- 这个讲座油管上有若干版本，在此列出一个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53BAL7mGU&t=4269s
今天的话题是《身份政治、阶级政治和宪政危机》，主要谈谈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美国的“黑白”问题。
这个问题最近在我们这些其实基本价值观都差不多的朋友中引发了争议，或者像资先生说的，在我们这些都相信普世价值的朋友们之间引发了争议，比如王建勋先生和张千帆先生的论战，后来其他一些朋友也加入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分析。不光是在美国，大家知道，黑人问题现在在中国好像也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很多制度给了黑人及黑人留学生极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黑人的反感非常之突出，有的反感明确就是歧视。
更早一些时候，南非的黑白问题也曾在我国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发现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要比美国人要极端得多，一些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言论美国没人敢讲，在中国就可以随便讲，什么“黑鬼”、“不配掌权”，随便讲。像曼德拉这样的人，在中国几乎没人说他好——我这里指的是网上舆论，不是官方评价。但说他不好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由。左派朋友说：曼德拉向白人投降，没有搞革命，没有坚持革命，没有把白人都赶走，这是罪过；右派朋友说：黑人掌权就不行，他们就不配。这两种说法在南非本地是听不到的，但在我国都存在，两极都很厉害，反而是中间言论比较少。我觉得这现象不太正常。
无可否认，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种族问题现在的确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有很多全球化时代以来的新因素影响。今天我就想采取层层剥笋的方式，给大家讲几个问题。
➀ 美国历史上的黑白政策
美国历史上的黑白关系中的原罪到底有多大？它现在的遗毒又有多少？这个问题光讲“有无”肯定不行，美国过去对黑人肯定是不公平，现在遗毒也仍然存在，但如果仅仅这样讲，没有什么用，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估量这个程度，而且这个程度一定要有一个横向比较。
◆ 美国早期的黑白制度与南非大不相同
我倾向于把美国和南非做个比较。这两国都有黑白矛盾。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很厉害，现在黑人翻身了，基本上是黑人掌权，白人都逃掉了一大半。那么今天的南非是不是还有黑白矛盾？南非的黑白问题跟美国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样比泛泛谈黑白要有意思得多。
关于南非的黑白问题与美国的黑白问题，很多人是混为一谈的，都说是白人欺负黑人。不仅我们中国经常有这样的舆论，国外也有这样的舆论。最近有件事我觉得非常搞笑，美国黑白这个事情闹起来后，有主流媒体请美国大学某一位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来谈美国的黑白问题，说美国的种族隔离如何如何。——对此，我觉得很成问题。
南非与美国的确都有白人压迫黑人的问题，但两者差别非常非常之大。仅举一例，至今仍然有人把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平及其后果，与过去的南非相提并论，都称为“种族隔离”。这是不对的。南非的布尔白人过去对黑人实行的是驱逐政策。也就是说，在农业时代，布尔人其实把黑人赶走，占领他们的土地，没有实行奴隶制——跟美国的黑奴制完全不是一回事。
后来，南非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他们就开始觉得黑人吃苦耐劳，非常之需要他们来打工。而黑人打工就有很多限制——别人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简单地说，南非城市欢迎黑人来出卖劳动力，但绝对不准他们把户口迁入城市，不准变成城里人。黑人户口必须留在黑人家园，即部落地区。黑人们以单身劳工的身份领取暂住证，在城里住在集体宿舍；如果要成家，居所往往是不合法的，主要是在贫民窟，也就是所谓的“违章建筑”，会被驱逐。
而且，黑人打工必须有暂住证，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见着黑人就查，一旦没有暂住证，就马上抓起来，强制收容，遣返。早期，被收容的黑人还会挨打，被送到一个地方去劳动。这就是所谓的“隔离”，其本质是“禁入和限入”。白人地区不准黑人进来；如果进来，只能打工，不能安家，不能买房，不能买地，只能做劳工；假如你的青春被榨干了，对不起，请你回农村去，城里不管你养老。不给养老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你的部落会给你后路。南非当局为了让黑人榨完青春可以回农村，规定农村不准实行土地私有制。黑人的土地必须是部落所有，必须是集体所有。白人可以搞土地私有，但黑人不行，是部落所有。
南非这种制度跟美国的黑奴制完全不一样，倒是跟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有点类似。美国对印第安人也是采取驱逐政策，并不把印第安人抓来做奴隶。
◆ 南非的种族隔离比美国的黑奴制度更残酷
黑奴制当然非常不人道，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这一点无可辩护。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前，会有黑奴逃到北方追求自由的，人数多少不论，但从来没有黑人跑到南方自愿要求当奴隶。但我想指出的是，奴隶制的确不人道，但像南非式的隔离制度，它的残酷性是要超过奴隶制的。
道理很简单。主奴关系极不平等，常常很残酷，但是主奴之间的接触是很密切的。美国电影/小说《乱世佳人》刻意描写了主奴关系的温情脉脉，这当然是美化奴隶制的偏见。但即使是像《黑奴吁天录》这样的废奴主义作品里面也不否认有个别现象表明，在长期密切接触下，会产生所谓“善良的主人、忠诚的奴仆”这一类的现象。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人际关系长期密切接触，总会产生一种情感。实际上，人对自己家的宠物，或者像牧人对牛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某种情感。但这种情感在隔离状态下是不会有的。从前的南非，警察会在街上殴打黑人，就像我国的城管打小贩。因为这种陌生人社会的暴力是完全不存在什么温情脉脉的成分的。
我们无须夸大和美化这种温情脉脉，当年用这种温情为奴隶制辩护的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我们要看到，隔离制度（只准打工、不准安家、国家随时可能对你实施暴力）却比奴隶制度更为残酷。国家的暴力从来都比小共同体的暴力来得残酷，因为小共同体就是熟人社会、有时是亲人社会，是很不平等，但小共同体内熟人社会的不平等，往往多少有点情面，而一到国家层面上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情份了。中国之所以爆发农民战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谓“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经常会激化矛盾。
◆ 南非也有过奴隶制
实际上，南非布尔人早期也搞过奴隶制，主要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南亚贩卖来的马来人和其他非白人奴隶。荷兰人当时在东南亚有很多殖民地，最有名的是印尼，他们从印尼运来了很多马来人，据说比较驯顺。马来人在南非成为奴隶，就是今天南非的“有色人”，是黑人与白人之外的第三大种族。有色人就是白人的奴隶。在旧南非，有色人虽然也受白人压迫，但是他们与白人的关系显然是相对好于黑白关系的。现在在投票上，有色人也往往对比较极端的黑人很反感。有色人与白人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好，就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
黑奴制我们当然要谴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它比种族隔离制度强；尤其是以国家力量实施的种族隔离是更加糟糕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初，白人没有把黑人当作私人拥有的奴隶，但他们把黑人当作国家拥有的奴隶。他们经常实行一种制度，强迫黑人进城、去矿山、去重体力劳动场所，从事无代价劳动——可以说，就是让黑人服徭役，类似古代去修长城一样。中国改开前也有“民工”之说，但那个“民工”并非今天意义的农民工。我们当年插队都做过“民工”，那个民工是无偿劳动，不是自己自愿的打工赚钱。这种“国家民工”制度当然比种族隔离更为恶劣。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民工毕竟是打工可以赚到钱的，他们是自愿进城的。而“国家民工”就不是，那是国家强制的，是无偿的，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人际关系中的温情一面。
资先生分析过，美国的黑奴早期是从海外买来的，后来英国带头开废奴，全球范围的奴隶贸易就结束了；美国后期的黑奴主要是家生奴隶，也就是说，通过家内奴隶的生育来进行再生产，不是买来的。这种情况就更有所谓的温情脉脉的色彩。这种情感当然不能替黑奴制辩护，但是毫无疑问对后来的黑白关系是有一定影响的。
◆ 美国的黑人政策与南非截然相反
黑奴制废除后，黑人仍然面临着很多不公平待遇，早期也还有制度性歧视的残余，尤其是在南方。但制度性歧视与个人偏见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要分清楚。美国废奴后，长期存在着种族歧视的残余，譬如很多南方地市不准黑白同校、不准黑白同车，但在60年代民权运动后，这种现象也基本上消除了。之后，如果说对黑人还有不公平，那主要是属于个人观念偏见的问题。
南非式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岂但没有，20世纪后期美国对黑人的政策，与南非相比，简直就是截然相反的两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南非的白人种族隔离理论家——比如30年代的霍洛维（土著人事务部部长）和50年代的汤姆林森（黑人家园制度的设计者）——他们都一贯把美国的做法当作反面的教材，来证明种族隔离多么正确。
- 他们说，美国正因为给了黑人迁徙自由，导致了大量黑人进入城市，导致了无序的城市化。美国大城市的主城区低端人口充斥，中产阶级迁走，治安恶化，萧条破败。
- 他们说南非一定要吸取教训，绝不能像美国这样随便允许黑人到城里来住，只能允许黑人来打工。
- 他们说美国的黑白政策是反面教材。
南非农业时代，布尔农场驱逐黑人，占领他们的土地，那时并未流行种族隔离。所谓种族隔离（Apartheid），正是就都市化时代而言的。南非白人要反美国之道而行，搞“有序的城市化”。政策核心是只允许黑人打工、不允许安家。按有些人的说法是，白人是城市的主人，黑人只是为了找工作暂时在城市栖身，他们真正的家应该在黑人家园。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城里见不到黑人，城市是白人的城市，干净、漂亮、治安很好，南非城市就像北京。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大量进入城市，主城区出现美国化现象，黑人贫民充斥，治安恶劣，从“非洲的北京”变成了“非洲的底特律”，确实也出现当年那些白人理论家想要避免的“美国化”现象。我们一讲美国黑人状况糟糕，就说美国大城市中心住着贫困潦倒的黑人，大量贫民窟。这种现象是在南北战争后，黑人有了迁徙自由后就出现了。那么，大家因此骂美国黑人处境惨，但对南非的“美国化”现象，我们却没有这么说。
想想真有意思，非国大在国际政治上经常是反美的，它是左派嘛，非国大跟南非共产党关系很密切，有1/3成员是南非共产党人。他们肯定是骂资本主义的。他们没有掌权时，美国化现象不存在；他们掌权后，反而有了，南非大城市反而变成底特律、芝加哥了。难道非国大的主观愿望就是想学美国吗？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黑人掌权后，南非城市反而“美国化”了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黑人地位提高，第一步就是迁徙自由，一定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废除隔离后城市必定出现美国化、因此不如不废除”，也不是说“美国做法完美、不能批评”，我想强调的是，这说明美国的黑白政策与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南辕北辙的，不该把两者混为一谈，那是荒唐的。
至于南非的种族隔离与什么国家的做法最相似，我想就不必说了吧。
➁ 美国现在对黑人没有制度化歧视
那么今天美国的黑白状况是怎么的呢？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这些年中，西方各国内部的差别都在扩大，白人中的穷人与富人差距在扩大，黑人与白人的差距也在扩大。黑人的失业贫穷都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其中，多少是由于制度性歧视呢？美国现在对黑人还有什么制度化歧视吗？这次黑人运动闹得很厉害，但其中最激进的人也没讲出什么制度上的歧视。
◆ 个人偏见的歧视与制度性歧视完全是两回事
个人偏见当然也是坏事，当然也对黑人不公平，但跟制度性歧视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讲的种族压迫主要应该是制度性歧视。因为所谓的个人偏见，在任何社会都很难消除。比如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白人姑娘（当然黑人姑娘也一样）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黑白两位求婚者中，不偏向白人，而必须要嫁给黑人。——不能说“你不嫁就是种族歧视”。为什么她不愿意嫁给黑人呢？也许她真的觉得这个黑人不美、或者有别的原因，但是像这样的偏见，能禁止吗？
有一条，我们不能允许禁止或妨碍黑白通婚、歧视或者刁难跨族家庭的法律或是制度性规定。一个白人姑娘不愿意嫁给黑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就指责她是种族主义者，但一个白人父亲阻止女儿嫁给她所爱的黑人小伙子，那就难免要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假如政府禁止黑白通婚，那就是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了。
不过，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过完全相反的情况。有些种族主义并不表现为禁止跨族通婚，恰恰相反，它是强制进行跨族通婚的。某些政权为了强制同化某些民族，就禁止该民族内婚、而强制推行异族婚姻，那当然也是一种种族主义。我们历史上就有，明代初年，朱元璋把蒙古赶到漠北去后，对蒙古族就是实行这种制度的。蒙古族内部不能通婚，蒙古男人不能娶蒙古女人、一定要娶汉族女人；蒙古女人不能嫁蒙古男人，一定要嫁汉族男人。这当然也是种族主义。
道理很简单，某个白姑娘不愿意嫁黑小伙，那是她个人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就是出于偏见，但是作为个人选择，她完全有保留这种或者那种偏见的权利。然而，她愿意嫁却受到父亲的阻挠，那么这个父亲已经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不仅是他个人偏见的问题了。如果政府这么做，那更是在整体上侵犯了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对的种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偏见，它首先是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安排、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可以是反差别的，也可以是爱差别的。反差别的种族主义就是搞种族同化。爱差别的种族主义就是搞种族隔离。其实这两种都一样，都是侵犯人权、侵犯个人自由。这种强制性一定要禁止。现代国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禁止黑白通婚和强制黑白通婚同样都是种族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只能意味着婚姻自由，别的都是歧视。
◆ 种族主义的偏见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
如果要谈到个人偏见，这当然也需要改变。尤其是如果个人偏见是弥漫性地存在，不是少数人有偏见，而是很多人都有偏见，当然更应该注意。有一个专门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塔吉耶夫，他写过一本书《种族主义源流》，译成中文时我作过序。书中多次提到了种族主义偏见的理论和行为的不对称性。他引用了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实验。一个社会学家与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旅行。他们先后去了245家旅馆和餐厅，都受到了正常的接待，只有一家拒绝为其服务。学者回来以后，向这些旅馆餐厅发出问卷，问他们：最喜欢接待什么族裔的顾客？结果发现，92-93%的回答是“比较讨厌中国人”；如果把中国人跟别人相比，他们更愿意接待别人。但事实上他们都要做生意，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好。所以塔吉耶夫说偏见与行为之间有不对称性，不能仅仅从偏见或排外的态度预见所谓种族主义的社会行为。假如我作为资本家，我有偏见，我就不喜欢黑人，但如果黑人比白人更能劳动，为了企业的利益，我会不雇用勤劳的黑人而雇用懒惰的白人吗？这对我的企业有什么好处吗？——所以，我们要把“偏见”与“行为”这两者分开来。
➂ 谈谈黑人的民族性
今天在美国存不存在对黑人的偏见呢？当然存在，而且很明显，甚至在中国都流行。很多在美国、在南非的华人都有一种说法，说黑人的民族性就不行，黑人一是懒惰、二是智商低。
我要讲，说黑人懒惰是最不公平的了。无论在美国、在南非，当年黑人都是以刻苦耐劳著称的。大家知道，美国当时南方的种植园主，之所以愿意用黑奴，不用白奴（当时种植园有白人契约劳工，他们不能在契约期满离开，某种意义上也是不自由的），是因为白人劳工普遍被认为没有黑人勤快，印第安人也没有黑人勤快。后来，弗格尔都说，美国当时的黑人种植园效率很高，黑人刻苦耐劳，这个毫无疑问。南非也是一样，之所以企业普遍用黑人劳工，跟我们用农民工是同样的道理，干活多、工资要求不如白人高，当然大家都很愿意用他们。那时从来没有人说黑人懒惰。我认为这跟民族性没有关系。
至于说到智商高低，的确，黑人在高智力的就业领域，不仅不如白人，可能有人会说更不如亚裔，也不如别的族裔。但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左派说这是历史遗留原因，是因为黑人长期受压迫，起点比较低，整体教育素质低。有些右派则认为黑人本来就笨——这是政治不正确，公开这样说的人很少。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前，有人专门就技工工种做过研究，结论认为黑人并不逊于白人。但如果是纯粹进行理论思考，比如做学者，这方面真的不好说。
大家知道，不同的人种有什么遗传性质的差别，这是比较忌讳的议题，在美国特别忌讳。我认为我们不必持这种忌讳。我没有做过研究，如果真的做这方面分析，结果无非两种可能：1、并无任何遗传差异，无论是黑白亚裔等等，各族都智商有高有低，体力也有高有低；2、的确是有某种差异。应该承认，这是有可能的。首先，在体力上人种之间就是存在差异的；黑人在运动上有优势，比较耗费体力的体育运动中（包括田径、拳击、大球，小球可能不一样），黑人明星普遍比白人明星更多。那么针对这个现象，我们有没有必要在体育领域人为地扶持白人呢？一定要规定白人奖牌数要跟黑人一样多呢？要对白人进行照顾？我认为当然没有必要。那么在高智力这个竞争领域，是不是也有一些体质上、生物意义上的差异呢？我觉得，即使有，也不构成对黑人歧视的理由，也是可以解决的。很简单，物尽其才、人尽其用。如果真的有不平等，我们再加以弥补。
请注意，我从来不反对帮助和关照弱者，但我觉得关照的理由只是弱者，而不以肤色为标准。比如，一个黑穷人应该得到帮助呢？当然应该，大家可能知道我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算是左派。但照顾一个黑穷人的理由应该是他是“穷人”、而不是他是个“黑人”；黑穷人应该因为他穷受到照顾，而不因为他黑而受照顾。照顾黑穷人要跟照顾白穷人一样。如果我们真能让大家发挥所长，黑人在很多领域有优势，那你就发展，我也不照顾白人；其他方面，假定——仅仅是假定——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黑人有一些局限性，那么很简单，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其他方面的优势在整个族群上可以加以弥补；另一种是按照抑强扶弱的原则，不论肤色同等照顾。
➃ 肤色照顾有两个副作用或反作用
关于种族偏见，我想指出两点。
1、有的时候，种族偏见反而会因为特殊照顾而加剧。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不在美国、不在南非，而在中国。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很多人的确对黑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偏见，网上有很多极端言论，为什么会这样？老实说，就是我们在留学生这些问题给黑人的超国民待遇造成的，对他们超国民就是损害普通百姓，百姓就会愤愤不平、就会助长歧视。
2、还有的时候，过分的肤色照顾反而有害处。美国有所谓“黑人懒”的言论，其实也与民权运动以来（尤其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对黑人的济急措施不太合适有关。不是说不应该帮助，而是要问这个帮助有多少是以肤色为标准的理由呢？我们应该承认黑人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但是，现代的平等观念既然强调贵族的身份不能世袭，那么受害者的身份也不能无条件地永远世袭下去。你原来是权贵，你就世世代代当权贵吗？不行。那你原来是受害者，你就世世代代以受害者的资格来世袭吗？你这一代并没受到歧视，你说我的祖先受到歧视，所以我今天也要求补偿——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现在有些人说“黑人要比白人懒”，从体质上不能这样说，从传统上也不能这样说，但如果这种现象真的存在——我不知道存不存在、我没做过研究、这里只是假定——那倒是真的要考虑是不是今天的某些济急政策使得肤色成了不努力的藉口。20多年来一直有黑人中的精英提出，过分的肤色照顾会对黑人有害。
➄ 不应该用强制措施来推行政治正确
我们中国人到美洲，往往会觉得他们的济急政策非常明显。很多华人对民主党照顾黑人的政策很不满意，认为就是损害了亚裔地位，这也造成美国华人挺川比较多。另一方面，有些华人是对美国的——主要是民主党方面——“政治正确”批评得非常之厉害。这里也有很多需要分析的地方。
政治正确是不是应该的呢？是不是对的？照我看来，用政治权力来推行所谓的“政治正确”（即，政治权力认为你说的话对、你才可以说，政治权力认为你说的话不对、就封杀你），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对此有切身体会。但是如果是舆论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约束，没有强制，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成了一种时尚，很多人自愿这么去做，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比如，很多人看不惯一家公司，说他们用了一位被有些人认为是很丑的黑人模特去做广告，说这家公司为了政治正确选用这位模特非常不好。我觉得这其实无可非议。这家公司愿意做这个广告，肯定是要带来收益。如果大多数人觉得广告很丑，影响了它的收入，它愿意承担，有什么不行呢？这样的事我们没有必要去批评。
◆ 本次黑人运动中，双方都有越线行为
此外，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在黑白问题造成的撕裂中，双方都有一些越线的行为。比如拆雕像的问题，张千帆的意见我是同意的。他说，如果经过法制程序、民主程序，在议会中提出来，多数决定了“拆或不拆”，那么你都得接受。但是如果是在集会游行时，大家一哄而起，不经过法制民主程序，就把雕像给砸了，那就是损坏公物、那就是犯罪行为、那就要受到惩处。
就我目前在网上看到的情况，其实两方面都有这种行为。我们报道比较多的是目前处于进攻的、比较左的一方，说他们拆了很多南北战争中南方人物的雕像。但我也看到，有白人把当年的废奴主义者雕像给破坏了。譬如，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当年有名的废奴主义者、地下铁道的创建人道格拉斯的塑像被右翼白人砸掉了。这些都需要批评。
◆ 欧美对历史的不公平有强烈的反思意识
总体上讲，美国（或更广义地讲是“欧美”）的这种反歧视运动——包括过去的废奴运动、现在的文化多元运动——分析起来，都不是奴隶、或黑人自己搞起来的。长期以来，废奴运动从来就是一种白人运动。应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那么，美国对白人压迫黑人的反省是不是过度呢？即使有些过度，作为美国人，你可以在美国国内提出批评意见，但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去批评人家呢？一个从不反省的民族有资格去批评别人的反省过度吗？某些从不反省自己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学习美国的反省精神？这种现象很值得分析。
从历史上看，当美国还是殖民地时代时，殖民地的白人觉得受到英国的压迫，因此起来抗英，要求独立，我们即使官方教科书也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就对待原住民或黑人的态度上，英王要比独立派更进步，当年殖民地白人要求独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包括他们想向印第安地区扩张，而受到英王阻止。这里据说有经济上的理由，当时英国对北美的皮毛贸易有垄断权，英国皮毛商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皮毛，因此英方要保护印第安人，不让殖民者赶走印第安人。禁止奴隶制也是从英王开始的。资中筠先生也提到，在废奴问题上，英国人比美国人更主动，英国禁奴影响了其他殖民地，但美国恰巧已经独立了，反而没受影响。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是这样。我们都说种姓制度不公平，而英国统治期间，下了很大力气去限制种姓制度。当然，没有办法采取强硬措施去取缔它。但是后来印度采取保护低种姓的政策，包括表列种姓制度、表列部落制度，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后来印度的几个非常有名的不可接触者、反种族隔离的领袖也是英国人培养起来，是所谓的亲英派。当时，甘地曾经为种姓制辩护，但他只是在英文媒体上为了所谓“印度人的民族尊严”，才说印度传统文化如何好、你们就种姓制说事他就要反驳说种姓制也不错，有点像辜鸿铭那种“缠小脚都是一种美德”的论调。但甘地在国内并没有说要维护种姓制，他跟安贝德卡（贱民领袖）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去过马来西亚多次。英国统治时期，马来人、华人等各民族都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当然英国人是宗祖国人，地位最高。但在宗祖国之下，你这地方不管什么族都是平等的。但马来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就明显加剧了。
因此，我们看到，种族歧视是非殖民化过程的副作用。殖民时代，宗主国对土著的任何民族都没有特殊的优待或歧视，他只要保证宗主国的利益就行了。殖民地一旦独立，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马上变得尖锐。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如此。我觉得这现象非常值得研究。
总之我的结论是，美国现在有很多白人在为黑人说话，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学习的，他们对历史的不公平有强烈的反思意识。如果反思过分了，那也是他们自己会纠正的事，用不着我们操心，但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反思精神。
如果“政治正确”不包含政治压力、不包含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假如是在自由条件下自然形成的潮流，倾向黑人的舆论占了上风，我们也没必要去说三道四。当然在激进氛围下有可能出现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的现象，最近已有一批学者出来呼吁言论自由，包括激进的乔姆斯基，但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用政治权力来推行政治正确很难，我基本上认为他们不会走向这条路。
➅ 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会带来宪政危机
最后我来讲一个问题，为什么黑白矛盾如今那么突显呢？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左派特别热衷谈黑白问题、而右派特别要回避黑白问题”这个现象呢？
历史上，黑白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个专有名词叫“身份政治”，这里的“身份”指的是那些不容易改变的、比较凝固的一种状态。比如，穷黑人有可能变成富黑人，富白人可能变成穷白人，但黑人与白人，肤色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的“身份”。宗教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有贫富，伊斯兰也有贫富，但很多人的认同不按贫富来，而按宗教来。宗教一般很难改变，不像经济地位相对容易改变。
这样一种身份政治，历史上是左派最反感的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党费边主义者，他们都是提倡阶级政治、反对身份政治的。他们说，鼓吹身份政治是资产阶级的阴谋，目的是要分裂工人阶级队伍，而我们要强调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黑白不分宗教，重要的是阶级。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
川普的支持者中没有什么大富豪，美国真正的大富豪比较热衷于把话题变成文化多元，他们喜欢强调文化的不同、信仰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和移民与非移民的不同，他们为这些关系中的弱势者说话，以体现一种批判意识。这个现象本来也是正常的。社会要进步，如果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上形势缓和了，那么在另外的问题上进行反思是对的。然而，近几十年全球化的因素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使得分化加剧。美国的资本开始外流，外部劳动开始输入——这里说的“劳动”不是移民，而是商品；商品的输入就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入了。我们农民工生产的便宜商品输入美国，就取代了美国工会劳动者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就没了。这样的问题逐渐尖锐起来。而美国的左派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并没有从全球化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们原来寄希望的票源（白穷人）越来越变成他们的对立面。
以前，左派右派的区别是贫富区别，主要是阶级政治。所谓的“右派喜欢自由放任、左派喜欢福利国家”。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当然是为穷人说话的，各民族的穷人都是得利的——这也就是阶级话语。但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西方境内的人变穷，并非因为国内政策越来越右，而是因为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全球化分工越来越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左派没有正确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根源，他们面对穷白人选票的流失，看到穷白人越来越成为对手的票仓，他们的应对办法是越来越依靠有色选民、移民、主流宗教以外的教民。——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左派的初心。
在人类思想史上，左派一向喜欢强调不分种族的穷人是一家。而现在的美国左派不管白人穷人，只管黑人穷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身份政治”从原来右派喜欢讲的东西，变成了左派讲的东西。文化多元取代了阶级话语，白穷人成为右派，左派越来越依靠有色选民。这样造成的危机，只有在全球化危机解决以后才可能有出路，否则很难克服。
今天，美国的黑人白人之间的平等没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比过去更尖锐吗？当然不是。讲来讲去，除了警察暴力之外、除了某些白人有歧视偏向以外，左派说不出美国的制度安排还有哪些真正对黑人有歧视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在观念上解决歧视，也不能用现在这个办法，反而使得歧视越来越厉害。越给黑人特殊待遇，黑人反而越会受到歧视。
早在10多年前，我就提出，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对宪政是个危机。我国从文革以来，长期讲阶级斗争造成流血遍地、暴力泛滥，因而谈阶级色变，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太过突显阶级政治。其实，这是个表面现象。中国没有发展过真正意义的阶级政治。阶级政治一直是西方宪政条件下代议政治的主体。所谓的阶级矛盾，就是比如工人与资方有矛盾，这就是阶级矛盾；雇佣工与出租土地的人有矛盾，这也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在西方最明显。在英国，工党起初就是工会，最早就是搞工人运动，在议会中的代表成为工党议员；现在的工党当然比较复杂。可是，阶级斗争在他们那里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有变成一种代议政治，才真正具有阶级政治的背景。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选出自己的代表，资产阶级也选出自己的代表，大家进行博弈，即谈判。谈判破裂了，矛盾才有可能激化。但破裂的可能其实很小，因为阶级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最容易计量化、最容易讨价还价、最容易达成妥协的。工会与资方达成妥协的容易程度，远远超过调节伊斯兰与基督教、黑人与白人、车臣与俄罗斯人、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矛盾的容易程度。
阶级政治第一是容易计量化，第二是具有很大的可变性。人们经济地位的变化比较快，但种族、信仰、宗教这些身份的变化却很慢。因此阶级政治比较达到妥协、比较容易通过代议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宪政容易成功的条件。然而，阶级政治变成身份政治就比较麻烦了。在阶级政治条件下，左派右派完全有可能轮流坐庄，福利国家有利有弊，自由放任有利有弊。每个人情况不同，这次选举我投左派，下次我投右派；这次我觉得我是弱势群体，我喜欢福利国家，下次我比较自信了，我可以不那么依靠照顾，更希望发财了，我就投右派。可是一旦变成身份政治，就可能出现：多数永远是多数、少数永远是少数。少数人往往不能真正通过代议政治来解决自己的诉求。这时就会造成宪政危机。这是我现在非常担心的。
➆ 我们要发声、要交流
我觉得我们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仔细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源，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前总是说中国有什么问题，就看看西方怎么讲的，好像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高明。其实未必，在目前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西方人不仅对中国的问题看不准，有时对西方的问题也看不准。由于他们习惯于只是在他们内部看待问题，有时反而不如我们旁观者清。
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确应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既是为了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为了解决他们西方的问题。我们要有更多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