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喜畢業派對

本文送給我親愛的朋友Enana



「週六晚上來我家吃飯吧，吃完我們剛好一起去看城堡煙花」，幾週前，好友E約我一起共進晚餐。E是我在心理學系認識的第一個，也是最好的朋友。她是亞述文明的後代，有著過人的語言天賦，儘管只比我早兩年來德國，但她一開口，就連德國同學都以為她是母語者。我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膚色，說著不同的母語，但這一切都不足以阻礙我們成為最理解彼此的朋友。

「好啊！今年的煙花我已經錯過兩次了，最後一次可不能錯過」，我興高采烈地答應了她。可是喜歡計劃安排如我，想到另外一位共同好友可能還沒有約到朋友同行，奇怪E為什麼沒有提到她，沒多想就傳簡訊給E，邀請朋友J也參加。過了一陣，已經畢業去鄰城工作的朋友W和我通話，我便邀請她也加入我們。

就這樣，直到進入E家門之前，我都以為這只是一場普通的聚餐，並且因為我的熱情由兩人晚餐變成了四人聚會。然而，當E打開門，我隱約看見了房間正中懸掛的標語和氣球，“We are so proud of you“. 這時樓道裡遠遠走來一個人影，E問我，「你猜這是誰？」我以為是能和E暢談母語的朋友O，沒想到當她走進，我大呼：「是L！哦我的天哪，我今天正準備給你發信息呢」，趕緊走上前和L擁抱。L是我和E的共同朋友，她是在德國出生長大的華裔，從事生物方面的研究，對一切學科都充滿了熱情，我們在她去旁聽心理學課程的時候認識了她。L非常善良溫柔，她總是耐心地聽著我蹩腳的德語，用閃著亮光的眼睛看著我，和我聊她感興趣的話題，問我關於中國文化的事情。

「Anna，畢業快樂！我們非常為你驕傲！」，E走過來擁抱了我。

「天哪，這是你為我策劃的派對嗎？」

「當然了，Anna，這是我們為你一起籌劃的驚喜派對，本來打算讓你以為只是我們兩個的普通晚餐，沒想到你把J和W都邀請來了，現在只有L對你來說是個驚喜了」，E無奈地表示。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開始濕潤，面對著這四個秘密策劃了一場我的畢業派對的朋友，我一時感動地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只能緊緊地擁抱她們，讓自己在這幸福到難以置信的時刻沈浸地更深一些。

小學時期被霸凌的經歷讓我對人群充滿了警惕。很長一段時間，群體，尤其是女性群體，都讓我望而卻步。我索性當起了憤世嫉俗的離群索居者：「既然不被群體接受，那我也不屑於群體」。我用尼采的超人哲學合理化自己的孤獨，訓練著自己「獨立」的能力，只與同樣徘徊在群體邊緣的同學交流。可是天性使然，我不曾滿足於孤獨的生活，或許是因為這「孤獨感」的背後隱藏了太深的不安全感，我總是帶著嘲諷的態度看著笑作一團的女生或是在球場上激烈碰撞的男生，不敢也不願承認自己對「被接納」的需求。

在群體中作為個體行動，或者換句話說，「成為群體的一員」，並不是如同反射反應一樣是天生就可以做到的。我們的大腦給予了我們成為「社會性動物」的認知基礎，比如心智化能力（Theory of Mind) 即對意向性的理解、對他人心靈以及自我心靈的假設、共情能力等等。但發展這些能力，需要早期足夠的數據輸入。心理戲劇療法（Psychodrama）的創始人Moreno在觀察幼兒園小朋友的遊戲時發現，只有那些已經和自己的首要照料者（通常是母親）建立了安全、穩固的依賴關係的孩子，才能融入到群體遊戲中，接受群體作為他暫時的「照料著」。在群體中，孩子開始嘗試新的角色，他接受群體的照料，同時也學習著照料這個群體。在健康的群體動態關係中，孩子可以體驗不同的群體角色，從而積累越來越多的群體經驗。而早先只體會過混亂的、不穩固的或是疏離的親密關係的孩子，在面對群體時也不知所措，既不知道自己該扮演何種角色，也無法放心地讓他人觸及自己。

很多深受人際關係困擾的患者總是對「團體治療」持有抗拒態度，對此我深有體會。我們中的大多數可能從未在群體中有過積極的體驗。群體，這個詞，對我們來說，就像一個張牙舞爪的怪物，「我不需要其他人，為什麼要和其他人探討我的問題呢」，我們好不容易通過自己艱難的努力，磨礪了那顆需要擁抱與溫暖的內心，將自己恐懼的「群體」這隻怪物」封印在天寒地凍中，此刻卻要我們重新面對這隻可怕的怪獸，這豈不是強人所難嗎？

面對這樣的抗拒與恐懼，就應該像照顧一隻曾被丟棄的流浪貓那樣，首要是重新贏得當事人對群體的信任，給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慢慢地讓他們獲得--- 哪怕先是通過觀察獲得，關於群體的積極體驗。

回首過去，在中國的前二十年，個人的創傷體驗加上社會文化造成的「群體壓力」，我從未在任何群體中獲得過積極的體驗。我不曾參加過集體活動，只擁有一對一的友誼。在我最「彆扭」的年輕段，唯一加入的班級微信群都被我刪除，在每節被迫加入團體的體育課後，我都會出現極端的自殺想法，恨不得一個人躲到山林中度日。

從那個時期就認識我的朋友，無不驚訝於我這兩年來的變化。他們看見我頻繁地發和朋友的合照，觀察到我臉上的表情越來越生動。「你居然會在一群女生中間」，我自己也吃驚、甚至感到無所適從。但我明白，這一切都是有跡可循的，在德國的太多新體驗，讓我逐漸放鬆自己因為害怕或厭惡而緊繃起來的身體，允許自己放下過去的一切擔憂，讓他人朝我走來。

「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我在同學中感覺被忽視了」，我曾對治療師說，「我知道那些同學都是精英，他們想成功，他們不會希望和我交流，因為我德語說得太慢了，和我交流是浪費時間。」

「你這樣想很有趣，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治療師問。

「因為這是在大學啊，他們是我的同學，都是Abitur（德國高考）滿分的人，申請研究所也要競爭，大家都想要盡可能好的分數」我回答。

「大學，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個競爭的場所。但也有別的角度，大學，也可以是一個“遇見”（Begegnung）的場所，不同的觀點、文化在這裡碰撞，即使聽你分享你的觀點可能會花長一點的時間，但你分享的事情是如此有趣，我認為這不會阻礙想和你交流的人。」

治療師的這一席話瞬間點醒了我，是啊，我被自己的經歷和中國社會的競爭文化綑綁了太久，甚至難以想像其他美好的可能性了。為什麼一定要將和同學的關係想像為不斷的“被評判”，從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呢？為何不能以“觀點碰撞”、“分享”、“理解”和“合作”來理解我和其他人在大學的關係呢？假設以這樣的觀點出發，我是否就能在一個討論小組中，更從容地享受對話呢？

這兩年來，我一次次地經歷類似的頓悟，這不僅出現在治療師的診室，更是常發生在我和好友E相處的過程中。她和我分享她與朋友的相處，帶著我見她的朋友，我們一起抱怨生活中的壓力、暗戀的煩惱，而我收穫的總是一種新的思路--- 我逐漸從強調人與人之間無窮盡的對比、羞恥感，遮遮掩掩的東亞文化中解脫，擁抱她傳遞給我的，基於信賴、慷慨、熱情、自信的新文化。在她的陪伴下，我第一次體驗了同性友誼的美好，也開始嘗試著讓自己參與團體，收一次次地收集到了在團體中的新體驗。

「我以前都是一個獨行者，我不敢相信現在有一群朋友商量著給我準備派對」，那天晚上看完煙花，我和E坐上回家的公交，我對她訴說我的感動與驚喜，「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我該做何反應，好像我的大腦識別不出這個嶄新的場景，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

「Anna，我們愛你，這是你應得的，」E對我說。

「你知道這對我有多重要，我今天體會到了在一個團體中的快樂，我開始相信「團體」了，這是我生命中一次非常重要又珍貴的體驗，我太感謝你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