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0：非蠢人合做蠢事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955年，潘漢年曾經說過：「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記潘靜安文後，有網友留言說，「他上司潘漢年就慘了。他就仲得到鄧文釗起番間靜安居紀念。」

靜安居位於中環伊利近街55號，是一座五層的樓宇，於1975年入伙，現在還有租售盤。它是鄧廣殷紀念在日治時期營救他父親鄧文釗一家離開香港到內地的中共負責人潘靜安而命名的。靜安居入伙時潘公仍然在港，我與他常見面，但未見他提起。相信因時在文革期間，他避免與資產階級置業扯上關係的緣故。

鄧文釗1906年生於香港，系出名門,曾祖父是有「打石六」之稱的香港開埠初年石業巨子鄧元昌,家族當年有很多物業。鄧文釗娶何捷書為妻, 何家是香港茶葉地產商，何氏係廖承志之母何香凝的侄女。鄧由此結識中共人士,出資支持共產黨。抗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派廖承志赴港，設八路軍辦事處，鄧文釗騰出自己的進出口莊，做中共聯絡站，接收僑胞捐贈款物，支援中共。故日佔後，鄧文釗一家也要撤離。

1949年中共建政後，鄧文釗於 1951年春，在廣州創辦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投資廣東建多間工廠，在美國禁運期間，亦私運大批軍用物資往大陸。他隨後投身祖國，一路出任各公職，最高職位是副省長。1971年文革期間逝世。是否在文革中受到批鬥？不得而知。但據文革鬥倒所有當權派的情勢估計，他恐怕也不能倖免，只是因為他從來都只任副職，不是居實權地位，衝擊恐怕也不大。他早期在中國的投資，早已被公私合營去了。一個熱心中共革命事業的香港人，不管貢獻多大，都會被中共在「使用」中存疑，不可能重用。

他兒子鄧廣殷一直居港，寫過一本關於鄧文釗的書，2015年去世。鄧家與潘靜安關係密切，有報導在1990年代，鄧廣殷還到北京醫院探望病中的潘公。

至於潘在抗戰期間的上司潘漢年，那是自1930年就擔任中共情報工作的人物。領導地下黨組織，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又奉毛澤東命令與汪精衛談合作。1942年，與廖承志一起領導香港撤退大批反日人士的行動，期間是潘靜安上司，潘做具體工作。

中共建政後，潘漢年任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被秘密逮捕，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罪名判刑15年。毛澤東批示潘漢年為叛投國民黨的人物，應當處決但是不宜處決。中共情報負責人李克農，和負責過情報系統的高層官員包括周恩來、陳毅、羅瑞卿對潘漢年被捕都意外，也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潘所做的所有與「敵人」聯絡的工作，都是奉命行事，而且也都有匯報。他的情報對中共極為重要，立有很大功績。但毛一錘定音。1966年文革開始後潘漢年又重新收監，1976年重審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1977年4月逝世。中共中央1982年對潘漢年平反，追評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共產黨掌權的幾十年卻過著人生最悲慘的歲月。

1955年，潘漢年曾經說過：「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潘靜安既是香港人，又被派擔任情報工作，在中共極左思潮一直揮之不去的情勢下，自然是非常小心。

中共紫荊網在2020年有一篇報導，說在「反英抗暴」期間，出版界的領導人藍真接到一個任務，要求他把《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送進赤柱監獄，給被監禁的「抗暴戰士」學習。藍與潘公商量，兩人又到赤柱監獄附近的山上觀察形勢，發現每天早上某時辰，赤柱監獄大門打開，幾輛房車駛進。於是某日藍真就坐一輛房車，在赤柱監獄開門之時混入，車停在監獄辦公室門口，藍真下車，捧着《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放在工作人員的辦公桌上，並且聲言：他是代表三聯書店將紅寶書送與獄中戰友供學習之用。監獄工作人員大為愕然，不明所以，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分發給囚犯。第二天，香港左派報紙以頭版報道此事。

紫荊網簡直把這件事當英雄故事了。但把毛著神化的左派人士，也許不知道領袖生活工作的日常與幕後。

據老報人徐鑄成告訴我，在文革期間，上海出版局局長羅竹風被批鬥，造反派要他認錯、投降，要他朗讀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羅竹風覺得很難去讀，因為毛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內戰期間由羅竹風寫的，1948年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表。毛把羅的文章據為己有，收進《毛選》。羅事後對徐說，是我寫的文章，我怎麼能自己敦促自己投降呢？

我同潘與藍當年都有很多接觸，我不認為他們是蠢人，就人格來說，甚至是值得敬仰的人。但在黨性支配和對領袖盲目崇拜之下，合起來就會做蠢事。

（原文發佈於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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