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第三日丨父親和我

這篇記一下父親。

我知道父親的故事不多。父親是廣州人，十六歲時被派到深圳工作。當時中國正經歷大躍進，四處饑荒，人人都吃不飽。有天休息時間，同事問他，要不要一起偷渡到香港，一切都已安排好，同事計劃偷渡已有半年，他實在受不了每天都吃不飽。父親點起煙，一再考慮。爺爺是共產黨幹部，如果這樣一走了之，是會連累整家人。但只要到香港，吃飽就不再是問題，還能養起家人，而且聽說那裡無比自由。一根煙的時間，改變一生。

午飯時，父親如常吃了幾個乾饅頭，便和同事回辦公室小睡片刻。不久，房間鼾聲迴盪，他張開眼，起身走向廁所。他不慌不忙，脫下了白色的制服，綁緊了鞋帶，走到後園樹下和同事和合。

「記住要向前游，千萬唔好回頭。」同事千叮萬囑。

香港和中國大陸，只隔一條深圳河，香港割讓以來，兩地的人是可以自由流通。自一九五一年始，邊境成為禁區，嚴密封鎖，就如一九四九年後，兩岸隔絕，自始成為兩個世界。父親看著同事的背影一路前進，腳上那白色廉價帆布鞋，漸變成泥黃色，深圳當時仍是一望無際的田野，路上一片黃土。中國這邊的河岸，已有兩道加固的鐵絲網，防止有人偷渡。兩人躲在一塊大石後埋伏，觀察邊境哨兵巡邏規律。

同事拍拍父親的肩膀道：「佢地再行一轉，我地就出發。游到香港就有車接我地，記住發生咩事，都唔好回頭，有車就上!」

哨兵背影漸漸遠去，兩人如猴子靈敏，轉眼已爬過兩度鐵絲網。來到真正的邊界，父親跟著同事跳進河裡，改變命運的最後幾分鐘，如精子拚命游向終點。突然，父親感覺到有東西打進身後的水中，他記得同事叮嚀，千萬不能回頭。眼前視線一片模糊，分不清方向，那刻，腦海閃現爺爺在珠江河逼他學游泳，那段父子唯一的相處時光。兩人爬出水面，對岸繼續傳來鎗聲，父親仍不敢回望，這時發現前方有一道和中國不同的圍欄，跨過去後便是新世界。爬過了最後的障礙，兩人才敢回頭，對岸的幾個中國哨兵已停火，但仍注視著他們，兩人不敢多待，轉身絕塵而去。

他在香港的第一個住處是天台屋，那個年代，沒有親友接濟的偷渡者，大部份都住在天台加建的木頭屋。父親逃亡的故事，是我唯一知道關於他的過去，當我好奇想知道更多，為時已晚，他已沒法訴說。也許父子倆缺少緣份，在我的人生中，他幾乎是缺席的。

「兩隻手抓實車頭，對眼最重要望前面!」父親扶著我單車的尾架，再次提醒我。

騎單車是父親教我的，也是我記憶中，父親唯一教我的事。

父親是廚師，早出晚歸，休假也不穩定。休假時，不是去找朋友玩樂，就是去收購舊手錶，但不會選擇陪伴家人。媽媽常對他抱怨，要求他有空帶我兩兄弟去玩，培養感情，難得的幾次三父子聚會，都是到沙田騎腳踏車。我一直都是騎有扶助輪的小童腳踏車，所以都騎不遠。某天不知為何，租車時，父親突然說要教我騎沒扶助設備的腳踏車，成長總是沒預期的發生，被迫獨立。那天早上，忘了跌過幾次，搖搖擺擺的騎了幾步，總會停下，一直沒法好好平衡。剛念高中的哥哥早已不知騎到那裡，父親在家都很嚴肅，我也難得和他說上幾句話，所以與他單獨相處，心裡害怕，面對一個陌生的人，根本沒法專注。跌倒也不敢看他，站起來又再重試，只知道會騎了，就可以逃出這困境。

「差不多了，你跟著我來吧!」父親說。

又一個突然的宣告，準備不足就要上路。心中記著父親的口訣，一步一步的跟著他騎，慢皺騎得愈來愈穩，終於走出了舒適圈，到了比平常更遠的地方找到哥哥，成長的唯一方法，就是冒險。日照漸沒，要到單車店歸還租來的腳踏車，店前有一道頗深的隧道，面對大下坡，我沒有多想，直往下騎，兩邊景氣愈來愈模糊，眼前突然出現一台車，此刻才發現，我不懂剎車，為了閃避撞上了左邊的欄杆，人車倒地，肚子被撞到呼吸困難。父親從後來到，只是默默看著，沒有安慰身處恐懼中的我，那是我懂事以來，第一次覺得接近死亡，我努力掙扎，用盡全力呼吸，想一切盡快結束。不久，痛楚漸消，父親把我扶起，要我繼續往前騎。成長以來，其實我搞不清怎麼去做一個男子，一直覺得父親沒有教我，我也只能在跌跌撞撞中長大。

這幾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很多人選擇遺忘一切，過新生活。父親也是，但那不是他的選擇，是腦退化症選擇了他。十年前，他慢慢失去記憶，後來只能送他到安老院居住。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是無記憶之人。

父母離婚後，我們鮮有來往，他後來再婚了，偶爾也會找我吃飯，生活安穩，本來無事。某天清晨開始，媽媽常接到他的來電，一大早就會打來我們家，胡亂說話，媽媽有次終於忍不住，臭罵了他一頓，也覺得困惑，是他退休生活太無聊嗎?農曆大年初一，我到父親家拜年，剛坐下，他便拿出幾個老舊皮箱放在我面前。他打開給我看，裡面都是些珍藏手錶，他跟我詳細解釋每一箱是什麼，似是要交代事情，還叮囑我記下密碼，我不願記下，那是一種難別的氛圍，我不願承認這份感覺。

隔天，我陪他到深水埗鴨寮街擺地攤，每逢過年，他會趁假期在這裡賣幾天手錶，也順便和錶友聚聚。我幫他佈置好攤檔，拿起背包準備離開，他叫住我，從懷中取出錢包，我看到他的錢包還連著一條到腰間的防盜金屬鏈，他急急從錢包中拿出幾百元，塞了給我，我推卻不要，那一刻，我感到他是要把能給的東西都給我。我走了幾步，回頭看著他孤單瘦小的身影，兩鬢斑白，不再是印象中，叮囑我望著前方，那個年輕力壯，高大的男子。他正在遠離我，遠離這個世界，他心知肚明，我也是，但我還是不願接受。後來，阿姨有天來電，父親失蹤了，找了一天終於把他尋回，送醫後初步確診他是腦退化症，阿姨沒法獨自照顧他，決定送他到安老院療養，那時他已經不太清醒，話中只有過去，沒有現在。後來一切他都忘了，有時我也猶豫要不要去探望他。一個沒有回憶，不能交流的人，探望的意義何在?還是我始終不願接受，世上有慢性死亡。

三年瘟疫，妄想見面，我們也沒有再見。高雄入冬的某天，我收到來自香港醫院的電話，我沒有接聽，我知道那代表什麼，又一次，我不想接受、面對。不久，手機跳出媽媽傳來的訊息，我想猜錯，不過沒有。我回到故鄉，跟爸爸道別，也是永別，還好他在記憶消逝前，他追求的自由還沒有遠離。我帶著太太看過去成長的街道，心中生起某種刺痛感，莫名的傷感，我知道了，離開成長之地，我就不再完全屬於那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