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詩人徐志摩洞悉蘇聯實質，給胡適親蘇潑冷水

徐志摩早年生在一個浙江城市家庭，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因而思想開放，晚清種種變革以及晚清種種革命運動，徐志摩都有所關注，他還曾為革命軍的失敗而痛苦，由此可見徐志摩在早年便以具備追求自由的因素。 15日後他留學英國成為自由主義信徒，只是順理成章。他曾在文章中有此感慨: “今自出海以來，身之所歷，目之所觸，街足悲哭鳴咽，不百之替之何從業，而何有於樂？”16可見其在求學過程中，亦在不少苦惱，這些苦惱。表現在徐志摩早年思想尤其是政治態度的矛盾。

徐志摩去英國求學，從他描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想追隨羅素讀書，但是事與願違，羅素因站時主張和平被劍橋大學除名。 17後來徐志摩與羅素雖有交往，但是二人在思想上有較大區別。當時徐志摩的老師是著名的費邊主義思想家拉斯基，因而其自幼主義信仰中帶有濃厚的左翼色彩。因而當蘇聯崛起之時，徐志摩熱烈歡呼，列寧去世。徐志摩寫詩悼念。 18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他對蘇維埃國旗盛讚有佳：那記憶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是一個最大的時期，不僅表示俄日民族流向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同時他對蘇俄的成立歡呼雀躍：在那旗子抖動的聲音裡我不僅彷彿聽出這十年來那斯拉夫民族失敗與勝利的呼聲，我也想像到百數十年前法日革命時的狂想，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哪天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 19

徐志摩與羅素的分歧就此種下，一九二四年早於徐志摩四年訪問蘇聯的羅素，對蘇聯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徐志摩對此展開了嚴格的批評與反駁：“羅氏不常言基爾特社會主義乎，奈何健忘若此？”20“羅氏為科學家。常抑情感求真理，然一河意氣，即如泉湧蓬生而不已。”21但意氣用事的，乃是徐志摩本人，他在一九二二年的《羅素與中國》一文中將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大加挖苦.22時隔一年，他在文章中，又引用吳稚暉的話激烈抨擊羅素：“說羅素只當我們是小孩子，他是個滑頭大騙子。”23

轉折發生在一九二五年，這一年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爆發了“赤白仇友之爭”，這是一個帶有標註意味的事件。尤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曾在《晨報》副刊工作的瞿秋白，在此之前曾以特派記者的身份與俞頌華一起參觀蘇聯，隨後寫下了名動天下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對於蘇聯，一再表示深深的憂慮。 24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九二四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正式改組，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一局面的寓意不言而喻，沈志華先生指出，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動，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25

論爭之緣起：徐志摩的蘇俄之行

徐志摩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之於蘇聯的讚頌帶有鮮明的趨時而動的痕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親身訪蘇，他在《歐遊漫錄》中詳細地記載了他對於蘇俄的看法，他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包括中國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問題，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憂慮。在《歐洲漫錄》一開始，徐志摩便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你答應的了一件事，你的心理就打上了一個節結，這個結一天不解開，你的事情一天不完結，你就一天不得舒服。”26

表面上看，徐志摩是表達不能及時給《晨報》副刊供稿而苦惱，實際上卻是對於親歷蘇聯表示出了自己惶恐不安的心情，而後的遊歷終於讓徐志摩開始清醒，他對蘇俄也由一味地讚頌，轉而成為激烈的批評。

徐志摩原本想像的莫斯科，多麼富有魅力，然而及至他親臨紅場才明白自己的可笑：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是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悅，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 27因而徐志摩驚呼：旅行人！快些擦淨你風塵倦了雙眼，仔細的來看看，競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的火種！ 28

而在文中，徐志摩又提及了兩種事情，進一步體現了他對於蘇聯的懷疑，為了他的右轉提供了巨大的契機：“我在京的時候，記得有一天，為《東方雜誌》上一條新聞，和朋友們起勁的聊了半天，那新聞是列寧死後，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訴，被告是骨頭早腐了的托爾斯泰，說他的書，是代表啵淇窪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寧沒有臨死的時候，叮囑他太太一定要取締他，否則蘇維埃有危險。法庭的判決是列寧太太的勝訴，宣告托爾斯泰的書一起改版，現在的書全化成灰，從這灰再造紙，改印列寧的書，我們那時大家說這消息太離奇了，或許又是美國存心污毀蘇俄的一種宣傳。但同時杜洛茨基為做了《十月革命》那書上法庭被軟禁的消息又到了，又似乎不是假的，這樣看來，蘇俄政府什麼事情都做的出，托爾斯泰那話竟許也有影子的。”29

而徐志摩拜會托爾斯泰的大小姐，更加談了他蘇俄的懷疑：“我當然問起那新聞，但他好像並沒有直接答复我，他只說現代書舖子裡他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斯托耶夫斯基等一般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我問他現在莫斯科還有什麼重要的文學家，他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30

而徐志摩隨後更親身領教了蘇俄的專制政治，徐志摩晚上與友人去聽戲，經歷了戲劇性的一幕：“我們一到門口票房裡沒有人，一問說今晚不售門票，全院讓共產黨俱樂部包了去請客，差一點門都進不去。”31蘇俄的高度集權，由此可見一斑。

而最終徐志摩參觀列寧遺體陳列館，讓他對蘇聯的懷疑達到了頂端，也讓他對羅素產生了由衷的歉意：“我先前挖苦了他，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氣裡去呼吸了幾天，我沒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從不曾有過信仰，共產或不共產但我的確比先前明白了些，為什麼羅素不能向後轉。32

而徐志摩本人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有時候我簡直是一個宿命論者——例如我黨得這世界的罪孽實在太深了，枝葉的改變，是要不到的，眾根本不悟的時候，不免遭太劫，但執行大劫的死者，不是安琪兒，也不是魔鬼，還是人類自己。莫斯科就彷佛負有那樣的使命，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這血海。”33

最後，徐志摩對於國內諸如李大釗之流的宣揚馬列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實施了最堅決的劃清界限：“我不是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但講到革命，便不得不講國家主義，為什麼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軍師，還得還外國主意來策劃流血？那也是一種可恥的墮落。”“革俄國命的是列寧——你們要記著，假如革中國命的是孫中山，你們要小心了，不要讓外國來的野鬼鑽進了中山先生的棺材裡去！”34

“赤白仇友之爭”的台前幕後

徐志摩回國之後，旋接管孫伏園留下的《晨報副刊》，“赤白仇友之爭”因此興起，有關這場論證的研究，國內史學界上存在空白，但相關的史料集早已編就，即是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七輯的《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由章進編就，國民唐元老吳稚暉撰寫序言。 35

這場論證的起因是陳啟修發表在《晨報社會周刊》上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 》一文，作為中國第一位翻譯資本論的學者陳啟修，乃是地道的親俄派，他指出：“指赤色的蘇聯爲赤色俄的帝國主義，簡直可以說牛頭不對馬嘴了，蘇聯用盡它的力量，到世界各國宣傳帝國主義到各被壓迫的民族中去宣傳帝國主義，這是事實。”36言辭中之言之鑿鑿，已經透露出為蘇俄辯護到底的趨向。

然而時隔兩天，張奚若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對於陳啟脩大加討伐，張奚若指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不是敵人是什麼？”37

對於張奚若的反駁，徐志摩深表贊同，旋即在《晨報副刊》上發起論爭，十月十日，《主持《晨報社會周刊》劉勉己發給徐志摩《應怎樣對蘇俄》一文，徐志摩因而寫下寫《又從蘇俄回講到副刊》一文，徐志摩指出：“中國對蘇俄問題乃至共產主義與中國，和國內共產黨一類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劃破的一個大疽”38“這回的問題，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的。”39

劉勉己《應怎樣對蘇俄》一文中看似持中，實際上對蘇俄革命表示難以苟同，他指出：“我個人信念上不是讚成共產主義，與其反對赤色的共產主義對於赤色的蘇俄，我雖然從科學上無法判決他為“有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信念，然而從中政治外交方面認為蘇俄對外所慣行的暴力手段，和國家利益衝突時，這時期卻倒我們為戰略起見也不妨大呼“赤禍”乃至“赤色帝國主義禍”。 40

敖光旭先生在《國家主義與聯俄與仇俄之爭》一文中認為：“聯俄與仇俄之爭發生的近因和直接原因，可歸結為五卅滬案及由此引起的共產派與非共產派，親俄派與非親俄派衝突之加劇。”41此論甚為切中要害，徐志摩主持“赤白仇友之爭”後不久，報館便遭左翼勢力焚毀。而同時代的工農運動正進行的轟轟烈烈，五卅運動更激化了共產派與帝國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的矛盾，共產黨人在五卅反帝運動中痛感：“資產階級不革命”。 42

而即便是報館被焚，徐志摩依然不改初衷：“我生平經歷雖則不深，可是人事浮淺的變異輕易危害不了我，嚇不倒我。43於是有了次年年初徐志摩與陳毅的筆戰，這次筆戰極具象徵意義。他標誌了自由主義者徐志摩與共產主義者陳毅之間的歷史分歧。同時胡適在此時遊歷蘇俄，他與蔡和森的爭執恰恰可以於此相參照。

徐志摩與陳毅之爭

一九二六年初，陳毅在列寧學會發表演講，高調紀念列寧逝世兩週年，講稿《紀念列寧》以曲秋的筆名發表。在此之前，陳毅將演講稿寄給《晨報副刊》，意在刊發。但徐志摩將陳毅的文章扣下，旋即寫下《列寧忌日——談革命》一文，對於陳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駁：“陳先生的是一個鮮明的列寧主義信徒的論調。”44

接著徐志摩表達了他對於馬克思階級學說的質疑：“我個人是懷疑馬克思階級說的絕對性的，兩邊軍隊打仗的前提是他們各家壁壘的分清；階級戰爭也得有這個前提。馬克思革命論的前提一個純粹工業主義化的社會……但至少就近百年看，就在馬克思時代最工業化的國家他的預言……並不曾靈驗。”45

而對於陳毅有關於“共產黨是列寧指導的第三國際黨的中國支部”這一說法，徐志摩嘲諷道：“那也不壞，但這樣一來豈不是我們革命的領袖不是中國籍的孫文或是別人，而是一個俄國人，那原來是，共產黨的眼裡，據說只認識階級，不認識種族，誰要是在這種地方挑眼無非洩露他自之見解的淺薄。”46。

在文章的最後，徐志摩絲毫不否認列寧的偉大，但是他對列寧，依然存在恐懼：“我卻不希望他的主義傳播，我怕他，他生前成功的一個秘密，是他特強的一個意志力，他是一個fanatic，他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個理想的黨魁，有思想、有手段、有決斷。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裡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47

而對於國內的青年一味的擁護列寧，謳歌十月革命，徐志摩非常痛心，他指出：“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要知道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烈苦痛的一件事實，有俄國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這日子的。這不是鬧著玩的事情。”48

而徐志摩對於青年人的告誡，似乎也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二十年代訪蘇的胡適，便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遭到青年學生的質疑，雖然胡適極力誇讚蘇聯的巨大成就，但僅以為他對蘇聯的未來提出憂慮，便與當時共產黨的少壯派蔡和森發生激烈爭論。 49二三十年代的激進左翼的魔力，於此顯露無疑。

胡適、徐志摩、張友漁的環環相扣

一九二六年，胡適訪問蘇聯，得出了與徐志摩截然相反的決定，他的《歐遊道中寄書》給知識界以極大的震動。李大釗等親俄派為此吹呼雀躍，李大釗甚至出了一個策略性的方法：“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50言下之意不希望取到美國的胡適再度右轉。而錢端升、徐新六等人人則對胡適的“左轉”，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 51

在此之中，胡適的老朋友徐志摩反應應最為激烈。他將胡適的旅俄書籤一一摘錄，加了長篇按語在副刊上發表，一一加以駁斥，顯示了他自由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徐志摩指出：“俄日革命所表現的偉大精神與理想主義…我想誰都不能否認……我們應得研究的是進一步的問題，我們應得研究的蘇俄所懸的那個“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足的依據。”52

而對於胡適高度讚揚蘇聯的新教育，徐志摩更是難以苟同：“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他們都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階級戰爭一類觀念來替代信仰——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53

後來成為中共知名法學家的張友漁，斯時叫作張家鼎，他看了徐志摩對胡適的批評，立即寫信與徐志摩商榷，張像鼎言之鑿鑿：“其實依我看來，黨化教育便是新的教育，世界的新國家裡，除非你甘為'老大帝國'，不論他是共產黨專政，或者別的黨執政，都應該採取這種教育政策。54他還援引國民黨的事例為共產黨辯護：譬如中國國民黨，也主張黨化教育，而一部分國家主義者，亦相當贊成此政策，可知共產主義和黨化教育的關係，正如徐志摩和吃米飯的關係相同。”55

徐志摩對於張友漁的商榷不以為然：“你的思想一朝進入一個劃清的方向，正如你愛上一個人，或是信了一種教，你就不得不專注。”56徐志摩對於胡適之於當化教育的認同痛心疾首，大聲疾呼：當然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統治下，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