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誅》電影背後的爭議

然而《聖誅》並非又一齣普通連環殺手類型片，而是入圍康城影展並取得最佳女主角殊榮的得奬作品，亦引來伊朗政府公開向康城影展抗議，將之與《撒但的詩篇》相提並論(作者Ahmed Salman Rushdie多年前因此被伊朗當局下達追殺令，今年在紐約遇刺受重傷)。顯然此片所受的關注主要是政治性的，而創作語境針對著一個神權國度，政治的也是宗教的。

《聖誅》的導演Ali Abbasi來自伊朗，但已在歐洲工作多年，早前較為人認識的作品是《邊境奇譚》(Border，2018)。飾演女主角的是Zar Amir Ebrahimi，十多年主演電視劇在伊朗走紅，卻因為私密影像被洩漏而在國內遭受非議，繼而被封殺，甚至面臨牢獄之災，最後被迫離國。

導演Abbasi本來的創作意圖著重描寫宗教狂熱的兇手心理變態的一面，漸漸把焦點轉向這個以宗教之名仇視女性的社會怎樣塑造出這個人物。女主演Ebrahimi本身的經歷和戲中受害女性在同一條路走過來，同受不公義的結構之害，也是仇女暴力的受害人。她飾演的偵查記者，先面對上司「潛規則」的騷擾，繼而被風言風語所污衊，戲裡戲外呼應，演來格外「有火」。

《聖誅》和其他連環殺人案電影有何異同？

導演想針對罪案背後的社會及文化等結構性因素，所以沒有像很多同類型商業電影一般渲染兇手的「變態」一面(例如讓演員以面容扭曲和肢體抽搐等方法顯示其「不正常」)，也迴避了滿足觀眾獵奇與偷窺慾的、針對女性裸體的剝削性鏡頭。

兇手Saeed被描寫成一個普通人，有一份正常工作，是個疼愛孩子的住家男人，和其他虔誠的男性信徒無異 — — 除了他殺了很多人，且毫無悔意。導演的鏡頭運用和燈光等手法都是簡單直接的，沒有使用扭曲的大特寫或高反差色燈等同類型電影常見的表達手法。不過，也不見得導演針對這特別的文化語境和角色設計，在視聽語言上花了甚麼特別的心思。

直到兇手被捕之前，即大約前三分二的劇情，鋪排雖可見創作者心思，卻欠缺驚喜。這部份的敘事基本上是連環殺手類型片的套路，套在伊朗的宗教社會處境，並加插以女主角為重心，用以批判這個歧視女性的文化環境的情節。正是Abbasi著意地針對特定性別議題，很多場口和對白都令人感到是功能性的。或者說，令人感到敘事是為了議程而服務。

《聖誅》獨特性在最後三分一

看來《聖誅》最後三分一的劇情才算入了正題，點出這事件的獨特性：被捕的兇手被視為維護傳統宗教道德的英雄，做出了人眾擁護者敢想但不敢幹的事情，比勢利的政客更加純正。這份轉折的價值，在於挑戰了連環殺手的類型套路，即以其被捕、身亡為收結(亦有些讓其逃之夭夭的例子)。

劇本在前三分二簡明地表達了兇手Saeed的心態：宗教狂熱背後是一個退伍軍人不甘平凡，對「烈士」懷抱強烈幻想，渴望被他人承認的、自我中心的存在焦慮。因此在他被捕前的段落，對其角色的複雜性已有相當的(但仍然是工整的、設計的、欠缺驚喜的)描寫。然而在Saeed被捕之後，他表現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直到最後的意外反應(略嫌刻意而欠細緻的轉折)，則反而有些單調平面。

Saeed退場後的最後結尾，女主角Rahimi在回程車上拿著攝錄機重看Saeed兒子的訪問片段。這也是有欠自然的手法，因為她在車上重看這片段的意義不明，只是彷如播放員一樣把片段放給觀眾看。在這段錄像中，Saeed兒子表示他怎樣以「替天行道」的父親為榮，冷靜中帶點興奮地重演案情，並請幼妹扮演受害者 。所以這也是該社會中男性對女性施加暴力的象徵性重演。這種「戲中戲」的結構、冷靜地演繹暴力的驚慄，以及對「媒體在結構性暴力中的角色」之反思……都令人想起奧地利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電影。

但Abbasi不是漢尼卡。媒體在社會暴力中的位置，在情節上主要在於Saeed多次在犯案後打電話給報館自白，然後改天留意報紙有沒有報道自己的行動成果。這一筆點出了他要成名的慾望，但這和結尾有關影像媒介的反思並未圓融地扣連起來，就只是顯出「設計」的心思而已。

雖然《聖誅》獲提名康城金棕櫚大奬，但以戲論戲，整體評價只是中上，未說得上是非常出色的傑作。

[原載於《時代論壇》18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