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因为12月1日读到曹雅学的报道《记录群体抗议事件：两个普通中国人不寻常的故事》，觉得写得很好。于是又延伸到想阅读曹雅学的更多文章。

“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中国】，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曹雅学 ｜记录群体抗议事件：两个普通中国人不寻常的故事

曹雅学：偶然的活动人士

2015年4月15日 04:53

美国之音记者莉雅

华盛顿 — 

尽管她不是海外民运人士，但是在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方面，她创办的英文网站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尽管她不是新闻记者，但却具有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及时追踪报道中国人权法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她叫曹雅学，一个在90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后来定居下来从事翻译与写作的自由职业者。因为偶然的因素，使她涉足中国的民主之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度民主奖颁发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在颁奖仪式上播出的短片里，讲述着两位闻名遐迩的获奖人故事的，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面孔。

曹雅学：“我是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读书，后来曾经在北京、深圳工作过。再后来91年，我就到美国来读英美文学。”

毕业后，曹雅学一直在美国从事写作与翻译，同时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过着典型的都市中产阶级生活，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会和刘晓波、许志永以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任何交集。

偶然机遇成为英文网站博客撰稿人

2011年夏天，本来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她，偶然发现了当时生活在南京的美国小伙子汤姆办的英文网站seeingredinchina.com。受到这个以中国为主题的网站讨论话题的吸引，在美国获得过英文短篇小说奖并对中美文化差异颇有观察的曹雅学开始参与讨论。不久她便受邀成为这个网站的博客撰稿人。

曹雅学：“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唉呦呦，不要。因为我生活很忙。你也知道这个生活特别忙碌，又是家，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忙不过来，哪有功夫。看一看还可以，兴之所至发个言可以，但是你要说真是提起来写，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投入。”

不过，在汤姆的劝说下，曹雅学答应不定期地给网站写一些博客。没想到，她的第一篇博文《“愚蠢的”美国人》Dumb Americans很快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成为该网站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曹雅学：“从那以后，我感觉网络媒体挺有力量的。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家庭主妇、职业妇女在家里做事情，然后根本很少能去触及到这样多的一些读者和观众的情况下，我感觉很有意思。”

登陆新浪 赶上“自由光诚”运动高峰

在为这个网站写博客的过程中，曹雅学发现她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不够，所以就登陆了新浪微博，而那个时候正好是“自由光诚”运动的高峰。

曹雅学：“大家好多人都有陈光诚的头像。我当时一上去，我说这个戴墨镜的人是谁啊？怎么好像哪里有点眼熟，我以前在哪里见过吗？”

她就去网上搜索有关陈光诚的信息，而陈光诚的经历让她深感震动。

曹雅学：“中国社会对待残疾人基本是，不管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基本上是把你当一个废物去对待。就是说，你能够生活自理就已经很好了，没有人指望，没有人去考虑你的权利，没有人去考虑你的尊严。那都是太奢侈的东西。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像陈光诚一个盲人，十八岁才去读书，又生活在中国最贫苦的乡村，能够去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村民，能够有权利意识，还去帮助人，去行使这样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正义感，我非常惭愧，也很敬佩。”

曹雅学开始在微博上讲述陈光诚的事情，并在11月12号他生日那天用英文写了一篇他的人物特写。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陈光诚最为完整的文章。陈光诚事件使得曹雅学在博客上的写作有了一个方向。但是不久，曹雅学的微博帐号被中国当局关闭了，她就只好来到推特。

葛洵事件

没想到，她竟然在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的中文圈里意外的找到了她最想找的人，即中国的异议人士和自由思想者，其中包括创办“自由光诚”网站的葛洵。葛洵2012年初回北京奔丧期间在前往看望六四母亲丁子霖的途中遭到中国国安人员绑架的经历是推动她成为一个人权活动人士的重要里程碑。

尽管葛洵在中国的经历得到了美国之音等美国主流中文媒体的报道，但是曹雅学感觉到，应该用英文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于是她让葛洵把他在北京20几个小时的经历写成文章，在她编辑与翻译成英文后，发表在汤姆的网站上，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包括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曹雅学：“当时这个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我们的博客、网站还可以起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的感觉，很多故事在中文的媒体里面可能转一圈，都报道了，结果就因为这样一个语言关，很重要的故事进不到英语媒体里。”

喝茶报告

她随后在一个推友办的网站“喝茶记”上搜集的文章基础上撰写了“喝茶”报告，也引起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注意。

曹雅学：“这又是另外的一个事件。就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综合的写作、报道、调查，去反映中国更真实的一些东西，很可能被大多数外国人注意不到的东西。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陈光诚事件在国会作证

2012年4月份，一直关注陈光诚的曹雅学在推特上看到陈光诚侄子陈克贵半夜拿刀砍人的消息。直觉告诉她，这一定与陈光诚有关。她就按照推特上提供的信息，给陈克贵打电话。

曹雅学：“我就连夜把他的录音和中文的文字稿放到自由光诚网站上。我又连夜把它翻译成英文发出去。这个消息，实际上克贵的消息，是光诚出逃的第一个消息。”

5月初，曹雅学出席了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陈光诚案子的紧急听证会。

曹雅学：“我说我知道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们国务院的官员有很多眼下的考虑。我能理解。肯定有。但是光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象征。他激励了这么多的中国人。我说刘晓波、许志永也激励人，但是他们作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做了他们做的事情，进了监狱，受了迫害。我们多少感觉到他们是在尽他们的责任。我们从来没有指望一个盲人去承担这样一种角色和责任。所以特别多的人感受到特别受启迪。我说，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中国的普通公民，会冒着生命危险，挨打，受抢，驾驶几千公里去看这个盲人。我说美国政府，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时刻的话，这就是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美国政府必须放下我们的一些事务性的考虑，来想一个大的图景。这个大的图景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不会永远在那里，但是中国人民会永远在那里，中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会永远在那里。不要让这个国家和人民失望。”

对于曹雅学来说，在这个事情以后，做这个网站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爱好，不是随手拿起来写一写，碰巧的事情。

接手英文网站

2012年的夏天，汤姆回到美国并决定关闭这个网站。曹雅学当时想也没想就接过这个网站，继续跟踪报道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案件，并翻译了许志永博士的“新公民运动”等重要的文章与论述，因为在她看来，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和观察往往比国外智库的专家更加透彻。

创办新网站

曹雅学：“2013年的六四，我们建立了新的网站，叫chinachange.org.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摆脱个人博客的这样一个印象，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真正的把它来当成一个事情来做了。”

在创办这个网站后，曹雅学还是继续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案子。在中国民族大学教书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被抓起来以后，chinachange.org网站专门设立了有关这个案子的栏目，翻译了他的自传、文章以及与他案情有关的法庭陈述等等。

除了关注陈光诚、许志永、伊力哈木等极受关注的案子外，曹雅学也把目光投向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维权人士的命运，像南方街头运动，或是江西新余普通的下岗女工刘萍。

曹雅学：“对我来说不存在大小人物之分，就是说只要是我觉得值得写的、有传播意义的，都写，都会去想办法去做。”

杨建利：非常重要的工作

尽管在她看来，自己做的是卑微的事情，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但是在那些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权与民主发展的人眼里，她所做的这些事情却是开创性的。

美国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博士：“美国的媒体、西方的媒体对中国有很多的关注和报道，但是对维权这一块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欠缺。有些媒体自我审查也比较厉害。它能够报一些中国官员的腐败，但是它有时也不愿意报一些非常残酷的人权侵害的案子。雅学能够把这些人权侵害的案子、维权的一些活动，还有公民运动的一些活动，还有公民运动的一些人的言论，能够及时的翻译，用非常好的英文翻译，推到国际社会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她做得非常有成绩。”

滕彪：在英文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是在网上认识曹雅学的。

他这样看待曹雅学创办的这个网站：“一方面，它把一些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把它传达出来，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让西方世界知道，西方媒体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且这一部分是中国官方媒体刻意想要压制、刻意想要掩盖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她也做很多媒体的工作，就是一些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报道，也参与了很多具体的维权工作。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chinachange这个网站都非常重要，而且在英文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杨建利认为，曹雅学所扮演的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他说：“她是第一个系统的来做这件事情的人。她有几个条件。第一，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她看到了这个工作领域的重要性，她非常执着的坚持。这是第一。第二，她有这方面的工作能力，因为她的英语非常好，能够把中文翻成非常好的英文。虽然很多异议人士、人权人士在美国受到了美国的教育，但是真正系统的来做翻译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很专业的人，把翻译工作包括结合着新闻一起做，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缺的。所以雅学符合了一个理念上坚持普世价值、在新闻上坚持新闻自由、在性格上非常执着，再一个她又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着很少有几个人具备她这个比较完美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曹雅学这个网站的重要性从她在推特上的粉丝数量、读者分布的范围、订阅网站的人数以及读者在她网站上的留言都可略见一斑。

家人的顾虑

尽管毫无顾忌的全身心投入这个工作，但是做这件事情也曾让曹雅学面对家人的顾虑。

曹雅学：“我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他有点恐惧感。我们有过好几次讨论。他曾经说，哎呦，这个会怎么样呢？他也说不出来具体这个恐惧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在美国的黑手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你一个美国公民在一个自由社会长大，你应该知道恐惧是一种毒药。我们必须去克服。这是一个。第二，即使我们有一点点自然的恐惧，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受这个国家法制这个宪政的保护。然后我们在一个自由言说的国家。我说在中国那样一个恐怖的地方，你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随时被投入监狱，判重刑、无期的人，他们会去行动。我们有什么理由害怕呢？不去支持他们呢？”

义无反顾

尽管面临人力与资源等各方面的挑战，曹雅学对网站的前途仍然充满希望。她的下一步打算就是向美国的普通公民募捐，并增加人力来扩大网站的覆盖面。她还计划把网站上的内容和信息介绍到美国公众，包括去美国大学，介绍中国的人权、法治和政治制度情况。

来美国二十多年，曹雅学早已完成了一个新移民为了融入接纳她的社会所应该做的一切。她本可以选择心无旁骛地在这个富足社会享受一个不受惊扰的舒适生活，理所当然地把故国发生的一切留给网络报章上的随意一瞥或三五知己的茶话闲谈。但是在她眼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当权者的固守之间反差如此之大，令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曹雅学：“我经常跟人说，我说，我每一天都break my back，break my heart(心力交瘁)，就是工作得很疲劳，就是腰酸背疼，然后每天呢，还心里面很难过。我记得伊利哈木被判刑那一天，我一天止不住眼泪。我就说，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能去做那样的事情？纯粹从一个很个人的角度来说，难以平静，难以平静。所以，我做了两年多，我了解中国的这个人权法制的公民社会的状况。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中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勇敢的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现在在坐监狱，或者正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个是我即使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年的中国人，这是全部的中国人，不管你在哪里的，一个耻辱，而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耻辱。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曹雅学: 天安门运动与六四屠杀的全景记录者 - 吴仁华采访录（上）

2016年6月4日 01:38

曹雅学

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曹雅学按：吴仁华先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1989年时，他和政法大学另外两名年轻教师（刘苏里和陈小平）带领学生上街，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头到尾参加了天安门运动。” 他是6月4日早上最后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数千抗议者之一，并在从天安门广场徒步返校的途中，目睹了六部口解放军坦克轧人的惨烈场面。1990年2月，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珠海跳海偷渡至澳门，后经香港来到美国，在接下来的15年里担任《新闻自由导报》(现已停刊) 的总编辑。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和六四亲历者，吴仁华先生从屠杀发生之时便已开始搜集资料，多年不辍。2005年至2014年期间，吴仁华先生先后写作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2007) 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以及《六四事件全程实录》(2014)。这三本书一道，构成了对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屠杀的全面记录。我今年4月24日和25日在洛杉矶采访了吴仁华先生。上半部分我们讨论他的著述，特别以他对戒严部队的研究为重点。

曹：从事六四研究是您很早就做出的一个决定吗？

吴：是的。一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1989年民主运动的亲历者，二是因为我是一个历史文献学者，我从1978年2月至1986年6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读完本科和研究生，这个专业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国学”。 1986年北大毕业后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历史文献的工作。因为这样的背景，我在亲历六四期间就已感到我必须把这样一件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大事记录下来。这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

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不是被掩盖就是被扭曲。我们从事历史文献的人更加重视记录，何况天安门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街头运动和公民运动，而且那场屠杀那么惨绝人寰，震惊世界。所以屠杀之后我就发愿，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不能让它被遗忘。

曹：到目前为止您出版了三本书。告诉我们一下这三本书的内容。

吴：我的六四研究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搜集资料的部分，一个是写作的部分。对历史研究来说，收集资料的过程更加艰难，耗时更长，写作的过程反而相对短些。收集资料的工作从我90年抵达香港的时候就开始了。写作是从2005年我结束了《新闻自由导报》的工作后开始的。在我担任《导报》总编辑15年期间，工作非常繁忙，没有完整的时间从事写作，但是在这15年中收集资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第一本书是在2007年5月出版的，书名是《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当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一个新闻热点，不是一个很好的出版时机，没有一个正规的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认为这种书已经没有多少市场、没有多少读者感兴趣了。我和香港一些出版商谈判，他们给的条件非常苛刻。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注册一个出版社，名叫真相出版社，自费出版这本书。好在美国是一个出版自由的国家，花了几十美金就注册了。所以第一本书的出版是很艰难的。书出来后，香港一个出版杂志的朋友代理发行。结果书卖得不错，出乎我们的意料，非常令人满意。

曹：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吴：这本书是天安门清场的一个全记录，记录的时间是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前后到6月4日上午10点多，差不多20多个小时的样子。内容也包括后来我收集到的、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屠杀，那里是屠杀最惨烈的一个地段。在我这本书出版前，也有作者陆续发表过文章或书籍，但是他们的记录都是回忆录性质的，都不完整。按传统的体裁分类，我这本书是一个编年史，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对每个事件以及发生的时间做了一个完整记录。

我想这本书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提到了一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情况：参加清场的有哪些部队，他们的进军路线，分别执行了什么任务。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揭示戒严部队的内幕和真相。

第二本书的书名叫《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年5月出版，是对戒严部队的一个完整论述。同样是真相出版社出版，在香港发行。这是我写作系列中的一个计划。这本书是中国文献的另一个体裁，即纪传体，以人物与事件为主轴。所以这本书以每个部队为一个章节来展开，一共19章，加上第一章，共20章。第一章我记得共有14节，回答了开枪命令怎么下达的、开枪命令怎么下达的、军警的死亡人数等问题，是总论性质的。这本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和研究者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它是开创性的，海内外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第二，它的确揭开了戒严部队的具体情况。举例来说，戒烟部队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人们都是在猜，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还有，哪些部队参与了？也没有一个答案。包括我这样的亲历者，而且事后我在北京又做了几个月的调查，询问了很多地点的亲历者，都不知道有哪些部队参加了镇压。大家都在说的，只有38集团军， 27 集团军，第15空降军，其它的都不知道。这本书第一次给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比如说参加戒严的总人数，我说在20万左右。至于参加戒严的部队，书中就提供更明确的答案。这些答案是有根据的，明确的，不是推测的。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这本书引起学术界和研究者重视的原因。所以现在网络上，包括维基百科，关于戒严部队，他们引用的都是这本书的资料。《亚洲周刊》2009年六四20周年的时候有篇文章，也专门指出，关于天安门屠杀，关于戒严部队的真相，我这本书是权威著作。

严家祺先生说得更明确了。他有篇文章，叫做《吴仁华对中国的贡献》，他说到这两本书，说它们是关于天安门屠杀里程碑式的著作，他说从此以后所有的研究者首先要跨越这两本书。他这样说让我感到汗颜，不敢接受。

但是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来说，它不如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可读性很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悲情的，惨烈的，我尽量做了完整讲述。这个从书的发行量就可以看出来。

第三本书全名叫《六四事件全程实录》，是2014年5月出版的。和前面两本书同样的方式出版发行，也是自费。这本书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开始，因为胡的逝世是八九民运的导火索，结束于6月30日。六四屠杀后实际上零星的屠杀还在持续，六四那天以后，北京还有很多工人和市民、还有外地一些城市还在抗议，付出了很大代价。六四以后中共当局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逮捕。这些事件也是六四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换个名字，可以叫做《1989年民主运动史》。但是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在中共封锁资料的情况下，我不敢把它叫做史。

在我这本书之前，1999年六四10周年出版的，美国两名著名的汉学家黎安友教授和林培瑞教授主编出版了《天安门文件》，中文翻译成《中国六四真相》（以下简称为《真相》），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质疑，因为它说是中共内部文件。作为一个版本文献学者，我认为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它不是内部文件。它的主要来源是官方新闻以及内部参考，比如新华社的大参考，人民日报也有，解放军报也有，即没有登报但提供给高级官员看的东西。

曹：您是否可以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两本书呢？而且林培瑞和黎安友教授也是你熟悉的人。

吴：它和我第三本书一样，也是逐日记录，也是编年体的。作为一个文献学者，我实事求是。我没有公开写文章谈过我的看法，但我和林培瑞教授私下谈过。那本书在一些很关键的地方缺乏资料，没有记录。天安门事件我通常把它分为两大部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的书出得晚，接触到了更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资料更广泛。

学运部分，比如北高联组建会议的召集人，当时的官方媒体和渠道也不知道是谁。《真相》最欠缺的部分是屠杀部分，因为屠杀现场并没有多少官方记者，有的也差不多被吓跑了。官方记者他们也拿不到戒严部队的资料，那是机密，也不能采访。所以和我的书相比，那本书关于屠杀部分非常欠缺。在我看来，那本书关于屠杀部分是根据传言编写的，不像学运部分是拿到了官方的内部参考。后者是可信的，甚至比民间的回忆录更可靠，至少它在时间和地点上是非常准备的，尽管内容是根据领导的需要做过调整的。所以我在写作中对官方资料，就是非常重视它的时间点和地点。屠杀在长安街上的怎么发生的、它的过程，《真相》一书都没有。

人们后来对它的质疑，不是质疑它使用官方资料，而是质疑屠杀部分的谬误。最好的例子就是一个传说，《真相》也是根据传言，把38军军长徐勤先说成是解放军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如果是中共内部记录，这一点绝对不会错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我跟林培瑞教授私下交流时举了很多。所以这本书关于学运的部分比较可靠，不可靠的是关于屠杀的部分、有关戒严部队的内容，因为这部分它没有资料来源。

曹：林培瑞教师有读过您这本书吗？

吴：有啊，他还写了一篇英文推荐。总的来说，我因为不会说英文，一直用中文写作，与英文媒体和学术界的交流几乎没有。偶尔有人介绍来，问几个问题，仅此而已。

曹：我听说您在写第四本书。您看看方便透露到什么地步，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吴：我的写作系列本来就是这三本书，对受害者和施害者以及整个过程做一个记录。我和朋友也说过，这十年的写作过程对我个人来说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自费出版过程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这三本书出版以来在中文世界反响很大，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读者时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多半都跟屠杀有关：如，天安门广场到底有没有死人？这么多年来很多中外记者反复问的一个问题是：六四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那么记录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这后一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不能像一些人那样随口回答，两千，三千。这个问题促使我再写第四本书。书名我暂时不能透露，因为曾经发生了这本书的内容被盗用的情况。所以这本书就是关于屠杀的，不只局限于天安门广场，也不局限于长安街。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死了多少人这个关键的问题。

曹： 您在戒严部队这本书里说有18-25万军人参加了戒严，您是怎么估算出来的？请您先回答都有哪些部队参加？

吴：这些数据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天安门屠杀以后，中国官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宣传，给很多军队单位和个人授予了奖励，特别是37个共和国卫士。我对这些资料中提到的部队代号做了一一破解。中国军队的番号是保密的，不能直接写这是哪个军哪个团，要使用代号，团以上就有代号，5个阿拉伯数字。所以第一步是把这些资料中提到的部队代号与他们的番号对上，进行统计，然后算出有多少部队参加了北京的戒严行动。

算出来的结果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总数是14个陆军集团军。其中北京军区有六个集团军：第24、27、28、38、63、65集团军。济南军区有四个集团军：第20、26、54、67集团军。沈阳军区有3个集团军：第39、40、64。南京军区有第12集团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共有24个集团军。其它部队还有：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和第三师，空降兵第15军，武警北京总队（一个军级单位），共19支部队。这些集团军当然不是全数进京。拿38集团军为例，它当时的全额编制大概是7万人。我根据这些部队的进京人数统计，算出大约20万左右。我通常说18至25万之间，但是20万比较准确。

曹：请您解释一下部队的番号、代号是什么？

吴：拿38集团军为例。38就是它的番号，所谓的代号是5位数字。报道中不会直接说第38军步兵112师，而是说某集团军某师或者某团。有时更模糊，比如说提到38军军长，它说某部队部队长。部队长可以是军长，也可以是师长、团长。这些书在提到部队时只用代号，比如51112部队，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步兵团还是步兵师。

曹：怎么破解呢？

吴：最简单的，比如51112部队，你打进Google搜寻。如果所有的军人、包括退伍军人，严格遵守规定的话，你搜寻出来的还是51112部队。但通过一些退伍军人的战友网站，你可以找到信息，因为有些退伍军人的保密意识不那么强烈了，他也许会说，我当年在38军步兵112师。比如38集团军，有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炮兵旅，还有一个高射炮兵旅，一个步兵师内又有数个团级单位，要把14个集团军的许多代号与部队番号一一对上。我曾经当过兵，所以有一些基本概念。这样通过互联网搜寻，追踪退伍军人的聊天，将每一个落实的代号记录在案。但是直到这本书2009年出版时，还有一小部分部队代号没有破解。

除了代号，还有部队驻地需要破解。因为大多数戒严部队是外地的，如果不破解它们的驻地，你无法弄清楚他们从哪里出发以及他们的进京路线。我在《戒严部队》一书中写了各支部队接到执行戒严命令后的进京路线和进京方式，后者包括空运、火车专列、以及摩托化开进。驻地信息也需要通过深入退伍军人网站，长期跟踪聊天记录而获得。这很费时间，有时也许一整天下来一无所获。有时候则正好追踪到我需要的东西。追踪到信息的时候就非常兴奋。有时候不仅获得了这个团的驻地信息，而且还知道了这个团的团长的名字。有时候甚至还得到一张名单。这也是为什么书中有些地方名单很全，因为有人没有保密意识，把自己同批入伍的战友名单全部贴出来了。有时候贴出来一个营的，从营长到各个连、排，全有了。有时候则很失望，比如说追踪一个军官，追了很久，想知道他89年在哪里，结果追到最后，发现他88年就转业了。

跟踪军人资料有三种途径：战友网站，就是退伍和转业军人的社交网站，和同乡会、同学会建立的网站类似。有时候以军为单位，也有以师一级的，步兵112师，取决于建网站的人。有很多，有段时间我每天到各个战友网站去看，对有价值的人，每天盯着他的聊天记录，极为耗时。

还有就是政府公告，各级官员任免要发布公告，附带简历。再就是Google搜索：今天搜38军步兵112师334团，明天搜112师335团，打进去，你就一页一页看，资料太多了。

曹：怎样才能进入这种战友网站？

吴：这种网站是公开的。里面分栏目，“寻找战友”栏目是公开的，寻人者发一个公告，说我是1987年加入38军步兵112师的，我要寻找同期入伍的战友。或者说，我是某某军某某团的，我要寻找我当年的排长某某某。寻人栏目是公开的。但私聊室是不公开的，要经过验证才能加入。要自报家门，哪年入伍，哪个部队、哪个连、哪个排，叫什么名字，然后提供两个战友的名字。验证属实，你就被接纳进聊天室了。群里的人数不等。中国最流行的就是QQ群聊天室，有很多这种战友聊天室，太多了。我因为做研究，掌握了各支部队的一些基本名单，所以我使用一个名字并提供两个战友名字，是非常容易的。这些退伍军人在公开栏目里不会提到平暴这些话题，偶然有人提到，也会被别人阻止。但聊天室谈话就比较开放，会收集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曹：您这么多年呆在海外，中国国内官方出版的资料，您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呢？国内有人协助吧？

吴：多年来，很多记者、读者、研究者问这个问题。华文媒体问得更是直截了当：有没有内部高层给你提供机密材料，这样你才能写作这些书。我说，没有。我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六四以后中国官方出版的宣传六四平暴胜利成果宣传品。很多人对这样的资料不屑一顾，但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这些是公开出版物，购买、携带出国都没有任何问题。我没有解放军内部报告。

事实上，每个部队事后都会有平暴总结报告。比如说，在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的战友网站上，有人就提到这么一份东西，叫做《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平息反革命暴乱报告》，这样的报告会记录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以及很多官兵的名字。每支部队都有这样的报告，这是最详细的、最难得的，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些资料。在网上唯一找到的，就是38军军史中有一章，第七章，是关于平暴的。但是写入军史的内容已经做了大量删节、修改。

我获得的唯一一份能够算得上内部资料的，是PLA总政治部编的，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个人事迹汇编》，内容包括建国以来，所以也有六四镇压部分。即使这样一份并非前面所说的原始报告那样的资料，也帮了我很大忙，因为前面说的那37位共和国卫士名单，其中几位始终不知道他具体的单位，但是这份资料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份资料是有个人匿名提供给我的。

曹：哦，他是谁？

吴： 我因为从事六四研究，在网络上也小有名气，对我的介绍中也常常包含我的电子邮件地址。2009年初前后，有一天我在电邮中收到了这个文件。他的保密意识很强，他把其它部分所有的名字和部队番号都盖掉了，只留出了六四这部分给我看。连抗美援朝战争，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些特等战斗英雄，已经没有任何保密意义，但他都把名字划掉了。我据此判断他是一个军人，而且我认为他至少是团级以上的军官，因为他给我寄这个东西的时候，六四已经过去了20年，他仍然在部队，那他应该至少是团级军官了。

曹：收集资料过程中还有哪些比较戏剧性的事件？

吴：最戏剧性的恐怕要算找到吴彦辉的经过了。在一个战友网站，有一个从坦克第一师退伍的，当时在河北衡水老白干酒厂当推销员，希望战友捧场。他名叫吴彦辉，有手机号码，我就对他进行了搜索。他不时会来战友网站聊天，我找到了他的一些聊天记录。他说他89年也曾经进北京平暴，这样他就成了我的一个重点追踪对象。我经常来看他的聊天记录，跟踪了很长时间，最终有一天确定了他的身份：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编号106坦克的二炮手。

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激动得哭了。对我来说这是个太惊人的发现。因为在我所确认身份的3,000多个戒严部队官兵中，他是有代表性一个。这辆编号为106好的坦克就是在六部口轧人的坦克，多少人都记得这辆坦克，包括受害者方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当年就曾经有人给丁子霖老师写过一张条子，上面就写着这辆坦克的编号。六部口惨案发生时我在现场，场面太惨烈了，铭刻在心。我记得当时和许多学生离开现场的时候，一路呼喊着：要记住这辆坦克！要记住这辆坦克！因此很多人都记得这辆106号坦克。找到了这辆坦克的二炮手，就意味着有可能找到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和指挥官。尽管最主要的责任者是驾驶员和指挥官，但找到弹药手就找到了一个线索。

2014年6月初，在推特上，我谈到了寻找吴彦辉的过程，并且提供了手机号。好几年过去了，他的手机号还是一样。有一名推友就给他打电话了，从吴彦辉本人那里证实了他的信息。这个推友继而在推特上描述了他与吴彦辉的对话，引起很多推友的兴奋。又有更多推友打电话，但是吴彦辉后来就不接了。

另外一个令我比较兴奋的发现是找到38军坦克第一师的师参谋长。这个师参谋长当年带领这个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包括制造了六部口惨案的那三辆坦克。这个师参谋长执行命令非常坚决，“政治正确”，他带领的是38军坦克第一师的装甲步兵团和第一团。所有的军方资料在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时都只提到闫参谋长，说他多次下令，强行突破，在北京广播学院门口还打死了一个试图阻拦的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要搜寻到这个师参谋长。但是我做了无数搜寻和查找，始终没有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闫，

坦克第一师总共有五个团，其余的坦克第二团、坦克第三团以及炮兵团是由坦克第一师的师长和政委带领的，是后续部队。这个师长和政委的表现完全不同。他们在进军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也像其它戒严部队那样遇到了民众的强烈阻拦，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强行突破，伤及民众，所以就停滞不前，一直到六月五号才抵达广场。因此他们没有参与天安门清场，没有制造任何惨案。

台湾远程出版社今年要出《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台湾版，所以我做了一次修订，改正一些小的错误，同时又对遗留的一些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再次做了搜寻。我查找时突然发现，38集团军坦克第六师师长姓闫。当时我的直觉是：就是这个人！我马上开始查，他叫闫红计。经证实，果然就是他！为了查找这个人的名字和下落，我花了无数时间，在这次修订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答案，这让我非常兴奋。这是不久前刚发生的事。

曹：吴老师，您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戒严一日》这本书，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吴：《戒严一日》这本书是1990年出版的，编者是PLA总政治部。在官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出版物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本，上下两册，作者有一百多位。所有作者都真实署名，并且带军队的职务和军衔。每一位作者记录自己参加戒严的经历。有的写一件帮助老百姓做好事的故事，有的则写6月3号晚上像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作者当中最高军衔有集团军军长、政委，最低的有普通士兵。作者中除了几个北京公安人员外，绝大部队都是戒严官兵。每篇文章的价值不同，但是整体而言，这本书对我研究戒严部队提供了很多线索。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说，中国官方文献有一个好处，它在内容上也许做了很多掩盖和歪曲，但是它的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准确的，比我们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还要准确。

这本书九十年出版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军方也意识到这本书透露了太多东西，就收回去了，成了所谓的禁书。后来又出了一本《戒严一日》的精华版，做了大量删节，只有一小册。

曹：不用说，您使用的是全本。

吴：是的。1990年初我刚逃离中国、抵达香港的时候，《当代》杂志的总编辑程翔先生知道我有研究和记录六四的意愿，他主动跟我说他有这样一套书，可以送给我。他曾经担任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

曹：您提到的另一本书《共和国卫士》是怎么回事？

吴：这本书是官方的宣传品，也是89年后半年至90年之间出版的。六四一周年以后这种宣传就停止了，官方内部明令禁止，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会引起更多指责。1990年6月4日，总政治部杨白冰他们想搞一个庞大的庆功活动，结果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同意。杨白冰很生气，说你凭什么否决，李瑞环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上面的意思，那肯定就是邓小平了。所以这以后官方关于平暴的庆祝和宣传基本上就绝迹了。

《共和国卫士》的副标题是“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就是这样性质的一本书。类似的书大概有十多本，我托北京的朋友帮我搜集，有些携带了出来，有些则扫描给我。

曹：戒严部队如您所估计，有20万之多，您在《戒严部队》这本书中记录了您确认的3000多人。您为此花去了巨量的时间，而这三千也只是戒严部队的千分之十五。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寻找、确认官兵名单？

吴：六四屠杀的亲身经历者非常多，但有我这种历史文献背景的人可能只有我一个，或者屈指可数的几个。从历史记录这个角度来说，要对这种屠杀事件进行合格的记录，有两个内容是必须具备的，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施害者。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死了大量的人，仅仅是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官方的数字说枪毙了两百四十万人。那么这两百四十万人有名单吗？没有。谁判他们死刑的？我们也不知道。离六四最近的一场运动，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都承认是一场“浩劫”并且模糊地说有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他们有名字记录吗？没有。北大中文系79级的王友琴，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她过去一、二十年的工作就是寻找文革受难者，但是有名有姓的记录仍然十分有限。对于六四，我感到如果我不去做这种有名有姓的记录，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六四屠杀也会像文革、像镇反、像其它政治运动那样没有恰当的记录。所以我一直说，要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名有姓。这是我去追寻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动力和原因。

我在《戒严部队》一书中主要做的是寻找施害者的工作。天安门母亲多年来做的工作是寻找和记录受害者。他们出了一个《六四死难者名单》，截止目前为止，她们查明证实的死难者是202人。这离真实的死难者人数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她们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艰难。

曹雅学: 天安门运动与六四屠杀的全景记录者 - 吴仁华采访录（下）

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点击阅读《天安门运动与六四屠杀的全景记录者 - 吴仁华采访录（上）》

曹：这20万参加执行戒严的军人是一个巨大的见证群体。那20万官兵中绝大多数是士兵，他们跟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大学生是同龄人。所以所谓的“八九一代”，其实也包括他们，他们是八九一代的另外一大块。他们当中目前出来公开谈六四的，都有哪些呢？

吴：是的，他们是一个庞大的见证人群体，但是到目前为止，这20万官兵当中只有两个人站出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谈了当年的经历。一个是54集团军士兵张四军，住在山东祖籍，就因为在网上谈了自己的经历，还多次被拘留，受到很大骚扰。虽然他的见证对我的研究来说没有太大价值，但是从道义上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20万军人中有一批站出来见证，那他们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六四屠杀的真相就会比现在揭示出来的更多、更准确。

曹：哪怕有几千人站出来就不得了啊。

吴：另外一个人是39集团军第116步兵师高炮团的一个电台台长李晓明上尉。 他是一个学生军官，大学毕业后入伍。后来他到澳大利亚留学，又成为基督徒。他召开了记者会，谈了当年的情况。从史料角度讲，他的见证与张四军相比更有价值。从他的见证中，我们才了解到，除了38军军长徐勤先外，还有一个抗命的将领。就是步兵第116师的市长许峰。我做了那么多研究、看了那么多资料，发现了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的消极抗命，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个师长。他因为抗命，六四后受到处分，转业，现在都不知道下落。我很想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找到他的任何信息。

曹：那么28集团军军长和政委受到了什么处分？

吴：调离野战军，降级。政委张明春降为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军长被降为安徽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张明春的遭遇令人唏嘘，我在不少网站上看到他的部下回忆他，也看到他的照片，个子很高很潇洒，处分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曹：我要问一个不可能的问题，但我还是要问。这本书出版后，有没有来自PLA方面的评价？

吴：没有，我没有听到。

曹：肯定有，只是你没有听到。

吴：书在香港出版后，官方肯定会批量购买，给一定的人看。但是没有人直接跟我谈感受和评论。但是也没有听到官方出来说我这本书哪个地方是错误的或者是造谣。

曹：我记得曾在推特上看到消息，说您“病”了一段时间，怎么回事，跟我们讲一讲。

吴：我做《新闻自由导报》总编15年，写作10年，虽然很忙很累，但总的来说身体一直很健康。病了一段时间，其实跟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伤害有关。在长达20年的资料收集以及10年写作期间，我天天沉浸在对1989年的回顾中。我手上收集了9000张图片，每一张都是血泪激情。写到天安门清场，写到六部口坦克轧死11名学生，这些我都是亲身经历者，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趴在桌子上痛哭。终于在2010年后半年开始，当时我已经完成第三本书的初稿，就是在修改的过程中，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按照医学的说法就是抑郁症。

按照计划，我本来是要在2011年5月出版这本书。我知道我必须每天工作，赶出版进度。但是我每天一打开电脑就发呆，无法写作。出去散散步，找朋友散散心，又放不下心，要回到书桌前。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知道我的状态出问题了，只好停止工作。我在想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精神上的伤害除外，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这些年自费出版书，靠微薄的版税生活，非常困顿。情感上，我与家人、特别是母亲离别22年，彼此的想念难以言表。这么多年，母亲知道我的不易，我们打电话，我母亲从来不跟我说一句丧气的话。她从来不说：儿子啊，我想你了，我老了，你回来看看我吧。从来不说。持续了几个月无法工作，我就想：回国，去看母亲，22年了，母亲85岁了。我决定回国，我想也许我回来后可以重新写作。

我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我一直想做一个中国人，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记录这个屠杀事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反对专制；作为一个中国人，来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出力。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我很看重我的中国人身份，虽然年轻人也许对我这样一个保守的心结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能够回去看母亲，2010年底我临时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并很快拿到了美国护照。

曹：签证呢？

吴：签证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为了堵截像我这样拿了外国护照的禁止入境人员，中国当局有一个规定：只要是华人，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还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如果归化美国后，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必须出示原护照，这样他们就知道你原来的名字。我的情况，当然就需要另辟蹊径。

我在中文《世界日报》上看到代办中国签证的小广告，不止一个。我就打电话问，果然交钱就可以，一千两百美元，不需要提供原来的护照。我挑了一家，去了。他问了几个问题，最后他还真问了：你是不是跟政治有关？我说不是，我是温州偷渡客，出来的时候没有护照。大家都知道，偷渡客中很多来自温州。跟我一起去的是我一个温州老乡，我们之间不时讲几句温州话。他就接受了，让我写中文名字。我英文名字的拼写是 Yenhua Wu, 这是当年离开香港时按香港人的拼法拼的。我就取名伍彦华。他们就要一个名字，其它什么都不要。住址、电话、回国原因，都不要。两个星期后我拿到了签证，我还害怕是假的，所以在浦东机场入境的时候就非常担心。回国的经历有很多细节，很多人催促我写出来，但我害怕回忆。口述比较轻松一些。

我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将此书献给六四的死难者，也献给我的母亲。我回家探亲，一直决心不掉一滴泪。这么多年来我母亲在电话上从来不问我在海外做什么，写了什么书，但是他们都知道，因为家族的晚辈会把关于我的信息带给他们。我回家后在母亲枕下发现有我的前两本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本书翻卷成那样。整本书卷曲得无法展平，纸张变黄。我可以想象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我的时候如何不断翻看这本书。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母亲正好不在场，我掉泪了。她心里不知道隐藏了多少悲伤。

曹: 您没法再回国了吗？

吴：回不去了。现在他们知道了，不会再给我签证。

曹: 最后我想问一下王维林，就是成为1989年标志的坦克人。对于坦克人到底是谁，他的命运到底如何，这些年来有不同的说法。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意象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怎么会没有关于坦克人的任何信息呢？我想听听您这个六四研究者的个人解读。

吴：1989年6月5号清晨，一个身穿白衬衫、一手提一个袋子的年轻男子在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东长安街上阻拦坦克，他到底是谁，结局如何，我作为长期研究六四的人，当然十分关心。王维林，不一定是他的真实姓名。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录像看，他是被穿便衣的人两边夹着，带离了道路中间，上了周边的人行道。

很长时间以来的传说是，这几个人是好心人，把他带离了现场，隐入了周边的人群，然后安全消失了。大概2011年或者12年的时候，伯克利大学有个人类学教授，专门研究肢体语言，他看了坦克人录像后认为，那几个带走王维林的不是普通人，而是经过训练的。他们分别从左从右摁住王的手臂和背部的某个部位，使得王无法挣扎。所以他认为王落入了中国官方军警的手中。

这个信息出来后，美国之音就非常感兴趣，我被请到美国之音在洛杉矶的演播室，在大屏幕上反复看了王维林录像。这段录像让我有了个新的发现，因为它长出几秒钟来，你能看到王维林被带上的人行道上根本没有人，而且那一带停着戒严部队几十辆的坦克。这说明那一带已经成了戒严部队的占领区，不可能有大量抗议民众。因此我同意伯克利大学教授的结论，即王维林落入了军警之手，凶多吉少。

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是，清场后被抓住的民众，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是暴打，用枪托、木棍，有被打伤打残的，据说还有被打死的。王维林不仅阻挡坦克，令其几次躲避，而且还爬上坦克，这在戒严部队来看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如果他被捕的话，他的遭遇肯定比一般人还要更糟糕。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打死了。不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标志性人物，只要活着，即使坐了多年监狱，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他至少会用哪怕匿名的方式透露一点信息。

曹：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听到一种说法，说六四屠杀时解放军曾在天安门附近的公园集体枪杀抓住的人。我一下就联想到了王维林。探究六四的全部真相仍然艰巨，但是感谢您为所做的记录。我同意严家祺先生的评论：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曹雅学: 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新闻自由实验 – 与长平的访谈

2016年12月13日 09:28

• 曹雅学

这是12月2日在多伦多的访谈。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曹雅学: 长平，你是《南方周末》前新闻部主任及专栏作者，在中国过去二十五年尝试市场化媒体过程中涌现出的很多代表人物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采访你一下，听听你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你的轨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媒体变迁的轨迹，所以这次见到你很高兴。首先祝贺你获得CJFE的国际媒体自由奖。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长平：谢谢。

曹雅学：我知道你是八九一代，但是昨天看CJFE的短片，才知道六四后你还被抓起来过。是否可以先简略讲一下你的六四经历？1989年的时候你在哪里？

长平： 那一年，我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87级。当时成都也和北京一样，学生游行，在广场绝食请愿，并和政府对话。 我有参与组织。六四镇压后我被关押了一个月。随后也受到学校严厉的处分。

曹雅学：你怎么做起新闻来的？

长平： 我的志向是文学，根本没有想过要做新闻。六四以后没有工作，也不屑于在体制内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做起了一份杂志，这是我第一份媒体工作。那时在成都，一个老板，一个我，两个人，办一份商情信息杂志。那是南巡前一年， 1991年。我其实就是剪刀加浆糊，把自认为有用的经济信息按政策、法律、海外信息等分门别类组织起来。那时还是铅字排版，我还要去工厂里跟工人一起拣字。在成都以及周边地区，中小企业很需要这些信息。杂志是会员制，很快就有了很多会员。这个经历让我看到南巡前社会中下层的商潮涌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启动，对我来说并不突然。当年我还编写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商潮滚滚》。

后来我写小说，作品在《青年作家》发表，还被推荐到《收获》杂志。那是我很骄傲，《收获》编辑叫我改，我说我的小说一个字不改。同时我为出版商编写一些历史故事书，大多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

1992年后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一些内部刊物可以承包出去。我也承包了一份报纸，叫《市场导报》，做了常务副总编，其实就是总编。我这个总编什么也不管，天天去采访，做所谓社会写真，如成都河道改造工程，盲人生存状态等。这样就没有挣钱，只做了两个月，就做不下去了。这时《成都商报》创办，我加入了，是最早的几个骨干之一。创办人是何华章。我负责社会新闻部，后来负责头版，同时是编辑中心负责人之一。

《成都商报》最初刻意追求市民化姿态，以四川方言写新闻，比如 “你在干啥子呢？”这样的四川话都会用在标题里。我记得人大政协开会，所有的报纸标题都跟《人民日报》差不多，什么什么会议在京隆重召开。我们在内容上并不反叛，但在形式上不追随它们，标题就叫做《人大政协开会了》。结果就受到了批评，说我们不严肃。

曹雅学：的确，反叛常常是从美学与趣味开始的。

长平：《成都商报》很快获得成功，挣了很多钱。成都市宣传部开始时压制，一年后，把我们收编了，并且当作他们的文化建设成就。后来它兼并了曾经占垄断地位的晚报、电台、电视台和文学期刊，并成立传播公司上市，成为一头媒体商业巨兽。随着《成都商报》的主流化，我和一些主创人员的分歧越来越大。我记得崔健刚出“无能的力量”的时候，1998年初，我委托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崔健，谈到他的艰难反叛，宣传部门很不高兴，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的评论文章也被宣传部批评为“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

另一个事件就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我们没经历过这样的大事，不知道怎么报，但是中国人都有“政治觉悟，”都知道这个事不能乱搞，必须跟《人民日报》一模一样。 不只是要用新华社的电稿，最苦恼的是版式怎么做。我们还研究毛泽东去世怎么报的，研究标题的字体，哪里用黑体，哪里用宋体。《四川日报》是党报，没压力，等着《人民日报》传胶片到全国各地。当时已经进入胶片印刷。我们的压力来自市场化的一面，我们想抢早上市。一个副总编就想了个主意，他去到印刷厂，跟厂长说，大事当前，政治第一，你必须把《人民日报》的胶片给我们用。厂长就把胶片给了我们。第二天《成都商报》抢先上市，第一家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报纸，在市场上打赢了一场大仗，我们很兴奋。过了一周，我看到广州的一份周末报，左边是一张大照片，右边是黑体标题“邓公长辞”。文字也是新华社电稿，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是我当时很震撼：原来我们沾沾自喜的创造，其实什么都不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智慧，不过是奴才的心思。

我不想继续呆在成都了。当时《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沈灏到成都出差，希望我去《南方周末》，于是我就去广州加入了这份正在上升的周刊。

曹雅学：就是去年被判处四年徒刑的沈灏。

长平：创办《成都商报》的何华章现在也被关着。“六四”的时候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上街游行，前途受影响，出来办报纸。办报成功之后，他成为推动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风云人物，又回到体制，当宣传部长、副市长，周永康倒台后被中纪委抓，关了一两年了，到现在还没判。很多官员现在都是这样的处境，既不走法律程序，也没有媒体报道。

曹雅学：《南方周末》当时好像汇聚了不少有理想的年轻记者。

长平： 在《南方周末》，我最初就做了一些揭露地方腐败的报道，还有生态方面的报道。1998年全国发洪水，江泽民和朱镕基亲自在长江视察，很多报道。《南方周末》做了个策划，报道长江沿线，从长江源头西藏开始写，探讨为什么会发生洪水。大部分报道是观察性的，水土流失，森林被砍。我也写了这样的东西，但还不满意，想找故事。我在四川藏区马尔康找到一个伐木工人，多年的伐木工人模范。他说，“我现在觉得这个洪水好像跟我有关。”我写了报道《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我当时的判断是，这次之后不可能再有伐木工人劳模了。的确如此。这个故事引起很大的反响。

《南方周末》很快遭到整肃，新闻部主任沈灏被调走，评论作家鄢烈山及编辑曹西弘被打压。

曹雅学：为什么遭到整肃？

长平：沈灏组织了大量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报道，比如发表图片展示警察刑讯逼供采用的各种酷刑。鄢烈山是知名的杂文家，秉笔直书针砭时弊。曹西弘则以细致的调查在中国首先揭开铁道、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的黑幕。

整肃后我被任命为新闻部副主任之一，随后成为主任。我负责所有新闻策划、版面安排以及编辑和记者的工作调遣，并任头版、记者观察和本报调查三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同时，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外出采访，写了很多报道及评论，题材包括司法腐败、生态环境、妇女及同性恋权利等。

当时我们很强调的一点是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记录中国社会的转型变化，比如我们在中国中部、西部和沿海各选取了一个村、一个镇和一条街，计划在十年时间里，每年年末都回到同一个地方，记录它们一年来的变化。三年之后，我被要求离开南方周末。后来的编辑和记者继续完成了这个计划。十年之后，他们出了一本书《这儿与那儿:中国转型期基层调查》。

曹雅学：我要去找来看看。

长平：我一直希望能发出独立的声音。当时更多想要表达批评意见的记者和评论人，采用的是这样的办法：利用主流资源，附着自己的意见。比如“三个代表”，他们去讲它的正面意义，阐释他好的一面，然后加进自己的理解：只有民主、法治和自由的方向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我则持另一种看法。我对词很敏感，在我看来，词语就是一切，它不只是为表达而存在，它本身就是表达。“三个代表”这样的词，你用，你就在为它宣传，不管你夹带多少私货。还有法轮功，当时有报道任务，我们硬是顶住了，基本上没有报道，不管好坏，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的想法被一些人认为是拒绝主流化。

2001年春天有一个张君案。张君是个震惊一时的黑社会头领，抢银行，杀警察，在湖北、湖南和重庆很多地方犯了案，还有多名情人，具备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元素。当时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文强指挥把张君逮住了，还一脚踩在他脸上，称“张君在我脚下”。文强后来被薄熙来枪毙了。

曹雅学：薄熙来又被习近平关进监狱。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里的人也像割韭菜一样，没人是安全的。说不定过几年，习近平也进牢房里了。

长平： 抓捕张君，重庆公安立下赫赫战功，一个歌功颂德的机会，开放给媒体采访，央视还去看守所面对面采访张君。当时我在想《南方周末》怎么做。因为全国媒体每天都在热炒，我们是周报，比较滞后。我叫记者去写了张君的成长经历，题目是《张君案检讨 -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检讨一个淳朴的农村青年，出来打工，怎么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头目。第二是检讨公检法制度，张君自己说，我每进去一次就变坏一次。这篇报道引起了湖南省、重庆市的震动，他们给中宣部写信，说这样的事情都能被《南方周末》报道成抹黑社会主义、抹黑农村政策、抹黑公检法成就的事件。

2001年秋天，《南方周末》又遭到整肃，四篇报道被点名批评，编辑被撤职，记者被开除。张君案检讨是一篇，另外三篇，一个是《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写的是重庆的红卫兵公墓。还有一篇是关于石家庄大爆炸的报道，认为我们报道的内容太多了。还有一篇是关于中东局势的评论，大意是说专制是地区动乱的根源。

四篇文章被点名后，我就被撤职了，主编江艺平被调走了，副主编钱刚也被调走了。这是《南方周末》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把我调到发行部副总经理，其实就是未被开除，给一个名义，拿工资，不干活。

曹雅学：距离上次整肃只有大约两年多的时间。

长平：是的。独立的声音为《南方周末》赢得了空前的美誉，也给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它成为全国很多编辑记者心中的楷模，也得到很多期望改革的学者专家和律师的支持，但也是当局不断打压的对象。

曹雅学：当时是多少版？

长平：开始是八版，后来变成16版，24版。有时候加版。还有实验版。从业务上说，《南方周末》当时有很多前卫的东西。也汇集了全国在新闻方面有理想的人，而且是在新闻行业有文字理想的人，我们的报道很讲究，文字很雕琢。版面也很讲究。我担任新闻主任后非常重视摄影，版面设计。

被撤职后我很快离开了。当时央视开12频道，有人请我去做一个访谈栏目的主编，做了两个月，所以我对央视也有一些了解，但是无法忍受央视文化，实在做不下去。2002年我和来自成都和广州的朋友在上海创办了《外滩画报》（ The Bund ). 上海是意识形态方面管得最紧的一个城市，死气沉沉。我们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但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监控，没有多少空间。2003年我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去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来后继续在上海做《外滩画报》，任常务副总编。2005年，宣传部不满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外滩画报》的管理，强行让它卖给文新集团。这边不想卖，那边不想买，但还是成交了。

曹雅学：就像不久前的《炎黄春秋》一样。

长平：对。《外滩画报》现在还在，完全成了一个时尚杂志。2005年我又回到广州，重新加入南方集团，办《南都周刊》，我担任常务副总编。

《南都周刊》是一个城市化杂志，关注公民社会、环保及女权等权利运动和思想文化事件。相对于《南方周末》来说，它的表达相对柔和，但是也受到不少批评。

与此同时，我在国内外多家媒体开设时事及文化评论专栏。2008年4月，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版发表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2008年西藏314骚乱后，官方媒体没有任何实质报道，但是社交媒体和一些网站上却出现了很多批评CNN, BBC等外媒报道失实的指责。我在文章中说，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同时，我提出应该检讨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这篇文章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中华网、凯迪网、乌有之乡等几个鼓吹民族主义的网站大肆炒作，置顶，单一帖子一天之内就有几十万人看，几万条留言，大多是攻击我。甚至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人身威胁。

当时杜克大学有个叫王千源的学生，在校园争议中被认为站到雪山狮子旗一边，遭到留学生及中国国内人的攻击。她的父母为了安全，不得不住到宾馆，攻击者在她家门前扣了粪盆。

《北京晚报》罕见地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对我进行攻击，执笔者是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 （笔名文锋），引起舆论哗然。这场争论拉开了长达五年的“普世价值之争”的序幕，直到2013年被习近平叫停。

因为这个事情，我又一次被撤职，不允许继续从事新闻一线工作和管理工作，被调到南都传媒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但我还继续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又过了半年，专栏也不能写了，并被提醒如果停止写作，或可保住职位。我拒绝了，继续在别的地方发表时事批评文章。2010年底，宣传部要求南方报业集团彻底解除我的工作关系。

全国各地的报社、网站和出版社都不再发表（出版）我的文章（书）。网站还被要求删除我的文章和相关信息。那时我有大量读者，很多网站都做我的博客，都不是我在更新，我也没有版权意识，觉得有读者是好事。连房地产网站都有我的专栏。随后，我眼看着自己从网站上消失，不仅不再发表我的文章，而且长平在消失。有一阵，网上连我的名字都难以查到了。

曹雅学：细想一下很恐怖：只要他们想这样做，他们能让一个人消失，也能让历史或现实消失。就连你这样一个记者都能成为他们的大患，要彻底抹掉。

2011年初春茉莉花大抓捕的时候，你在哪里？

长平：当时我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院访学。我和很多在香港访学的大陆人一样，都是周末回内地的家。有一次，有人跟我说，你不要回来。我想我除了写文章，什么都没有做，要依照这个提示再也不回家吗？我不想被吓倒。恰好这时我接到一个邀请，去法国参加一个论坛。同去的人还有余华、展江、于建嵘等。我在巴黎的时候，警察就到了我的家里去抓我。

后来我就在香港停留了下来，开始筹办《阳光时务》。

曹雅学： 《阳光时务》是一个有抱负的杂志，汇集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包括你和原来在南方报系的同仁程益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阳光时务对乌坎的报道。你是主编，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是从德国昼夜颠倒，远程工作。这是怎么回事？

长平：我没有想到，香港政府拖延处理我的工作签证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最后他们也称没有“拒绝”，只是“不再处理”）。他们找各种理由调查，比如荒唐地调查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的短期访学是否非法执教。他们这样做，我更明白我不能回中国内地了。凭中国护照可以在香港免签证每次逗留七天。于是我每个周末都到周边国家“度假”，先后去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这样过了两个月时间，香港边检告诉我，我不能再以这种方式留在香港，必须回中国内地，否则再次回香港可能有麻烦。于是我再也没有回去。接到德国伯尔基金会邀请之后，我从柬埔寨到了德国。

感谢香港同事的支持，我在德国坚持做了两年阳光时务的主编。但是这样有很多困难。杂志也受到中国的封禁和打压。最后我和公司停止了合作。我留在德国，继续为德国、香港和台湾一些媒体写作时事评论，也继续面对中国当局的打压。

曹雅学： 这么说你从2011年起就没有回过中国了。《阳光时务》只做了一年多就关闭了。投资人陈平在香港还遭到了暴力袭击，程益中来了美国，你去了德国。后来你给德国之声以及《南华早报》写专栏，还因为六四和它的另一位专栏作家泽林发生了激烈争论。《南华早报》卖给马云后，立刻终止了你的专栏。今年初发生习近平辞职信事件的时候，你在中国的家人还受到骚扰。

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1999年《南方周末》发表了非常著名的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其中写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句话激励了一代有志向的媒体人。到了2016年，新闻自由不但没有前行，而且不堪回首。请你给今天的访谈做个结语吧。

长平：多年前，我们很乐观。那时候我相信新闻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写下的每个字都会化为力量，尽管也许只能以毫克计划。现在回头看，经常很沮丧，中国在很多方面倒退了。但是我从来不怀疑为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价值。即便没有明天，我们今天也需要公义。正如我这次在多伦多的获奖答谢辞中所表达的那样，言论自由不仅是达到其他自由的必由之路，而且言论本身即是自由。

我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作为社交媒体（MSN及博客）签名，持续了很多年，使得这句由我和朋友译自法语（Sans la liberté de blamer, il n'est point d'éloge flatteur）的话在中国流行，被广泛引用。它让很多人明白，中国政府压制批评意见之后的自我表扬是多么可笑。让人们看到批评的价值，也是我长期新闻和时评工作的目的。我可以从中国话语场消失，但是这样的观念已经根植在人们心里。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曹雅学：一场聚会引发的抓捕、逃亡和离散

一个多月前，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日和8日两天，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也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人们如果随意聚集在一家餐厅进行这样的讨论，会被驱散，参与者会被警察带走进行问讯，做笔录，签字，保证不再参与这样的活动。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者甚至会被拘留，或者因为警察的施压而被雇主解雇或者被房东驱赶。因为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厦门的聚会不得不是一次秘密聚会。

在共产党的眼里，这样的活动是颠覆活动。除了不是杀人罪，这是顶级的犯罪。共产党在监控、追踪、抓捕公民活动者上的投入和力度，可能超过抓捕杀人犯。有人说，在中国，妇女儿童被拐卖，警察几年找不到；但是公民活动者在哪里吃饭、和谁见面，在网上说了什么，他们当下知道，即刻传唤、拘留。

12月26日，四川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被判九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当大家感到震惊、愤怒、无奈的时候，这一天，又突然传来丁家喜律师和另外三人被抓捕的消息。“怎么回事？” “他们做什么了？” 大家急切地互相询问。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大家逐渐了解了这样一个“厦门聚会”的情景。参会的人当中有三四人闻讯离境，没有走的纷纷躲藏，没有躲藏的遭到警察一一传讯。1月12日晚，陕西律师常玮平在躲藏了两个星期后被警察带走，后者随即宣布常玮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12月26日被抓捕的四人中，除张忠顺家住烟台外，其他三人看来分别从北京和福建被带到了山东烟台。警察在最初的抓捕中用了“12.13专案”这个词。我们不知道12.13这个日期意味着什么，但是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专案”意味着重大案件，区别于普通案件，而跨多省市的“专案”一定来自中央级别的指令和部署。焦虑的妻子们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仅仅被口头告知他们的丈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家属们委托的律师前去要求会见当事人时遭到推诿，被告知不知道案情、不知道办案机关、不知道羁押地点、不许会见。丁家喜妻子迄今为止看到的唯一的书面通知，是烟台警方通知律师不许会见。

“指定监视居住”意味着酷刑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是秘密羁押，它通常发生在专门设置的秘密地点。过去几年，大量的中国人，包括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NGO工作者、基督徒、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企业家、政府官员及其家人等等，提供了这种秘密羁押的第一手证词。无一例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遭受了剥夺睡眠、殴打、长时间审讯、长时间端坐不许移动、人格羞辱、强迫认罪、被迫服用不明药物、24小时看守、威胁家人乃至小孩安全等各种酷刑，对受害者造成难以愈合的身体和心理创伤。秘密羁押期间，律师不允许会见，家人得不到有关他们所爱的人的任何讯息。他们每天每夜所受到的煎熬，常人难以想象。

他们是谁？

丁家喜出生于1969年，在湖北宜昌的乡村长大。1986年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1989年跟成千上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抗议，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后来他放弃研究工作，转行成为律师，创办了北京德鸿律师事务所。他的律所不断壮大，十年内发展到有20多位执业律师，年收入两千五百万。2011年，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的表彰。

但也是在同一年，他退出了主任职位，在律所选举产生了他的继任。2013年，在创办律所整整十年后，他退出了律所，和许志永、王功权以及一批公民活动者一道，从事“新公民运动”，在全国各地组织每月一次的公民聚餐论政活动、个体维权案件、参与公共事件的围观、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人民代表竞选等活动。他们的想法是，公民要把写在中国宪法中的权利当真，去实践它们，成为真正的公民，通过践行这些权利而学习做真正的公民，为中国从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而做准备。

他们在北京展开了教育平权活动，为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但没有北京户籍的家庭的小孩争取在地高考的权利。十万家长和无数的志愿者加入了这场倡导活动。历经几年的教育平权活动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中国政府在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仍然不许在地高考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纳了这个政策，成千上万中国家庭从中受益。

但是一个悖论出现了：中共在部分采纳教育平权运动要求的同时，对任何有规模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诉求和行动却十分戒备。2013年春天，丁家喜和新公民运动活动者在北京朝阳公园、中关村、黄庄地铁站、和清华大学西门等处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后遭到逮捕，被判处一年至四年不等的徒刑。法庭的判决书上所列的罪行，除这些公共场所的行为造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外，还包括“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在北京市教委门前聚集。” 这些“他人”是为自己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家长志愿者。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丁家喜们所做的事情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生活好多了，安心过日子不好吗，关心政治干什么？丁家喜的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但是谁比丁家喜更了解这个变化？他生活的湖北乡下是中国古代三国故事发生的地方，他长大时那里仍然使用三国时代的水翻车浇地，现在有高铁，有电脑，能上网。“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政治权利没变，政治权利是零，” 他在狱中写信给哥哥。“如果你不理解我的话，你就耐心看，你不需要表达任何意见”。

丁家喜2016年秋天出狱后，国保不无鄙夷地对他说，你不就是想搞那个公民圈吗？他说，是的，继续搞，这不是秘密。

2017年他来美国看望妻女，很多人以为他会住下来，但是两个月后他又回去了。等到2018年他想来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时，他被禁止出境了。

很多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听说同样在12月26日被抓捕的厦门人戴振亚和李英俊。从梁小军律师的描述中我們了解到，戴振亚是一名为人敦厚的私企会计师。 “我只想做厦门的一个荣誉市民，为李柏光律师在厦门树一座雕像。” 他的志向简单得让人吃惊。 “【你】为什么想给李柏光立一座雕像？” 戴说：“因为李柏光律师是在代理厦门土地拆迁维权案件期间去世的。” 至于李英俊，听说他的家人拒绝和公民活动者发生任何接触，拒绝透露任何有关他的信息。他们是惊恐还是生气，很难说。

今年52岁的张忠顺是烟台大学原讲师，他的推特自我介绍说，他“2007年8月因在课堂上引用1989年六四事件视频，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他似乎是个赚了钱的成功商人。警察迄今为止搜查了他现住的公寓、他被捕前5天刚刚出租的一所堂皇的白色别墅、他在威海一所空置的公寓、以及他的苗圃公司的办公室（他说他是个“园林专家”）。令人惊讶的是，1月2日，警察从张家在这所别墅的储藏间里一个纸盒子里搜出245发子弹。张忠顺的妻子说，这不是她家的东西：子弹不是，连储藏子弹的盒子也不是。

栽赃嫁祸的迹象

这使我想起，今年五月新公民运动活动者张宝成被抓捕时，搜查令上说他涉嫌非法拥有枪支。不久前张宝成被起诉，他的犯罪“证据”是在互联网上散布“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并没有拥有枪支的指控，因为本来就不存在枪支。人们广泛认为，当局抓张宝成，是惩罚2018年底他对黄琦八十多岁老母亲在京期间时的帮助和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迹象。中共当局似乎在抛出这种令媒体和支持者却步的指控来阻拦及时而恰当的声援。在张忠顺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找到了真的子弹。既然张忠顺非法拥有子弹，那事情不是很简单吗？按照程序进行拘捕，并调查这些子弹的来源，同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律师会见。相反，律师不许见当事人，倒是警察已经在试图说服张的妻子录制视频，说服丈夫认罪。这表示当局手上根本没有“案”，企图从张忠顺身上下手，取得突破。张妻拒绝了警察的要求。

两岸时空重叠

一月初，我去台湾参观总统大选。这是第一次实地感受台湾大选。我是个美国公民，但是在台湾看大选比在美国看大选更激动人心。选举当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采访了我，他们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印象最深的是7号晚上一个人在紫藤庐茶馆喝茶、读稿，把两年前我对丁家喜的一个未发表过的访谈校对出来。紫藤庐，有人告诉我，是台湾的一个“民主圣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年轻律师和作家在这里聚会，酝酿政治反对国民党威权主义的禁锢。茶馆优雅宁静，一壶水在小铁炉上滚起开水泡。台湾是一个祥和舒服的地方，不止一个来过台湾的中国大陆人有同样的感觉。作为一个在共产党专制下长大的中国人，我知道这种祥和，这种舒服，是自由滋养出来的。文稿看了三分之一，看不下去了：台湾民主在短短三十年里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过几天人们将去投票选举自己的总统，选举自己的议员，如同吃饭睡觉那样自然、顺畅。而在对岸，丁家喜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一场讨论公民权利、政治变局的聚会，此时此刻，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某个秘密羁押场所遭受酷刑和羞辱。

这种时空重迭突然变得难以忍受。

1月11日，选举结束了，蔡英文大胜。这是台湾人对自己前途的一次确认。

我们一行人的活动直到13日才结束。从选前到选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走访了各个候选人的竞选总部。我们与大学里的选举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我们参观了立法院，见到了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高雄的一位做国际运动游览的男子给我们讲了他的投票史，其生动反映了台湾人的自由和自豪。

大选后第一天，我在一个互动剧场听一群年轻人讲述他们的选择。在这次投票中，很多年轻人与父母一辈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投票决定自己的国家该往哪里去。

人权博物馆的馆长告诉我们，由于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公约体系外，为了能够按照国际标准保障人权，台湾将种种国际人权公约法律化。这使我非常感动：被中共挤压而被排除在世界体系外的台湾，原来在如此默默地完善自己的国家。

在高雄，一位台湾基进党的年轻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建党设想。在这次选举中，这个小党首次获得了一个立法委员席位。

我注意到台湾有很多女性立委，原来，法律规定党团推选的不分区立法委员中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

在台北老城一个设计优雅的茶馆，一位前立委给我们讲述了他在迪化街建设社区、孵化创业者的过程。

离开台湾的前一晚，我和一对同婚女性在东门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

所有我遇到的台湾人，都给我一种年轻、专注、生机勃勃的印象。

与那些天同步，我在手机上不断收到有关厦门聚会参与者的最新消息：

35岁的常玮平律师在躲避了两星期后在西安被抓捕，随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的父亲，一个在陕西乡村做了多年支书的老党员写道：“今天听说我的儿子被宝鸡国保抓捕，口头通知，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万万不能相信。我那仅仅工作几年、不会拿刀玩枪的孩子，只是做了一些公益案件，帮过几个人，做了几个所谓的敏感案件，现在和朋友吃了一顿饭就颠覆国家政权了。作为70岁的我万万不能相信。”

【常玮平律师在被拘留十天后已经于1月22日被“取保候审”。】

为了躲避警察搜捕，文东海律师12月29日匆匆将妻子和两个幼子送往日本后一直躲藏至今。17日，他的妻子在推特上发出讯息：“今天是我们来日本的第18天，不知你现在身在何处是否安全，如果你能感觉到我们在想你，请你想办法给我报平安，我电报，推特，还有Signal都装了，或者托朋友转达也好，你平安我才心安！”

同一天，躲避中的湖北宜昌刘家财发布一则视频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自由的行走，和我的朋友吃饭聊天，关心我们的家园。但很遗憾，在厦门吃了顿饭，你们就害怕得如临大敌，大肆抓人，制造恐怖，我只能被迫在自己的祖国流浪。…. 你们从人民的头上拿走的够多了，还给人民一点点自由，一点点说话、吃饭的自由，天塌不下来，吃个饭、见个面，至于要逼到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

新注册了推特账户的戴振亚的妻子18日写道：“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戴振亚已经被带走24天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一张法律文书。警方通知我们请律师，可律师去了不让会见，有关案情不告知。….年关将至，家里八十几岁的老人等着儿子回来过年，全家人都期盼振亚回家团圆。”

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宝鸡，律师们提的问题和要求，一律得到了“不知道”、“不允许”的回答。

许志永也在躲藏中。除丁家喜外，他可能是这次抓捕的“要犯”。 警察抄了他的家，带走了他的女友和外甥女，对她们进行了24小时的拘留和审问。警察还去到河南他姐姐家“查户口”， 跟踪他八十多岁的母亲。

他在躲藏中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的祖国》。”2003到2013十年间，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通过个案援助、调查报告、围观参与推动社会进步。我是后知后觉者，成为革命者，是2016年了。总是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主动改变，后来实在看不到希望了。” “革命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王朝轮回。我们是公民，追求现代文明，民主自由，美好中国。革命不意味着混乱动荡。我们以建设的方式推动中国民主自由，建设公民社会，为专制脆断时，已有健康力量引领国家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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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 Citizen Who Speaks Up and Has an Attitude: Lawyer Ding Jiaxi Speaks from Prison, Ding Jiaxi, April 6, 2014.

Indictment of Ding Jiaxi and Li Wei by Beijing Municipal Haidian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December 13, 2013.

The Last Ten Years, Xu Zhiyong, June 5, 2013.

中国公民运动网

202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