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8月：如何打造一个宜居城市？（2023年，总第14期）

“必须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简·雅各布斯告诉读者，“通过监视和互相监督来确保安全听上去挺残酷，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残酷。”

为了破除“花园城市”派的偏见，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我虽然身处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却也能从自身经验印证她的观点。

几个月前，我根据定位找到亲戚开的餐饮店时，小孩们正在店外的人行道上玩耍。这里几乎肩摩踵接，不过家长并未太担心。通过一个下午的观察，我发现眼前商业街形成的非正式保护网。倘若某个小孩行为越界，像是靠近车流，邻里的大人就会干预并教训，令其习得一些公共道德感。

我想起幼年的经历。跟着父母到大城市做生意，自己只消数日，便成功混迹于附近商铺。跟亲戚当下的情况相似，彼时，大家仅由于谋生才在一个空间聚集。多年后，我仍旧倾向于美化它。

可平心而论，雅各布斯所说的那种认同感，应该从未有出现。要将一个地方视作难以割舍以至安土重迁，光是街道的和谐还不够。再过一年，亲戚的小孩将回到家乡，在一个学区房限制相对宽松的环境，开启义务受教育生涯。

至于工薪阶层一代，情况照样不明朗。8月，我和中学同学时隔多年在广州碰面。毕业以来，她先是待在北京，没多久便前往重庆，后来周转到深圳，而今客居广州。现阶段，没有哪一个地方足以令她决意扎根，对我来说，亦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活在雅各布斯的担忧里，而这篇“结绳”正是作为该境况的另一个时空的呼应：极端天气越发频繁，城市如何应对？持续攀升的青年失业率，意味着什么？

此外，本文还关注柴静的纪录片《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老龄化社会以及国家工信部对APP备案的新规。它们也是打造一个宜居城市涉及的切面。

讨论

01丨洪水来了，海绵在哪？

根据《光明日报》梳理，8月京津冀地区暴发的洪水灾害，在7月底就已初见端倪。

7月28日，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从福建沿海登陆，降水云团逐渐北移。7月29日至8月2日，京津冀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1]

这是什么概念？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斌介绍，与2012年造成79人死亡的“7·21北京特大暴雨”相比，7月31日当天，全市平均降雨量就到达前者水平，其中房山区、门头沟区平均降雨量都超过400毫米，远甚于前者。[2]

降雨引发的洪涝让多地场所的运转受到影响，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显示，机场停机坪上出现大量积水，已淹没飞机轮胎的一部分。视频标题称，该情况发生在大兴机场。尽管8月1日《潇湘晨报》记者求证，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未接到机场被淹的通知，但是，结合财新、新华社、第一财经等其他信息源交叉印证，大兴机场确有出现积水。[3][4][5][6][7]

2019年投入使用的大兴机场，曾以绿色、环保理念等建设理念被关注。2020年《北京日报》刊出一篇报道《海绵机场》，重点宣传了相关“海绵”工程。

文章称，大兴机场初落成，一场暴雨突如其来，路面、高架桥、飞行区等均未发生积水，大小“海绵”共集雨200万立方米，雨洪全部就地滞蓄，外排量为零。文章还把大兴机场比作一座小城，直言“百年一遇洪水不侵城”。[8]

然而，这次台风带来的降雨不仅使大兴机场的抗灾能力受到挑战，还引起一些公众对海绵城市的质疑。

2013年底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海绵城市被当成一项国家基础建设加以推进。人民网发布的文章回顾说，中央财政在2015年至2016年共计拿出400亿元，先后补贴两批试点海绵城市，到2019年，首批试点顺利收官，16个城市全部合格。作者认为，海绵城市是解决城市地下排水难题的一剂良方。[9]

设计师俞孔坚对海绵城市颇为执着，他也是中国海绵城市建设的倡导者。参照收录在维基百科的时间线，早在2003年，俞孔坚便通过与人合著《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用“海绵”比喻自然湿地。[10]

接受BBC的采访中，俞孔坚指出，传统的洪水管理旨在尽可能将水迅速排走，或用混凝土加固河岸以确保水不会漫出。而海绵城市恰恰相反，它试图吸收降雨，减缓地表径流。他说，一座海绵城市可以应付任何洪水，如果不能，它就不是一个海绵城市。[11]

与俞孔坚不同，部分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也证明，海绵城市的概念并非万金油。

2021年7月，河南遭遇极端暴雨。以省会城市郑州为例，暴雨导致郑州市内发生内涝，道路严重积水，交通中断，郑州地铁5号线水浸事件更是造成14人死亡。[12]

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郑州是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之一，《大河报》曾在2018年介绍，到2020年，郑州将投入534.8亿元建设海绵城市项目。2021年5月，《郑州日报》称，自2016年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以来，郑州全市共计消除易涝点125处，消除率77%。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建成区内未发生严重内涝灾害。

中国水利学会减灾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黄国如回应说，公众对海绵城市存在误解，它并不能应对所有城市暴雨内涝。[13]

7月，刊登在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上的综述写道，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措施主要集中在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治理等绿色基础设施上，很少涉及排水系统建设等工程措施。也就是说，海绵城市建设偏离了防洪除涝的初衷，更倾向于恢复城市水环境和水生态。

该论文还分析了中国各个海绵城市的投资情况。研究发现，大部分城市主要投资于道路交通系统、城市水系和园林绿地系统，其中郑州的道路交通系统投资比例超过25%。[14]

这种跟通常城市建设重叠的局面，也被中国应急管理部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里点名：

（郑州）计划投资534.8亿元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已投资的196.3亿元中，实际与海绵城市相关的仅占32%，用于景观、绿化等占近56%，甚至在全国调集力量支援郑州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还在“修花坛”；

排水明沟等设施“十三五”期间改造达标率仅20%，有的排水泵站位于低处极易受淹失效，地铁、隧道、立交桥等防涝排涝能力不足，地铁区间疏散平台主要考虑防火防烟未考虑防涝，水库溢洪道堵塞、城区积水点等安全隐患长期没有排除，医院、供水、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备用电源多位于地下，一进水就失去了备灾作用。[15]

纵然如此，更多专家仍对海绵城市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供职于Monash University长期关注可持续城市用水的Tony Wong表示，将北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混凝土建筑密集的地方改造成海绵城市，“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资金”，在极端洪水的安全疏导方面，也还有更多工作要做。[16]

8月9日，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通报，灾后重建总思路是“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可持续发展”。至于怎么具体实现，仍未见诸报道。[17]

一篇评论提醒说，“百年一遇暴雨”此类越发常见的表述背后，政府部门需要重新考量决策模型。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光靠过去的测算难以指导实践，得结合当前情况实时更新。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洪灾风险区的安排也应有更多视角。例如，某个地方每年发生洪灾的风险只有1%，但置于30年的时间维度，发生洪灾的风险就高达26%。按照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水患风险图，百年一遇风险区不被建议大兴土木开展建设。[18]

除了北京，此次受灾的中下游地区，同样面临严峻的恢复工作。

援引河北新闻网8月2日的报道，河北启用7处蓄滞洪区，转移84.74万人，通过分洪滞洪作用减轻了北京、天津的防洪压力。虽然也有媒体采访的专家对涿州受灾严重在于“保卫北京”的说法不认同，但一些社交平台的用户批评，诸如霸州等地区因为泄洪被淹，却被央视网报导成下雨所致。[19][20][21]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部分分洪区的启用看起来略显仓促。“是不是基本通知到位了，组织过程中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到有区域在组织撤离的时候有道路还在收费，这都是后续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的。”[22]

Reuters早前的报道称，涿州的一些居民表示，并未提前收到相关警告和通知。[23]

亟待厘清和总结的事项不单单是事前通知，当下，更重要的或许在于事后补偿。对蓄滞洪区启用后受影响的居民，国务院在2000年制定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20多年后，补偿标准是否应当调整？国家之外，其他受益地区财政是否应当分担？[24]

而此次社会援助方面，多位民间救援组织的志愿者对《南方周末》表示，外地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前，需拿到事发地开具的邀请函，随后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该规定被质疑耽误救援时机。[25]

可是，一味简化流程也许会带来负担。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王海波长期致力于应急志愿服务工作，在他看来，救援首先是对形势的客观研判，专业主义更重要。反倒是求助信息的混乱，应是下一步着力改善的点。

“目前全球各国都没能太好解决，比较好一点的办法是跟熟悉当地环境的网格员联系，与地方政府加强沟通。”王海波说。[26]

从某种意义来说，上述一系列尚处在边缘的角色，才是城市应对洪水时有望发挥更大作用的海绵。

02丨青年与消失的失业率

8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称，自8月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他给出的理由是：

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

比如，近年来，我国城镇青年人中，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到6500多万人。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比如，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随后，回应彭博新闻社记者的提问时，付凌晖补充说，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相关的失业率数据会在相关统计方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后恢复发布，目前暂停发布分该维度数据，不影响整体失业率统计调查。[27]

这并没有回答外界的真正关切，反倒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一些困惑来自结论的不自洽——既然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不宜再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那么调查统计基数自然随之变化，如何确保整体失业率跟调整规则前所能反映的情况一致？

有目共睹的是，自2018年首次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以来，今年的青年失业率接连攀升。暂停发布该内容前的最后一次数据显示，6月，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又一次创下新高。

彼时的发布会上，付凌晖坦言6月数据环比出现上涨，“从下个月情况看，由于青年毕业生、年轻人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可能还会有所提高”。[28]

但最终，16至24岁劳动力7月的调查失业率被按下不表。很自然地，该做法招致不少批评和嘲讽。一篇题为《燕南大学暂停发布食堂拥挤指数》的文章，意有所指地虚构了相关公告，表示自8月开始，各个食堂的拥挤指数因“学生体型在不断随气温变化热胀冷缩”等情况将暂停发布。[29]

玩笑归玩笑，回到失业率调查数据的讨论上，该指标似乎确实存在调整的空间。

7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撰文称，青年失业率可能被低估。她认为，讨论失业率的变化需分析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就业市场状况不佳时，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等待或暂时退出，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而按照她的推算，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是46.5%，远超国家统计局给出的19.7%。[30]

不过在另一篇文章里，张丹丹也表示，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城镇就业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青年群体失业率虽高，该群体的体量却很小。[31]

沿着张丹丹的思路，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贾拥民指出，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后两者决定了劳动人口——都会影响失业率变动。他引用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说，过去3年青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了7.1%，就算青年失业人口下降，也有可能继续出现青年失业率上涨。[32]

国家统计局收录的一篇问答，解释了何谓调查失业率。简单理解，它是根据抽样调查方法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劳动力（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

而被归入失业人口，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没有工作；第二，在调查时点前3个月内找过工作；第三，如果提供一份合适工作，能在2周内开始工作。[33]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解释说，该标准与国际通行情况有出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做法是，调查节点前4周内寻找过工作，就不被视为失业人口。中国采取3个月的周期，会导致失业率数据偏高。

同样按照国际经验，大学生找工作，即使单位录用，除非2周内到岗，否则也不能被视为就业或失业。国家统计局如果把找工作却没找到的在校生算进失业人口，就可能高估青年失业率的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标准却会造成对失业情况的低估。曾湘泉称，国际劳动组织除了统计就业人口，还关注工作时间。按照其标准，小于20小时以下被称为极短工时，等于或大于20小时、小于35小时被称工时不足，35小时以上被称为充分就业。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极短工时为3.94%，工时不足为4.76%。换言之，中国不充分就业情况并不乐观。[34]

无论失业率的统计口径如何调整，我们都无法忽略包括青年在内的群体令人担忧的就业处境。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居住在广州一所青旅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化名为黄欣，他2018年从大学毕业后，先是进入地产行业，没多久又干起教培工作。大环境变动令28岁的黄欣再次失业，他便来到广州另谋出路。

在青旅里待业一个多月，黄欣渐渐觉得，嘴上虽说休息一阵，其实内心很难真正放松下来，并且这种状态越久，就越难找回原来的生活节奏，不光感觉白天无所事事，晚上也有种和社会脱轨的感觉。[35]

脱节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根据每日人物的报道，面对失业，不少年轻人已经选择停缴社保。

“社保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对医保的需求还不紧迫，退休又太过遥远，”文章写道，“更多时候，社保只是一种与城市的连接，与买房买车、子女入学绑定，是他们在当地建立起稳定生活的基础。”[36]

当青年一代对留在城市不抱期望，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缺口，却并不会理所当然地被中老年群体填补——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没资格填补。

8月，极昼工作室发布的一篇文章捕也捉到前述落差。

化名李瑞新的受访者是今年上半年被辞退的，虽然11月她才会达到55岁的年龄上限。李瑞新原本在一家食品加工厂上班，某天工厂经理突然跟她说，大龄女工都要被辞退。她发觉“自己没用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来到郑州十八里河大桥下，寻找做日结工的机会。

作者描述，李瑞新求着熟人介绍男人的活给自己，结果一天下来手指头全肿了。为什么不找家政、保洁这种稳定一点的工作？“没办法，人家连45的都不要了”。[37]

关注

01丨柴静：对话恐怖分子

时隔8年，柴静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2015年，她推出了一部关于雾霾治理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而8月17日，新作《陌生人》第一集发布，这回柴静瞄准的是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

2017年8月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发生车辆冲撞恐怖袭击。此前一个月，柴静和丈夫、女儿刚移居巴塞罗那，灾难就发生在她们住房附近。目睹过恐怖主义带来的创伤与不幸，柴静决定用自己的专业积累，尝试回答一个遇难小孩的父亲的提问：为什么这些在我们中长大成人的男孩会这么做？

《陌生人》一共有六集，柴静计划每周放出一集。在抽丝剥茧的调查对话中，神秘、模糊的圣战分子变得具象化。

“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够维持。曝光它，它将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力，从空中塌落。”柴静自白道。[38]

02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正与日俱增。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8月，端传媒用数字图表形式，推测了30年后的中国处境。

人口曾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相比总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变化更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根据2017年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中国在信息技术、航天等10大重点制造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2986万人。

另一方面，公共养老金的负担越来越重。2021年，缴付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人数是退休职工的2.65倍，到2050年，这一数字缩减为1.1倍。近半数省份公共养老金，将在2028年面临不同程度的亏空。

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等群体比例也出现增长。当然，老龄化并非只有中国才需要面对。东亚、欧洲更是逐步迈入深度老龄化。

人口学家王丰认为，人口下降并非“灾难”，反而意味着我们有更多机会和几代人共同体验人生，例如长辈权威的削弱、将宠物当成子女的家庭增加等。问题是，当面临挑战，我们如何做好准备？[39]

03丨未备案APP不得联网

8月8日，国家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工作的通知。根据要求，在中国境内未履行备案手续，不得从事APP互联网信息服务。

为了确保上述目的，通知提到，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分发平台、智能终端生产企业不得为未履行备案手续的APP提供网络接入、分发、预置等服务。

相关工作分为几个阶段，其中，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是存量APP备案阶段，2024年4月至2024年6月是监督检查阶段，2024年7月以后是常态化工作阶段。[40]

参考备注：

• 题图：Photo by Kelly Sikkema on Unsplash

• 关于青年失业率，端传媒在数据化呈现时引用了张丹丹的测算，误把46.5%当作5月的数据，而原文对应的该是3月的情况。

• 就央视网对霸州因降雨被淹的报道，微博上出现批评。我沿着时间线去央视网查看，8月4日节目画面对应时间点的内容并未找到，通过站内搜索功能亦无所获，疑似遭遇删除。不过在其他平台，还保留着相关内容：河北霸州降雨致部分村庄淹没，被困人员被全部转移丨朝闻天下，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41625977694886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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