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囚徒：兩個民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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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20年間，人類學家 Joshua Rickard 在對以色列占領下位於約旦河西岸的納布盧斯（Nablus）地區田野考察中，講到了兩則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一：
在約旦河西岸，有一個叫Burin的小村子，以盛產無花果聞名。每年收穫季節，村民都將無花果拉到納布盧斯市及周邊村莊去賣掉，然後用換來的錢采購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須品。有一年，又到了收穫季節，以色列軍隊在村子出村必經之道上設立了關卡，不許村民通過。但村民急著把無花果拿到市場上去賣掉，於是連夜用拖拉機走山路把無花果運出去。幾天之後，以色列軍隊注意到這個情況，就來把拖拉機沒收了。但是村民不能讓無花果爛在家裏，於是又找來驢子把無花果連夜翻山運出去。又過幾天，以色列軍隊又察覺村民偷運無花果的事情，就來把驢子也牽走了。“那你們最後怎麽處理這些無花果的？”人類學家問村長。村長說：“那一年我們吃了很多無花果。”
故事二：
在納布盧斯市邊上，有一個叫 Asira ash-Shamaliya 的小鎮，鎮上8到12嵗大小孩流行一種類似於“警匪槍戰”（soliders-and-shabab）的游戲。孩子們拿棍子瞄準對方假裝射擊，並互相朝對方扔汽水罐以及躲在樹後扔鞭炮，模擬在戰鬥中扔炸彈和閃光彈。這種戰爭游戲，在其他地方也許再平常不過了，但是這個游戲在當地卻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因爲游戲模仿的原型，是以色列士兵跟巴勒斯坦戰士戰鬥，當地人看見了整個過程，戰鬥細節就在孩子們中間傳開了。當地人也來看孩子們這樣玩，就像用游戲來表演當時的戰鬥場景。這個游戲模擬的是“哈馬斯”（Hamas）主要領導人之一 Mahmoud Abu-Hannoud 被以色列軍隊追殺的故事。
Abu-Hannoud 是哈馬斯下屬的著名“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重要指揮官，曾多次逃脫以色列國防軍暗殺。其中一次刺殺就發生在這個小鎮，當時有100多名以色列士兵，在武裝直升機配合下突擊了 Abu-Hannoud 藏身的村子。在夜幕之下交織著密集的射擊、炸彈和閃光彈，村民要麽被以色列士兵控制住，要麽在垃圾罐車裏放火或者朝天亂打槍，吸引以色列士兵注意力，以掩護 Abu-Hannoud 逃亡。還有一名村民是法塔赫（Fatah）成員，不但協助藏匿 Abu-Hannoud，還爲他包紥過槍傷，爲了掩蓋血跡，還在門口殺羊。
Abu-Hannoud 在納布盧斯地區家喻戶曉。他曾經爲逃避刺殺，主動向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投降（該機構代表巴勒斯坦政府，當時“哈馬斯”被該政府認定是非法武裝），被關進了納布盧斯一處監獄。不久後，以色列戰機再次突襲這所監獄要置他於死地，但是被他再次成功逃脫。據説逃走的時候他還救出來三名獄卒。最後，他與兩名兄弟在乘車逃亡途中，被以色列直升機發射的導彈擊中，三人均當場慘死。這個場面被攝像機記錄下來，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大電視台上播放。
以色列占領下的約旦河西岸地區，可以從這兩則故事中窺見一斑。怎麽理解這兩則故事傳達出來的訊息，有賴於我們系統地認識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恩怨歷史和現狀。
與其非此即彼地指責某一方是“國家恐怖主義”，本文認爲，處在仇恨螺旋上的巴以兩國更像處在囚徒困境中，各自都表現出來某種民族性的悲劇特點：他們本來可以不必走到這一步的，但是爲什麽卻走到了這一步？
2023年10月7日，加沙地帶哈馬斯（Hamas）武裝分子無差別襲擊了以色列南部數十個城鎮及定居點。其暴行包括用火箭彈襲擊城市及定居點、沿著公路及城市街道故意射擊平民、劫持大批人質並製造了雷姆音樂節屠殺（Re’im music festival massacre）、卡法阿扎屠殺（Kfar Aza massacre）等多起慘案。截止10月12日，這起恐怖襲擊已造成逾1300人死亡、3300人受傷以及超200人被劫持到加沙地帶。傷亡者與被劫持者大多數是平民，除以色列本國國民之外，還包括多名泰國人、美國人、尼泊爾人、法國人、阿根廷人、俄羅斯人等等，其中中國公民也有至少2死3傷。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這是以色列自1973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以來所受最嚴重的一次襲擊。
這次震驚全世界的恐襲事件，再次引發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一邊是對以色列和恐襲受害者竭力聲援，另一邊是爲巴勒斯坦的悲慘處境大聲辯護。
這起事件影響之大，即便缺少直接利益關聯的中文世界，也分割出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互相攻擊。一時間對於巴以恩怨的解釋層出不窮，但是極少有人注意到這兩個國家本來可以不必走到今天這般田地。
作爲第三方非直接相關利益者，本文將力圖從第三方視角來重新評估跟衡量巴以恩怨。中文讀者可以暫時放下對恐怖主義行徑的憤懣，不妨從觀看悲劇的角度，來看一看巴以恩怨是怎麽發生的。最後，不論您是否願意放下針對某一方的義憤，您都會發現，透過這個全新的角度，我們看見了人性中的某些缺陷，這正是令人感覺悲哀和不幸的地方。
1.仇恨源頭：1948年戰爭
在輿論界將巴以恩怨歸咎於“1967年戰爭”的時候，以色列歷史學家圍繞“1948年戰爭”也出現了新舊歷史學派的鬥爭。“1948年戰爭”歷史背景是以色列從原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獨立建國，但一建國就捲入了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這場戰爭的最嚴重後果是約80萬巴勒斯坦人離開家鄉，進入鄰國或遷徙到其他地區成了難民。這次大規模集體流亡，成了巴勒斯坦人心目中揮之不去的歷史創傷，後來將之稱作“大災變”（Nakba）。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1948年戰爭”形成了以後巴以恩怨和中東國際關係的雛形：不論是往後的中東戰爭，還是巴以衝突，我們都可以看見“1948年戰爭”的影子。
大體來説，新歷史派歷史學家們（New Historians），更多傾向於認爲以色列人和英國殖民者是巴以恩怨的根源，但舊歷史派更多爲以色列官方意識形態辯護，將不幸歸咎於英國殖民者和阿拉伯人自己。英國牛津大學以色列裔歷史學家 Avi Shlaim 是最著名的新歷史派歷史學家代表之一，他對新舊歷史學派的分野可以簡單總結爲以下幾點：
1. 以色列官方表述認爲英國不支持建立猶太國家，新歷史派認爲是英國不肯建立巴勒斯坦國家；
2. 官方表述稱巴勒斯坦人是自願離開家鄉的，新歷史派稱巴勒斯坦難民是以色列强制驅逐造成的；
3. 官方表述說地緣政治均勢本來是有利於阿拉伯人的（因爲鄰國都來支持巴勒斯坦人展開對以色列的戰爭），新歷史派說其實以色列才占據人員和武器方面的優勢；
4. 官方表述推定阿拉伯人有統一協調的計劃來消滅以色列，新歷史派則發現阿拉伯人是有嚴重内部分歧的；
5. 官方表述指責阿拉伯人的不妥協態度才是破壞和平的原因，新歷史派則譴責以色列要對將巴以恩怨帶進死胡同負首要責任。
但是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事實上，不論以色列國防軍（IDF），還是阿拉伯救世軍（ALA），又或者是阿拉伯聯軍其他部隊，都在統一組織協調和戰場管理上出了問題，正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大逃亡。巴勒斯坦人大逃亡，也給留下來的人與以色列在同時期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家造成了困難。而且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以色列奪取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地區以前，并未協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但在以色列奪取這些地方以後，巴勒斯坦人經過一系列國際活動以及游擊戰和消耗戰，最終付出巨大代價才在以色列占領區建立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客觀上來説，這時候的巴勒斯坦已經錯過了建立國家的最佳時機。
有關“1948年戰爭”歷史，美國馬里蘭大學歷史學家 Shay Hazkani 可能是比較接近中間立場的歷史學家之一。“1948年戰爭”似乎并不像多數歷史學家敘述那樣清晰明瞭，反而更接近歷史真實情況的是：這是一場亂糟糟的戰爭。對於阿拉伯人一方來説，可能更是如此。阿拉伯人首先在組織和動員上還遠遠達不到整齊劃一的地步，反而出現了複雜、混亂而且矛盾重重的情況。相比之下，猶太士兵不少是身經百戰的二戰老兵，不論作戰經驗還是戰場管理，都要領先阿拉伯人這邊。
但是雙方的參戰人員都存在著複雜情況。在以色列方面：來自歐洲的阿什肯納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看不起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hi Jews），甚至要求後者重新考慮與猶太復國運動的關係；美國來的猶太人認爲巴勒斯坦托管地出生的本地猶太人（Sabra Jews）是有暴力和沙文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分子，而本地猶太人則認爲美國猶太人心太軟而且缺乏男子氣概。在巴勒斯坦方面：巴勒斯坦人要求阿拉伯救世軍履行救助巴勒斯坦的承諾，但是阿拉伯救世軍則責怪巴勒斯坦人只顧大規模逃亡；來自阿拉伯各國的志願軍士兵們爲軍隊指揮方面的低效無能遷怒於長官，而長官又處處提防這些士兵，唯恐士兵起義。另一方面，以色列國防軍也試圖給士兵灌輸暴力和仇恨——比如教阿什肯納兹士兵，說暴力符合猶太傳統；又教米茲拉希士兵，說殺阿拉伯人是爲祖輩報仇。但是這樣的灌輸並不見得奏效，因爲阿什肯納兹士兵沒那麽相信猶太教有暴力傳統，米茲拉希士兵也沒那麽仇恨阿拉伯人。當然，阿拉伯人也給士兵灌輸同仇敵愾，比如譴責猶太人非法越界侵犯伊斯蘭世界的傳統邊界，但是志願軍士兵們更關心各自政府和軍隊管理之腐敗導致戰場失利。這種情況即使在其他戰爭動員中頗常見，但對於同樣倉促成立而且都缺乏長期協同訓練的參戰雙方軍隊來説，這樣的情況意味著戰場管理很可能難以做到整齊劃一、前後一致——這也爲戰場上的混亂和失控行爲埋下禍根。也可以説，戰爭是稀里糊塗開始，又稀里糊塗打完的，並不見得軍事戰略的宏偉部署得到準確執行，而戰勝一方不見得贏在道義，戰敗一方也不見得輸在武力。
1.1 戰爭前史
作爲“1948年戰爭”前史， 1916年英國人煽動阿拉伯地區叛亂，並許諾支持約旦的哈希姆家族（the Hashemites）統一阿拉伯地區。當時歐陸正在大打第一次世界大戰，阿拉伯地區正處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而奧斯曼帝國站在同盟國一邊。基於戰略考量，英國人在奧斯曼帝國後院放火，最終成功瓦解了這個昔日的小亞細亞霸主。但是英國人并沒有信守對阿拉伯人的承諾，尤其1917年英國政府發佈《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以法律文件形式公開爲猶太復國主義背書，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國家。當時猶太人口只占巴勒斯坦地區總人口9%，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比例的阿拉伯人卻隻字未提當年的承諾。英國人的背信棄義激怒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區民族主義狂熱進一步高漲。緊跟著，一戰結束後，英國跟法國搶著瓜分奧斯曼帝國，巴勒斯坦托管地落入英國人之手。英國人隨後又在1922年的托管章程中納入《貝爾福宣言》，完全無視阿拉伯人的訴求，此舉無異於羞辱了阿拉伯世界。
1919年至1925年間，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等地爆發了反對英國和法國的殖民地叛亂，領導這些叛亂的原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將領均受到英雄擁戴。在這些英雄人物的感召下，敘利亞、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等地年輕人自發結成准軍事組織。雖然阿拉伯人藉鑒了英國的童子軍模式，但汎阿拉伯主義者們要求這些組織往軍事組織方向發展。這期間，阿拉伯地區正掀起一股尚武風氣和對男子氣概的尊崇，阿拉伯人認爲正是種族退化導致阿拉伯地區淪爲歐洲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於是從開羅、巴格達、大馬士革、納布盧斯到阿勒頗，年輕一代對强身健體、軍事訓練和閲兵表現出極大熱情。這些准軍事組織雖然還沒有正式向殖民者開戰，但是無疑爲戰爭做著準備。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托管地猶太人在英國庇護下，大肆開拓土地，其人口在1922年至1931年間翻了一倍。隨著巴勒斯坦人定居點經濟逐漸落後於猶太定居點，巴勒斯坦人對制度性不公平也越來越不滿，其主要社會精英也不願意跟英國人合作。在1920-1921年和1929年，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爆發了激烈衝突。其中1929年，巴勒斯坦人製造了“希伯倫大屠殺”（1929 Hebron massacre），導致67至69名猶太平民慘死。到1930年代中期，在全球性大蕭條和猶太人大肆購買土地的影響下，許多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土地。1936年，在希特勒迫害之下，從德國逃難過來大批猶太移民，使巴勒斯坦人感到了生存危機。巴勒斯坦人於是發動了大罷工和針對英國人和猶太社區的武裝暴動。英國人野蠻鎮壓了起義，至1939年共造成3800名巴勒斯坦人和300名猶太人死亡，期間叛軍内訌又致使1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原奧斯曼帝國軍官 Fawzi al-Qawuqji 領導了這起叛亂，而此人今後要再次領導 “1948年戰爭”中的阿拉伯救世軍。
隨著與巴勒斯坦人衝突越來越頻繁，猶太人也同樣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機。猶太社區左右翼都開始支持用暴力來對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國防軍前身“哈加納”（Haganah）也開始鼓吹暴力信條。但是不久之後，二戰爆發，英國爲了安撫阿拉伯人，就又反轉了先前的親猶政策：1939年，英國政府發佈政策文件要求限制猶太移民和買地，并且撤銷1937年分治巴勒斯坦爲兩個國家的提議。這樣反復無常的政策，立刻引起猶太人反彈，甚至引發流血衝突。1942年，在以色列未來國父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影響下，猶太人宣佈決心在二戰結束以後建立猶太人國家，在阿拉伯人看來，這無疑等同於宣戰。於是巴勒斯坦人也趕在戰後著手籌備對抗猶太“哈加納”的准軍事組織。一邊是 Muhammad Nimr al-Hawari 在二戰英軍阿拉伯裔軍官基礎上，從城市招募人員組建“拿迦達”（al-Najjada），另一邊是 Amin al-Husayni 仿照希特勒青年團籌建“弗圖瓦”（al-Futuwwa）。
雖然巴勒斯坦人自己創辦的准軍事組織也參與了“1948年戰爭”，但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巴勒斯坦人沒能夠將兩股軍事力量合爲一體并發展壯大，這使得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戰爭”前後處於被動地位。1948年戰爭以後，即便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地區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裏，但是巴勒斯坦人沒有軍事力量來支持自己的建國之路，也沒有辦法擺脫埃及和約旦的控制，更何況埃及和約旦還沒有要支持巴勒斯坦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國的意思。
不同於猶太人的“哈加納”，巴勒斯坦人的“拿迦達”和“弗圖瓦”或現在的“法塔赫”（Fatah）跟“哈馬斯”（Hamas），都有軍閥、政府兼政治派系性質。一個很可悲的事實是，巴勒斯坦人即便在最孱弱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内鬥和猜忌，沒能夠將有限兵力和組織合在一起，組成較大力量。而今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哈馬斯”與“法塔赫”因爲爭奪“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導權内鬥。2007年，“哈馬斯”與“法塔赫”在加沙地帶火并導致數百人死傷，最終“法塔赫”被徹底逐出加沙地帶，且不論用火并代替現代國家政治鬥爭代價有多大，這種黨派掌握軍隊和政府的做法有極其惡劣的影響，甚至可以説是對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眼下在“哈馬斯”遭以色列圍剿期間，“法塔赫”也并不施以援手。
1.2 戰爭亂象
1947年11月30日，大批青壯年聚集在大馬士革總統府外面，請願者高喊：“巴勒斯坦，我等願供你差遣！我等願爲你而死！哪怕全球各國反對，巴勒斯坦也仍然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大馬士革電台報道了這一盛況。年輕人們控訴新成立不久的敘利亞共和國沒有良心，漠視巴勒斯坦人的命運。會衆揚言要把學校改造成兵營，以應對猶太人日益膨脹的野心。
好戰分子給敘利亞總統 Shukri al-Quwwatli 施加了極大壓力。直接引爆阿拉伯地區强烈憤慨的，是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UNSCOP）在前一天正式表決通過“巴以分治決議”。依據該決議，人口占巴勒斯坦托管地三分之二的阿拉伯國家分到43%的巴勒斯坦領土，而人口占少數的猶太國家卻分到56%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還有45%人口是阿拉伯人。這份決議不但遭巴勒斯坦人拒絕，也受到阿拉伯地區强烈抵制。有感於阿拉伯人敵對情緒高漲，1947年12月，本-古里安下令“哈加納”轉入“進攻性防禦”模式：任何針對猶太人的襲擊，都必予以堅決還擊，并以摧毀其據點、或者驅逐其人民和占領其土地爲目的。1948年1月，本-古里安還批准了一項政策，授權襲擊阿拉伯好戰分子家屬，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内也是襲擊目標。
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再次引爆阿拉伯國家强烈憤慨。敘利亞人的好戰情緒恰好暗合敘利亞總統 Shukri al-Quwwatli 欲牽制外約旦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國王（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之目的，而野心勃勃的阿卜杜拉國王正有意重啓“大敘利亞”計劃，勢必威脅到敘利亞共和國之生存。敘利亞總統意識到，阿卜杜拉國王或有意趁亂奪取約旦河西岸的土地，但阿卜杜拉國王依仗英國人領導的軍隊，敘利亞人不便與之硬碰硬。於此同時，阿卜杜拉國王侄子、伊拉克攝政王 Abd al-Ilah of Hejaz 有意派兵軍事干預巴勒斯坦，形勢也將有利於阿卜杜拉國王攫取約旦河西岸土地。敘利亞人希望直接軍事干預巴勒斯坦，但是不便由本國出兵，因爲本國士兵裝備差、訓練差，還不忠於國家。而且敘利亞人的軍隊是由法國殖民地政府訓練的，其主要將領是從少數民族和農村地區抽調而來，因爲法國人意在利用這隻軍隊打壓敘利亞本國的民族主義氣焰。這樣一來，擺在敘利亞人面前的最佳方案只剩下招募國際志願軍，這樣敘利亞人不必冒戰敗風險，又可免於敘利亞與英國人直接對抗，因爲此時巴勒斯坦仍掌握在英國人手中。
於是在敘利亞人推動下，阿拉伯國家聯盟遂於1947年12月初成立阿拉伯救世軍（ALA）以正式干預巴勒斯坦局勢。此時，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 of Jerusalem）Amin al-Husayni 要求由巴勒斯坦人來掌握這隻汎阿拉伯志願軍，但是顯然，此刻巴勒斯坦人還沒有足夠强大的話語權。阿拉伯各國都在背後打小算盤，并不希望巴勒斯坦人占據軍事優勢。假如各國真有誠意的話，巴勒斯坦人理應攫取軍事指揮權，這無疑有利於戰後保全巴勒斯坦人的部分領土，以便在這些領土上成立巴勒斯坦國家，但是顯然阿拉伯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打算。儘管阿拉伯聯軍參戰名義上是要驅逐猶太人和消滅即將成立的以色列國家，并在托管地建立一個統一的巴勒斯坦國家，然而參戰各方并沒有爲籌備一個巴勒斯坦國家做出規劃。
最終，阿拉伯救世軍的領導權落到黎巴嫩人 Fawzi al-Qawuqji 手裏。正如前文所講，此人是奧斯曼帝國陸軍出身，由於多次領導阿拉伯人反英起義，已被奉爲民族英雄。Fawzi al-Qawuqji 因反英立場，在二戰期間與軸心國合作，並受到納粹德國重用，但是戰後被蘇聯羈押至1947年。在回到黎巴嫩的時候，大批群衆向他歡呼，請求他解救巴勒斯坦。有人甚至直接向他大喊：“我們要巴勒斯坦！” Fawzi al-Qawuqji 無疑受到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好戰分子熱烈歡迎，甚至部分巴勒斯坦人也對他抱有期望。但對於領導巴勒斯坦本地武裝對抗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來説，這卻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Fawzi al-Qawuqji 先前領導的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義，嚴重挑戰了大穆夫提的宗教和政治權威，而且二人還有別的嫌隙。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巴勒斯坦人來配合阿拉伯救世軍作戰恐怕辦不到。事實證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并沒有動用他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影響力來號召巴勒斯坦人積極投入戰鬥。後來國際志願軍士兵普遍痛斥巴勒斯坦人很少加入救世軍作戰，而猶太人卻連婦女都親自拿槍上戰場。發生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原因的，至少巴勒斯坦人的領袖未盡到應盡之義務。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汎阿拉伯陣營中存在嚴重裂痕，直接影響到對以色列人的戰爭。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佈獨立第二天，埃及正規軍襲擊了巴勒斯坦（現爲以色列）南部地區。緊跟著，外約旦和伊拉克正規軍向巴勒斯坦東部地區發起攻勢，敘利亞軍隊也趁機從北部地區打進來。但在此之前，臨時成立、倉促訓練的阿拉伯救世軍，就已經深入巴勒斯坦腹地作戰了。
起初阿拉伯志願軍士兵（也即阿拉伯救世軍）受到巴勒斯坦人夾道歡迎，人們高呼著：“阿拉伯國家萬歲！阿拉伯的巴勒斯坦萬歲！”一時間各種免費食宿和設施都紛紛向志願軍戰士開放，街衢巷尾之間滿是鮮花、歡笑和友誼。志願軍誓言解救巴勒斯坦，樂觀情緒在巴勒斯坦人及盟友之間蔓延。這種樂觀情緒給巴勒斯坦人一種盲目的信心，以爲戰爭不久就順利得勝，而巴勒斯坦人甚至都不用參軍打仗。很快，這種樂觀情緒就遭到迎頭痛擊。
儘管巴勒斯坦人專門設立機構，爲志願軍將士提供物資補給，但是隨意徵用巴勒斯坦人財產、借錢不還和盜竊等情況越來越頻繁。巴勒斯坦人也開始襲擊志願軍，甚至還傳出有志願軍將領强奸巴勒斯坦母子。爲杜絕這類亂象發生，志願軍各作戰單位被要求撤出城市，與居民區保持至少5公里距離，但是這些志願軍本來承諾要保護那裏的巴勒斯坦居民。志願軍統帥 Fawzi al-Qawuqji 也多次下令整飭軍紀，足以見得當時阿拉伯人的軍紀有多渙散。與此同時，志願軍也出現了非戰鬥減員，比如因爲缺少訓練或武器失靈發生槍支走火、彈藥爆炸、交通事故、誤傷友軍等一系列事故。
隨著戰爭持續下去，亂象更加嚴重，有時到了啼笑皆非的程度。救世軍最高指揮官 Fawzi al-Qawuqji 原本指望在耶斯列山谷（Jezreel Valley）中一座叫 Mishmar ha-‘Emek 的小城打個漂亮的勝仗。1948年4月6日，指揮部特地請記者來前綫觀摩這場勝仗是怎麽打出來的。當時正在攻擊這座小城的伊拉克指揮官，自信滿滿地跟記者說，20分鐘後城裏見。但是打到後來戰事不利，指揮官只好搪塞記者說，本來就沒打算拿下這座小城。4月7日，在英國人牽頭下，猶太人跟阿拉伯人擬將達成一項停火協議，但是指揮部卻提出了要求對方投降否則屠殺猶太平民的停火條件。這時候，阿拉伯人的宣傳機器開始大肆宣傳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在這裏打了個勝仗，說擊毀敵方9輛運輸車、擊斃180人、傷210人，說阿拉伯人的旗幟已經飄揚在小城上空了等等。但是實際上這座小城依舊巋然不動。4月8日，在英國人協助下疏散婦女和兒童之後，猶太人正式回絕了英國人的停火建議（因爲阿拉伯人要求猶太人投降）。在免去後顧之憂以後，猶太人就絕地反擊，打到阿拉伯人連自己的巴勒斯坦村落也守不住。猶太人打過來以後，就强行驅逐了村民並炸毀了房屋。這項報復命令是由特拉維夫（Tel Aviv）直接下達的。但在阿拉伯人這邊，宣傳機器卻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除了繼續發佈恐嚇平民不得逃亡的信息外，還散佈猶太人潰逃的假消息。
隨著阿拉伯各國陸續參戰，猶太士兵犯下的暴行也越來越多，有很多是由以色列國防軍授權的。有親歷者親眼見到過被以色列士兵搶掠和摧毀的城市，說其慘狀像經歷了一場大地震。其中還包括在 Dawayima 等地蓄意製造報復性屠殺和攻擊平民。雖然不是所有以色列士兵都這樣幹，畢竟以色列國防軍是由世界各地猶太人匯攏來組成的，這些猶太人甚至連語言和人種都不同。有部分士兵在家書中說，以色列士兵看見或聽聞國防軍行凶，甚至也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動搖，更普遍的情況是强烈譴責濫用暴力，至少初期是如此。很多時候，這種暴行也是報復的結果。比如在希蘭行動（Operation Hiram）中，受到敘利亞軍隊掩護的救世軍，輕而易舉就被以色列軍隊擊潰了。但以色列人這次卻是來報仇的，因爲前一個月有兩名以色列士兵不巧遭遇救世軍，被人把頭割下來插在棍子上，在‘Ailabun村示衆。以色列人通過希蘭行動搶回了士兵的頭顱。作爲報復，以色列人屠殺了15名巴勒斯坦人，並將‘Ailabun村洗劫一空。
以色列人的暴行製造出巨大的心理震懾效果，在巴勒斯坦人中間引起了巨大恐慌。巴勒斯坦人不得不考慮是去是留的問題了。這時候，各種互相矛盾的傳言令巴勒斯坦人深感不安。一方面是阿拉伯救世軍製造出大量有關勝利的虛假宣傳，但現實確實流民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不斷發出警告，嚴禁巴勒斯坦人離開家鄉，要求巴勒斯坦人守住家園，與此同時有關以色列人的暴行傳言又讓人惶惶不可終日。最終巴勒斯坦人意識到不管是救世軍還是聖戰軍（Holy Jihad），都沒辦法保護自己了。跟著出現了大批流民舉家逃難的悲壯的一幕。儘管救世軍竭盡全力阻攔流民逃竄，在1948年4月底以前已有超過23萬巴勒斯坦流民逃離家鄉。救世軍最高指揮官也發佈告示，指責巴勒斯坦人因爲懼怕敵人的虛假宣傳和恐慌，大批逃難。救世軍頒佈了禁令，但仍然止不住恐慌，於是就威脅巴勒斯坦人說，假如他們只顧自己逃命，救世軍就把他們的家園統統炸毀。但是這仍然抵擋不住洪水般潰逃的流民。不久，又有報告說，救世軍擊斃了部分流民，但是仍未能阻擋難民潮。關於猶太人如何屠村、如何隨意獵殺阿拉伯人的流言，繪聲繪色地傳入到巴勒斯坦人的耳中。各種凶暴的傳聞都在加劇巴勒斯坦人的恐慌，這些情況也被當時親歷者記載下來。但是巴勒斯坦人無法再信任阿拉伯人，因爲後者沒能夠兌現保護巴勒斯坦的承諾。海法（Haifa）在三個星期内，有3萬人逃亡，直到阿拉伯正規軍進入海法，整座城市剩下不足6千人。海法人逃亡的消息又傳到了其他城市，繼續引起新的恐慌。
儘管如此，阿拉伯人也並不是沒有濫殺無辜。比如在耶路撒冷圍城戰中，阿拉伯人就在潰逃前屠殺了77名猶太醫生、護士和教師，其中有人還是被活活燒死的，這就是著名的“哈達薩醫療車隊大屠殺”（Hadassah medical convoy massacre）。
雖然雙方都在攻擊平民泄憤，但是以色列人不像阿拉伯人，不會被恐慌嚇退，你很少看見類似文獻說以色列人因爲阿拉伯人製造的慘案產生大規模恐慌。這種你來我往的報復性攻擊到現在仍然殘留在巴以衝突中，巴勒斯坦游擊隊和武裝分子發動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襲擊，以色列也以牙還牙地報復巴勒斯坦人，即便不是故意針對平民，但是仍然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尤其在巴勒斯坦武裝（比如“哈馬斯”）藏兵於民的時候，平民是被當成人肉盾牌使用的。
但是在1948年，以色列立國之初，以色列國防軍攻擊巴勒斯坦平民是在國父本-古里安報復原則上進行的，襲擊發生的時候，確是故意針對平民的。這一策略儘管十分殘酷，但是卻起到了製造恐慌的作用。這種心理戰對巴勒斯坦流民來説，是完全無法抗拒的。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想象恐慌的放大效應，除了屠殺確實存在之外，有時候謠言和傳言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有關以色列士兵在海法、提比里亞（Tiberias）和雅法（Jaffa）等地的暴行，也不排除有謠傳的可能性。
光是傳播這種傳言就足以擊潰巴勒斯坦人的心理防綫，更何況萬一是真的呢？
巴勒斯坦人的城市和村落一個接一個地走空。除相當大一部分是以色列士兵報復性驅逐之外，也不能排除倫敦國王學院歷史學家 Efraim Karsh 提到的情況：巴勒斯坦人可能出現了策略性和政策性混亂，比如“阿拉伯高級委員會”（AHC）就可能在部分地區主動組織疏散和撤離平民（雖然遠不至於說巴勒斯坦大逃亡都是由這個原因造成的）。這樣做既可能是出於人道考量，因爲有關以色列士兵濫殺無辜的傳聞，確實讓人擔心平民的安危；當然也不排除有策略性考量，因爲撤離家屬及平民後，阿拉伯陣營這邊可以免去一定後顧之憂（但是這種解釋并不一定説得通）。但是周邊阿拉伯國家不久又封閉邊境嚴禁適齡參軍男子外逃——阿拉伯國家要求他們回去拿起槍守衛自己的家園。救世軍已經察覺到巴勒斯坦大流亡對戰爭的破壞性後果：不但削弱了阿拉伯人的補給，也大大減損了其兵員補充，並造成一種大潰敗的恐慌，動搖軍心、打擊士氣；另外，對於戰爭經濟學來説，也簡直是一場莫大的災難。
當然，鑒於當時的歷史環境，政策性混亂反而比整齊劃一的協同行動更有説服力。因爲巴勒斯坦人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也沒有任何機構權力和影響力大到足夠來協調整個托管地的全部行動，而指望同一種行動來調動所有巴勒斯坦人是不切實際的。比如巴勒斯坦人控制的某些商業委員會禁止向出現物資短缺的地區輸送食物和飲料，海法的巴勒斯坦商販不肯救急耶寧（Jenin）出現的麵粉短缺，加沙（Gaza）不肯向耶路撒冷出口鷄蛋和家禽，希伯倫（Hebron）盤查出城物資，耶路撒也冷蓄意破壞和阻撓向希伯倫運輸麵粉。與此同時，還存在大量走私的情況，巴勒斯坦人的食品也被走私到猶太人的社區，猶太人的商品也反過去流向巴勒斯坦人市場。連外約旦地區的製造商也更傾向於把紡織品賣給阿拉伯人的敵人。從這裏折射出一個側面：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都缺乏統一調度、統一協調以及互相協作能力。或者形象地說，不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又或是社會組織上，巴勒斯坦人給人一種一盤散沙的感覺。即便到今天，這種一盤散沙的印象，也並不是空穴來風的。這種一盤散沙的組織結構，既不利於控制恐慌情緒蔓延，也不利於及時遏止流民擴散，甚至連正常補給軍隊也成問題。
在阿拉伯國家聯軍進入以色列作戰以後，許多城鎮和村莊已經出現了人去樓空的情況，恐慌并沒有因爲聯軍進來有所消弭，聯軍也沒能夠遏止流民逃亡。80萬人口流失給巴勒斯坦造成了重創，不但經濟遭遇滅頂之災，留下來的人也沒辦法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不論是阿拉伯救世軍，還是各國派出的聯軍，又或是巴勒斯坦本地武裝，全都缺乏統一調度、指揮和協調。這種情況既表明阿拉伯陣營缺乏現代軍事管理和戰爭技術，也存在諸多裂痕。不止是巴勒斯坦人給人一種一盤散沙的印象，各隻軍隊缺乏協同也給人一種一盤散沙的感覺。雖然阿拉伯救世軍是本著道義精神前來救助巴勒斯坦人，但是混亂的社會組織和戰場管理，反而引起巴勒斯坦人强烈不滿。
在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地區分別落入埃及和約旦之後，不論是阿拉伯國家聯盟，還是埃及或約旦，都沒有打算在這兩塊土地上先建立一個偏安政權——即使其目的是要光復巴勒斯坦托管地全境，以建立一個以巴勒斯坦人爲主導的阿拉伯國家，有一個偏安政權顯然要比沒有強，比如組建軍隊和政府，肯定要比靠打游擊和製造恐怖襲擊來拉高談判籌碼更有戰略意義，而巴勒斯坦人後來的做法簡直不像政府行爲。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成立之前，巴勒斯坦人幾乎一直實質上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但是從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到現在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巴勒斯坦人只有一個象徵性的政府，其統治權力幾乎是建立在一盤散沙之上的，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而且從其命名來看，這樣的政府甚至有點不倫不類，或者説，最多像個臨時政府。
事實上，“1948年戰爭”對阿拉伯人陣營來説，並不見得是失敗，因爲阿拉伯人控制住了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但是對於巴勒斯坦來説，是慘敗中的慘敗：巴勒斯坦喪失大量人口，也沒有在阿拉伯人占領下獲得主權。後來在1959年成立的“法塔赫”武裝，一邊對以色列打游擊戰和發動恐怖襲擊，一邊參與黎巴嫩内戰。其幾十年運動軌跡，名義上是在謀求巴勒斯坦獨立建國，但是事實上在1967年被以色列搶占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及東耶路撒冷以前，并沒有以謀求在埃及或約旦占領區成立巴勒斯坦臨時政府，乃至推動建國。消滅以色列與建立巴勒斯坦國家并不是互相衝突的選項，而且在以色列通過一次又一次戰爭變得越來越强大、而巴勒斯坦越來越虛弱以後，要靠消滅以色列來達到建立巴勒斯坦國家的目的越來越不切實際。
2. 支離破碎的國家
巴勒斯坦，這個1988年才在海外立國、1994年才在占領區成立政府的國家，不但領土被切割成支離破碎、互不相連的碎片，被以色列分割包圍，其人口和控制區，也與以色列犬牙交錯地分佈著。
人們會感到奇怪，因爲巴勒斯坦并不像一個“國中之國”——也就是説，領土被另一國家包圍的小國家——而更像是建立在以色列國家之上的“第二級國家”。這個稱謂并不是要貶低巴勒斯坦的意思。巴勒斯坦之所以像“第二級國家”，是因爲它既有主權又沒有主權可言：雖然聯合國和將近140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主權，但是巴勒斯坦是一個部分嵌入在以色列國家控制區範圍内、部分被以色列分割包圍的國家，而以色列政府既接受成立巴勒斯坦國家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另一方面卻沒有正式承認巴勒斯坦，雖然與巴勒斯坦名義上的政府和國家建立了溝通管道，卻不是外交關係。而且讀者已經注意到開頭兩則故事中講到的情況：以色列國防軍不但在巴勒斯坦領土上設立關卡和沒收運輸工具，也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多次獵殺哈馬斯分子，這顯然是無視巴勒斯坦主權的。
在1993年和1995年兩次《奧斯陸協議》簽訂後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關係緩和，但是1995年11月以色列總理 Yitzhak Rabin 被極端猶太主義分子刺殺身亡後，巴以局勢又生變數。直到2000年9月，巴勒斯坦以色列占領區爆發“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Second Intifada），巴以關係又開始急轉直下。以色列由此加强了針對占領區的分割和封鎖。本文開頭兩則故事，其實講的就是被分割和封鎖下的巴勒斯坦，一方面生活在敵對情緒之中，一方面生活中常態化的抵抗運動中——常態化的抵抗運動又進一步加重了以色列對當地的分割、封鎖和監控。
人類學家 Joshua Rickard 在對約旦河西岸的田野考察中提出，與以色列物理上的分割和封鎖該地區（導致領土碎片化）同時發生的，還有巴勒斯坦各社區之間在社會和政治上出現碎片化。即使在納布盧斯這個地方，派系權力鬥爭和利益衝突，也使之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巴勒斯坦精英階層離心離德。
星羅棋佈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和軍事封鎖，將巴勒斯坦社區分割成碎片，信息、商品和人員流通都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礙，監控也無處不在——用 Joshua Rickard 的説法就是：巴勒斯坦就像一個環形監獄（panopticon）。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雖是一個專制政權，但是其對巴勒斯坦各社區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是有限的，這也加劇了大大小小各政治派系之分歧和邊遠地區社會條件之惡化，因爲中央政府無法協調各地之間的矛盾和失衡。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和個體之間、社區之間的信任普遍存在。長達70多年來，巴勒斯坦人已經習慣用暴力手段來團結和分化巴勒斯坦人的社會。常年的隔離使得巴勒斯坦各大社區越來越缺乏共同點，反常反而成了一種常態。其社會團結已經遭到破壞，而巴勒斯坦人更多依賴親屬關係來維持社區關係。
依 Joshua Rickard 的描述來看，巴勒斯坦民族意識或民族認同更像是基於抵抗以色列和憎惡封鎖這種共同經驗造成的“汎巴勒斯坦主義”（pan-Palestinianism），與通常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還有一定不同。要麽是巴勒斯坦人對“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出了問題，要麽是巴勒斯坦人實際上所作所爲在破壞“民族共同體”。因爲這種“汎巴勒斯坦主義”更像是支離破碎的小團體基於共同的日常生活經驗和與以色列的敵對關係，不是基於有關統一民族國家的共識。就像 Joshua Rickard 注意到那樣，巴勒斯坦人集體認同之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爲應對殖民占領和應對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阿拉伯人的被排斥感。
在某程度上可以認爲，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集體認同感通常是經由長期的、日常化的政治運動來實現的。這種政治運動既團結巴勒斯坦人，又分裂巴勒斯坦各個定居點。也就是說，這種常態化的政治運動，既是加强個體依賴本社區的粘合劑，又是增加本社區與其他社區敵對以及本社區與中央政府敵對的風險因素。
Joshua Rickard 認爲，在以色列類似“分而治之”手段的分化之下，巴勒斯坦人一般社會心態有了較大轉變，各社區的巴勒斯坦人不再認爲自己與其他巴勒斯坦人是一樣的。但是若從“1948年戰爭”歷史來看，巴勒斯坦人“一盤散沙”的狀態，與其説是被分割孤立加劇了，不如説是被原樣保存了下來，只不過區別在於現在人員和商品上的流通遭到了大大限制。這種情況實際上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已經出現，你幾乎找不到巴勒斯坦人真正名副其實的社群領袖，即便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領袖，巴勒斯坦各個城市和定居點之間互相不服、各自爲政。所謂“巴勒斯坦人”更像是共同生活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阿拉伯人，并不是基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并不覺得自己與黎巴嫩人、約旦人和敘利亞人在想象民族共同體上存在什麽差異——但是事實上別的民族并不這麽看，因爲他們有自己的統一民族國家，巴勒斯坦人自始至終都沒有體會過什麽是統一民族國家。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説，巴勒斯坦人對統一民族國家的想象，要讓位於對以色列的敵對關係的共同認識。或者不無誇張地説，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認同是建立在對以色列的敵對關係上的。沒有這個共同敵人以後，巴勒斯坦人會不會互相爲敵，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3. 囚徒困境
以色列可能是世界上極少數從沒發行過國家地圖郵票的國家。這從一個角度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對於自己國家的身份困惑。一方面以色列人並不認爲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含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人，另一方面這些人在現實中卻生活在以色列國家之中，而且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總是處在變化之中。有學者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好像一直都處在變化中，隨時可能變成別的什麽。”
1947年聯合國“巴以分治決議”，實際上只是建議，并沒有法律强制性。新立國的以色列迅速在聯合國站穩脚跟，但是生活在托管地的阿拉伯人（也即巴勒斯坦人）以及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均不接受“分治決議”，并且對這個新生國家持全盤否定態度。到現在爲止，大部分穆斯林國家仍拒絕承認以色列并且不與之建交，其中既包括以色列的鄰國敘利亞和黎巴嫩，還包括其他中東和北非國家比如伊朗、伊拉克\沙特、科威特、阿曼、也門、卡塔爾、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利比亞、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甚至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不承認以色列。可以説，以色列生活在一個强敵環伺的四戰之地，這是以色列自誕生至今，强烈的生存主義危機感之由來。即便以色列平安度過了多次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戰爭，并且都最終取得勝利，但是一旦失敗，則可能不得不再次面對亡國滅種之危機。
在1960年代到70年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互相都不承認兩國國家分治方案。從1980年代至今情況似乎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在圍繞包勒斯坦主權和領土問題上，雙方似乎是既承認又不承認對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對方將不得不承認的巨大現實。但是巴勒斯坦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既無法對自己的國家事務行使職權，又沒有權力決定人員流動，也沒有屬於國家的軍隊來保護其邊境，還無法向自己的土地徵收稅費；其人民既不是巴勒斯坦公民，也不是以色列公民，幾乎沒有公民權利；其行政職權只限於狹小的地段和區域。
巴勒斯坦這種處境也一樣對以色列造成困惑。就好像巴勒斯坦確處於以色列管轄之下，但是沒有人覺得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認爲以色列人是在向巴勒斯坦地區推行屯墾殖民，并將自己追求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視爲“反殖民鬥爭”。但這種“反殖民鬥爭”卻存在較大爭議。從“法塔赫”起家到“哈馬斯”崛起，巴勒斯坦的“反殖民鬥爭” 更常見的是游擊隊偷襲和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以色列人的報復與其說是在鎮壓叛亂，不如説與其在“1948年戰爭”中所作所爲沒有本質區別，儘管以色列已經不再將報復對方平民作爲主要作戰目標。換一種説法就是：這兩個國家，與其説是殖民與反殖民關係，不如説就是單純的仇恨螺旋。假如以色列的報復是鎮壓叛亂性質，那就應該以摧毀對方政治及軍事組織結構爲目的，但是以色列并沒有想消滅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府。起初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以暴力作爲提升談判籌碼的工具，後來“法塔赫”和“巴解”被馴服後，不再以武裝襲擊爲首要選項，而是轉向外交鬥爭。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國際上的外交鬥爭并不像中國以扼殺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爲目的。“法塔赫”和“巴解”被馴服不見得就是殖民鎮壓的勝利。另一方面，“法塔赫”放棄武裝暴動，也可以認爲是意識到用非對稱性戰鬥來提升己方談判籌碼越來越不切實際，因爲以色列從1948年開始就從來沒有改變過强硬立場，暴力從來不是説服以色列的最佳方式。
但是主掌加沙地帶的“哈馬斯”仍然堅持推行暴力反抗路綫，就其屢屢襲擊以色列平民的行爲來説，復仇性質要比革命性質更貼合實際。雖說“哈馬斯”將以色列看成是歐洲來的殖民政權，說是在伊斯蘭世界推行西方霸權，但這種表述未免有點冠冕堂皇，其宣傳性質大於實際情況。“哈馬斯”當然需要將自己的暴力活動合法化，而且其政治綱領表現出來“從河到海”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夠吸引其受衆。即使它也根據現實情況掩飾自己抹除以色列、另立巴勒斯坦國的理想，一次又一次發動頻繁恐怖襲擊卻沒有爲自己提升任何實質性的談判籌碼。也就是説，“哈馬斯”不但沒有靠暴力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獲取任何實質性有助於巴勒斯坦獨立的進展。有學者甚至認爲，兩邊似乎都對用暴力衝突來作爲溝通語言習以爲常，而戰爭成了雙方感知和理解對方行爲的方式，即使沒有軍事勝利，只要保持政治對抗和軍事僵持，雙方都在說是自己勝利。“哈馬斯”取得了什麽進展嗎？也許有人認爲，約旦河西岸（含東耶路撒冷）相對和平的環境就是“法塔赫”軍事鬥爭換來的。換來的是什麽？環形監獄嗎？在巴以關係最和平的短暫時期，可以認爲和平是軍事鬥爭換來的嗎？可以認爲兩次“奧斯陸協議”得益於軍事鬥爭的最終勝利嗎？在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過後，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封鎖反而加緊了，而且和平進程徹底中斷。巴勒斯坦得到了什麽？
即使果真如上述學者所言，戰爭和暴力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用來溝通的語言，戰爭目的是爲了換取停火協議和談判，也就是說“以戰逼談”，但是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似乎陷入了一種認知錯覺，誤認爲己方有能力通過戰爭威脅來獲取有實質性價值的停火條件，顯然在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活動中，“哈馬斯”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被以色列無視談判呼籲：這次以色列軍事行動與以往不同，因爲這次是以鏟除“哈馬斯”爲目的。所以説，所謂“以戰逼談”只是一個假想，戰爭不一定可以逼談，也不一定可以從談判中撈到切實好處。
“哈馬斯”既是政黨，又是軍事組織，也是政府——這種形式沿襲了“1948年戰爭”中巴勒斯坦人的組織傳統，對於一盤散沙的巴勒斯坦人也許有效，但是其惡劣影響也許更糟。正如不少人意識到那樣，“哈馬斯”理想主義者堅持武裝對抗以色列，其實是一邊靠戰爭鞏固自身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中的合法性，一邊鞏固自己在加沙的政權：“哈馬斯” 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跟“法塔赫”内鬥的機會。如果說“哈馬斯”的武裝鬥爭確實有任何成果的話，被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承認、在巴勒斯坦議會選舉中獲勝、通過戰爭手段排擠和打擊“法塔赫”以便盤踞加沙地帶（并且最終迫使“法塔赫”以法律形式承認其在加沙的主導權）……這些成果是“哈馬斯”的勝利，卻不是巴勒斯坦的勝利。“哈馬斯”奉行一邊搞破壞、一邊搞建設，一邊對抗以色列、一邊對抗“法塔赫”，這種策略是難以爲繼的。
“哈馬斯”排擠“法塔赫”，不僅僅是政治鬥爭上的需要，也存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綫上的嚴重分歧。在法塔赫致力於通過和平手段和複雜外交活動來爭取和維護巴勒斯坦的合法權益之時，“哈馬斯”卻在竭力削弱“法塔赫”的政治路綫對民衆的影響力，代之以其鼓吹聖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綫。“奧斯陸協議”代表的和平進程恰恰就是哈馬斯組織一次又一次恐怖襲擊打斷的，這些恐怖襲擊，不只是挑戰以色列，也有挑戰“法塔赫”的意思。果不其然，民衆開始對“法塔赫”出現了幻滅。但是巴勒斯坦人卻陷入了困境：2010年一份民調顯示，71%的巴勒斯坦人認爲，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和平抵抗政策無助於結束以色列占領和遏止以色列的屯墾移民，但是49.1%的民衆又反對回到跟以色列武裝對抗，其中54.8%認爲武裝對抗達不到實現巴勒斯坦民族獨立之目的。也就是說是， “哈馬斯”在利用戰爭削弱“法塔赫”的政治路綫之後，并沒有增加自己在民衆中的威望。巴勒斯坦人并不覺得“哈馬斯”路綫比較好一些。
4. 結語：巴勒斯坦的囚徒
巴勒斯坦不但在現實中像是被置於全景觀監獄中的囚徒，其尋求民族解放跟獨立的政治路綫也陷入了困境。其與以色列的關係也陷入了某種形式的囚徒困境，尤其“哈馬斯”在尋求跟以色列武裝對抗時，仇恨螺旋不斷擴大。“哈馬斯”的聖戰意識形態與其説是反抗殖民壓迫，不如說是藉助仇恨螺旋，爲鞏固自身政治勢力的工具。
若從巴勒斯坦人的内鬥來看，巴勒斯坦并未走出“1948年戰爭”期間一盤散沙狀態，巴勒斯坦也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最終出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分割包圍，固然極可能促成巴勒斯坦人產生社會心態上的轉變，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保存了“1948年戰爭”期間巴勒斯坦一盤散沙的原樣。
巴勒斯坦的悲劇命運無疑是不幸的。相較於流亡出去的80多萬人口，留在以色列的15萬巴勒斯坦少數民族並不見得就是不幸的。而今這15萬人的後裔已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其與以色列的國家認同感要大於對巴勒斯坦國家認同感，雖然他們仍然是阿拉伯人并且對巴勒斯坦的不幸命運報以同情。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關係就像一座活火山，這種僵持不下的低强度戰爭狀態，對於兩國人民來説都是巨大的煎熬。如果阿拉伯國家在“1948年戰爭”以後就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巴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從“巴解”到“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活動。但很不幸的是，當時阿拉伯國家看起來有點好高騖遠（以先消滅以色列再建立巴勒斯坦國爲目的）使得巴勒斯坦錯過了建國的最佳時機，也是此後巴勒斯坦長期陷入游擊戰和恐怖活動的直接源頭，因爲沒有政府的巴勒斯坦就是一盤散沙。直到1967年在以色列占領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以後，阿拉伯國家才開始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這顯然是拱火大於真心實意——因爲假如阿拉伯國家真心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話，爲什麽不在1948年到1967年這段時間裏，在加沙或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偏安政權”呢？這給人一種感覺，要麽阿拉伯國家都各自心懷鬼胎，要麽阿拉伯國家缺乏長遠計議和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