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烏克蘭同桌

這裡和各位市民分享一篇去年年底我的一篇小說中的節選。涉及有關烏克蘭的事物。事實上我也確實有一位烏克蘭同學。她是一位典型的烏克蘭美女，當然也熱愛自己的國家。只是，恰巧她是一位親俄派，我和她曾經一起租過一間大公寓，也常常請她的俄羅斯朋友來家裡聚餐。這一晃快10年，現在俄烏這般局勢，我無法想像她內心所經歷之煎熬與劇痛。一邊是祖國和家人，一邊是來自“敵國”的好朋友，好姐妹和好兄弟。昨天，我見她的臉書頭像換上了一面烏克蘭國旗。快10年未曾聯繫，我向她發去消息。

“還好嗎？”

“我還好，謝謝！”

“加油！”

“嗯。”

謹以此文，紀念那段相處的歲月。（小說中使用的名稱是並非真名）

Kapitel 2 菲爾薩科娃

寫得一手好字，是我對菲爾薩科娃的第一印象。

老師看到她寫的手稿，也驚訝，這種古老的哥特字體在德國已經消失了上百年的歷史了。

“批改你的作業像是在讀我們老祖先寫的信。哈哈。”老師流覽者她的手稿，風趣的說到。

原來字母也能寫的如此漂亮，書法這回事不只是漢字才有。我也慢慢開始注意到這個活潑的烏克蘭同學。

不過，有關菲爾薩科娃的另一些事情，更加引起了我的好奇。她在基輔大學修完了“藝術理論”本科，然後到德國的藝術學院繼續攻讀自由藝術專業。

在製作裝置藝術品這項作業裏，一般我們會首先繪出水彩的草稿，經過修改和討論之後再進一步選擇材料和製作工藝。

“小周，我看了你的畫集。那些畫挺有意思的。”在工作室裏她正好坐我旁邊。

“把你的也給我瞧瞧唄。”我開心的接過她的草稿集。

菲爾薩科娃的草稿本上，除了裝置的設計圖和哥特體寫成的備註以外。她還畫了一些風景水彩畫，也都是小稿。

不過，這是什麼？我隨意翻看的手停住了。

我起先看到了白色的森林，以為不過是烏克蘭在冬天被冰雪覆蓋的景象，越往後看，畫面上出現了藍色的雲，血紅色的橘子，荒蕪的城市中矗立著爬滿青苔的巨大不明混凝土建築。

“這棟建築是？”我覺得有點壓抑。

“墓。”她說。

“沒想到你還搞超現實主義。”我故作輕鬆。

“這是寫實主義。”她用深棕色的眼睛看著我。

我猜她可能把“寫實主義”這個單詞記錯了，不置可否。

而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對菲爾薩科娃的迷惑。那是在一次幾個同學舉辦的家庭聚會上，大家圍著爐子，喝著啤酒，嚼著烤圖林根香腸。在坐的基本都是在這的外國留學生，有些是朋友帶來的朋友。這不是都五湖四海了，這是五大洲四大洋。聊得很起勁，所以話題也就自然而然延續到了自己的家鄉這件事上。英國同學首先講了一個都市怪談，越南同學吹噓他們的咖啡天下第一。而我隨便說了幾句，沒提成都，說了也沒人知道。到了菲爾薩科娃，她扯了幾句以後居然開始講自己結婚時的情況了。

“菲爾薩科娃，你老家是烏克蘭哪的呀？”一個俄羅斯小夥笑著問到，他今天喝了不少。

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就像是在問一個陝西人，你是陝西哪的啊，一個浙江人你是浙江哪的啊，沒什麼特別的。可能這個俄羅斯同學只是對烏克蘭比較熟悉。

菲爾薩科娃停了停，沒說話。氣氛變得尷尬起來。過了好一會之後她對俄羅斯人說了句俄語。

俄羅斯小夥再沒接話，舉起啤酒，幹了。

“好了，下一個輪到“印尼代表”發言了……。”有人馬上補充，為了打破尷尬。

菲爾薩科娃也和我一樣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嗎？為什麼，這樣的疑問長久的縈繞在我心頭。不久之後的一天，搞清這個問題的機會來了。

夏季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菲爾薩科娃和寄宿家庭發生了一點問題。所謂寄宿家庭就是類似於保姆，外國留學生寄宿在主人家裏，做家務，接孩子，由此免除房租。作為一個烏克蘭來的大姑娘，引起了這家女主人的懷疑。沒人相信她只是為了有個住處才到這家來做保姆的。

“這樣的問題其實相當普遍。”她說。

“不如搬到我這邊？”我想起我住處旁邊那間公寓就正好是空的，房租便宜。

如此，我離問題的答案又進了一步。她成功被我忽悠到了我家旁邊住下了。

由於房間隔音不好，我時常在半夜聽到她給家裏打電話的聲音，大概是在說烏克蘭語。第二天我登門拜訪，把韓國同學送我的韓國蛋糕借花獻佛給她端了一份過去。

“韓國蛋糕味道相當不錯！”她一邊吃一邊說，這蛋糕用錫箔紙包著，呈現深咖啡色，嚼在嘴裏鬆軟香甜。

“晚上講電話呢？”我坐在沙發上問。

“我媽催我耶誕節的時候一定要回去。這才幾號啊，夏天都還沒完！”她籲了口氣。

“你會俄語？”我問。

“俄語嘛？大概就是用滑稽的聲調講烏克蘭語。”我在腦補用東北話講中文的聲音。

“老家烏克蘭哪的？”我乘機問了一句，天衣無縫！

“這個不能告訴你，是秘密！”

暈了，蛋糕賄賂完全不管用呢。

“給你看看我老公的照片。”她摸出相冊，上面有她和一個帥氣的烏克蘭小夥的合影。小夥現在在紐約當程式員，而她在德國努力實現成為寫真家的夢想。

可是為了搞清楚她老家在哪這個問題，我是不會放棄的！

在冬季學期開學之前，菲爾薩科娃回了烏克蘭很長一段時間。再一次見到她時，是在系辦公室門口，她正在辦退學手續……。

“我丈夫在紐約一家大公司謀了一份差事，叫我趕緊過去。”

“畢竟這樣長期分居不好。”她說。

再不搞清楚估計就沒有機會了！我提出，我請她吃一頓中餐，為她去美國踐行。她立即答應了，沒有絲毫懷疑。

下午，不是飯點，餐廳裏人跡寥寥，四周安靜。

在裝潢古樸，充滿東方韻味的中餐館，菲爾薩科娃這樣對我說道。 “小周，你的好奇心真挺重的！”

“反正，我也快去紐約了，無所謂了。不過，要我從哪里說起呢？”

“想聽聽烏克蘭的風土人情？那裏的咖啡可便宜了，想在午後美美喝上一大杯？”

她的笑容中充滿了神秘。

“我的家鄉是一座寧靜祥和的小鎮。郵局，醫院，電影院，兒童遊樂場，人們曾經幸福的生活。”

“曾經？”我抓住關鍵字。

“不如，就從那白色的森林，藍色的天空說起吧…。”

菲爾薩科娃於1988年出生。她上幼稚園時，就開始習慣身邊除了同學，老師以外的另一些人。這些人身穿白大褂，帶著聽診器。他們經常出現在幼稚園裏，給孩子們挨個做體檢。孩子們間傳說這些白大褂是死神，他們會來幼稚園悄悄帶走一些孩子。有的同學再也沒有來幼稚園，我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

“沒有覺得恐懼？”我問。

“不，沒有。”

在我上小學時，孩子們間流行一種“白血病人遊戲”，即一個人扮演身患白血病即將死亡的病人，而其他人扮演醫生，護士，不停的為他治療，直到死亡，被其他孩子們抬進墓地。而我，總是被選為那個白血病人。我越來越不願意扮演白血病人，我不想死亡。

“所以，從那時開始，有了自殘的行為。”她說。

我睜大眼睛，感覺事情越來越不對勁。餐廳裏的燈光漸漸昏暗。

“我用小刀切開自己手上的血管，當殷紅的鮮血大滴大滴的留下，我才感到安心。”她說。

我沒說話。

“確認了自己的血液還沒有變成白色。”

在中文裏，“白血病”這個單詞也有“血是白色的”意思。我說。

“到了我上中學，發生了一些令人難過的事。那時我已經能體會深深的悲傷了。”菲爾薩科娃說。

“你能想像嗎？一個看起來健康的姑娘，在太陽下的操場上多站一會就暈倒。她是我的好閨蜜。”

“身體虛弱？”我問。

“是的，同時，班上的同學也會不斷減少。一起長大的夥伴們，好多人再也不見了。”

“這是？”我問。

“小周，現在你知道我來自哪里了吧？”

“是的，我來自 普裏皮亞季。”

“？”

“換而言之，我來自切爾諾貝利。”

嚴格說來，她算不上真正的切爾諾貝利人。在那次無可挽回的巨大災難之後，她的父母搬遷到了距離基輔不遠的親戚家，不過沒有呆多久就從親戚家又搬了出來，沒有人願意來自切爾諾貝利的人住在自己家裏。她的父母開始了不斷搬家的生活。大災變兩年之後，菲爾薩科娃在基輔的一家醫院出生。由此，她也被打上了【切爾諾貝利人】這份沉重的烙印。

凡是切爾諾貝利的人，在那次災難之後的生活，便多多少少也開始圍繞著災難。既有那場核爆炸帶來的災難，也有那之後發生在每個切爾諾貝利居民身上的災難。人們即使逃離切爾諾貝利，卻也像已是不潔之物，其他人唯恐不及。

“不明白。輻射在身上的殘留會傷到其他人？”我說。

“可以這麼說，輻射是殺人於無形的死神。看不見，摸不著。”她說。

“最初的一段時間，由於輻射擴散，森林變成白色，雲朵開始發藍。人們卻照樣下地挖土豆，照料麥子地，因為毫無感知。很快，人們找到了血紅色的橘子。最後，他們唯一的願望變成了能夠 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這也算是願望？”我吞了一口茶，掩飾恐懼。菲爾薩科娃歎了一口氣。

“至少在我周圍，不斷有人患上白血病，肝硬化，各種各樣的癌症。即使很多年過去，我們早已經逃離切爾諾貝利。”

“我去過幾次莫斯科，切爾諾貝利烈士陵園。”

“那些英雄們的遺體，首先被錫箔紙包裹，被封鎖在厚達半米的水泥裏，最後還要隔一層鉛板。永不見天日。”

“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明白，他們並不是什麼烈士。”

“他們只是無數普通人的兒子，丈夫，和父親。”菲爾薩科娃看著杯中昏黃的苦蕎茶。

“我的家鄉是不祥之地，從小我便夢想自己一定要出國。”

“但是我知道，我是父母在這世上不多的親人了。我離開祖國，他們怎麼辦。”

“後來，蘇聯解體了。我還記得那時父親到處借錢，補貼家用。母親在大雪中抱著我，在街上排隊買麵包。我們被凍得臉皮僵硬。生活並沒有變得更好，寒冷卻陣陣襲來。”

“如何看待蘇聯？”我問。像知乎網上那些傻子一樣想得到一個看似理客中的回答。

“…… 。”

菲爾薩科娃吸了一口氣，張嘴想說什麼，可最後還是化為深沉的歎息。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飯菜已經上好了，我們動筷子吃飯，我注意到，菲爾薩科娃能夠極其熟練的運用筷子。

“怎麼這兩天見你有點心神不寧？”我隨口問。

“紐約，一個新的地方。我面對新的生活總是有些不知所措。”

“不，其實，是因為我還是會經常夢見母親。” 她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