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个伪概念，模糊了帝国本质

广泛而言，帝国（empire）就是靠征服和统治着多个民族，并对周边国家有着强大影响力的大国。如曾经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德意志第三帝国。

清王朝统治下的疆域无疑是个帝国。满族靠武力征服了和统治着汉族、蒙古族、维族、回族和藏族等民族。到了近代，清王朝在与列强的交战中一败涂地，被统治者，主要是汉族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众就认为满族统治者不能再维持天朝上国的地位，就失去了做主子的资格；于是发动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图谋重新恢复天朝上国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为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概念。其中，梁启超创立的“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和内涵的最终定型起到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经日本译介的西方学说。他了解到并认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是这些国家强大的原因。所谓民族，就是在文化、语言、历史上具有认同，并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分的一群人。以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以与帝国相区分。近代民族国家正是从帝国中独立出来或帝国瓦解后建立的。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想强大，也应以民族建立国家。于是他大力宣扬民族主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文章，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名词，他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这句话表明当时他心目中的“中华民族”仅指汉民族。

但梁启超照搬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运用到中国，与他保皇的政治立场相冲突。他主张促使清廷君主立宪，反对推翻清廷。于是他进一步将“中华民族”的内涵扩大。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应是“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

革命党人起初接受了梁启超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观，成为了革命党人排满的理论依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和口号。革命党人认为满清二百多年的异族统治是中国停滞不前，败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如果是汉人统治，就不会有如此下场。这个论点毫无根据。满清正是接受了汉族的儒家“天下观”才变得傲慢自负和固步自封。如果是汉人统治，只会比清朝的统治更加封闭和顽固，比清朝还不如。但狭义的针对满族的民族主义不仅争取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还争取到汉族官僚和士大夫的支持。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辛亥革命”前后，清王朝即将垮台和垮台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就华丽转身，赞同“五族共和”和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其实，梁启超和孙中山心底里都放不下恢复天朝上国的念想。只是梁启超愿意接受清王朝的统治，而孙中山不愿意接受，想要自己“当家作主”。一旦推翻清王朝，立马翻脸接受“五族共和”。排满只是权宜之计。

但“五族共和”如何搞呢？没有可操作性。汉人内部的共和都搞不起来，汉满蒙回藏怎么共和？成立联邦还是邦联？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后来的中共，都没有诚意搞什么“五族共和”。“五族共和”后来就不怎么提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或中共都是通过武力征服才取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治，而不是通过协商。而包含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则成了流行词和政治正确，成为最终定型，以模糊和掩盖帝国的企图和实质。

狭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是成立的，符合事实。不论血统来源，汉人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习俗和价值体系。但现在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则是个伪概念。中华民族下的多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征，区别很大。而大规模的迁居和民族同化政策已不容于现代社会，中华民族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新民族。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是以民族国家的强国理论为基础，而适应中华帝国传统的政治话术。对内的作用是模糊和掩盖大汉族主义对其它民族的征服与压迫，对外的作用则是将汉族对西方等国家的排斥强加在其它民族之上。民族的构建本身是以政治利益为导向的，这无可非议，但必须得有客观基础和应该出于自愿。而中华民族的构建只是建立在汉族的意愿之上，而强加于其它民族。

2024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