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建築師馬岩松 「中國現代建築就像權力和資本的紀念碑」

現年46歲的馬岩松被譽為中國年輕建築師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享譽中外，他的「敢言」也是眾所周知。他敢於批評大師的作品，也坦然接受別人的批評，他說有批判、有討論才不致於迷失。對他而言，建築是承載著夢想的，越是現實的社會，越是有談夢想的必要。雖然在外人眼中馬岩松相當成功，但他說過去自己一直在沉澱、一直在摸索，因為他覺得好的建築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好的建築師也需要時間沉澱。

孤獨與成長 

馬岩松1999年獲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學士，2002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建築學碩士，之後曾於倫敦Zaha Hadid建築事務所及紐約Peter Eisenman建築事務所工作，2004年回北京創立MAD Architects建築事務所，並於中央美術學院任教。2006年憑有「夢露大廈」之稱的Absolute Towers開始廣為人知，2008年被英國建築設計雜誌《ICON》評為20位最具影響力的年輕設計師，2010年更獲得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IBA）國際名譽會員。

看似一帆風順，其實中間也經歷過掙扎與孤獨。「年輕時我喜歡美術，考大學時本來想學電影，後來才陰差陽錯地進入建築系。」讀完建築後，同學們爭先去國家的設計院，他卻獨自拿起英文書，準備出國留學的考試。一年後他如願得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獎學金修讀建築，臨畢業之際，他又放棄即將到手的文憑，毅然到耶魯大學追尋自己的建築夢。

畢業後，當同學們忙著到大公司工作、忙著出差蓋高樓時，他卻前往Zaha Hadid位於倫敦的建築事務所當薪酬微薄的實習生。從千禧年到美國讀書，到2004年創立MAD Architects，這段時間對他來說是很孤獨的，雖然2002年的紐約世貿重建計劃Floating Island為他積累一定名氣，但這段時間他還是沒有項目，方向也不清晰。然而，這段孤獨時期卻是他寶貴的沉澱期，為日後的成長及成功奠下基礎。

在Zaha Hadid建築事務所實習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很大，不單是風格，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方向。「我到那裡沒多久，Zaha就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之後她就變成功了。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她也沒有項目，也很孤獨，成名後所有項目忽然接踵而至，她的事務所也從三十多人增加到四百多人，她也掙扎著要不要成為這樣的公司，因為那是不可能做設計的！」儘管馬岩松也有能力成為那樣的公司，但他覺得還是自我的成長較重要，所以他說不會把MAD做成很大的公司。

建築是生命體

很多人說馬岩松的建築很概念化，但他並不這樣認為，「我覺得我的建築是很開放、很自然的，因為自然可以是形式、也可以是感受，而感受又可以是複雜、平和、感動或刺激，這是很微妙的，我希望能讓人感受到深層次的東西。」雖然他說現時還在摸索自己的作品，但目前對大部份建築作品都還滿意，「我覺得好的作品不會在現階段出現，我不相信年輕人在思想上能達到那種深度，年輕建築師要發揮爆炸力、想像力，在作品中表達真實的感情，到最後這些作品可能會慢慢形成一條路線。」

師承Zaha，自然有人會覺得他們的建築很相似，但馬岩松卻不贊同，「我的取向跟她不一樣，她的作品可以用數字描繪出來，我的作品很多是某一時刻的思想表達，很難複製。」馬岩松說他的建築強調的是價值觀，「建築並不是沒有生命、沒有抽象的物體，而應該是生命體，建築是我的表達，是我對很多問題的觀察，對社會、文化、城市的表達。」大家說他們的作品很相似，他認為二人的作品都談及自然，「從古典建築到現在，凡是不規則、談自然的建築師，都有相似的地方，像早期的Antoni Gaudí也是如此。」

在接觸建築前，其成長經歷對他的建築思想也有一定幫助，「我在北京的四合院長大，四合院的規劃是統一的，但又不是整齊劃一，那是很自由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裡有很多種變化。這有點像我今天的狀態，雖然生活在規則下，但總能找到自己的空間。」當然隨著年齡增長，馬岩松也經歷很多想法的變化，「2002年的Floating Island計劃其實是我做夢時想出來的，沒有任何道理和思想可循，所以這十年我一直在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為甚麼我能夢到這個，別人夢不出來。另一方面，是去瞭解文化環境是什麼，城市的歷史是什麼，問題是什麼，而我能做什麼。」他說這十年感覺像是二十年，但幸好自己沒有丟失最初本能的東西，也剛開始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

中國建築的困境

馬岩松說一座好的建築是有夢想的、能帶給人啟發的，就如他最欣賞的美國建築家Louis Kahn的現代主義建築物Salk Institute，「他的建築跨越東西方文化，跨越人對建築的理解，很有宗教感的空間，讓人覺得能和未知的時間對話，很能感動人。」Salk Institute有跨越時間的影響力，是商業時代的建築無法達到的思想高度，相反對比起現時國內的建築氛圍，他卻忍不住有所批評。「中國傳統城市是能把建築和自然緊密地結合的，但現代城市的建築完全是以經濟、物質來衡量的，沒有思想，感覺就像權力和資本的紀念碑。」

背後的原因，他說是因為中國城市基本上是由設計院所設計，「設計院是一個集體行為、公司行為，不是知識份子的決策，而是一個生產型的決策。某些獨立建築師雖然對城市建築有很多批判，但他們的作品多在鄉村、郊區，並不能改變城市面貌，而且他們的態度也比較消極，像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王澍就是如此。」他說這在西方國家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因為建築師都想去改良社會，即便沒有項目，也會說出對城市的想法，然後自發地組織成聯盟進行討論，形成社會的影響力，進而影響真正的城市發展。

儘管馬岩松覺得中國不會有建築模式存在，但他覺得中國建築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整個現代城市的形成已在西方國家發生過，像曼哈頓、芝加哥都是西方現代文化城市的代表，相反亞洲城市的未來面貌卻沒有人知道，仍有很多想像空間，但不可能照搬一個曼哈頓過來，而是應該學習古典城市，人與自然成為一體的思想。」他說古典城市是高級的，用思想、用精神指導的，如果能從傳統城市學到這種價值觀、精髓，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馬岩松說建築至少是讓人產生共鳴的，作為建築師必須把自己的想法提升到文化層面，而中國建築師最大的挑戰就是思想不成熟，他們害怕失敗，又甚少和別人進行討論，讓習以為常的問題繼續存在，這才是最大的問題——而他很幸運自己身邊有批評家。「北京有個老先生叫包泡，他是個藝術家，非常熟悉中國的藝術、文化歷史，他幾乎每週過來看我做什麼，我會跟他討論，他也會總結我的觀點，我覺得這對我的幫助很大，因為我是一個不太善於總結的人。」  

建築師的悲哀

馬岩松設計過不少大型建築物，除了Absolute Towers，還有位於廣西省北海市的住宅區假山（Fake Hills）和位於天津的中鋼國際廣場等，但他並沒有沾沾自喜。「我一開始就設計這麼大的建築項目，我覺得是一種悲哀，因為我需要的成長、鍛煉都錯過了，但幸好自己還可以創造這樣的環境，之後關於這方面的嘗試，也是我刻意去尋找的，所以後來也放棄一些大項目的機會。」

悲哀背後，是他對這個時代的建築的想法。「這是一個商業時代，建築師通常是很可悲的狀態去談論建築，建築的產生更多而言是社會產物、經濟產物。建築師先要成為思想家，把夢想傳達、感染給所有人，否則只能做一個小型作品，不能改變城市。」

他說Louis Kahn和安藤忠雄的小建築都能很好地與環境融合，不約而同地探討人性在空間裡的呈現，大建築的初衷並不是為了人性，建築師的思想也沒有影響到城市的變化，這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馬岩松希望自己能變得更細膩，讓作品有未來的感覺，也希望能設計出像Louis Kahn那樣的作品，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依然能感動人。

·原文見於《號外》雜誌 ·圖片來自MAD Archit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