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橡皮圖章的自我修養：今年兩會迷惑提案大賞

文 / 蹲點編輯部  網站：squatting2047.com Facebook：蹲點 Squatting

今年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議）於5月22日開幕，這是第十三屆人大代表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全國人民又可以通過人大會議一年一度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力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不負眾望行使自己的提案權，提出不知道代表人民還是代表利益集團的迷惑提案。

迷惑提案年年有，貌似今年特別多。有些提案讓人看了就覺得是代表們實在交不出功課臨時拍腦袋提的，上個微博熱搜作罷，一般沒有太高危險性；危險的是那些看似邏輯完整振振有詞、實則假借人民之名行剝削之實的提案，比如有代表提議修改《勞動合同法》，它絕不是「代表人民」的提案，而是站在資本家角度降低用人成本的提案。

蹲點分系列點評一下我們比較關心的提案，評論不僅涉及到提案本身，還提及提案帶來的討論。

系列一：企業家忙什麼？修改《勞動合同法》、銷自家牛奶  

全國人大代表，天明集團（注：大型民營地產投資集團）的董事長姜明在建議設立11月1日為「企業家節」之余，更逆勢而行為我國打工仔帶來最不受歡迎提案。從2008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勞動合同法》規定了僱員享有的社保、五險一金、標准用工時間、僱主不得隨意解僱等權益，而姜明則建議將成立不足兩年的初創企業排除在《勞動合同法》的適用範圍以外，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後訂立合同。言下之意即是，有無社保、每天工作996甚至997、隨意解僱，都由姜明代表所說的模糊的「協商」決定。可個體的勞動者在龐大的資本機器面前本處於極其弱勢的處境，若非有獨立工會抗衡，讓勞動者與僱主協商可謂是以卵擊石；在權力地位判若雲泥的情況下推行「協商」，無非是姜明代表為本就無處不在的初創企業剝削員工的事實背書罷了。

他為此提案給出的第一個原因是，《勞動合同法》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用工自由、制約創業的制度性障礙」。但制約創業的，真的是《勞動合同法》麼？其實對於一家初創企業來說，成員的不穩定性是創業初期很大的一個制約，他們本該簽訂能保障員工勞動合理報償的合同來穩定員工心態，推行良性競爭；真正造成中小企業發展困難的其實是國家資本與壟斷資本的合流，這些大財團們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借先發優勢和偏袒的制度設計優勢，在市場的各個層面掌握壟斷地位，用優渥的薪水吸引原本想要創業的人才，使得中小企業無法取得人才資源，只能壓低成本勉強生存下去。市場經濟下自由發展的大企業壟斷才是造成中小企業、初創的舉步維艱的罪魁禍首，嫁禍給保護勞動者的《勞動合同法》不僅是飲鴆止渴，更是與其所宣稱的「保護創業」的初衷南轅北轍。

第二個原因他認為是當前《勞動合同法》「過度管制」、「不當干預」勞動關係，不適應「靈活用工」的國際市場趨勢，「遏制了創新創業的活力」。如果說姜代表在第一個原因裡還對其實際意圖遮遮掩掩，那麼他覺得《勞動合同法》限制了企業剝削員工的想法在這裡真是昭然若揭了。所謂「過度管制」，在他眼裡即是勞動法「過度管制」了企業「靈活」使用996勞動制，不當「干預」了企業肆意解聘和威脅員工，從而「遏制」了剩余勞動價值的攫取。

資本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壓低用工成本，讓企業的利益得到最大化，政府卻也吆喝過修改《勞動合同法》，2016年2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認為《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不足，降低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負責給政府攬錢花錢的官僚的口徑和資本家如此一致，讓人不禁感嘆政府很能夠憂企業家之憂。

大企業家忙著與時俱進用「國際上實行靈活用工」的理由榨取剩余價值，打工仔再來看看一線勞動者提出的提案，就自覺春風拂面。同樣是針對靈活用工的新興職業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利豐鞋業有限公司針一組組長許小英就認為，針對如外賣行業等靈活就業要建立中國新型勞動關係的體系與制度，建議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勞動者提不出肉食者的提案是自然的，但讓肉食者做人民代表是指望「愛國資本家」提出代表勞動者的議案，無異於與虎謀皮

公司代言人除了忙著壓低生產過程中的用工成本，還忙著在兩會上拓寬市場，同時將競爭者擠出市場，可謂是非常有戰略眼光 。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質量檢驗控制中心主任李翠枝以中國人飲食結構缺乏蛋白為理由建議將「一生飲奶計劃」納入國家戰略，實現國家學生飲用奶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全覆蓋，同時建議將跨境電商稅率與一般貿易稅率等同，將嬰幼兒配方奶粉從跨境電商清單中剔除。網友戲稱這一提案為「人類清除計劃」。

且不論國人的體質是否真的只能通過牛奶來補充蛋白質，「一生飲奶計劃」希望實現的學生飲用奶「全覆蓋」背後會否有巨頭乳制品公司和各級政府間的利益輸送問題？再說如果不能從網絡渠道購買進口奶粉，中國父母們能購買什麼？國人仍未走出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噩夢，當時伊利公司生產的奶粉亦被檢測出三聚氰胺，之後國人為了後代著想，有能力的家庭都轉向進口奶粉，如果剔除跨境電商清單中的進口奶粉，可以想見赴港購買奶粉又會回潮。

以上企業家們的提案令人目瞪口呆：本次兩會是各個公司來參加董事會分羹？

系列二：普通人生活被關照？戀愛結婚生育三包 做合格韭菜

婚戀領域的提案也是迷惑重災區，婚戀的提案為何如此重要？近年來國家生育率走低，離婚率提高，但穩定的一夫一妻家庭可以和市場經濟完美適配，維持社會穩定，兩會也必然全方位關懷國人個人問題。

我們來設想幾個場景。

如果你想談戀愛，全國政協委員談劍鋒沒有忘記你。疫情期間湖北護士田芳芳說過「希望疫情結束以後國家給分配一個男朋友」，談委員針對單身青年的痛點提交提案，呼吁開放全國統一的婚戀登記信息查詢平台。他建議參考公安部的公民身份證信息系統，由民政部聯合相關單位共同搭建全國統一的婚戀登記信息查詢平台，按照法律規定適度提供公民婚姻狀態查詢功能，保證婚戀網站和婚介服務機構能有效甄別客戶婚姻狀況。

在評價談委員的提案前，我們不妨先來思考一下，為什麼護士田芳芳會說，讓國家來分配男/女朋友？要知道，新中國成立後《婚姻法》的頒布就是為了掙脫舊時家族力量對個體婚戀自由選擇的禁錮；連60、70年代單位組織對個人婚戀問題的介入也隨著改革開放日漸淡出，青年作為婚戀主體的地位被不斷拔高。然而，當青年成為了自由戀愛的主體，卻也同時進入了一個市場邏輯宰制的新時代。今天的一些青年呼喚國家分配對像，甚至交給父母「包辦」，這一保守的回潮或許透露出青年在日益殘酷的、拼房拼車拼年齡的婚戀市場中的無力和失落。如果這一淘汰賽式的市場邏輯未曾改變，那麼一個由共青團牽頭的交友平台充其量也就是蓋了公章的Tinder或者百合網。

所以如果談委員真的為單身男女青年著想，還不如建議提高勞動性收入、縮減性別收入差距，或提供廉價的公共住房，起碼讓青年男女可以輕松地不再以兩人的經濟基礎為考量，結一場以愛為名的婚。也許，還能不用設立「離婚冷靜期」就降低離婚率呢？可謂一石二鳥。

如果你是女性，現在暫時不想生育，想要吃下「凍卵」這「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醫師孫偉也關注到你。她提議「禁止醫療機構開展單身女性凍卵」，擔心凍卵技術會讓你產生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比如腹水、血栓等問題；亦擔心會催生買賣卵子和衍生代孕的行為。她揮舞「為你好」的旗幟，苦口婆心地勸你適齡生育。

按照慣例，我們先來想一下，為什麼單身女性要凍卵？較為大眾所熟知的原因之一是職場對適齡未婚未育女性的歧視，她們的婚育狀況成為了衡量她們職場表現的重要標准之一。同時，要孩子還是要事業也演變成職場女性自我的兩難選擇。此時，凍卵相當於買了一份晚育保險，我先要拼事業，再來要孩子，求個兩全。對此等優秀的員工，部分公司以承擔凍卵費用的實際行為作出支持，但這優秀的員工也僅限於高管。畢竟比起一個高管休產假所產生的費用，凍卵費還真不算什麼。公司，精明！

要事業還是要孩子，注定是女性作為生產者與再生產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對未來仍抱有生育意願的單身女性來說，開放代孕至少可以稍微緩解「員工」和「媽媽」這兩種身份在一段時間內無法契合的焦慮。至於代表對代孕的憂慮，也許可以考慮再重新提出一個提案去解決。

最後，兩會代表委員們都非常體貼，還考慮到你結婚成家做了母親。政協委員楊朝明（某位孔子學院院長）就教你做一位合格母親。他建議依托孟母教子故事，在孟子誕辰日（農歷四月初二），設立「中華母親節」。這將對引領女德、女教和家庭教育往正確的方向前進，以及對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有重要意義。

不免俗要來問一問為什麼要將孟子（一位男性）的誕辰設為「中華母親節」？怎麼想都應該以孟母的誕辰作為紀念日吧？想想在職場上中國女性任勞任怨，所得到的報酬也僅為男性的64%；回到家，還得「喪偶式育兒」，夜夜挑燈與兒共戰功課；最後，竟然連名字都不配有，還得用兒子的生辰來紀念。

如果是這樣，還不如建議委員提案用孟子父親的誕辰作為「中華父親節」，提醒廣大父親記得養育孩子。

系列三：愛護海外留學生系列

疫情之下不少海外留學生因擔心自身健康安全而選擇終止學業回國，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提出因疫情歸國留學生可入學高職高專，因疫情回國終止學業的留學生，可以通過本科生插班生考試或者高職高專擴招計劃，解決繼續學習的問題，倪委員說：「建議教育部重新制定一個政策來解決這部分學生的需要。」

建議教育部重新制定政策來解決在海外終止學業的學生需要無可厚非，對接學校是 「高職高專」還是普通高等院校可以再討論，有些留學生聽到這個提案可不樂意了，他們編出很多段子和推文來群嘲這位委員，歧視「高職高專」不配對接他們這些G5藤校的天之驕子。

部分「優秀」的海外學子的心態尤其值得玩味，對海外針對亞裔的歧視、倒賣歸國機票的黃牛們他們唯唯諾諾，在反香港游行、歧視高職高專的時候他們重拳出擊，是非分明、頭腦清楚，唯一想著的就是他們那點大國臉面、小資生活、精英私利。他們從沒有意識到的是學歷、海外名校不等於「優秀」，他們所擁有的特權是那些只能考職高/大專的的流動兒童無法想像的，這種特權亦與他們的天資無關，而是我國階級固化、城鄉二元對立的贈品。對於上高職高專的學生來說，他們不僅沒有含著金湯匙出世，還被體制附贈了諸多命運絆腳石。炮火始終要對准那些應該對准的人，比較誰比誰高貴是撕裂了潛在的共同體。

在學歷歧視這一方面，香港社會運動中的某些經驗教訓可以給大陸青年引以為鑒。去年，當警察濫用暴力愈發無節制、反對警暴變成社運首要議程時，香港社運界出現了「毅進仔」這一對警察的貶稱。香港的「毅進文憑」相當於大陸的「職高」或「大專」，示威者以「毅進仔」嘲笑警察低下文化水平。然而這個稱呼搞錯了一些事實：警隊中有很多大學畢業生（因為警隊提供豐厚的薪水），而運動參與者中也不乏來自基層、沒有香港八大高校學歷的青年。以歧視學歷出身試圖傷害警察，既是加強、認可了這種結構，也會在不自覺間傷害到運動同路人。由此可見，不論在大陸還是香港，學歷「鄙視鏈」割裂了青年群體，模糊了青年困境的根源。

最後的最後，讓我們再次重溫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