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也无法医治的群体暴力基因

来源 | 公众号：叫虱

为什么当年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全怪四人帮吗？

当我们普遍把责任推给文化、教育和历史的时候，是否有必要自我反思一下：作为个体，我们真的那么无辜吗? 我们是否曾经和正在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参与一场又一场扼杀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的“多数人暴政”？

仔细清理一下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非常容易发现，在无意识层面，我们大都是携带群体暴力基因的“隐形杀手”。

由于普遍对此毫无觉察，谈起中国人为什么缺少创新能力、缺乏宽容精神时，我们总是一脸无辜，义愤填膺地认定自己是受害者，全然忘了，自己其实也是施害者。

某一天中午，在某个同城高学历教师群里，我转发了一篇关于几位60多岁的丁克人士对自己当初的人生选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的采访报道。

一位老师不假思索、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丁克不应该提倡。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丁克，人类要灭绝。” 

虽然是QQ群聊，我却似乎听到了他铿锵有力地敲打键盘的声音。它传递着一副真理在握、不容质疑的态度。

先看他的前面一句话：“丁克不应该提倡”

“你这是典型的凭感觉而不是凭大脑说话。” 我哑然失笑，“作者不过是写篇文章报道丁克人群的生活状况。报道一种生活方式，就相当于是提倡丁克？这是什么逻辑？你从哪里读出作者提倡丁克了？”

这些年，这种粗暴武断的逻辑，一直在互联网上蔓延滋长。它是公共文化遭到严重扭曲，对话精神严重损害的精神表征。

网络提供了表达的便利性，我们却普遍忽视了聆听的重要性，鲜少反思自己是否缺乏准确理解别人的足够耐心。

接着，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第二句话：“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丁克，人类就要灭绝。”

这位老师错在哪里？他虚构或想象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境，以及在这一情境中被严重损害的整体利益“所有人都丁克，导致人类灭绝”，以此作为自己反对别人选择丁克的理由。

即使文章的作者非常希望所有人都是丁克，只要智商正常，他就一定清楚，这绝对是如蝼蚁撼树和愚公移山一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耶和华尚且无法让全人类都信仰基督教，何况他呢？

试想一下，全世界的人都选择丁克的情况有可能出现吗？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结婚生子始终是绝对主流。几千年来，这么庞大强势的主流人群，尚且无法说服或迫使不结婚或不要孩子的少数人群追随主流，何况让居于绝对弱势的少数丁克或不婚群体去同化所有主流人群呢？

如果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境可以随便假设，任何人的权利都有可能被这种“假设”轻易地剥夺。

看到人家买奔驰，你可以质疑并上前阻挠：“如果所有人都买奔驰，那中国的一汽集团要破产了。你不爱国！”

看到人家买苹果手机，你可以质疑并上前阻挠：“如果所有人都买苹果手机，那中国的华为手机生意还怎么做呢？你不爱国！”

看到人家喝黑根啤酒，你可以质疑并上前阻挠：“如果所有人都喝外国品牌的啤酒，那中国的雪花啤酒还经营得下去吗？你不爱国！”

……   

如果这种假设只是个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那我们大可笑它滑稽幼稚。当个体无意识融化汇合成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它便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在某个历史节点，它有可能被轻易铸成一把用来迫害少数群体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利剑：“假如欧洲所有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全部被犹太人占据，德国日耳曼人总有一天要被他们统治或消灭.......所以，必须消灭犹太人。” 多余的话，我无须展开。

刚刚撂下这场关于“整体利益”的争论没多久，几天之后的中午，我又卷入了同事群的另外一场争论。这一次，它的焦点是“绝对正确”。

那一天，在同样的群里，我发了几张自己烹饪的啤酒鱼的照片。几分钟之后，引来了两位教师的质疑。

张老师不假思索地指出：“你的鱼首先就选错了！啤酒鱼不应该选鲈鱼。”

李老师的语气同样不容置疑：“你不知道鲈鱼必须清蒸吗？” 

为什么用鲈鱼做啤酒鱼一定是错呢？谁规定做啤酒鱼不能用鲈鱼？谁规定鲈鱼只能清蒸？

我问他们：“你怎么知道用鲈鱼做的啤酒鱼，不如清蒸的或用草鱼做的好吃？你们都试过了？” 

也许，两位老师上面的话有点调侃的性质，真正暴露其思维路线图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句话。

张老师不以为然：“不与你争论。你觉得中国上千年的饮食习惯，成千上万名中国厨师都是垃圾，只有你是聪明人？” 

这又是一个在曲解别人意思的基础上任性粗暴的武断。这一次，它祭起的是“绝对正确”的大旗。

我非常憋屈。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做啤酒鱼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 我哪里有说过我是唯一的聪明人？

我认为，我的做法也可以接受，就是否定中国上千年的传统饮食习惯？就是否定成千上万的中国厨师？再说，上千年来都如此，就代表绝对正确，不容质疑和改变？

潜伏在中国人大脑深处的群体暴力基因，就这么通过这些不假思索的反应和看似不经意的言论得以充分暴露。

它把绝大多数人长期奉行的行为模式，长期接纳的思想观念，不加质疑地奉为天经地义的“绝对正确”，并以此为标准，认定其他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是错误的。

“绝对正确”给大家省去了通过自己思考寻找答案的很多麻烦。对它的过度依赖和膜拜，将酿成一场智识上的灾难。它会导致一个民族陷入思维惰性，扼杀创新能力，并在日益同质化中，丧失多元文化和宽容精神。

智识灾难与政治灾难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还记得文革那十年的动荡吗？几乎所有人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它能席卷全国，绵延十年之久，难道与群体暴力基因导致的智识缺陷毫无关系？

正是对被奉为“绝对正确”的“两个凡是”的大胆质疑，打破禁锢，邓小平成功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才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丰富多彩的流行文化，才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转眼，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大家脑子里的这些基因仍然没有完全肃清，一旦认定一个理，便以为自己绝对正确。

当很多网民动辄“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手里高高祭起不正是民族（整体）利益的大旗吗？

他们以此占据道德高地，标榜自己绝对正确，并粗暴武断地否定别人对“民族利益”的另一种理解。

在他们的眼里，所有主张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和美国在冲突中对话，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参与全球经济协作的人，都是叛徒和汉奸。

听到这里，张老师似乎无话可说了，话锋一转，不依不挠：“难道我一个研究动物学的老师会不如你懂鱼吗？” 

“你比我懂动物，未必证明你一定比我懂烹饪。动物学家一定优秀的厨师吗？袁隆平研究水稻一辈子，他做的米饭未必比贵州村姑做的米饭好吃。” 我笑了。

张老师痛斥我抬杠：“我只是建议，不为无聊的事情争论。” 

“这个问题不无聊。” 我不依不饶，“它精准地暴露了中国人普遍的思维语法。”

在对教育改革的深化翘首以待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来一场触及无意识层面的自我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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