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动妇女节特辑：英国女性纪录片导演小史
NFCine按：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推介一篇Sight & Sound杂志今年三月号的最新文章“Breaking the goldfish bowl: Britain’s women documentary makers”，该文对英国20世纪女性纪录片导演及其作品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指出：女性纪录片工作者的劳动与抗议、追寻个体的自由与探索外部世界的精神、对劳动者的现实关注以及婚姻对女性职业的束缚……这些议题实际上贯穿于一代代英国女性导演工作内外，其背后反映的是英国女性在电影行业的抗争史。由英国女性纪录片史这个小小的切口出发，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妇女节”这个节日真正的意涵。
在影史刚刚开始的时期，爱冒险的女性便留下了她们的身影，经常记录着一些无所畏惧的旅行。例如，原名伊丽莎白·霍金斯-惠特希德（Elizabeth Hawkins-Whitshed）的奥布里·勒布朗德（Aubrey Le Blond）夫人，早在1900年就记录下了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雪上运动——这使得她成为第一位山地电影导演，以及最早的女性导演之一。而罗西塔·福布斯（ Rosita Forbes ）和斯特拉·考特-泰特（Stella Courtt-Treat）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记录了她们在中东和非洲的探险。
另一位杰出的先驱是玛丽·菲尔德（Mary Field）。她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于1927年上映，她后来成为英国最多产的电影人之一，但依然鲜为人知。她制作和导演了数百部自然历史和教育影片，在建立英国作为自然历史电影制作领域的世界领导者的声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声誉直至今日依然不减其色。
虽然一些参与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纪录片运动的女性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比如伊芙琳·斯皮斯（ Evelyn Spice）——但大多数人在圈外依然鲜为人知。有些人做出大胆之举，希望人们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曾谈及他的妹妹鲁比（Ruby）如何挑战他和他的电影制作方法："你的问题是，你看事情就像看鱼缸里的东西。我要打破你鱼缸。"
鲁比·格里尔逊（Ruby Grierson）一往无前，打碎了玻璃，从她在里程碑式的纪录片《住房问题》（ Housing Problems，1935）中的关键工作——但未被广泛承认——中便已初见端倪：这是第一批允许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普通人对着镜头说话的电影之一，它反对那些过去常见的代表他们说话的上帝之声。她告诉他们：“摄像机是你们的。麦克风是你们的。现在告诉那些混蛋们，生活在贫民窟里是什么样子。”
她拍摄了大约10部电影，包括《她们也在服役》（They Also Serve ，1940），该片强调了家庭主妇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1940年，她在拍摄一部关于儿童疏散到加拿大的影片时，因她和疏散人员乘坐的船只被鱼雷击中而丧生，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她的妹妹玛丽恩·格里尔逊（Marion Grierson）在她哥哥的鼓励下开始从事电影剪辑工作，并迅速成长为一名颇有建树的电影人，尽管她总是谦虚谨慎。她运用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技术，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尤其是1935年拍摄的《海边》（Beside the Seaside，1935），表现了她敏锐的观察力。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是在广受赞誉的《夜邮》（Night Mail，1936）的前一年拍摄的，该片同样配上了诗人W.H.奥登（W.H. Auden）撰写的抒情叙述。
除了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影史所忽视之外，另一个导致女性作品不显眼的因素，是当时电影演职员表的吝啬。当《夜邮》（1936年）的两位署名导演——都是男性——为各自的片酬问题争论不休时，玛丽恩·格里尔逊却为影片贡献了未署名的镜头。在英国纪录片运动期间，她始终坚信电影制作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她曾说过："我们都能胜任摄影、剪辑和剧本的工作。我们真的可以做所有的工作……没有人嘲笑我们……我们都互相讨论对方的电影，事实上，我们互相借出电影的素材……例如，《夜邮》中的一些段落出自每个人的电影.....里头有两个镜头出自我拍摄爱丁堡的胶片。"
更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女性确实出现在原始的演职员表中，有时也会被评论家和档案管理员错误地记录。在玛丽恩·格里尔逊执导的一部相对有名的电影《帝国之心》（Heart of an Empire，1935）中，她的助理（出现在演职员表中） 亚历克斯·肖（Alex Shaw）在当代电影期刊对该片的评论中被提升为导演，这些杂志包括《视与听》（Sight and Sound）、《电影月报》（Monthly Film Bulletin）和 《电影蠢蛋》（Film Dope）。这个错误在我看到的所有资料中都被复制了——幸运的是，至少我能够修改BFI国家档案馆的藏品信息数据库（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s Information Database），以纠正这个特定案例中的错误。
另一位令人惊讶的鲜为人知的从业者是多才多艺、高产的电影制片人萨拉·埃鲁尔卡（Sarah Erulkar），她是印度出生的犹太人。值得一提的话，她成为第一个在英国拥有电影导演职业的有色人种。她于1947年在著名的壳牌电影公司（Shell Film Unit）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由于显而易见的天赋，她在那里成长迅速。她最早执导的电影之一《湿婆王之舞》（Lord Siva Danced，1948）以印度古典舞蹈为主题，在印度备受喜爱，据说与《夜邮》在英国的地位相似。它被保存在了BFI国家档案馆。
尽管埃鲁尔卡职业生涯早期蒸蒸日上，但当她与同为电影人的彼得·德·诺曼维尔（Peter de Normanville）结婚后，很快就面临着由女性身份带来的职业危机。尽管他的工作职位较低，但壳牌公司遵循了当时的标准做法，埃鲁尔卡被要求在婚后辞职。直到1975年的《性别歧视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 ）才将婚姻障碍界定为非法。她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女人，比作为一个印度人更重要。"在壳牌公司有前途的事业被强制终止，对她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但她决心继续做一名电影人，并成功地在她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工作。她总共拍摄了大约80部电影，包括极具创造性的《好吃的东西》（Nice to Eat，1967），该片（以简·诗琳普顿Jean Shrimpton）为主角，颂扬烹饪艺术。电影蕴含着60年代的迷幻精神。
电影业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职业选择，女性在纪录片行业中面临着许多具体的障碍。婚姻对整个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女性工作生活的影响是十分普遍的。吉尔·克雷格（Jill Craigie）从她自己的电影制作工作中退了出来，以支持她丈夫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的政治野心。玛丽恩·格里尔逊在与同为纪录片导演的唐纳德·泰勒（Donald Taylor）结婚之后，也中止了电影创作。无论在任何领域中，孩子的出生曾经是——现在也是——维持职业生涯的一个额外的挑战。电影拍摄时间通常不固定，此外，妇女还面临着成为子女主要照顾者的持续的社会压力。萨拉·埃鲁尔卡在反抗这一趋势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她后来讲述了她的丈夫如何告诉她："我娶了一位导演，我将继续和这位导演一起生活。"这对夫妇找到了解决为人父母的额外挑战的办法——通常涉及到互惠生——这使他们都能继续工作。
巴德格·库珀（Budge Cooper）是受雇于多产的（拍摄了几百部电影）国家煤炭局电影部（National Coal Board Film Unit）的女性之一，正如她所发现的，如果女性要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生存，往往需要另外的决心。当国家煤炭局因为她的性别而拒绝让她进入地下拍摄时，库珀将其告上法庭，充分证明了她的决心——她赢了。
战后的几十年里，国家、私营企业和其他机构制作或赞助了许多电影，包括中央情报局（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英国交通电影部门（British Transport Films）和壳牌电影公司。前面提到的一些女性——以及包括凯·曼德（Kay Mander）在内的其他人——经常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为这些机构制作电影。片场老板迈克尔·巴尔康（Michael Balcon）告诉曼德 ，女性掌控不了剧组——尽管她早已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足够好，还赢得过英国学院电影奖。曼德此后执导了大约50部教学和宣传片，尽管她后来又重回剧情片剪接工作。她说："我显然有这样的技能，”但无法面对‘战斗’继续拍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各地的女性团体建立了电影和录像工作室。像是谢菲尔德电影合作社（ Sheffield Film Co-op），其电影包括《女孩们的工作》（Jobs for the Girls，1978）和《钢铁女性》（Women of Steel，1984），以及伦敦女性电影小组（London Women’s Film Group），该团体制作了 《令人惊讶的同酬秀》（The Amazing Equal Pay Show，1974）。这些团体通常以合作社的形式工作，不依靠外部的赞助——因此可以自由地关注影响其生活的更多政治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人们对各种形式的纪录片的需求不断增加，女性纪录片制作人的数量也在稳步上升。主要的名字包括金·隆吉诺托（Kim Longinotto）、潘妮·伍尔科克（Penny Woolcock）、莫莉·德宁（Molly Dineen）、索菲·菲恩斯（Sophie Fiennes）、鲁比卡·莎阿（Rubika Shah）、Franny Armstrong（弗兰妮·阿姆斯特朗）、珍妮·芬利（Jeanie Finlay）和凡妮莎·恩格尔（Vanessa Engle）。与像是尼克·布鲁姆菲尔德（Nick Broomfield）或路易·瑟鲁（Louis Theroux）这样的男性同行不同，她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而是躲在镜头后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由于她们的成就，今天英国大多数顶尖的纪录片人都是女性。她们的前辈打破了金鱼缸，而她们正在打破玻璃天花板。
最后，BFI近期开启了一个名为“摄像机是我们的：英国女性纪录片电影人”（“The Camera Is Ours: Britain’s Women Documentary Makers”）回顾展，放映英国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的女性纪录片先驱们的作品。影展将持续到2022年3月底，具体信息请见：https://whatson.bfi.org.uk/Online/default.asp?BOparam::WScontent::loadArticle::permalink=cameraisours）
（本文译自Sight & Sound:Breaking the goldfish bowl: Britain’s women documentary makers",作者为Ros Cranston。原文链接:https://www.bfi.org.uk/features/britain-women-documentary-ma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