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田野笔记1⃣️2022.7.11-7.24

7.11

当我从机场出来时，第一感觉就是凉爽，在家无法感受到的来自自然的凉爽。不知道银川的南门广场是不是属于市中心，总之并不繁华，比第二天看到的固原差远了。

而当我在去往固原的高速公路上时，我感到这是一片上帝的弃地弃民，路两旁是无尽的戈壁滩，沙土地上丛生着墨绿色的灌木，天是灰蒙蒙的，让人觉得这趟车即将开往深渊。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远离中心，远离来自一线城市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我在车上所想象的目的地是没有足够的收入，也缺乏文化产品的流放之地，我无法理解固原的居民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等级林立的城市-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在如此遥远偏僻的远离丰富城市声色和典型城市想象的地方，这些也正是我的好奇。

7.12

晚上和两位哥出门吃饭。博物馆门前的广场是出人意料的热闹，通往餐厅的人行道边也都是一溜烟摆摊卖红梅杏或者其他干货的小贩，市井味道浓重而不见城管的为难和侵犯。西湖公园有唱露天卡拉OK的中年大叔，男女老少一起跳广场舞，规模比封校在操场上跳舞的学生规模更大，打枪、套圈、钓鱼、美甲、烤串、杂物摊、儿童蹦床，遍布广场，人挤人，相当热闹。

也许是我许久不出门，这竟然是头回见疫情下这么热闹的聚集和娱乐，无论是小贩还是游客，所有人都说说笑笑，全无烦恼。反观我自己的家乡和网络的视频，却是退租、倒闭、歇业、艰难维持。

我闻到了久违的人味儿。

三个人一共花了四十五块打枪，赢了几个礼品，都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总价不超过十块。我们购买的是快乐。

7.13-7.24

下午去市医院做核酸检测，到了以后才发现医院已经被废弃，只有核酸检测业务保留在一间小棚子里。效率极低，扫码之后得挂号，挂号完得到一串数码，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得告诉对方数字、姓名、来自外地或本地，还得在一张表格里手写下姓名、性别、住址、手机号和身份证号。没有人知道这些信息有什么用，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信息会作何处理、去向哪里，但每个人都默默完成。

出乎意料地消耗了将近两个小时，于是计划去固原博物馆的行程也泡汤，坐上派来的出租车就下村了。

最先到达的是陈沟村的一家农户，在那儿吃晚饭。老马与这家掌柜的相熟，自己泡起罐罐茶给我们喝，还奢侈地往里面加了乳白色膏状的家养蜂蜜，与茶水混在一起极为香甜。记得吃的是面，具体什么配菜已经忘了。

吃完饭一边等车来接，一边在外面转悠。这里的房子外墙都不粉刷，直接裸露红砖与泥土，土坯墙的外墙皮脱落了一部分，还露出内里的土砖。两三个老人坐在大门外破旧近乎废弃的沙发上聊天。

我和大哥聊起养蜂。比起追温度，养蜂人更多追的是花蜜。几乎每个地区的养蜂人都有一个官方协会与民间组织，他们发现一块好地方会相互分享，也会相互邀请同行到自己的家乡来养一段时间蜜蜂；而面对地面路网中一些关卡的刁难与阻挠放行，他们同样有办法，打电话给当地的熟人、官方协会或者民间组织，对其施加压力而放行，甚至能够向阻拦者索取因耽误时间而造成的蜜蜂死亡的赔偿。养蜂人的组织化与社会支持值得注意。

一切都让我感到平静与新奇。

晚上八点多，一辆小面包来把我们拉进樊庄村的房东家。拖着行李进门，除了崭新的一张大床和旁边一张堆着被子和枕头的行军床，再也没有什么，连桌子和饮水机也是后来再搬进来的。被子摸起来很潮湿很重，一股陈旧的气味，枕头软塌塌的，脑袋会陷下去，慢慢也就习惯了。收拾完床铺去洗漱，浴室看着是最近搭出来的，头顶是轻飘飘的一片连着电线的浴霸，一个只在有太阳能时会出热水的水龙头和可以调节冷热但水流极小的花洒。这一晚我没有冲澡，但在后面几天我才慢慢理解这里的村民为什么不太洗澡，疲劳与不便促使他们越来越能接受脏污。

第二天的早饭是一大块烤成金黄色的馍馍，小米粥和鸡蛋，碳水就碳水，寡淡的早餐让我这个吃惯了有馅有味的汤包、生煎包、馄饨、豆浆的人难以接受，于是之后每天早餐我都只吃两个鸡蛋、一袋牛奶或一碗小米粥。午餐是米饭、炒肉片和青菜，香，让人食指大动，但当时并没有想到后面一连十天都是这个菜色。晚餐是西红柿咸菜肉丝面，宋星妹妹和大姐现压现切。大姐做一大盆菜或者浇头，每次到饭点就拨出一部分加热后上桌，能吃两三天。要么是青菜，要么是豆角，要么是西葫芦，但是雷打不动的是本来肥瘦相间后来越吃越肥的肉片——是大姐家过年时杀的年猪肉冻在冰箱里的。每次一小碗饭，吃完算数，不再多吃，即使吃不饱也保持不剩饭，哪怕吃到后来厌倦以及还是吃不惯，但是不饿着自己也不让大哥大姐失望自责就足够了。

我一直不知道村民的自我认知是怎么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紧张、单调、不便的生活？如何认知自己？我的心里一直怀着这样的疑问，但很可惜直到离开都没有得到系统完整的答案。

正式工作时连下两天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一脚深一脚浅，有时还差点滑倒。这个时候我学到了新的经验——踩在路边的野草上能防滑。一开始我还怕踩多了会把草踩死，后来则慢慢放松了内疚，也幸好两三天后不再下大雨，走大路就好。村里的水泥路不多，仅有的几条也都烂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是土路，也没有路灯，晚上漆黑一片。山村的夜晚比城市的黑得多。

下村后，第一件让我震惊的事是农村的摄像头大军。几乎每家都安装了一个及以上的摄像头，子女可以远程查看家中情况。这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新奇的现象，但是村民安装摄像头的起因、过程、作用等等因素却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得到考察，应当在今后多加关注。

农村娶妻问题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下村之后才知道有多困难。娶媳妇先不说买房买车，单说彩礼和酒席就起码十万，最高的甚至能达到五十万，这对平时几乎没有定期现金收入的村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因此催生了贷款娶妻的办法，也带来巨大经济危机，下文再说。娶妻之后，还有媳妇逃跑的风险，村民口中有不少媳妇卷了彩礼跑掉的故事，甚至有职业结婚者专门套取彩礼，经济负担沉重。

村子里老人多，而60岁以上的老人养老金只有186元/月，80岁以上的398元/月，这笔钱往往被他们用来购买药品，除了一些生活困苦的独居老人需要另外购买食物，其他老人往往食用自种粮。他们的疾病主要在于腰、腿，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也很多，大概是与长时间劳作且缺乏营养有关。村里人基本都食用自榨的胡麻油，以小麦面和土豆为主食，玉米和大麦等用来喂养牛羊。

村子里完全的留守儿童反而不多，能看见的要么太小还由父母抚养，要么暑假在爷爷奶奶家玩，上学时回到父母身边，但是雨婷的父母在上海打工，只有收粮食才回来，连过年都未必回来，也许这样的孩子也有不少。孩子也不太注意卫生，经常在地上抓过一把土之后掸掸手就钻进小卖部买包零食打开就吃，让人难以想象。

令我惊讶的是短视频（尤其是快手）对农村的入侵。观看短视频能赚取红包，虽然金额不大，但也是吸引时间富裕的闲人创收的一个途径。村民们大多不太认识字，含有文字的文化产品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因此只能消费声音和画面，短视频于是成为一大选择。他们有不少人不仅发，还自己制作视频上传甚至直播，因为不识字，所以基本上剪辑和音乐等制作手段全都默认，按一下颜色最醒目的键就能发送了，内容以制作流程简单的记录生活的音乐相册、小视频、老年人唱的戏为主，粉丝也基本都是本村的熟人，自娱自乐。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物品和方式在这里无处可见，而短视频却以近乎野蛮的方式占领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打牌、麻将、刷快手几乎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方式。

在询问过程中，我注意到甚至一些老人的孙辈学历也极低，小学辍学、初中辍学，技校毕业后打工的最多。父辈和老人们完全不识字的情况则更加普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这同样引发了我的好奇：文盲（半文盲）的现代生活是如何可能的？他们如何在这个充满文字和符号的互联网社会里正常生活？如何在达成自己的目的的同时又保护自己免伤自尊？打工群体的老乡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应对是怎么样的？

另外，在很多家，老人们连自己孩子甚至自己的岁数都记不住，只记得属相，这是为什么？更好奇的是，他们平时过不过生日？

村民家的建筑与陈设大同小异，进入大门一般有三间平房，正对着门的是主房，房门上基本都挂着门帘，屋内有煤炉和排烟管，贴画和对联，毛泽东画像很多，一张方桌，砖地，客厅和一两张土炕分别在屋子的两边，土灶、太阳能家家有。土炕上的被窝都非常烂，黑成了灰白色，厨房苍蝇遍地，客厅里是无法逃避的炕烟、香烟、蔬菜、潮湿的灰尘融合在一起的气味，物品都很杂乱，似乎不知道什么叫脏。我尽可能地把访谈地点放到院子里。

有一些村民家里比较整洁，也没有异味，甚至还有看着很豪华的皮沙发和大电视机，但是旁边又放着很破烂的被窝和黝黑的煤炉，给人混搭的感觉。

来到农村才知道，一座城市的运营有多复杂，下水道和燃气管道保障了生活的洁净与方便。而我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忍受肮脏、混乱、不便？仅仅因为贫穷或者习惯？他们是否期待改变？生活的舒适是否应与生活尊严挂钩？

我一直在想，和村民聊天中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对我来说新奇的观点，是否仅仅在于职业和生活场景上的分别？是否因为我们遗忘了太久从土地中长出来的朴素的道理？

农村的金融问题是我此前从未关注过的，因此知道一些情况后就更为震惊。村民向信用社贷款，基本上都是五万元一年期，贷来的钱普遍用于两个用途：①生产性用途，购买幼畜和饲料，但是村民们的分散养殖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饲料价格上涨，牛羊价格波动就赔钱，贷款还不上就贷别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还，持续倒贷款；②消费性用途，结婚、盖房、酒席、彩礼，而不是发展生产，于是本来就没有多少收入，没有多少偿债能力的村民还是还不上，于是也得倒贷款（“还了再贷”，车轮贷）。上面来检查，看见家家户户养牛羊，满意地走了，但实际上每家都欠一屁股债。信用社操作也有问题，无门槛的贷款害了村民们，各种宣传文章讲养牛羊多好，把村民都忽悠进去赔了。

只要不打工，也没到可领养老金的年龄，除了他们没有跟我们说的隐性收入，村民务农是几乎没有规律的现金收入的，也就是他们说的“没有零用钱”。唯一能来快钱的就只有贩卖牲口，卖一次能得几千块，先把赊账的饲料钱还了，剩余再作他用，但往往也不经花。村里的红白事负担很重，虽然份子钱不多，按照关系亲疏一百到五百不等，但是主办红白事花的钱就多了，只有一对父母但不止两个孩子，因此往往是谁家办事就互相借、互相帮，亲朋凑钱付首付。

小卖部是村子里的商业中心、情报中心和娱乐中心，里面总有人在打牌，赌得不大，用来消磨时间，找乐子。有趣的是，听老马说，汉族村的小卖部有这种溢出商业功能的聚集活动，但是回族村的小卖部却没有这种现象，里面的原因值得探究。各种品质低劣的食品，都流向这种乡村的小卖部，糖果、辣条、干脆面、泡面、膨化食品、小面包，在我看来里面能吃的大概只有矿泉水。令我惊讶的是，小卖部的年收入居然只有两千元左右。外面的人会把货拉进来，自己不用上货。走了四个村，每个村的小卖部店主都是老年人，大概开这么一家店贴补家用的。

低保在农村是大事情，这次在村里了解到不少。子女的资产甚至子女是否有五险一金都决定了老人能否享受低保，有车、有房、有店铺，老人都没资格享受，这是否意味着倒逼子女进行赡养任务？子女转移财产或者直接分户以让父母吃低保，但是也有大量家庭分户不及时导致低保被取消，村民有时还怕村委会取消低保而故意把自己说穷点。

村民们很怕村委会，因为村里家族政治现象盛行，现任村支书就是上任村支书的侄子，其他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关系也类似。村委会在低保申请与评定的过程中只有收集资料和传递的作用，由市人社厅之类的部门统一评定，但是在村里，村委会却随意扩大权力，行审核之时，压低保户的申请或者操作申请书让其无法通过，关系近、送礼的就更方便。村里修了梯田，对这一部分土地会进行再分配，地好地坏，地多地少，分配标准也是模糊的。

村民们在我们询问的过程中，总是见缝插针地吹风，“帮忙向上反映弄个低保吧”。他们不懂也不问，下大雨房子有危险了还是这样，“向上反映”常挂在嘴边，让人无奈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习惯了被帮助？他们常说“国家”“公家”“共产党”，把低保当作“共产党的优惠”，现在“啥都靠共产党”，却不知道把他们整得最惨的就是他们最信任的。

扶贫与低保一样，是村民的大事，但是其中也有太多的问题。危房改造中，省级领导认领村是全免费的，村民不用花钱就能住进新房，而在普通村，村民就需要支付配额；而领导一调任，该村的工作也就平平无奇了，不再关注了。危房改造的款项，政府配额每年不同，甚至有可能村民花得比政府还多。

“扶贫都扶了牛贩子了”，据村民说买牛要买检疫合格的牛票，而养牛的补贴都转移到了牛贩子身上，农户自己反而没有得到优惠。这一机制值得深挖。村民没有现金收入，脱贫时工作人员就把牛羊折价算作资产然后脱贫，这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形式主义。

另外，农户家普遍存在交换劳动的问题。一家农户有农产品需要收割，或者正在盖房，于是把自己兄弟姐妹及其孩子都邀请过去帮忙，等到对方有事自己也过去帮忙。我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定义出“交换劳动”这一概念？有哪些情形？原因和结果有哪些？有哪些情况会破坏这个机制的稳定？

在调研过程中，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欢迎与配合，但也有村民直接拒绝或者勉强配合，有抵触和反感的情绪，他们表示每次询问都是老一套，没有作用，实质性的如洁净水问题、厕所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上面觉得有水、有电、有房子就是脱贫，但是质量毫无保障，水里有小鱼，没有厕所，房子在坡底，一下雨就塌方，但政府觉得脱贫了就不再管了。

有一次去小卖部买水，看到门口的小空地上几个妇女在跳广场舞，队伍前放着一个音箱，大家跳得很快乐。我想到，广场舞队伍是村民们的自组织，但为什么自组织无法实现从广场舞到集约化养殖的跨越？仅仅是因为牵涉了利益？中间还有哪些阻碍？让大家集约化养殖，大家赚钱大家干，共同抵御市场价格波动，如何实现？

这么多天的工作，让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对于农村（乡村）的怀念和追捧，究竟在于什么？物质设施的不便、落后、低效和紧张是否真的会被乡土情怀所压倒？理想的城乡关系图景是怎样的？

我也开始反思自己：

我希望帮助村民，却嫌他们家的院子和路太泥泞，嫌食物不卫生，嫌洗漱不方便，嫌屋子气味太重太刺鼻，我是真的想帮助他们吗？或者说，我想帮就意味着我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习惯吗？

在我看来，正是洗脸刷牙这些日常生活的简单仪式体现和维持了作为人的体面和尊严，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状况应该有一种程序化的要求。

在农村，下雨时村民一般就猫在屋子里睡觉，农闲时间也就打打牌，刷刷手机，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的生活是否单调乏味？他们自己怎么看？

驼巷村夜晚的星星很多很亮很美，可惜我拍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