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穿越」:在防疫末代返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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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未回國,不知自己生根去何處,但至少保留不做倀鬼的良知。
2023年1月28日春節假期期間,旅客聚集在北京火車站。(AP)
作者:米線
原文發布時間:2023/1/30

「我有個朋友,也是到浦東,隔離了一天核酸陰性就可以出來了。」坐在後座的台商叔叔跟我隔著一米距離,用不大不小的聲音講他朋友順利出隔離的流程;身子則側向過道的防疫人員,好像也不只是說給我聽。「我們雖然也在浦東,但不知道行不行」,頓了頓,再用意味深長的眼神掃了我一眼,「這就是人治(的國家)。」

離家三年後,終於在新年之際踩著中央說「放開」的尾音回了國。2022年12月底,中國國家衛健委宣布,自2023年1月8日起將「不再對感染者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當日朋友圈幾乎像過年一樣熱鬧,「三年終於結束了。」

中國防疫末代:在黑洞裡各說各話

但對於在宣布消息後、政策正式實施日前回國的人來說,我們與基層防疫人員卻都在某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時空黑洞裡打轉:理論上在1月8日前回國的人員,仍然要按照原規定集中酒店隔離5天、居家隔離3天。但幾乎是在中央宣布放開後隔天,網上就有層出不窮的「經驗貼」,成都、上海、北京與重慶都出現了完全不需要隔離的狀況。

於是,一直以來因為「破碎的威權主義」與中央地方制度,於日常裡遭遇「層層下達」、忍受「層層加碼」的我們與基層防疫人員,這次也毫不意外地在政策方向變動之交,又與「層層不知」面面相覷了。

在酒店大堂,我們與領導隔著一扇厚重的玻璃大門,像盯獵物一樣看緊對方,同團的幾個人用上海口音與台灣口音平穩而禮貌地用微信電話同領導溝通。

「為什麼一樣是浦東區,其他酒店可以只用隔離一天?」

「國家已經要放開了,為什麼上海市內部還不統一?你們大人可以為小老百姓想一下嗎?大家不用這樣浪費時間。」──嚄,我在內心小小的、不恰當的開心了一下。在海外社運現場聽到「大逆不道」的話仍「波瀾不驚」,但在這樣的國家聽見一點點聲討、質疑與耍賴(會有人說,是弱者的武器),都覺得好澎湃。

機場一條不過百米的過道裡,隨處可見過去三年的烙印。(作者提供)

可惜不過三個來回,領導就抓住讓人閉聲的倚仗:「我們是遵循防控辦的法律,你就告訴我你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們一想回「但是」,領導就用手勢打斷,更大聲道「你就回答我,是不是?」「你說!」於是這場黑洞裡的權益爭取,最終以法律與公民為名告終──我又在心裡不恰當地笑了一聲,不論多久沒回來,這裡還是熟悉的配方。

隔日,或許因為還有其他黑洞裡的聲音,換了一群防疫人員挨個敲門讓我們抄寫保證書,「現本人XXX因XX原因必須離開隔離酒店,防疫工作人員已多次宣導勸阻,但我明確拒絕,不惜任何代價堅決離開⋯⋯一切後果自己承擔。」簽完名就可以離開。

負責簽名的姊姊還教我如何寫必須要離開的原因,給了我三個選項。「你挑一個寫哈。」

「之後不用隔離了,那妳還有工作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出盤旋在心裡多日的疑問。

「我回去醫院上班呀!我是被拉來這裡(支援)的。」

「好巧,我也是被拉來的。我們所有人都在被拉來拉去,是不是這樣上面看起來就會是井然有序的大國樣?」我默默在心裡嘀咕,沒說出口。

「我先走了,大家保重!」台商叔叔在我們臨時組建的微信群裡留下這句後,率先離開了隔離酒店。「一路平安」,我們紛紛跟上。

「上海那個事情」

出隔離後,生活被幾次令人錯愕的對話分段。錯愕並非來源於冒犯或無知,相反,離岸時做了一層又一層的心理建設,我才是所有朋友中情緒「用力過猛」的那一個──但後來我又發現,不是這樣的。

跟朋友約好在其他地方逛街,卻還是不自覺地走到了上海白紙運動的核心地帶「烏魯木齊中路」。我偷偷掏出台北飛地書店帶來的徽章,佯裝鎮定地快速合影。地點:上海。(作者提供)

「你們真的都打算潤嗎?」

比起之前的線上聊天,有些朋友仍然、甚至更強烈地想要離開中國,「出去再說」幾乎成為飯桌的高頻詞;但在另一波友人的見面裡,我又遇見另一個階段的回答:「想是想,但不會為了潤而潤。」於是我帶著後者的聽聞繼續問前者,是否做好更周詳的打算,「海外生活也有極度痛苦與孤島的時刻。」

而讓人心碎的是,好似一切生活如常、見面以來一直情緒穩定的朋友,聽完這句話突然盯著水杯哭了起來。從抽噎到大哭,淚水止不住,口中的話也跟淚珠一樣斷線,「可是我再也不想經歷那樣的恐懼」「明天就會輪到我的恐懼」。斷斷續續的,都是「恐懼」。

那一刻我切實地看見,這三年,至少在一些國人的生命裡,並不如表面那樣隨著放開而天降大雪般一切都被抹去。

而一樣未被抹去的還有那群白紙事件裡的年輕人。

吃完飯後我們又默契地逛去烏魯木齊中路,一條長長的中心街。我看到在那個晚上刷過無數次的路標,看見曾放過一束花的郵筒。我問哪裡是當時的中心?朋友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她也忘記。但下一刻我們就共同判斷出位置──整條街只有那個路口附近停了一輛看起來可以隨時審訊的高級警車(其他路口都是三三兩兩的交警,儘管這也比其他路段更「高配置」)。

我下意識攥緊口袋裡的徽章,念及當時那個令人震動的現場,忽地諷刺地想到,這些警察或許是記憶那群年輕人曾存在過的最直接體現。

後來跟父母打車,初五時的年味尚存在這小小的車廂裡,司機笑呵呵地跟父母嘮嗑,講放開以後終於不虧錢了。「其實早就要放開了,就是⋯⋯上海那個事情之後。」司機看了一眼前排的爸爸,又低頭重複了一次,「上海那個事情。」父母沒有搭話,我卻想掏筆寫在明信片上,寄去獄中,「嘿,你們做了『那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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