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前几日，从朋友圈得知杨海鹏（1967年5月8日－2022年6月29日）去世的消息。當年有在微博上關注他的救妻案，還和他互相關注了，也聊過幾句話。2012年他的微博被永封了，他轉世多次，不屈不饒。2015年，我的微博也被永封了，遠離了微博這個鬥獸場。

在这里回顾一下，以表纪念。

"杨.吉诃德"的风车战争

2011-09-22 06:37:15

来源: 时代周报

妻子跳槽前夕，突因遭“私分国有财产”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

妻子跳槽前夕，突然因遭到“私分国有财产”的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

为给妻子洗清冤屈，杨海鹏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风车”。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勾结的“地下上海”咬住徐汇区检察院和徐汇区人民法院，从高层到侦办办案人员，都被他写了个底朝天。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上海

自从妻子梅晓阳在2010年7月13日因“私分国有财产”被指控后，一年来，杨海鹏经常在半夜里被惊醒，不是自己做噩梦，就是老婆在梦里大声呼救。

但他决定不妥协。

“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剔肉还骨，以酬国族。书生之人生意义，达志也。”从今年5月24日起，他用微博为武器，发出数千条微博，展开一场救妻之战。

9月19日，梅晓阳案在闵行浦江刑事法庭开庭，逾百名网友来到法院要求旁听。他们希望知道此案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同时，也想来看看，这个在网络上以一己之力挑战“风车”的男人。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中产梦碎

开庭这天，杨海鹏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

他不停地和朋友们说话，放声大笑。别人问他是否紧张，他挥挥手：“没事，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但前一天，他只睡了4个小时，还是分2次入眠。

下午1时，此案在闵行法院浦江刑事法庭开庭。法庭很小，挤着坐也只能塞进16个人，家属有3个名额，杨海鹏坐在后一排。梅晓阳出庭时，有些不安地看了丈夫一眼，看到丈夫用力地向她挥了挥手。

庭审一开始，控辩双方即短兵相接。律师和公诉人互相打断对方的发言，法官不得不数次大力敲击法槌，警告双方以维持秩序。

法庭内气氛紧张，法庭外，气氛亦不轻松。杨海鹏的朋友一直在用微博直播庭审过程。尽管庭审现场所有人的手机均被没收，但还是有人利用上厕所的间隙，将庭审进展传递出来。

长达8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杨海鹏表情淡定如一，他的目光，直直越过前排的人落到妻子身上，手指不停捻动腕上串珠。旁边的人偶尔低声问他怎样，他摇摇头：“没关系。”

庭审过半，杨海鹏心绞痛发作，不得不一次次捂着胸口走出审判庭。当他第四次捂胸走出审判庭后，梅晓阳发现了丈夫的异状，举手报告法庭。法警给他送来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官司，杨家依然会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杨海鹏系法官出身，曾是《南方周末》法治调查记者，现为《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妻子梅晓阳是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园林设计院经营室副主任，上海唯一的园林系统“启明星”学者，参加过世博景观设计，虽然身处“体制僵化”的国企，薪酬远远低于市场价，但收入依然颇为丰厚。

10年前，夫妻俩年收入就已过50万元，在市区有套公寓，还有聪明可爱的女儿“蟹妹”。

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杨海鹏已有半退休打算，他觉得妻子的薪水足以养家，他打算写几本书，讲讲做记者十多年来看到的“江湖异闻录”，调教几个新闻后辈。梅晓阳的工作也是蒸蒸日上，一家上市的园林公司前来挖角，开出的年薪是她过去10年薪水的总和。

跳槽被捕

2010年7月中旬，梅晓阳第二次向园林设计院递交辞职信，打算7月下旬离开公司，投奔那家上市园林公司。离开的原因是，她觉得在原单位的待遇远远低于市场价。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即将加入WTO时，国家发改委发文称，建议在加入WTO前，对设计单位进行以MBO(管理者收购英文缩写)为主体的私有化改造。

MBO在梅晓阳所在的上海园林集团进行得并不顺利，当时上海市政建设及房地产崛起，设计院收入丰厚，因此，上级公司上海园林集团对其MBO一直虚与委蛇。直到2006年，该院在严重的人才流失后，重启MBO，方案已有。当年7月，上海社保案发，上海国资MBO叫停，到2007年底，社保案尘埃落定，上海世博项目建设启动。上级允诺，完成世博项目后，重新启动MBO。

2009年4月，世博项目设计完成时，上海园林集团母公司上海建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上海建工”表现疲软，宣布将包括园林集团在内的几十家企业，卖给“上海建工”。于是，上海园林设计院MBO计划十年梦碎。多年来忍受远低于市场待遇的设计院骨干，密议投奔东华大学—因为大学教师可以兼职开公司。

院长朱祥明带头递交辞职信，梅晓阳等大批骨干亦准备同往。

很快，跳槽的事情变得悄无声息。2010年初，梅晓阳才知道，园林集团及建工集团，在2009年8月左右请来了徐汇检察院，对院领导班子以“私分国有资产罪”立案。

杨海鹏当时就有预感，警告妻子，在她未离职前，他们的“上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不宜承接任何业务，否则很容易被以关联交易治罪。“上林”公司于2009年6月注册，是梅晓阳等人跳槽后的谋食之处。股东三人：石某（朱祥明妹夫）、杨海鹏（代梅晓阳持）及朱祥明拉来的外协单位老总谢震纬，三人各持三分之一股份。

杨海鹏还劝妻子，自己单干算了，带着一帮人走，容易触怒对方。但梅晓阳并未听取丈夫的意见。2010年4月，梅晓阳提交辞呈，准备投奔前来挖角的上市公司—棕榈园林，负责公共事业设计业务。但她随后被园林设计院要求延迟辞职，园林设计院还派她出席了国际IFIA景观设计论坛（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师最高论坛），并担任一个子论坛主题发言人。

此间，一封举报梅晓阳和谢震纬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举报信，被递交到反贪局。

2010年7月13日下午5点多，园林集团副书记糜诚浩电告梅晓阳，要求她下班后到园林集团纪委，检察院的人想了解设计院经营方面的事。

梅晓阳当即致电杨海鹏，杨海鹏对妻子说，估计检察院是为上海园林设计院领导班子私分国有资产一事。他告诉妻子，这项罪名是“口袋罪”，国企领导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如设立小金库、私发奖金，均可治罪。绝大多数国企都有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严治。

一直跟法制打交道的丈夫还提醒妻子，如纪委问，可以配合说一说，反正你也不掌握什么情况。检察院若没有《协助调查函》，你可以不理会。丈夫的提醒未起到任何作用。尽管没有任何手续，梅晓阳还是被带走了。

梅晓阳在法庭上称，她先是在纪委被问讯了6个小时，深夜12点又被带到徐汇区检察院，继续被问讯12小时，后押解到看守所后，又是十多个小时的审问。中途没有任何消息。公诉人则称，他们在这30多个小时中，曾经让梅晓阳在桌子上趴着睡了三四个小时。

“我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状况也非常差，后面整个人都被他们洗脑了。”梅晓阳说，她一共被羁押了70多天，最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出承认受贿的口供后，才被允许取保候审回家。

决不妥协

梅晓阳的罪名是“受贿”。

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梅晓阳在担任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期间利用经办园林设计院发包业务的职务之便，收受3笔贿赂共计12万元。第一笔是上海易亚源境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俞昌斌的2万元美容卡；第二笔是上海易中建筑环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震纬的3万元；第三笔则是上海境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曙光的7万元。

除了梅晓阳自己的口供外，检方还拿出了谢震纬、胡曙光、俞昌斌的证词，美容机构员工的证词，以及园林集团部门领导的证词。

公诉人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法庭回荡，梅晓阳的肩头在发抖，但杨海鹏神色平静。

没人知道，这种平静的背后，曾经是怎样的故事。

这一年来，杨海鹏不敢离开上海，他怕梅晓阳出事。刚知道妻子被逮捕时，他5天5夜没睡觉，他甚至冲到法院，大骂法官。最初那段时间，他也从未给朋友讲过自家遭遇。梅晓阳出事后没几天，好友石扉客有次带着一帮人去见他，约见面时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是警方派来的人，要跟他约在茶馆谈一谈。

“结果就看见杨海鹏带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劲儿来了。”石扉客当时还纳闷，为什么是那个表情，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当时杨海鹏的妻子已经被关押了。

妻子出来的那天，他找了家五星饭店，让梅晓阳洗去秽气，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夫妻俩手牵手去超市，买了很多美国糖果和玩具，撕去上面的中文标签，带给女儿。在妻子消失的70多天里，杨海鹏一直告诉女儿，妈妈去美国了。

女儿抱着一堆糖果和玩具开心得不得了，杨海鹏却一头昏了过去。

杨海鹏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调查此案，用将近一年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他决定反击。“生死有命，我要发言。”他选择网络作为自己的阵地。

李庄案变成了他的预演。李庄案时，他在微博上进行了一次演习。他发了几百条微博，粉丝从3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我们金字塔形的官僚内部的信息结构中，从底层到高层，信息传播是走样的。有了微博这个东西，通过微博它就变成一个平面传播，最高层知道底层的情况成了可能。中间层要重新评估自己行为的风险。所以，我后来选择用这种方式与他们斗争。”

5月24日，他发出了关于妻子案件的第一条微博。这条微博充满了悲情，是他慎重考虑下的产物：“诸位粉丝：鄙人生死存亡悬于一线，敬请海内外诸位粉丝，赐予信箱，鄙人有文件投送。如鄙博关闭三日，即可开而视之，并于网络公开文件。杨某叩谢！”

在这条微博下，有1.6万多条评论。

此后的4个多月，杨海鹏陆陆续续将妻子在看守所中的遭遇，如何被问讯的经历，以及自己掌握的部分证据，发到了微博上。除了证据外，他也会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发到微博，比如给女儿烧了什么饭，“用三文鱼烧草菇，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他还会展示他们夫妻间的深情，“蟹妈睡着了，吻了一下蟹妈额头上的皱纹，眼泪啪嗒嗒掉下来。”“今天给蟹妈一个3000元的‘红包’，让她在中国情人节，代我买件礼物给她。蟹妈很高兴。一年来，蟹妈停薪，家里靠蟹爸收入开销，觉得用老公的钱，十分开心。近十年，蟹妈收入比蟹爸都要高许多，检察院给蟹爸创造了一个洗清‘软饭男’形象的机会。感谢国家！”

这让有些人非议他拿悲情博同情，但杨海鹏并不在意，他很爽快地承认，打悲情牌也是一种手段。“这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受害人家属。”

说客很快找上门来，想媾和。他们提出，如果杨海鹏放弃在微博上公布这些东西，检察机关就放弃起诉，或者给梅缓刑。和说客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奇怪的事情，比如他家电话突然拨不出去，手机里经常出现回声，门口有人拍照等等。

梅晓阳想委曲求全。她害怕未知的命运，她担心蟹妹，担心丈夫，担心这个家。很多人也劝杨海鹏妥协，在他们看来，杨海鹏在上海经营长达十数年，政、商、律师界颇有人脉，还有“上海地下宣传部长”之称，跟检方做个控辩交易并非难事。如果激怒对方，也许给梅晓阳判刑也说不定。

杨海鹏坚决不同意，他告诉妻子，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也许，一转身，人家出卖了你。“我希望在法庭上，在世人面前，公开宣告你无罪，按‘错案追究制度’，对利用公权打击报复的人，追究责任。”为此，在这4个多月中，夫妻俩爆发的争吵，比过去的13年还多。

杨海鹏承认，在微博上说这件事情，对妻子的伤害是最大的。“她一直都是个好学生，觉得不要去得罪别人，别人总归有一天会良心发现，会胆怯。”杨海鹏说，比如他在微博上骂园林设计院的院长朱祥明为了自己陷手下于不义，或者是骂其他一些领导，妻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趁他不注意，就会删除这样的微博。

他们甚至还在开庭前一晚吵过一架，原因是梅晓阳再次表现出了不敢忤逆强梁者的意思。杨海鹏又怒又急：“是逼我死是不？为了你所谓事业，我付出十年，甘为奶爸；现在还要付出名誉—对我而言，此胜于生命。”

夫妻双双把家还

也许是丈夫的话起了作用，法庭上的梅晓阳表现得冷静而有条理。她全部否认了检察院对自己的指控，并逐条驳斥公诉人。她在法庭上说，她在检察院和看守所所作的口供，完全为办案人员的诱导。“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态度好，这几个钱不算什么，可以判缓刑，不然就送你去检察院、看守所、监狱，把你和妓女、强奸犯关在一起。”

梅晓阳的辩护律师严义明，为梅晓阳作无罪辩护。

严义明向法院提出有7名证人要求出庭作证，但6名证人最终被否定，被检察机关指控为行贿者的谢震纬，成为唯一允许出庭作证的证人。

谢震纬否认了自己所涉及的3万元是给梅晓阳的行贿款。“园林设计院是个很老套的公司，他们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反而要依靠我们，我们没必要行贿。”

谢震纬在法庭上说，当时他和蟹妈以及院长朱祥明准备合办一家公司“上林”，约定每人出资3万元，这3万元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打入梅晓阳的账户。后来，梅晓阳因为没有精力管理“上林”，又把8.4万元现金转入了他的公司账户。这些，都可以从转账记录中查明。

谢震纬描述了他被取证的经过，他说，在7月，5名检察院和徐汇工商局的人员一起出现在他公司，当时检察院人员并未表明身份，5人先是抄走了他公司所有账本，至今尚未归还。然后要求他去徐汇工商局谈一谈。在徐汇工商局，他即遭到了检察人员的逼问，又在工商局里被关了30多个钟头，并遭到办案人员以家庭威胁，长时间拘禁后，他最终不得不作出对梅晓阳不利的口供。

公诉人对谢震纬提出了反驳，表示谢震纬的说法前后不一，希望合议庭在采信时多加考虑。

另一名行贿者胡曙光也赶来作证，但被法院禁止出庭。胡曙光在给律师的证词中说明，他给梅晓阳的7万元，是作为苏州牡丹亭别墅项目给周在春的先期款。胡曙光称，他当时给检察院作出的行贿供词，同样是迫于压力，当时他夫人就要生产，如果不按检察院要求作出口供，他就无法回家见到夫人。

同样被指控行贿的俞昌斌提交给法院的证言中称，他给梅晓阳的2万元美容卡，是让梅晓阳帮他招待女性客户和帮他画图的女同事。跟前面两人一样，他也提到自己承受的压力。

梅晓阳在法庭上辩称，俞昌斌是他们的外协单位，很多客户都是共同的，这些卡中，也许存在她自己消费的情况，但绝大多数都是给客户和同事消费所用。

8个半小时的庭审结束，但梅晓阳并未立即出来。一直被丈夫骂作“不敢触怒强悍者的她”，在闭庭后花了一个小时，要求书记员修正笔录，增加一些法庭上公开的“非法侦查”“非法取证”“逼供诱供”等内容。

晚上9点半，杨海鹏搂着妻子走出法庭，谢过依然还在等待的网友们，带妻子到预先订好的宾馆，让她睡了一觉。杨海鹏说：“蟹妈如果最终无罪，蟹家还是会重回平静。蟹妈去画自己的图，蟹爸写自己的稿。搞一些公益。如蟹妈定罪，蟹家会走完法律程序，看坚持常识的人，能走多远！”

深夜12时，夫妻俩手牵手，回家。

次日清晨，一年多来没睡过好觉的杨海鹏，第一次睡过了8点。梅晓阳看着熟睡中的丈夫，眼泪扑簌簌落下。

标题：“微博救妻”之后 蟹爸这三年

作者：朱诗琦

发表日期：2014.10.15

来源：凤凰网

杨海鹏的妻子梅晓阳于2014年9月23日出狱了。距离他“微博救妻”，已3年有余。

2010年7月，园林设计师梅晓阳被检察院以受贿罪立案侦查并提起诉讼，曾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的杨海鹏坚信妻子是被构陷的，于是开始在实名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披露检方与法院程序违法。女儿爱吃蟹，小名蟹妹，杨海鹏夫妻得名“蟹爸”和“蟹妈”，梅晓阳的案子也被称为“蟹妈案”。

因“微博救妻”，杨海鹏一时成为一个和体制对抗的英雄，一个人，在上海，实名抨击上海的执法不公。杨海鹏在微博上的发声，引发众人围观和声援，人们关心这样一个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维权行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蟹妈案”由此成为2011年的一个标志性公共事件。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杨海鹏选择了公开的方式来证明妻子的清白，而不是私下勾兑，他的不妥协让围观者为之钦佩亦为之担忧。

2011年10月，蟹妈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杨海鹏等来了最坏的一种结局。

这三年，杨海鹏没有停止在微博上的发言，他的态度未变，尺度未变，官场八卦和时政典故信手拈来，逢上对手攻击，他变本加厉还以颜色，微博账号一再被封，他便一再转世，不屈不挠起来，连粉丝也叹服其精力。

微博嬉笑怒骂的背后，杨海鹏要担起的是一个非常态的家庭，入狱的妻子，双方的老人，以及9岁的女儿。对看重名誉的杨海鹏而言，他还要面对各种言论的非议和责难。或许还要承担这样一种失落，如果妻子没出事，这个家本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没几年，杨海鹏就要满五十岁了，这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无论外表还是言行都给人以强大之感。他说，有时自己也会觉得无助，一切都要一个人扛。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拒绝沉默，拒绝妥协。“我们不装外国人。现实的黑是普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拿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变成一个公平社会。这就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姿态。”

一

接妻子出狱那天，杨海鹏9点不到就等在上海市女子监狱门前。仍是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台风将至，地是湿的，有支撑不住的老人坐在路沿，或靠着潮湿的树干。一夜没睡的杨海鹏站着站着，腰开始隐隐作痛，据说今天一共释放6人。第一批放了5个，都不是，杨海鹏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雍和觉得他有些不安，一米八几的杨海鹏看上去很疲惫。“换洗的衣服都收了，肯定会放的。”雍和安慰老友。

这天是2014年9月23日，杨海鹏原以为7、8月份就能接人。一位熟悉减刑与假释相关法律政策的体制内朋友打听到的时间更早，春节后，但5月份正逢上海亚信峰会，有关部门打招呼，峰会过后再办。“这个要求呢，也不是恶意，所有人的都停了，安全考虑，可以理解的，是吧？”但他也怕，担心是借口，一推迟就不知道推到哪天。直到程序走完，确保假释，他才告诉杨海鹏。

11点50左右，梅晓阳神情放松地出现在久违了的家人和朋友面前。消息并不准确，同天出狱的有10多人。“梅晓阳很淡定，反倒是杨海鹏有点受不了，见到他老婆的刹那，也不能说崩溃，有些激动。”雍和说。

杨海鹏对出狱后的梅晓阳说：“你出来了就忘记仇恨，要是记住仇恨，你还不是自由的，你心中的垃圾老公帮你处理”。

妻子的出事在杨海鹏心里打上一个结。这个自诩懂政治的男人忐忑不安地度过了这三年，重重压力之下，他对外界的任何变动都表现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

杨海鹏带着处于假释期的梅晓阳去社区矫正中心报到。梅晓阳想去湖北老家探亲，对方说那你现在不要办，十天内回来就行。杨海鹏感觉不妙，“按规定是不能出省的，你要是走的话，属于脱离管制，他可以通缉你。嘴上说你可以走，空口无凭”。第二天下午，杨海鹏接到对方电话，上面突然命令今天去报到，杨问，不是还有七八天吗，对方答，必须现在。

“我们这种人，草地上闻到气味不对，我说有蛇，证据呢，我说不出来，但是你呢，还没有等你说出来的时候，蛇就把你咬死了。”杨海鹏说。在他看来，这是对方所设的陷阱，一旦妻子真的回家，对方就有理由逮捕她。而梅晓阳却认为，这不过是他的阴谋论。

二

“昨天晚上，一个律师朋友带了案卷找我，开了夜车。”上午10点，杨海鹏脸色苍白，短发耷拉下来，那状态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话题很快被转移到“东星航空案”，继而又是一个案子。话匣打开后，杨海鹏的精力反而恢复，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下来，时而大笑，他的朋友翟明磊调侃他外表像巨灵神，很高，眼睛又大，说话有点咄咄逼人，但“情感细腻”，“心地特别善良”。

不断有人带着案子来找他，记者、律师、举报人，他给对方分析、解读。这方面，法官出身、又做了10多年调查记者的杨海鹏有着充足的自信，他曾说，很多记者是照搬律师的话，而他则是在律师拿来的基础材料上进一步做研究。他会把一些料放到微博上，嬉笑怒骂一番，收获追捧或敌意。

他可能从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媒体行业告别。蟹妈案判决前一周左右，《财经》杂志派人到上海，提出和杨海鹏解约，要求是不说原因。“你想不到，全国最牛逼的杂志社啊。”3年后，他一边冷静地条分缕析这背后可能的利益与压力，一边也感叹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本寄望于东家能保持沉默，“我不需要它帮忙，它一帮忙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勾兑，就没我什么事了。但它不吭声，对我至少是一种保护”。

蟹妈入狱，判了4年。“微博救妻”过后，杨海鹏要面对的是，设想的所有可能结果中最坏的一种。

杨海鹏的父母和姥姥搬了过来。于是，在可预见的三到四年内，杨海鹏家的格局是，47岁的杨海鹏和3个老人，1个9岁的孩子。蟹妈出事前，这个上海男人已经变成了半个居家男人，如今这个家将全靠他一人负担。“棋局已经输了，我只能一点点往外扳。”杨海鹏说。

四十多岁的这年，突然没了单位。一开始他有点慌。做了10多年记者，杨海鹏很自然地想到再谋一份媒体工作，且必须在上海。但他竟然没找到。有时明明谈好，后来又变了卦。家里的老人经历过文革，当时悲观地认为，儿子要成为“贱民”，他们的经验是，在一个为组织高度控制的社会里，脱离组织的个人是没有力量的，遑论对抗。那段时间，老人的担惊受怕分毫不差地传递给杨海鹏，后者试图安慰，但老人一出门，接触一下外边的人，对方说可怕，恐惧感就又回来了，反反复复。“就像感冒一样。”杨海鹏说。

朋友轮番作陪，叫他出去吃饭，然后一块洗脚、泡桑拿。离杨海鹏家不远的某星级酒店地下一层有休闲会所，做记者的时候，他常去那儿，一边泡脚，一边和人谈事，“地下宣传部长”的称号便是得名于此。现在他去得更频繁，有时候一个人没事也会跑到那儿，手机放家里，放松，午睡。朋友们给他打电话，说你不要担心，实在困难有我们。有律师朋友干脆道，这个事大哥帮不了你，但大哥钱还是有一些的，先拿20万吧。

他没拿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有这么一些朋友在那儿，给孤身的杨海鹏很大安慰。他慢慢冷静下来，重新盘算。经朋友介绍，他给人写传记，一本书三四十万字，自传，署人家的名。以前他非常傲慢，不屑去写。也开始炒股，小赚一笔就收手，这同样是他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时他是专业财经记者，不能碰股票。在回顾过去这将近三年的经历时，杨海鹏简单地总结了他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并进而安抚一家老小。

“为什么说我不怕这件事情了。政府怎么样诬陷我、怎么样搞我，但是我倒不了。你让我失去工作，你最多只能让我这些官员朋友害怕，但社会上的朋友，他们还是跟我越走越近。以前这个国家，组织控制了人的一切，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现在有了社会以后，你想由上至下否定别人的一切，这是不可能的。”杨海鹏说。

他颇得意地提起这几年总结的经验，食物是最好的安慰剂。他上淘宝，搜罗全国各地的食材，“人有他的共性，如果你现在活得很苦，吃的食品越来越差，这个人就很担心了，未来怎么办？但是有很好的食物，有丰富的这个业余生活，比如说给老人家看很好的碟片等等，有时候我自己去买，说朋友送的，他们就很开心，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抛弃他。”菜谱会被杨海鹏发到微博上，供粉丝及对手们欣赏。

三

事情并不像说起来那么轻松，更远非编成段子后的快意。人们带着各自的惨痛经历找上门，他们感到混乱，找杨海鹏寻求帮助，分析之余，绝望的时候杨海鹏还要负责递上安慰，这些老板随时可以出国，但杨海鹏却和一家老小给困在了上海，“实际上我也是一个近乎崩溃的人，再加几根稻草，我就崩了”。

事太多，且杂，杨海鹏说，他习惯专注，不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事一多就乱了。他喜欢读书，这三年他也买了不少，书架摆满，又在地面摞上好几叠，以前他可以一晚上连续读几本书，一页一页耐心读完，非常开心，但近三年他只是翻一翻，“心态不一样了，不平”。

他并不喜欢阴谋论的世界，成天打听哪个领导跟哪个领导关系，谁谁谁又被哪个领导敲诈勒，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总觉得有人在算计你，生活就没法保持单纯。

杨海鹏说自己是被逼成了一个斗士。此前，他做过4年法官，10多年记者，人生一路大体顺利，做调查记者时虽然会和现实的暗面打交道，但记者毕竟是旁观者，悲剧并不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基本上，很多黑暗我也不愿意去面对，我就想老婆进入上市公司挣了钱，我们就走人了，过简单幸福的生活。本来我是自愿到一个冷僻角落里头，不愿意成为中心的人”。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反抗：“我们不装外国人。现实的黑是普遍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拿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变成一个公平社会。这就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姿态。我也不想领导别人，但是我绝对永远站着，哪怕死，也不会乞求什么。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他们有一种对自己一种权力的迷信，他们认为权力无所不能。让你哭，让你笑，让你下跪求饶。但他知道我们拒不下跪的时候，对他群体的一种震撼是非常厉害的。”

雍和和杨海鹏认识了差不多20年，他说，杨海鹏个性如此，很多事情他也放不下，他想去做一个战士去战斗，那就比较累，有时候说话也会有些过头，不太注意，会伤到一些人。在《青年报》共事时，因为好几件合作采访的事情，惹怒了权贵，“他是不会弯腰的一个人”。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很多粉丝过于仰头看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什么都好。贬他的人往往受不了他的脾气。我比较好的是，能稍微比较宽容地去看待他，而且了解他的这个案件和他的行为方式在目前社会的意义，所以从公益的方面特别支持他。” 他的好友翟明磊说。

四

杨海鹏的女儿喜欢吃蟹，得名“蟹妹”，于是父母就成了“蟹爸”、“蟹妈”。称谓很可爱，连接着某些柔软的情感。在名为“窝主杨海鹏”的博客里，躺着2006到2007年的一些文章，一类新闻，一类蟹妹，前者或严肃或调侃，后者逗趣，杨海鹏长于文字，调侃起现实来，语气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有趣。微博兴起之后，这风格在“杨海鹏在上海”的账号上被发扬光大。“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很多人因为这句话关注到李庄案二季时的杨海鹏，进而继续关注了“蟹妈案”。

“蟹妈案”的前后在网上仍可查到，它们拼凑出了一场发生于2011年10月20日的上海的一场审判。判决书上写：被告人梅晓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判决书所不能记载的是，庭审时，台下的某个人向法官递了张条子，然后法官敲锤的次数明显增多，以及被拒绝出庭的证人、三位律师集体拒绝辩护的抗议。在梅晓阳回忆检察院审讯过程的口述实录中，充斥着这样的辞令，“我今天非要撕开你这张嘴”，“你们园林设计院是个烂摊子、黑窋窿”。在一个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人看来，这情形可能会让他恍然究竟身处何时何地。

但也有另一种言论，斥责杨海鹏在网上太嚣张。杨海鹏的好友翟明磊分析：这是一种奴性。奴性就是对反抗的恐惧，他自己不敢反抗，对反抗者也是冷嘲热讽，以获得自己心理的安慰。海鹏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他在很多的层次上跳跃了这些心理，而选择了直接反抗，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我最佩服的。

当时翟明磊帮杨海鹏在网上公布案情，他也困惑过。杨海鹏告诉他没关系。“公开的方式有一个特点，要唤醒社会的良知，再一个，这种事，你不公开的话，就是被他们做死，他们操作非常严格，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操作娴熟了。你只能公开化。”杨海鹏说。

杨海鹏的微博账号已经转世到了第184回。这三年，他的微博粉丝最多时有20多万，一路转世下来，尚有五千多稳定而忠实的蟹粉跟随。水浒传的人名用完了，现在他更新用的是唐德宗大封功臣表。

要跟上杨海鹏的转世节奏并不容易。网友“兰州O记还咳嗽”说，他从李庄案二季中，杨海鹏的一句“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开始关注杨，每条微博都看，杨海鹏被删号了，他就在微博里搜索关键词，然后再关注。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回杨海鹏可能是当天被封了三次，他正在看杨的微博，第三次被封时，他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搜到。这个五十岁的兰州男人说，他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这个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微博上面有个信息提示，增加了一个粉丝，点开一看，刚好是杨海鹏。

在粉丝看来，关注杨海鹏起初往往都是因为他的言之有物，他们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启蒙。O记把从关注到粉丝的变化归功于网络上那些攻击杨海鹏的人：如果五毛们不那么疯狂攻击杨海鹏的话，我可能仅仅是了解杨海鹏，当这些五毛越是疯狂攻击杨海鹏的时候，我越觉得应该要站出来，还是要站在杨海鹏那边。

蟹粉给杨海鹏很大安慰。回首前三年，杨海鹏说，给自己打85分，谢谢这批粉丝，给他们100分。

今年杨海鹏的女儿升中学，摇号。他担心极了，如果进不了好的中学，跟蟹妈要没法交代。他拿出调查记者那会的谨慎做足准备。一个是摇号，一个是一所中学的校董朋友，再一个就是杭州那边有所国际学校。三重保险，他稍稍能安下点心。摇号那天，女儿一脸平静地回到家，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个学号，一个中学名字，没露出一点高兴的样子。他一看，摇中了。

“以前这种事情很普通，哪怕没摇中，也许找找关系，但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假如说你没有摇中又进去了，你的敌人就会盯着，这就会给帮助的人带来麻烦。”杨海鹏说。

这几年家里一直有种压抑的氛围，没什么好事，只能尽力去清除消极情绪，女儿摇中号，仿佛天大的喜事。蟹妈也要回来了。家里人想着，今年应该是好年。

杨海鹏想起做记者时的一段经历。1998年抗洪的时候，他们去了湖北嘉峪，那时已经决堤了，他们看到某电视台在那边拍摄人在堵缺口，造假。当时杨海鹏注意到，镇里挂了一个横幅，写着本次高考镇上多少名考中，他们看一个男人跑着四处找自行车，问他干什么，对方一脸兴奋：我儿子考中大学了。这个中年男人一直在大堤上抗洪，几十天了，杨海鹏和同事决定跟着他拍。

女儿摇中号，他突然回想起十多年前的这件往事，家里的兴奋劲，跟曾经报道中的主角是一样的，“有希望了”。

记者老左：杨海鹏和我的第一篇调查报道

07/02/2022

文/老左 （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03年，我第一次做调查报道，题目是温州前副市长杨秀珠外逃。此案官员级别不算很高，但涉及金额过亿，性质极为恶劣。为此中国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杨秀珠自此一直位列“红通”之首。

2015年，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正式谈及逃犯遣返之事，杨秀珠仍然被领导人第一个点名。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标杆意义的反腐事件。

然而，当我和另一位同事连夜赶到温州时，却如无头苍蝇闯入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三天过去了，两个人每天都在约访有可能开口的人。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被拒绝。偶尔有人愿意见面，但却是比较边缘的人士。其内容要么无法交叉验证，要么属于边角八卦，都无法写入审核严谨的稿件。

可以想象，公检法的天网之下，亿级贪官仍能够溜之大吉，我们两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又如何撬开关键人之口？更何况，杨秀珠只是外逃，其在国内的保护伞毫发未损。即便有人有心掀开个中曲折，又如何会相信两个小记者能够扳倒对方？

当时我们是周报，每周出一期。留给两位记者后生的采写时间只有七天。随着时间的流逝，焦虑感与日俱增。

一筹莫展之际，编辑建议问问杨海鹏。

此时我和杨海鹏从未谋面，只是偶尔听人说起。编辑的意思是，老杨做过“温州地下组织部长案”，在当地官场生态比较熟悉，而且应该认识温州官员。“你可以找他问问”，然后留了杨海鹏一个电话。

我马上拨了这个号码。

电话那头，老杨声如洪钟，侃侃而谈。他给我分析了温州和浙江官场的人事脉络，讲解了温州基层官员的做事风格，然后说他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我。电话那头的他似乎是掏出了一个小本本，给我报了一连串的手机号码。

全部是温州市一级的现役干部和退二线的老干部。

后来我和同事算了下，我们在温州拜访了将近50位市级官员。在打电话约访的时候，开场白一致，全部都是“我是杨海鹏介绍的”。

事实证明，“杨海鹏”三个字在当时温州市一级官场里，隐隐成了一张潜在的“通行证”。一些领导电话里还是婉拒了，但大多会指点一下方向，算是给杨海鹏一个面子。也有很多官员愿意出来聊聊。时间不等人，我和同事分头见了若干官员。

仅仅两天，我们获取的材料就已够得上出版标准。然后我们马不停蹄，移师杭州，在那里见最后一个关键采访者——一位已经退休的浙江前副省长。

那是200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我和同事赶到西湖边的一个别墅小区。门口武警站岗，领导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们。进门后领导很热情，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海鹏的朋友哈”。

深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候，领导夫人将我们送出大门。两个记者匆忙赶回酒店，因为第二天晚上就要截稿了。我们很多录音资料还没整理，而且材料多的超出预期，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

我们约定，同事先睡一觉，我通宵来写前半部分。次日早晨，我再睡觉，同事继续下半部分。然后下午四五点，我再起来，双方核对稿件，上交编辑部。

最后，我们的稿件如期完成，虽然写作水平比较稚嫩，但编辑部认可了我们的采访内容。由于事件重大，文章被安排在了最重要的头版。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固然热忱有余，但能力并不足以担当这种重量级的调查报道。其时，我也不过在报纸刚刚转正而已，是一个标准的毛头小伙，初出茅庐。南方报业有敢于让年轻人担纲的魄力和传统，编辑部也悉心指点和改稿，但如果没有杨海鹏的无私帮助，这篇稿件根本不可能完成。

稿件发表出来之后，浙江官场震动，海内外媒体广为传播。

此后，杨秀珠并未因其出逃而脱离媒体视线。她在海外的生活时常会被国内外挖出，国内的红通令和官方媒体也始终没有忘记她。直至文章开头所说，2015年，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第一个点名的贪官还是她。次年，杨秀珠终于回国自首，红通榜头号要犯结案。

自始至终，除了我们两个记者，世间无人知晓杨海鹏在其间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因老杨本人虽十分健谈，在社交媒体上也曾经活跃，但他从未跟任何人提及此事，公众更无从知晓。

我猜测，他可能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原因也很简单，2002年从南方离职之后，他帮助过好几代记者。无数篇耳熟能详的重大报道背后，都有他或多或少的“义助”。

无论是身在媒体，还是后来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他这一辈子可能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捍卫公众利益，狙击贪腐权力。可谓急公好义。

在媒体时代，他的采访资源之广，对官场生态的熟稔，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吃惊的，所以他后来又被胡舒立延揽至《财经》杂志。他的新闻业务，行业内是没有人质疑的。

此后传统媒体式微，老杨继续活跃于社交媒体。所做的事情和报纸时代并无二致，揭黑，以及拓展言论空间。

所以杨海鹏于我之所见，当然是一个内力雄厚的卓越记者，一代大家。也是一个有着侠义道德的传统士人，一个致力于拓展公共空间的现代知识分子。

只不过，时代给这类知识分子打上了封印。对其中有影响力者，这无异于精神上的极刑。精神上的老杨，在微博“转世”几百次之后，早已先于肉身而离世了。

但他毕生的追逐和抱负，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在文字、观念和精神力量面前，现实力量不过是水中之刀，肉身也不过是具皮囊。万古江河之下，一时的波折改变不了潮水的流向。

海鹏公千古！

2022年7月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