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在还有必要吗？
我曾经在四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以方舟子为代表的科普人士们对启蒙大众的不懈努力不仅仅是一场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工程，更是一场从深层次改变浸淫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民众认识态度和方法的革命，任务艰巨却也令人发奋，不要奢求毕其功于一役。”
是的，从广义上来说，支持转基因、批判中医药、批评宗教、呼吁重视气候变化等等，都可以说是科学与思维领域的启蒙运动，是一场认知方法的革命；而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号召司法独立，倡导新闻与言论的自由等等，则可以说是人文领域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
科学领域的启蒙与人文领域的启蒙，其实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启蒙：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然而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却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与阅历作为培养这一思维的原始土壤，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思维训练与实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那么一丝悟性，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即便读到了博士毕业、做了几十年研究、抑或身居高位，却依然没有掌握这种思维方法，他们不仅可能在科学研究中闹出各种笑话，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逻辑谬误。当你与他们真正打交道的时候，你很快会因为他们言论中所暴露出来的浅薄、偏执而感到兴味索然，不论他本身究竟有多位高权重，你都无法从与他的交流中得到思辨与智慧的乐趣。但是一旦当你掌握这种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工具并充分运用它，你的世界将会瞬间豁然开朗、触类旁通，并且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事实真伪、对错、善恶的误判。
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一百年多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曾高举着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浸淫在君臣父子、主奴有序思想文化中的国人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启蒙。可是时至今日，作为思想启蒙主要内容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处境都已经是惨不忍睹。虽然德先生一直存在于官方的宣传口号中，但它在中国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民主，最终解释权其实并不在民众手里，而想要认真探讨民主究竟应该采用什么形式，已然成为了一个禁区，现在的民主在大众的观感里早已不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字眼，相反变成了一个虚伪、低效、无用的代名词，为了表达对民主的反感，相当多的人甚至开始歌颂独裁专制，主动拥抱独裁专制。赛先生的处境也很微妙，由于反科学文化人鼓吹的反科学思潮对科学概念的污名化、长久以来反智主义的渲染，以及不懂科学的科盲名人对民粹主义的煽动与利用，科学精神在中国不仅得不到普及，还会被低学历人士视为低层次，仅仅是因为倡导用科学方法分析科学问题，科学家与科普人士们就要被污蔑为“迷信科学”、“科学教”。
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困惑：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真的在中国发挥作用了吗？今天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已经具备启蒙时代所倡导的那些作为一个人所该有的素养了呢？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启蒙大众呢？
追根溯源，最早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又称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或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是指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发起的一场哲学、科学与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不仅打破了天主教神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教条，使得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深入人心，而且直接催生了科学这一伟大的理性主义的认识工具。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不仅为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且对近代中国和日本改造社会的斗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真的在中国发挥作用了吗？似乎是的。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可以说发端于鸦片战争（1840年）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也称抵抗派）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些救亡图存的思想使得清政府开始重视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学习与掌握，并由此催生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1860-90年代）的启蒙只是技术层次的启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即便学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中国也并没有因此走上一条现代国家的道路，洋务运动其实更像是清政府内部顽固派与洋务派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下内耗而生的怪胎，更何况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标志了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
戊戌变法（1898年）则是制度层次启蒙的产物，维新人士简单照搬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尝试同样是不深刻的。它没有真正掌握改变帝国制度的核心力量，也并没有真正唤醒大多数国人的现代意识，但它也让戊戌六君子的血警醒了当时那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精英，从此以后他们不再试图寻求体制内的变革，转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
辛亥革命（1911年）可以说是真正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革命性启蒙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不再接受封建帝制，即便出现了短暂的帝制复辟也会很快在一片国人的反对声中流于失败。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这同样得益于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与五四运动（1919年）对全体国人在思想层次的启蒙。
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年鲁迅反思现代性之偏弊的“立人”思想。他在《文化偏至论》（1908年）中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这种对现代文明“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反思批判态度，不同于严复、梁启超的西化主义启蒙思想。而其“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启蒙方针，则颇得“文艺复兴”之神髓。这使其启蒙思想于清末以降追寻西化的启蒙思潮中独树一帜。（高力克《新启蒙：从欧化到再生》）
同时鲁迅等人对“立人”思想的启蒙让国人开始有了“人”本身意识与个性的觉醒，是真正的“人”的萌芽与解放，这样的人，不再只是君父或丈夫的附庸，不再只是他们福气的材料，他作为人本身，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与选择，他对于人生价值的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追随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曾是鲁迅对“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美好憧憬，并曾在新中国建国初期（1949年）一度展现出巨大的希望。然而从反右派运动（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内乱阶段，人的个性与自由意志不仅完全被集体主义所抹去，而且进一步被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所羞辱，就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权都无法保全，这并不是当时中国的孤例，而是在苏联、东德、朝鲜、柬埔寨等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共同存在的现象，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集权政府对启蒙主义的彻底推翻与唾弃。
文革结束以后，从集体主义与个人崇拜中苏醒过来的国人们发起了对人的个性与自由意志进行重新唤醒的 “新启蒙”运动（1980年代），这一运动的思想基础其实就是发轫于青年鲁迅的“立人”思想。对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反贪腐与社会公平的渴求与呼唤，最终转化为了一场发生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邓小平所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也将人的个性与自由意志重新埋葬，从此以后“新启蒙”运动彻底转入低潮。
从欧美与东亚的启蒙运动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总结得出，启蒙运动确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它不仅推翻了各国的封建专制与神权统治，而且用科学理性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认知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人”这一存在本身加上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尊严，为其赋予了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与权利，促进了“人”自身意识的觉醒。
时间已经走到了2020年，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国还需要启蒙么？似乎不需要了。官方对各种自媒体账号的封杀，对异见人士的驱逐，对不同意见的惩罚，都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中国民众与世界，在中国的启蒙任务已经完成了。中国政府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它们的态度：只要继续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已有的既定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然而，目前的中国在事实上还极为需要启蒙，不仅是民主自由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甚至科学理性的观念都不曾成为国民普遍的共识，我们不仅需要一项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工程，更需要一场从深层次改变浸淫在传统文化里的中国民众认识态度和方法的革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启蒙与觉醒，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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