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8 弗洛姆：孤立无援的现代人|郭永玉
野兽按：今天因为寻找郭永玉老师的《精神的追寻》的资料，结果发现他1999年曾经写过一本介绍弗洛姆的著作《孤立无援的现代人》，也分享给诸位书友。
弗洛姆论人的处境
- 作者：郭永玉
- 来源/出处：《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弗洛姆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人的处境的：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人的存在本身的矛盾和人类历史的矛盾。
1 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进化程度越高的动物，其生而具有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越不完善。这种反差，在人这里达到了顶点。在所有动物中，刚出生时，人是最无能的，最软弱无力的。牛马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站立行走，孩子到一岁才蹒跚学步。人对父母的依赖时间，比任何动物都长。
然而，越是高等动物，行为模式的伸缩性越大，学习的能力也越强。在高等灵长目动物身上，已具有相当的智力，这些动物会运用智慧而不仅仅依靠本能动作去满足它们的需要。在德国心理学家苛勒(Kohler, 1917)的经典实验中，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黑猩猩，想吃到笼子外面的香蕉，先用前肢，够不着；然后用笼子中的一根棍子，也够不着；最后用这根棍子够到笼子外面的另一根棍子，并将较细的一根插入较粗的一根的空口里，接成一根很长的棍子，终于得到了香蕉。从黑猩猩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智慧的萌芽。这种智慧行为，超越了本能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但是，无论多么高等的动物，它本质上依然遵循生物的自然法则“生活”，它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永远不会超越自然。动物没有道德良知，也不能意识到自己及其存在；如果说理性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能力，那么动物就没有理性；即使它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也没有真理的概念。
动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始终如一。假如它所赋有的本能不再适合于成功地应付不断变化着的环境，那它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自动改变自身而不是改变环境来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尽管自然界也会威胁到动物的生存，迫使它为活命而斗争。但大自然为动物提供了足以应付周围环境的东西，正如大自然为植物种子提供土壤、气候等条件，使其在进化过程中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本能适应性达到最低点因而成为生物学意义上最无能的动物时，人就诞生了。人的行为不再完全受本能的支配，对环境的适应不再是被迫的，不再被遗传的机制所决定。因此，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就行为摆脱本能的强制性而言，人是自由的(当然不能完全摆脱本能)。但这种自由同时意味着，人必须忍受由于缺乏动物那样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人对环境的反应不及由本能自动调节的动物的反应来得迅速和有效。鱼鹰生来就有捕鱼的本领，人要捕鱼就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还要制造复杂的工具。人什么都要学习，连吃也要学习(使用筷子或刀叉对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艰苦的学习任务面前，他感到茫然、恐惧和软弱无力。
人通过直立行走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其大脑的发达程度远胜过最高等的动物。人的诞生也许持续了几十万年，但重要的是人最终作为一种超越了自然的新种属出现，成为唯一有自觉能力的生命。人类为了克服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创造了文明，从而超越了自然。人的本能适应性不足以使人生存下去，必须寻求新的途径，这就是文明。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打破了作为动物存在的和谐状态，使人成为宇宙中的怪物：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要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任意改变这些规律，但文明逐步使人疏远了自然，使人与自然相脱离。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破裂了，人失去了原有的家——大自然，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家，他无家可归，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将世界创造成人的世界，也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欧阳谦译，1988, 第23页)。
2 人的存在：无法摆脱的矛盾
人类一诞生就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新特质，人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整体，能回忆过去并瞻望未来，能使用符号指称对象和进行行动。人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能通过想象使自己远远超出自身感觉的范围。与许多动物相比，人都显得软弱无能，但正是这一生物学上的软弱性，成了他力量的源泉，成了促使他发展作为人的特质的原动力。人因此超越了动物的本能状态，但这种超越又使人陷入了一系列困境。由于这些困境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所以弗洛姆称其为人的存在的矛盾性(dichotomy)。
- 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
人存在于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中，所以要了解人的存在状况，就要分析人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关系。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与自然的一体性，但人又没有得到完全脱离自然而生存的手段。弗洛姆从这个角度对《圣经》中人的诞生的神话进行了新的解释。在伊甸园里，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地相处在一起。那里一片安宁，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但有一天，男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从此，他有了理性，有了知识，有了自我意识，能反观自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并感到羞耻。这意味着人开始脱离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状态破裂了。违抗上帝的禁令，这是第一次人的行动。如果不这样做，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种行动给人带来的后果又是痛苦的，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从此不能和谐相处又不能完全分离。人被逐出乐园，获得了自由，同时也获得了孤独和恐惧。人把改造自然同时也是破坏自然当作发展人的特性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了对象，人成了自然的对立面。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古代，从原始部落时期到中世纪后期，人与自然之间还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只是工业文明的出现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婴儿离开子宫，脐带被割断，从此，他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了。但这时他还与母亲保持着一种原始关联，他与母亲朝夕相处、息息相通。母亲依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母亲的照料越来越少，他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要与各种人打交道。人不能离开他人而生存，又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冲突。所以个体的成长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日益强大，感到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他日益感到失去了母亲的保护，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冲突和分离，感到世界的强大与自我的渺小，感到世界常常与自己作对，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个强大的充满威胁的世界。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古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所以无论从个体发展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越来越疏远的趋势。
相应地，人也疏远了自我。意识本来是自我的一部分，却常常跟自我过不去，它要限制人的冲动和行为。意识掩盖了人的真实自我，使人的真实自我处于无意识的受压抑状态。自我分裂了。人害怕独处，害怕和自己在一起，总是要去找事干。现代人忙于追求金钱、权力、荣誉，自以为在追求幸福，一旦真的得到这些东西，又感到茫然和空虚。弗洛姆这里讲的是现代人的通病，马斯洛称之为“成功神经症 (neurosis of success)”。在愿望没实现之前，人满怀希望地为某种目标而奋斗。一旦实现了目标，很快就感到先前那种希望的虚幻。于是陷入精神崩溃般的绝望之中，直到新的希望产生出来。
所以，人的存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人的独立性、力量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孤独。无论从个体发生学还是从种系发生学来看，人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否定的事件。人一诞生就不能退回到原始状态，不能退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史前状态，不能退回到子宫。人必须发展自己，必须主动地去生活，直到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但人每向新的存在迈进一步都意味着新的恐惧，意味着要放弃比较熟悉的安全的环境，而面对一种陌生的环境。为了摆脱这种恐惧，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Fromm, 1955/1965, p.33)。不确定是使人发挥自身力量的条件，同时人又执著地寻找确定性。这样， “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孙依依译，1988, 第57页)。不朽的形象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和浮士德正是这种人类精神的象征。(页下注：弗洛姆不熟悉中国文明，其实在这些形象中还应加上贾宝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他从确定的人伦关系中深切地感受到人情的不确定性、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和荒诞性，他希望在爱情中得到确定性，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自己做主，他不能得到自己所爱的人，从孤立无援、无可奈何、最终消失在白茫茫的大地，这就是贾宝玉的人生轨迹。)
弗洛姆认为人在精神上始终被前进和倒退两种倾向折磨着。他把人从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从而获得独立性和力量感的过程称为“个体化(individuation)”，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伴随着孤独感的袭击。
- 生与死的矛盾
人活着，却能想到死。人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死是必然结局，对此人无能为力。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恐惧折磨着人。由于生与死不能同时存在，所以人无法真正理解死亡的涵义。死是不可知的，但“人死后怎样”的问题却纠缠不休。人是在偶然的时间和偶然的地点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后又被迫偶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在出生和死亡之间，人似乎被扔进了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对于现在，只有过去是确定的；对于未来，只有死亡是确定的。由于具有自我意识，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人的存在的种种限制。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必然归宿——死亡。弗洛姆这里讲的死亡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是矛盾的。偶然性是就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言的，必然性是就每个生命的结果而言的。人即使想回避生与死的矛盾，也办不到，因为他只要活着，就能想到这个问题。人往往企图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来否定或回避生与死的矛盾，例如基督教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这种观念假定存在着永恒的灵魂，以此来否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人的生命的死去，一切都化为乌有。
- 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又导致另一种存在的矛盾性：每个人都具有潜能，但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潜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人的处境的悲剧性在于自我的发展永远不会完成……人总是在他还未充分诞生以前就死亡了。”(Fromm, 1947/1986，p.91)。只有在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生命一样长的情况下，他才能参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生命从诞生到死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刹那，但人都希望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为了调和或回避这种矛盾，人往往想象死后可以继续从事未竞的事业；或把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看成是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因而会在史册中永存；或者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分实现其潜力，而在于为社会服务和尽责。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从属于国家、社会团体或其他超越个人的永恒实体，相比之下，个人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似乎个人生命虽然短暂但群体是永恒的，将短暂的个人生命奉献给永恒的群体本身就获得了永生或不朽。
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这三种矛盾是相互关联的，但对人不具有同等的意义。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作为一种自然实体的必然结局；而对死的意识、人实现潜能的愿望则是人作为人、作为超越自然的实体所特有的。因而生与死的矛盾、潜能的充分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作为自然实体又超越了自然所造成的，是个体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是实质性的人的存在的矛盾，它成为弗洛姆的全部理论的基石。
人之所以陷入存在的矛盾之中，就在于人的理性的发展。“理性是人的福祉，又是人的祸根”(Fromm, 1955/1965, p.30)。理性迫使人永无止境地去解决那永远解决不了的矛盾。弗洛姆这里所说的情形好像希腊神话中受惩罚的西西弗斯(Sisyphus)，被迫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又滚下来，然后又推上山，周而复始，永无止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 Camus, 1913～1960)将这个神话推演成人的存在的荒诞性的人生哲学。（页下注：弗洛姆没有提及加缪和西西弗斯，从一个方面说明弗洛姆并非一个自觉的存在主义者。他说他提出“存在的矛盾性”这一概念时，并未参照存在主义的术语，只是后来他发现他与存在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但弗洛姆对存在主义的一些主要著作一直未表现出很浓的兴趣，而且明确地批评存在主义，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弗洛姆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正是理性，构成了人与其他有机体之间的区别，使人的存在处于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人不能靠重复其种属已有的行为模式度过一生，他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地去生活。人是唯一能够自寻烦恼的动物，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从乐园中被驱逐出来的(即《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理性使人发现自己的存在也成了一个问题，他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必须去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使人不断地寻求新的解决存在的矛盾的办法，进而促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通过理性，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使人感到困惑和不满，进而又驱使人去寻求更新的解决办法。人并没有先天的进步的内驱力，正是这种存在的矛盾促使人向着已开拓的路线前进。人已失去了乐园，失去了大自然这个原有的家，永远不能退回到动物的生存状态。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离开他的自然的家，去寻找一个新的家，竭尽全力地在知识的白卷上填上答案，变未知为已知。人通过发展文明，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家园。
正是理性、自我意识和想象力的发展，促使了人的个体化，又使人感到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分离，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立无援；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重复性，从而倍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又使人感受到死神随时可能降临，还要忍不住去设想“死后怎样”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使人自觉地去提升自己，在学习和创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又使人意识到有生之年所发挥出来的潜能只不过是所有潜能的一小部分，这不免使人感到十分沮丧。
弗洛姆关于人和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是，人与自然分了家，又处在自然之中；人有几分神性，又有几分动物性；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人必须去寻求存在矛盾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寻求与自然、他人以及自我相结合的更高级形式，这正是人的一切精神动力的源泉，也是人所有的激情、感情和焦虑的源泉”(Fromm, 1955/1965, p.31)。
3 历史的矛盾
存在的矛盾植根于人本身，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在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历史的矛盾，它们与存在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并不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不是人的存在所不可避免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可以解决的。即使在产生时不能解决，也可以在历史的稍后阶段解决。如当代人类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与无能将它们全部用于人类和平和人民福利之间的矛盾，就是可以解决的。它不是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明智才造成了这种矛盾。古希腊的奴隶制度本来是较难解决的矛盾，随着历史的进步，当人类平等的物质基础已具备时，奴隶制度就瓦解了。弗洛姆讲的似乎是这样一个道理：历史的进步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又可以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报偿。
弗洛姆强调，把“存在的矛盾”与“历史的矛盾”区别开来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人们往往把可以解决的历史的矛盾看成是不可解决的存在的矛盾，似乎人应该听从命运的残酷的摆布。人能通过行动去解决历史的矛盾，促进历史的发展。人也往往把不可解决的存在的矛盾看成可以解决的历史的矛盾，如有的人为了回避因存在的矛盾所引起的内心不安，或者去拼命工作，或者尽情享乐，使自己不去直接面对存在的矛盾，可一旦停止工作或享乐，就感到茫然空虚、焦虑重重。但弗洛姆又指出了一条解决存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面对真理，了解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上人之所以会陷入孤独和寂寞的根本原因，懂得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必须对自己承担责任，必须接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这一事实。只有不断地努力，创造性地生活，在生存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人会永无止境地困惑、好奇并提出新的问题。只要人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认识到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信赖自己，为了自己，充分实现理性和爱的潜能，人就能得到幸福。
这里，弗洛姆在理论上显然陷入了自相矛盾：既然存在的矛盾是不能解决的，怎么又有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呢？况且他说过，人的潜能的完全充分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这以前，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与其说爱和理性是人解决存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不如说是人面对存在矛盾的最好或最健康的态度或行为反应。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4页。）
弗洛姆论自由与安全不可兼得
- 古代社会：安全但不自由
弗洛姆认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主要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革新和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竞争也不激烈。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他很少远离家乡，他总是隶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但使他感到安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子与奴才、贵族与平民、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人一生下来就确定了，很难也很少改变。这样的社会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却给人带来安全感。
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他在社会中的角色是被规定好的，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跨越到另一个阶级，也很少有机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绝大多数人必须从生到死厮守在一个地方，穿什么如何穿以及吃什么如何吃都有不成文的但又是严格的规定。工匠必须按某一指定的价格出售工艺品，农民必须在某一指定的市场从事买卖。一个行会会员不得向非本行会的成员泄露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但必须让本行会的会友分享便宜买进的原材料。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自由，但个人在社会中有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他带来安全感和归宿感。
在中世纪，即使是深重的痛苦，也是由亚当或个人罪孽造成的，只要虔诚，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厚爱。教会向人们灌输罪恶感，同时又向每一个人保证：它无条件地施爱于所有的人。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信任与爱心的关系，而不是怀疑与恐惧的关系。正如那时候的人很少走出他的出生地一样，宇宙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并且是可知的。“地球是人和宇宙的中心，天堂或地狱是人死后的去处，人从生到死的所有活动都明显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陈学明译，1987, 第63页)。中世纪社会虽然束缚个人，但那是一种“美妙的束缚”。
其实，这里所说的“个人（person）”，是从现在的眼光看的。实际上，在中世纪，还不存在“个人”。一般来说，古代人的自我意识还未达到把自我、他人都看成是独立整体的水平，即不能自觉到个人。古代人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人”，也不把他人看作“个人”。自己和他人都是某群体的一员或一部分。
人们对中世纪有两种不同的误解。近代理性主义者把中世纪看成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认为中世纪没有个人自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和敌视，充满了迷信和愚昧。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哲学家、偶尔有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则把中世纪理想化。他们认为中世纪人的主要特征是团结一致，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需求，相互关系坦率真诚，不让天主教会干预国家事务，有安全感。这两幅图画所描写的中世纪的情况都是存在的，但都只反映了中世纪的某一方面。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个人”的诞生
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首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首创精神，同时也利欲熏心，野心勃勃。贵族和平民同住在城墙之内，出身和门第不及财富那么重要了。封建等级制度动摇了。要真正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必须首先探讨这一时期(15和16世纪)欧洲的社会情形。因为他是现代社会的起点，现代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性格结构的特点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
意大利人最早从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最早割断了曾使人感到安全又使人动弹不得的原始纽带，从而使意大利也使整个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是从封建社会的襁褓中诞生出来的现代欧洲人的老大哥，是第一个“个人”。
意大利封建社会的瓦解之所以早于中、西欧，是由许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意大利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当时地中海是欧洲主要的贸易路线，濒临地中海的意大利得到了不少的商业利益；另一因素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经常发生争斗，这种争斗导致了许多独立的政治单位的产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意大利靠近东方，一些对发展工业很重要的技术，例如丝绸业技术，传入的时间要比欧洲其他地方早得多。
由于存在着这些和其他若干条件，意大利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诞生了。人的命运不再像中世纪那样确定，那样取决于由出身所决定的社会地位，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自己与他人和群体的纽带不如中世纪那么紧密了，人们发现自己和他人都是“个人”，是一个个独立的整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被打破了，自然是人要征服的对象；由于人发现了自然的美，所以自然又是人享受快乐的对象。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精神(cosmopolitan spirit) 早在但丁时代就开始萌芽了，但丁说：“吾乡即是全世界”。
文艺复兴的文化只是富裕而有权力的上层阶级的文化。新的经济力量的风暴激起了层层波浪，上层阶级处于风口浪尖上。经济活动和财富使他们感到自由和快乐，但他们同时失去了中世纪社会曾给予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宿感。他们更加自由了，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挤压出最后一点快乐，但为了得到这一点快乐，却残忍地利用了一切手段。为了统治广大群众和对付本阶级中的竞争者，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摧残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伴随着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与暴政、个性与混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为维护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玷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至少是同一阶级的人之间的那种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气氛不见了。他人被视为只是可被利用和可被操纵的对象而已，如有必要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之。个人完全被一种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和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不知足的贪心所驱使。结果，刚被成功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自我的一致关系、那种安全感和自信心，也丧失殆尽了。人的自我，像他人一样，也成了被操纵的对象，成了追求利益的工具。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是否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既安全又幸福，实在是令人怀疑的。实际情况是，新的自由既给他们带来了力量，又使他们感到孤独和焦虑。我们在人文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这种矛盾，他们极力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力量，但同时又流露出某种失望和不安全感(陈学明译，1987, 第67-69页)。
要了解现代人的处境即现代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除了要研究文艺复兴，还应研究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主要区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主要由少数富裕的权贵统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创造文艺复兴文化的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社会基础，而这种文化代表了相对来说已高度发展了的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宗教改革主要发生于中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中，它本质上是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民的改革运动。虽然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也有豪富巨商，但他们不是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M. Weber)所指出的，城市中产阶级才是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所以分析宗教改革时期的中、西欧社会，比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更加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较稳定。中世纪的经济制度禁止竞争，事实上的竞争也不激烈。当然总有一些人拼死拼活地干还难以维持生计，但大部分手工业者都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生存下去。假如他做出了优质的椅子、鞋子、面包等等，那他就可以过一种与他的贡献相称的生活。只要好好工作，就不愁活不下去。行会禁止会员之间激烈竞争，并强制他们在购买原材料、确定产品价格和运用生产技术方面相互合作。行会确保其会员有一定的安全感，并且使会员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
中世纪的商业，是由一些小商人来经营的。零售与批发业务尚未分开，即使出国做生意的人，也兼营零售。直到15世纪之前，资本积累一直很缓慢，小商人还具有相当的安全感。到中世纪后期，大资本和垄断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广大的小商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受到了威胁。
在16世纪前后，行会内部逐步分化。一些会员比他们的同行拥有更雄厚的资本，于是他们雇佣五、六个工人而不是一、两个工人。不久，有些行会便只允许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人入会。还有一些行会则成了强大的垄断组织，试图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剥削消费者。另一方面，许多行会会员日益贫困，被迫在其传统职业以外另觅挣钱途径，甚至沦为流落街头的叫卖者。他们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因而对经济独立的传统理想怀着一种绝望的依恋。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尽管受到一些人的竭力阻止，但都无济于事。
随着行会制度的逐步分化，工匠的处境也每况愈下。在中世纪的行会里，工匠的处境还是比较安全的，虽然不见得每个工匠都可以成为师傅，但多数工匠最终还是成了师傅。但当同一师傅门下的工匠人数增加时，要想成为师傅就得拥有更多的资本。行会愈具垄断和排斥异己的特征，工匠成为师傅的机会就越少。他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举行罢工甚至采取暴力行动，这些都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恶化。
以上关于行会日益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商业领域更为明显。本来中世纪的商业主要是一些小城镇之间互通有无，但到了14、15世纪，全国性的商业交往以及国际间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了。商业公司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成为垄断集团，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威胁着小商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小商人的地位越来越不安全了，他们在鸣冤叫屈方面还颇有力量，但在采取有效行动方面已力不从心了。路德在1524年出版的小册子《论贸易与高利贷》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小商人对垄断者的愤慨与不满：“他们控制着一切商品，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加掩饰地玩弄欺骗，随心所欲改变物价，压迫和摧残小商人就象网中叉鱼似的。他们仿佛是统辖所有上帝臣民的君主，不受信任与仁爱法则的约束。” 路德的这些话好像是今天写出来似的。15、16世纪的中产阶级对富有的垄断者的恐惧与愤慨，类似于20世纪的中产阶级对垄断公司和大资本家的情绪和态度。(许合平 等译，1988, 第40页)。
在工业方面，资本的作用也增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采矿业。原先矿业行会每个成员的股份与他所付出的劳动是相称的。到了15世纪，股份则属于不劳动的资本家，而工作则由工人们去干，他们只领取工资而不拥有股份。其他工业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资本的地位日益提高，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困阶级的不满日益增长。
农民的处境也在迅速恶化。到16世纪初，多数农民已不再拥有土地。在地方议会中基本上没有农民代表。绝大多数农民已沦为雇农。尽管他们还有人身自由，但他们耕种的土地则属于他人，必须按照协议向地主交纳地租。雇农是当时农民暴动的中坚分子。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开始形成。自16世纪以来，纽伦堡的钟每隔一刻钟就敲一次，这是新的时间观念的一个标志。人们开始重视分钟的价值。人们开始把假日看成一种浪费。时间如此之宝贵，以至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把时间花在毫无用处的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开始形成。工作逐步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一种对工作的新的态度开始形成。这种态度如此强烈，以至于使中产阶级对不从事经济生产的教会机构也感到愤慨。乞丐也由于不从事生产而受到憎恶，并被看成是不道德的。讲效率成为一种最高尚的美德，追求财富和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最痴心的嗜好。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做生意或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而运转。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成了无人问津的最低贱的职业。所有聪明的脑袋都在考虑如何做生意。经济的变革影响到每一个人。中世纪的社会制度瓦解了，它曾经给予个人的那种稳定与安全也随之消失了。个人在社会中不再有固定的位置，他变得孤立无依，每一件事都得靠自己的努力。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不同阶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对各阶级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孤立和不安全感。对城市贫民、工人和学徒来说，这种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是日益遭受剥削和贫困；对农民来说，这种发展则使他们受到越来越重的经济压迫和人身压迫；对中下层贵族来说，这种发展使他们面临没落的命运。中世纪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上述各阶级来说，本质上是使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恶化。但对于城市中产桔级，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城市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处境每况愈下。许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面对垄断者和其他资本较雄厚的竞争者的强大势力，越来越难以维持自己的独立。中产阶级的另一些人则春风得意，他们赶上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潮流。但即使对这些幸运儿来说，随着资本、市场以及竞争作用的日益增长，他们也被推到了一种不安全、孤独和焦虑的境地之中。(陈学明译，1987, 第83-84页)。
资本决定一切，这意味着一种超人的力量控制了经济领域，从而也控制着人自身的命运。资本已由仆人变为主人，它获得了某种独立起作用的力量，要求按其自身的规律性去支配经济组织，从而剥夺了人的支配能力。中世纪的市场规模较小，它的作用一目了然。那时的供求关系直接而具体，生产者基本上能知道这些产品可卖到什么价钱。现在的生产者则面对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市场，无法预测销售前景，因而难以保证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实销对路。捉摸不定的市场规律决定着你的产品能否卖得出去，也决定了你能获得多少利润。新的市场机制好像加尔文教义中的宿命论，它谆谆告诫人们必须尽力从善，但人能否得到拯救又是在他出身之前就注定了的。同样，集市日也是对人们劳动产品的命运的裁决之日。
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虽然不能说中世纪完全没有竞争，但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而且用抑制竞争的原则来管理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这些中世纪的原则越来越不合时宜，并很快让位于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去碰碰运气。要么游过河去，要么淹死在水中。同行中的其他人不会与你合作，因为你是他的竞争对手，你必须经常面对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择。
在中世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也意味着人是宇宙的中心。但随着近代的到来，地球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新的知识告诉人们，人不过是一粒尘埃，不过是广褒无限的宇宙中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已。有趣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波林(E. G. Boring)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宇宙的地球中心说也就是人类中心说，就是把宇宙看成是围绕地球上的人而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在科学上更有意义，但贬低了人，使他们处于各行星之一里面的一个不重要的靠边的位置上。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认为目前神经症的流行一半是由于在哥白尼学说的影响下人失去了威望和重要性的缘故。哥白尼学说的革命不但剥夺了人(地球)在宇宙里的中心地位，而且由于在其他行星上还可能有成倍的其他灵魂存在，这就削弱了人自己灵魂的重要性。(波林著，高觉敷译，1982, 第9-10页)。当然，不应夸大地球中心说或太阳中心说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而应把它们看成两个不同时代的世界观的象征。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现实的经济生活。
以上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的兴起给个人心理所造成的消极方面的影响。但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的影响还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它使人摆脱了大一统体制的限制，激励个人自立自强、自己去碰运气。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面前充满了艰险，但成功之神在远方召唤着。只要努力奋斗，就有可能成功。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它比出身和门第更具有力量。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在当时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要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必须追溯到15、16世纪这一早期阶段。弗洛姆将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变革对人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概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摆脱了中世纪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各种束缚，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束缚，在新的制度中，个人可以积极地、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是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个人所摆脱的这些束缚正是过去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东西。世界不再限制人，相反还向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但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个人受到强大的资本和市场力量的威胁，也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几乎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敌对和疏远的关系。人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同时意味着孤独、与他人相隔离并受到各种威胁。人被一种个体虚无性和孤立无援的感受所吞没。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的世界里。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人被抛入到漫无边际的危险世界之中。
- 19世纪：自由的两面性
在考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即早期资本主义之后，弗洛姆沿着自由给人带来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一主题，进一步分析了成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
他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对人的发展的积极影响。他说如果不在这一前提下批判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批判就不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而是想要破坏人类在近代历史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个人不再受那种凝固的、不许人越雷池一步的社会制度的束缚。社会允许个人、鼓励个人去获取经济利益，只要他努力、聪明、有勇气，就有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否把握求生的机会，是你吃掉别人还是别人吃掉你，全在于你自己。在封建社会中，个人的发展界限在他出生前就已被注定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成员，尽管也面临许多限制，但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走向成功之路。当他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得到它，而且往往不乏良机。他知道如何依靠自己，如何做出决定，摒弃那些既令人陶醉又使人恐惧的迷信。人类逐步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自然力。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已变成了现实。人们相互之间变得平等了，种族、宗教的差别这些曾经是造成人类不团结的天然隔阂，逐渐被打破。人们学会了相互尊重，能把别人当作人来对待。世界不再那么神秘了，人开始客观地看待自己，不再生活于各种幻觉之中。政治自由也在增长，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加强，政治上的权力也日趋强大，而这些已获得的政治权力反过来又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政治自由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这种民主政治的宗旨就是人人平等，政府官员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人人有权参与政事。任何人只要能兼顾国家的利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总之，资本主义在提高人的主动性、判断力和责任心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以上所述仅仅是资本主义自由对人的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更加孤立无助，使个人充满生命之无意义和无足轻重之感。要明确这种消极影响，还是要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去寻找根源。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个人活动的原则，就是说它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个人奋斗的基础上。个人完全自立，他要干什么，怎样干，是成是败，纯粹是他自己的事。这一原则促进了个体化的进程，人们常常把它看成是现代文化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正是在这种使人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相互分离。个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鼓励个人奋斗，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人已经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和目的，似乎已经实现了人的目的就是他自身这一理想的自由状态。但实际上，人们追求的仅仅是经济利益，经济、资本不是人的生命发展的手段，而是目的。经济活动偏离了为人的生命服务这一方向，人们为了经济本身(赢利)而从事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赚钱，但赚钱主要不是供自己花费，而是将其转化为新的资本。赚钱—投资—赚更多的钱—投更多的资。如此循环往复。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积累资本而不是为了人自己。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教教义所表述的新的禁欲主义却受到拥护。尽管不乏一掷千金、奢侈成性者，但真正能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家是很节俭的，他们把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新的资本。这些资本家从资本的循环过程本身得到乐趣，而不是从消费中获得满足。将钱用来增殖资本而不是用于消费，这是工业社会蓬勃发展的前提。假如人们对工作不是那么满腔热情，不是那么迫不及待地去投资以便扩大再生产，那么我们在控制自然方面就不会如此突飞猛进地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预见，人们将用不着为物质需要的满足而疲于奔命了。
然而，为了积累资本而工作的原则，尽管客观上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重大，但从主体角度看，它使人为非人的目的而工作，使人成为自己制造的机器的奴仆，使人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他不能不如此，否则，就会破产。他别无选择，除了拼命赚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但无论重要与否，他毕竟只能永远作为一个为外在目的服务的齿轮而存在。人们在客观上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目标，但在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受自我利益所驱使的。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可以把一切道德观念置之不理，但同时他们又宣称自己信奉新教所强调的无私精神。
弗洛姆还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方面的关系讨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影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逐步征服了大自然，人在统治自然的能力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世界，这一世界立在大自然之上，人生活于这一世界之中而与大自然越来越疏远。人建造了高楼、开设了工厂、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了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些人所制造的东西却反过来主宰了人。因为这些东西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而受经济规律控制。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社会的经济体系，从其运用科学技术方面来看，是越来越合理化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用越来越不合理。经济危机、失业和战争决定着人的命运。人似乎是受自我利益所驱使，可事实上他的整个自我已成了他亲手制造的机器的工具。人们沉溺于自己是世界的中枢这一幻觉之中，但仍被一种强烈的无意义和无能为力的感受所笼罩。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那种坦率的、富于人情味的关系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利用和相互操纵。市场规律也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然建立在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漠视或敌对的基础上。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打击对方，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充满了冷漠和敌对。雇主象“雇佣”一台机器一样雇佣一个人。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间互相利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兴趣。商人和顾客的关系也不例外。在商人眼里，顾客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对象，商人只关心赚钱，对于顾客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问题不感兴趣。工作也仅仅是手段，不是人的生命潜能的展现。工厂主对生产过程和产品本身毫无兴趣，生产只是为了赢利，什么有利可图，他就投资生产什么。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都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情况更加糟糕。人不仅出卖商品，而且出卖他自己，他把自己也当作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体力，商人、医生和职员则出卖“人格”。注意这里所说的人格不是指道德或尊严方面的含义，而是指一些人格特征。就是说要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类似于中国所常用的“人才市场”)上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具备一些人格特征，如精力充沛、有能力、有创新精神、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等等。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市场在决定着这些人格特征的价值。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不是由其生活的逻辑决定，而是由市场来决定。现在时兴“热情开朗”，所以我也应给人以热情开朗的印象，否则我就很可能名落孙山。假如某人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不被市场所接受，那他就会一无所有、分文不值，如同一件卖不出去的商品，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价值做出判断，就必须看自己在市场上是否获得成功，看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如何，离开了这些，就无法确证自己的价值。如果他很吃得开、被人追逐和需要，那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人，否则就等于世上没有他这个人。正因为一个人的自我确证依赖于这种“人格”的成功，所以“受人欢迎”对现代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个人不由自主地成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外力手中的工具。
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强大的社会或他人的认可。作为个体，他是渺小的、孤独的、不安全的。要想克服这些消极的感受，他必须具备如下几个要素：财产、权力、名望。
首先要有财产撑腰。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成员，人的自我是被财产支撑着的，他的自我与他所拥有的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他的衣服和房子是他的自我的组成部分，正如他的肉体是自我的组成部分一样。一旦失去了财产，人就不是他自己了。假如一个人一贫如洗，他就根本不是人，因为别人不会把他当人，他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人的理由。弗洛姆引用詹姆斯(W. James, 1842～1910)的话说：“很显然，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我’与‘我的’之间，很难划分一条界线。对于某些属于我们的事物，当我们去感知或对待它们时，极会像感知或对待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的声誉、孩子、手头的工作，可能如自己的躯体一般亲切。如果它们受到攻击，那马上会产生某种感受，或做出某种报复性的行为，就象自己的躯体受到攻击一样……一个人的‘自我’从广义来说，包括了他可以称之为属于他的一切的总和，不仅仅包括他的躯体、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他的衣服、房子、妻子、孩子、祖宗、朋友、荣誉、工作、土地、马匹、游艇及银行存款。所有这一切，对他均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它们得以发展或趋向繁荣，他便感到趾高气扬。如果它们不景气或死亡，他便感到沮丧、懊恼。当然，对每件事所产生的感觉和程度并不必然是相同的，但其性质是同一的。”(陈学明译，1988, 第175-176页)。弗洛姆和詹姆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弗洛姆认为“不应如此”，在价值判断上是否定的；而詹姆斯则不做价值判断，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果真如此，詹姆斯也成了弗洛姆所研究的那种“可怜的现代人”了。
支撑自我的另外两个因素是权力和名望。有了权力就能统治他人，有了名望就能受人尊敬。有些人的权力和名望是由他们的财产带来的，有些人的权力和名望则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取得胜利的产物。权力和名望巩固了财产所奠定的支柱，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我，使个人在社会中自以为地位稳定。但这仅仅是一种对不安全感的补偿，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不安全感，只是把它暂时掩盖起来而已。它们只是使人自以为安全了，但这种安全感是表面的，一旦支撑它的那些因素不存在了，这种安全感也随之消失。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那些中产阶级成员的景况：它们拥有资本，并且有能力把他们的利润转变为新的资本。无论是堆金积玉的大资本家，还是小本经营的小资本家，他们都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们的经济职责：积累资本。那么，那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而无资可投的人，境况又如何呢? 这些人的经济地位虽然与资本家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对其造成的心理影响，与中产阶级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情况更加糟糕。这些人是受雇于人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随时可能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企业的倒闭、技术的改进等因素随时使他们面临被解雇的威胁。即使不失业，也是机器的奴隶。工作完全是机械动作，工人自己似乎是机器的一部分，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技术的改进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机器越来越脱离人的控制，一旦出了故障，就可能使人残废或死亡。工人的命运还操纵在雇主的手里，在雇主的强权面前，他不得不屈从。在19世纪之前，工人的处境就是这样。在19世纪，随着工会运动的兴起，工人自己掌握了一些权力，但仅仅是量的变化，工人作为被操纵者的实质性地位并未改变。
工人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名望和支配他人的权力，唯一能支撑自我的东西似乎是家庭。只有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里，他才感到自己象一个人。他受到妻子儿女的尊敬。在家里，他是中心人物。天然的家长地位使他获得了这种感受：在社会中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在家里他是一位皇帝。除此以外，民族优越感、阶级自豪感也能使他得到一种补偿。即使实际上他个人在这一民族中是无足轻重的一员，但由于在他看来自己的民族要比别的民族强大，他也会因为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 20世纪：逃避自由
在考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个人“在自由中获益”和“在自由中受害”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处境中的遭遇之后，弗洛姆把目光移向了当代世界。
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对于个人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在这之前，个人“在自由中获益”与“在自由中受害”两个方面的份量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衡的话，那么到了这一时期，自由的积极影响开始减少，而趋向削弱个体力量的因素大大增强。个体更加感到孤立无援。传统的束缚是越来越少了，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取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因为资本高度集中，一些小集团、社会的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本，他们手中的权力既强大又神秘，他们统治着整个社会，操纵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命运。对于广大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个人的勇气、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得以成功发挥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已荡然无存。他们受到威力无穷的垄断资本的威胁，尽管有可能继续获得利润，但由于这种威胁的阴影时刻笼罩在他们心头，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常遭受不安全感和无能为力之感的袭击。在庞大的垄断巨人面前，他简直不堪一击。
以中小商人为例：现在的中小商人的处境与以前的中小商人大不相同。人们经常用汽油加油站老板为例来说明一种新型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大部分汽油加油站老板是独资经营的，他们拥有自己的商行，正如以前的杂货店商人拥有杂货店、制衣厂老板拥有自己的缝纫工厂。但新旧两种老板的差别又非常之大。杂货店老板必须具备做生意的技巧和一些必要的常识。他必须选择进哪一个批发商的货，必须懂得识货；他必须了解众多顾客的需要，以便为顾客买东西时当好参谋。大体上说，旧式商人不仅要独立挑起经营的担子，还必须具备技巧、知识和活动能力。但现在的加油站老板的情形则大不一样。他只售一种货——汽油，只与石油公司和司机打交道，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同一种加油动作。他不需要具备那么多技巧、知识和活动能力。他的生命潜能难以发挥，因而感受不到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利润取决于两个因素：进出的油价和前来加油的司机数量。他对这两个因素几乎无法控制，他只不过是批发商和顾客之间的一个经手人而已。至于他是一个大的石油公司的雇员，或者是一个“独立经营”的老板，从心理反应上看，并无多大差别，他仅仅是庞大的销售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已。
另一种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是白领工人，他们的人数随着企业的大型化而不断增加。他们的境况也大不同于以往的中小独立商。尽管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也有发挥聪明才智获得成功的机会，但他从事的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他必须与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旦落后了，就会被无情地解雇，所以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同样只是企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这台机器迫使他跟着运转，但他不能控制这台机器；与之相比，他显得极其渺小可怜。他没有独立性可言。
大型企业那威力无穷的力量也使工人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在以往的小企业中，工人熟知老板的为人，也熟悉整个企业的情况，整个企业他能一目了然。他固然是按市场行情被雇佣或被解雇的，但是他与老板、与企业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具体的。而在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现代化大企业中，工人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工人们很可能从未见过老板；即使他知道老板是谁，老板也不大可能认识他。老板在他的心目中只具有抽象的特性，只是一个间接与他发生联系的无形权力。在这种无形的权力面前，一个工人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企业实在太大了，每个人只能了解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的一个很小的领域，不可能把握整个企业的面貌。当然工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使工人面对企业和资方这样的庞然大物不至于太自卑和太软弱无力。但遗憾的是，许多工会自身也变成了一种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其中个人发挥创造性的余地也很小。他一次次地交纳会费和投票表决，但可悲的是，他又成了工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现代人的无足轻重之感与作为一名顾客的感受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前，顾客走进一家小杂货店，他就会引起雇主的注意，并受到热情的接待。这种购买行为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并获得了一种自尊心的满足。但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百货商场去买东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面对着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他区区一人，对偌大的百货商场太微不足道了。”(陈学明译，1987, 第171页)。
现代广告业进一步加剧了顾客的这一处境。过去的商人在介绍自己的商品时基本上能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熟悉自己的商品，了解顾客的需要，并以此为基础推销自己的商品。当然他的推销语言并非完全客观，但为了使人信服，他在介绍时要讲究分寸，不可过分吹嘘。现在的广告宣传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情感。它总是首先在情感上强烈地打动你，使你产生好感，然后再使你从理智上接受它。这种广告宣传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手段无所不用。例如：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语言；印发社会名流如文体明星的彩色照片，此人口中叼一支印有商标的香烟；在商品上贴上一张富有性感的时髦女郎的商标以此削弱顾客的鉴别能力并增强商品的吸引力；声称购买某种衬衫或肥皂将会使你的整个生活突然改观；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手段完全没有涉及商品本身的性质和特点，而是像鸦片或催眠术一样，抑制和扼杀了顾客对商品的鉴别能力。它们像电影一样，使人处于一种白日梦的幻觉之中，给顾客以某种满足，但同时又使人自惭形秽、无所适从。
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个人在各种制度的保障下直接、积极地参与投票，对某项决定或某个候选人是真正了解的。那时通常是在全镇居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投票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一票也计算了进去。现在，选民面临的是庞大的政党，这些党派就像庞大的工业组织一样既令人望而生畏又对人产生巨大影响。问题被搞得纷繁复杂，繁琐的投票手续又使人如堕云里雾中，使选民茫然不知所措。在竞选期间选民还能见到那些候选人，但竞选日期一过，就连他们的影子也见不到。即使有两三个候选人，但这些候选人并非选民直接选定的，所以选民对候选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象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其他关系一样，是抽象的。像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效果一样，那些政治宣传也使个人感到无足轻重和无所适从。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政治口号，反反复复地强调那些早就听腻了的主题，麻痹了选民的辨别能力。政治鼓动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并不真正反映人民的要求，即使在民主国家里也是这样。面对着在政治宣传中所显示出的党派规模和权力，个人感到更加渺小和低微。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广告宣传和政治鼓动公然贬低个人，恰恰相反，它们极力吹捧和恭维你，似乎很尊重你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使你觉得飘飘然而心满意足。但这些仅仅是手段，目的是为了麻木人的怀疑精神。当然有些政党和候选人在宣传鼓动中也包含不少合理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政党和候选人都不可信。
还有一些因素也加剧了个人的无助和无能之感。经济和政治内幕比过去更错综复杂和深不可测，个人越来越难以把握它们。失业也是一种威胁。对大多数人来说，害怕失业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人的一生都笼罩着失业的阴影，似乎只要有一个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就值得庆幸了。与失业的威胁相联系的是年龄老化的威胁，许多部门只招聘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更容易适应资方的需要。战争的威胁也十分可怕。现代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人明白，一旦发生战争，造成的破坏性是难以想象的，几乎人人有被毁灭的可能。战争已成了一个可怕的恶魔，虽然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还未卷入战争之前，也许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战争已给人们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使人们感到恐慌不已而又无能为力。弗洛姆谈到这一问题时是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他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犹太人对战争是有着切肤之痛的。
这就是现代人所生活的总体画面：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高耸入云的建筑物；震耳欲聋的无线电广播；节奏强烈的爵士音乐；一日三变的报纸新闻标题，搞不清那一种是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演出，那些失去个性的女演员像小巧玲珑的机器一样运转着，动作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地表明，个人面临着一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相比之下，他只是一粒微尘罢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像一个受命行军的士兵或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机械地行动。纵然他还能行动，但他并不感到自己是有个性、有意义的。(陈学明译，1987, 第176页)。
所以资本主义解除了中世纪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增加了，但人的孤独无助、渺小无能、不安全、无意义等消极情感也增强了。如果用“不安全感”来代表这一系列消极情感，那么可以这样表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学说：中世纪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即“消极自由”。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心理上有一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即逃避消极自由以获得安全感的心理倾向。消极自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相分离的基础上的；而积极自由应该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基础上的安全的自由，这是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能使二者达到统一。自由的社会不安全，安全的社会不自由。如何实现既自由又安全的理想社会? 这就需要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