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放开的第一波高峰，深圳校园的隐秘风浪
新冠管控放开已半年，最近“二阳”风波又起，虽然普遍症状较轻，许多人却感慨人情也变得淡薄：工作还得照做，请假更加困难。但身为小学英语老师的我，却并不意外，甚至早有准备。第一次近全员新冠的校园记忆，早已告诉我：新冠，绝不会让学校允许老师误工，也很可能不会让家长把孩子留在家中。
一些“二阳”的同事上周还在朋友圈哭诉高烧，这周就戴着N95回来上班了，大概换不动课吧。我自私地怀着歉意对他们绕道而行，希望“刀片嗓”晚一点降临到自己身上。
网课黑暗往事
回想起来，深圳疫情管控放开来得让我猝不及防。2022年11月27日，深圳新增31例新冠感染，卫健委倡导接下来的一周居家办公。妈妈发微信问我是否会网课。“网课是不可能网课的，家长意见很大，我们也担心期末考。”
因为疫情，深圳此前已开展过三次全员网课。2020年初是第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近三个月。各校的自主权很大，我们学校用考试科目塞满了几乎所有的时间。学生从八点到下午四点间的六节都是考试科目，四点后有一节“副科”（音体美等），美其名曰给学生调节放松 。在我和其他统考科目的老师看来，更像是怕我们心理不平衡而强行给音体美老师们安排工作，毕竟上了六节“正课”，学生早被榨干了，哪有精力唱歌画画？何况老师只发微课链接或布置任务，也不直播上课，全靠学生自觉和兴趣。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工作量的落差让我嫉妒。
用电子屏幕批注学生错漏处很是费眼睛，每改半个班的英语作文，我就因为眼睛干涩，被迫停下来滴眼药水，真不知道语文老师是怎么改作文的。更令我挫败的是，鲜少有学生主动提交订正后的作业。每天在群里催作业，催订正，又变成夜晚的工作。
许多学校合班上网课，甚至请优秀教师给全年级学生上课，其他老师制作资料，各自批改作业。在我看来这不仅体恤教师，更是发挥了网课平台的优势，让学生共享优质师资。但我们学校坚决抵制这种做法，认为不利于学生互动，年级行政还“潜伏”进每个班的网课群，随时旁听上课，生怕老师们摸鱼。但在教室里不愿意举手的孩子，隔了一条网线就更别想让他们发言：每次强行连麦，只能得到对面长久的支支吾吾或是沉默，有的更是直接缺勤，打电话都叫不回来。
一次课代表偷偷截图给我看，学生们上课时在小群里吐槽“怎么又是英语课？好无聊啊。”“对啊，好想上电脑课，体育也行啊。”我委屈又羞愧。就算连上四节课，我自问也没有敷衍一分钟，但学生一整天上的都是枯燥的考试科目，肯定耳朵长茧，哪能集中精力听每个老师连续唠叨两节课呢？
我嫉妒非统考科目同事的轻松，唯考试论的价值观更是让我压抑却无力。我在珠三角的另一个临海小城长大，从小鲜少经历“体育课改数学”的情况，就算到了竞争激烈的高中，各种社团也是玩得飞起。高二时有学长因强迫症差点跳楼，我们反倒成了第一届到高三还继续享有心理健康课的幸运儿。
也许是看多了深圳中学等名校的新闻与宣传，我想当然地以为二十余年过去，深圳的教育环境肯定比我小时候会更有进步。那次网课却像一击重锤，让我意识到，就算同在深圳，教育水平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制定了“全面发展”的课程标准，我校也并不缺乏优秀的音体美师资，甚至还被评为民乐特色学校，屡获大奖。但成绩依旧是衡量大多数学生的硬指标，单一枯燥的课程内容才是多数人的日常。
网课期间，青少年借上课为由滥用电子设备，打游戏花费上万，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的社会新闻频出。五年级有学生就因为打游戏用爸爸的账户买了一万多元的设备，最终家长找游戏官方退费时，却难以证明是孩子私自购买，屡屡受挫。该班主任还要帮助家长收集证据，平复家长情绪；同时还要对当事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促进亲子沟通。类似的情况有好几起，学校于是安排统考教师对学生逐一进行电话家访，因为“音体美教师对学生情况不了解”，所以没有参与的“荣幸”。每次屏幕亮起，我就想摔手机，那像一个炸药库，里面储存的不仅是我改不完的作业，开不完的会，还有无数我解决不了的亲子问题，学生游戏成瘾的隐患。
随着社会新闻对网课间亲子关系的关注增加，领导开始嘱咐我们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考勤和催收作业要注意语气，避免过度施压；但他们还是潜伏在各班级群里监督考勤率，每周要在教师群里上报作业完成率的要求也不变，至于因此产生的心理压力，大家要“自己调节”。
当然有调节不了的情况。住我对面的是一名同事，经验丰富，三十多岁，多次获评“区优秀班主任”，常年兼任班主任与级长。她对学生循循善诱，富有耐心。但也许是因为对女儿要求过高，我常常能听到责骂声。网课期间这种情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天早上我和她女儿一起在她尖利的催促声中醒来。她没课的间隙旁听女儿上课：纠错、不满、愤怒循环往复，频率随着网课的时间增加；自己上课的时候也因为学生频频迟到焦虑，训话的频率高了许多。最严重的一次，她一边骂人一边摔东西，女孩从啜泣到嚎啕大哭，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虽然隔着两道门，但仿佛近在咫尺。我马上就要上课了，但我不能把这些声音录进去，广播给五十多个学生，可能还有陪读的家长。只能迅速把厕所收拾了一下，关上所有能关的门，坐在马桶盖上上课。
2021年校园生活大体恢复正常。但2022年带来了奥密克戎，也带来了两次网课，分别在春秋学期的学期初。春学期初，我校大胆地让初三的一个“重点班”到校偷偷上了一周课，后来疫情严重起来，也就还是让学生在家网课。“双减”后，小学部的网课规范了许多，语数英老师不必再独霸课堂，但教学外的任务也更冗杂。
3月14日-20日深圳市“停摆”，公交地铁停运，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很多核酸检测的医护、社区网格员累倒了，学校发布了核酸检测志愿者的招募通知。党员教师无特殊原因均须参与。那是我格外庆幸自己觉悟不高的时刻。我没报名，但看着同事们下了网课还要匆匆赶去做志愿者，饭也吃不上，批作业的时间只能堆到晚上甚至凌晨，颇有唇亡齿寒之感。一名老师因为操劳过度发烧了，只能让自己做程序员的丈夫顶替自己去做志愿者。“清闲”的教师让“996”的程序员家属替自己加班，给我造成了具体又悲凉的冲击。
2022年秋学期网课是第一次在上半学年网课，许多新接手的老师和学生甚至未曾谋面。考虑到学生心智与视力，一二年级的网课暂缓。好几次，我打电话给一些四年级的家长，反映孩子连续几日不上网课，家长抱怨白天要上班，或要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顾不上，并追问何时返校，我只能如实以对说并不知情。深圳卫健委公众号下也挤满了家长们催促复学的留言评论。一周后，家长们的育儿压力和对网课的不满达到了高峰，据说投诉电话打到了北京。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我校9月13日才敲定在14日召开一年级网课准备的家长会，到了14日却取消了，直接宣布15日开学。许多学生或同住人毫无准备，不符合核酸三天三检要求，未能返校。教室里学生零零星星，群里未能返校的学生家长意见纷纷，我则心乱如麻。
网课，我是绝不想重来了。虽然线下校园生活对奥密克戎严防死守须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自9月返校上课始，全市每天开展校园核酸，不漏一人。医护人员每天入校半天，学校制定了以10分钟为单位的核酸检测时刻表，对应班级须按时到位。老师们只能中断自己的授课，带领学生核酸。时间不长，但学生躁动的心很难重回课堂。五个核酸点布置在教学楼架空层等阴凉处，体育课上学生们就只能全程在烈日下活动，因为担心学生中暑，体育老师们也减少了一些激烈的运动。“智”和“体”的发展都颇受影响，各科老师们无奈，开玩笑道：“以后考试就考做核酸吧。”
风云突变
因病例突增而倡导居家办公后不过三天，11月30日下午，深圳却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优化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不再开展全区核酸。社区里的核酸点撤走了，但附近公园里的没动。学校里的每日核酸更是一如往常。我于是以为，防控放开需要热身，这是政府的超前预告。
深圳速度却名不虚传。12月3日和4日卫健委分别发布通告：从公交地铁到社区小区都不再查核酸。当晚我进出小区时候，卡口查码的人从3个降到了1个。刚置办的扫码机器还没来得及使用，似乎就要落满历史的尘埃。
5日晚，校医转发市教育局通知：明日起，每校仅20%师生须完成核酸检测，每人一周至少测一次。我觉得挺好，既减少教学影响，又能保障基本的筛查和防控。6日，我3个多月24小时核酸记录中断了。7日，深圳卫健委转发了国家卫健委的新十条，包括：无症状、轻症可居家；有疫情的学校，在风险区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同事们对最后一条议论纷纷，但大家讨论后都认为这指的是大学，毕竟中小学教室彼此紧挨着，公用空间狭小。
同日，龙华教育官方公众号发文，义务教育阶段期末检测时间明显提前了：12月26日到30日，且考试结束后学生不再返校。教育局显然预见了感染高峰对校园的影响。
我任教的四年级要参加区里的统一监测，老师们一学期都如履薄冰，现在考试提前，带领学生复习时间缩短，更是压力陡增。各备课组迅速调整了教学计划，学生抱怨作业突然多了，我用“假期提前了”安抚他们，也准备了更多奖励措施，斗志昂扬地进入复习状态。
但感染高峰来得比想象中快得多。
8日，一名数学老师的母亲阳了，他居家隔离，课程被分给了搭班的老师。受影响的语文老师悄悄对我说：“要是他隔离几天后阳了，我得代三周左右的课。但我自己也是次密接呢，这样下去不知道能不能撑住。再说，学生也不能不学数学啊，期末怎么办呢？”
办公室里大家半开玩笑地说：“希望同事和家人都健健康康，不然阳了的老师身体受罪，阴着的老师精神受罪。”考试提前，人人都满负荷地运行，谁也承受不起他人的工作责任。
一个周末过去，请假的学生也多了起来，大部分班级都有5名以上的学生请假。13日，行程卡下线，疫情防控进一步打开，校园防控方案却变得更加模糊。隔壁班的一名学生午休回家时，自测抗原阳性，班主任希望安排教室消杀，但物业只是在门口喷了几下酒精，几位中层领导面色凝重地戴着N95到班部署工作，随后学生继续照常上课。
我有些震惊，难道阳性病例所在的班级还不是风险区域？可以进行正常的教学？我向福田、光明等区的其他老师打听，发现许多学校都是如此，有的甚至要求在感染学生达到9名，且座位连续时才进行全员网课。这一行为被广泛采用，应有基础的安全保障吧……也许是我理解错了？
翌日，我路过该班，往里望了一眼，发现又有四五个座位空了。我拉住班主任低声问：“又测出来了？”她贴心地拉开社交距离，苦笑道：“只说是发烧了，阳没阳，谁也不知道。”我不由得捏紧了口罩的鼻夹，走进自己的班级时，发现座位也空了些。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感染，相邻几个班的班主任，课间都守在了班里，除了上厕所和接水，不许学生离开教室活动。学生上厕所路过时都指着那个班窃窃私语：“他们班有阳性！”几个大胆调皮的还隔着走廊远远地朝教室里喊话：“你们班是不是有阳性啊？有几个？”一个男孩子作势要踢他们，一个女孩子把他拉住，并把教室门关上了。这一屋子的小学生，可能第一次集中地感受到了作为“密接者”的压力和被排挤感。
下午，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期末考试时间在12月30前，并提出家长和学生可自愿选择到校或居家线上学习，文章下方评论纷纷为这一便利叫好。我却心里一紧，如果线上线下学生各占一半左右，直播线下上课（“混合式教学”），老师基本只能照顾线下学生，另一端网课的同学缺少思考互动；反之，如果以照顾网课端的学生，线下学生没有设备，许多活动也无法参与。如此一来，学生走神等情况也难以被监测提醒，课堂效果大打折扣，期末考试必将惨不忍睹。
那周剩下的两天，地铁里的人越来越少，安检处绿码也不看了，我第一次在晚高峰的4号线上有座。大家自觉地隔位就坐，戴N95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当咳嗽声响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捏紧口罩或是裹紧衣服，把身体倾向远离咳嗽者的那边。
有些荒谬的景象是：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们却越来越频繁地去教室上课，因为阳了的老师居家隔离，课程被分给了还阴着的同事。学校要求阳了的教师尽量上网课，但还需要一位“小阴人”同事去教室看班。老师们要“阴阳结合”，学生们则“阴阳分隔”：阴着的坐在教室，阳的分散在家里。
15日的校园核酸终于轮到了四年级，我的班级有几个学生的核酸却迟迟不出，大概是出了异常，但新政策下，要求孩子另行去测核酸已不合时宜。同事们都很焦虑，有的开始戴防护面罩和手套上班。但大家也隐隐预感到，期末考试估计要泡汤了。大量学生居家网课不说，如果阳着或发烧，是绝不可能返校期末考的。
我和小学部的同事们对课堂效果已经不抱幻想，只是麻木地执行着学校地要求，维持“正常”的校园生活。但初中部那边，似乎还紧绷着备考的神经。要好的同事九妹任教初三，最受重视的年级。也许因为初中学生社交更丰富，初中部感染的人数也多得多，但初三行政主管早已放话：“就算只有一个学生来学校，我们也要线下上课。”她告诉我，她隔壁班现在只有三名学生到校上课，不巧的还是三个不肯听课的。上课时候他们仨和老师大眼瞪小眼，提问也是一问三不知。但老师还得先和他们“互动”完，再去关注线上的其他学生。
混采阳性的同事也越来越多，他们颇费周章地去区里屈指可数的单管核酸点重测，若阴性便大石暂时落下；若阳性也算靴子落地，调课休息；但有几位的核酸一直显示检测中，让人揪心。我很感激那些没出结果的同事照常上班，否则代课量又要翻上一翻。但也心怀愧疚地暗自与这些同事保持距离：如果他们其实已经阳了，那就是行走的传染源。他们似乎也看穿了我们这些暂时保有绿码的人的心思，主动减少社交，遇到不知情的同事想靠近寒暄，也会摆手让人家走开，并扯着嗓子解释情况。
因担心个别场所仍要查验48小时核酸码，一开始还有同事坚持每日进行核酸，但他们逐渐也不去了，“多测核酸多混阳，少摘口罩少冒险”，保住绿码，正常上班，不落课程，不欠人情，似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级长在年级群发了一条消息：“请大家做好个人防护。身体不适的尽快吃药，坚持一下，统测年级伤不起。坚持不来的，三天内尽量自行调课或居家网课，减少大家的代课负担。”我不知道要坚持什么，坚持不要阳性？坚持带病上课，哪怕冒着可能传染给同事和学生的风险？如果真的阳了，怎么可能三天内返校上课？没有人想要成为别人的代课负担，但这条信息无疑让大家的心理负担更加沉重了。
四面楚歌
我带着奔赴战场的悲壮走进教室和办公室，感觉空气中飞舞的病毒张牙舞爪，随时准备入侵。摘口罩喝水是绝对不敢的，哪怕连上三节课口干舌燥；没有暖气的南方冷起来毫不客气，我和同事们却频繁地用刺骨的冰水洗手，直到双手红肿；让学生练习时我不再巡视，只是站在讲台上，频繁地提醒他们“戴好口罩”。促使我严防死守的是对自己健康的私心：虽然阴着累，但能晚点阳，求医问药压力也小些。
政府宣传了三年的“保持社交距离”终于被大家发自内心地认可与遵守。许多同事们在路上相遇，连眼神都不接触就迅速避开。大概是打了照面难免要寒暄几句，感染的风险也就增加了。以往饭堂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如今，除了住一个宿舍的，大部分同事都各自找小角落坐下，低头吃完饭就离开。九妹怕感染，索性直接回宿舍吃泡面，我是更见不着她了。
学生迅速地成长了，校园里鲜少再见到不戴口罩的孩子。英语课上，我播放课文的配套动画：Kitty和Ben在公园里笑逐颜开地放风筝、骑单车。学生议论纷纷：“他们没戴口罩哎！”我问：“是不是很羡慕呀？”几个孩子愣了一下，有些迟疑地点头。我的课代表却说：“不，不戴口罩很危险。”学生们这次点头如捣蒜了。他们十来岁的生命里，有近三分之一在防疫中度过，不戴口罩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遥远和陌生了。
同处一室，却始终有意识地和学生、同事保持社交距离，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的感觉，仿佛每个人都长在一个透明的泡泡里，互相不能靠近，否则会戳破彼此的健康安全，以及文明社会的体面。虽然每天出门上下班，但我感受到的孤独与社交匮乏却不亚于2022年初全市居家隔离的日子。终于熬到周末，我摘掉口罩在房间里大口呼吸。
18日是周天，第二天又要去教室了。我焦灼地刷着手机，得知好几个同事或其家属也感染了。还没等我算清自己能代哪些课，学校发布了“不得转发”的内部通知：学生同住人阳性或发烧，居家监测；但若教职工同住人阳性而本人无症状，正常上班；班级有两例以上阳性才改为纯线上教学，当时抗原紧缺，核酸点也大量撤走，很多家长请假时只告诉班主任发烧或咽痛，是否阳性则无从得知，因此也不构成全班居家网课的条件。
关于全班居家网课，还有一行备注“毕业年级可视情况调整”。这一行淡淡的备注，预告了后来九妹班上四五个学生确诊阳性，还让剩余的十来名“健康”学生到校上课的盛况。我心情复杂，作为未阳人，同事们更高的出勤率意味着自己更少的额外工作；但同住人阳性的同事来上班无疑增加了大家的感染风险。我只能庆幸自己不和父母同住，不必担心传染给有基础病的父亲。
但当天浙江和重庆出台的政策让我发觉自己的矫情：这两地倡导无症状甚至轻症感染者做好防护上班。社会舆论的风向很明显了，如果确诊阳性的都能上班，那么同住人阳性就微不足道。
晚上，学校转发区通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2月23日（下周五）完成混合式教学后，学生不再返校，期末考推迟到下学期进行。放完寒假再期末考，真是刺激，但也许也能更准确地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过，我没有查到任何一条社会面公布的通知。另外，学校终于决定把早午餐打包好，教职工得以把饭带走进食，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在饭堂吃饭。
19日，又一个周一。去上早读时，我发现校园里冷清了许多：近1/3的班级已触及全员网课的红线。我一年级的班已全员居家，四年级的两个班也有近一半的学生请假，在家网课。
最头疼的网课还是来了，还升级成了“混合式教学”的形式：除了提醒网课的学生开摄像头，还要将线下好奇的眼光从屏幕上的网课软件拽回自己身上。常用的软件都收紧了免费使用的权限，为了让学生们都能打开摄像头，加强互动，许多老师自费购买了会员。
上课时，一个男生一直咳嗽，我问他是否不适，他满不在乎地摇摇头。课后，我和班主任反映情况，她脸色一沉：“早上他和同学说他妈阳了，我打电话问，她不承认，但是声音已经嘶哑了。”如今学生本人出现了新冠的“十大症状”，必须将他送回家了。至于他或家长是否确实感染了，仍无可查证，因此也不影响其他学生继续到校上课。但他在学校停留的这半天，业已造成了风险。无人处理，也无人过问。
我任教的另一个班里，班主任打电话让父亲把发烧的孩子接回家时遭到了谩骂：“这么点小事就不让孩子上学？凭什么？他回家我们都要上班谁照顾他？现在政策不是放开了吗？阳了就要被歧视吗？”那是个刚毕业的女生，一下子红了眼睛，深呼吸着解释完防疫规定，挂了电话，捂着口罩跑了出去，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她的啜泣声，却不知如何安慰她。
另一个课间，一个男生皱着眉告诉我：“老师，我的朋友全都生病没来”。他声音细细的，但我那透明的社交隔离泡泡被重重地戳了一下：学生们和我一样，也担心家人朋友和自己的健康。更何况，对孩子来说，生病可能就是他们遭受的最大苦难。我伸手想摸摸他的头，却还是收了回来，隔着口罩对他笑笑：“等他们好了就都会回来啦。”“那要等多久啊？”我耸耸肩，收拾东西赶去下一个教室。那时候我们都没想到，这一等是一个多月。
一个中午过去，全员网课的班级又多了几个。班主任们一个个联系家长把学生接回去。“坚挺”的班级里学生也越来越少，甚至只有两三个。越来越稀有的无课时段里，班主任们频频刷着家长的团体健康码，防止阳了却漏报或瞒报的情况。但如果是抗原自测，只要不上传数据，健康码上也不会显示。我搭班的体育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值周时半打趣地问一名学生：“现在学校很危险，你怎么还来？”学生无奈地摇头：“我妈不让我待在家里。”也许相比育儿的压力，一些家长宁愿选择校园感染的风险。
对我而言，那是最漫长的一个周一。周二，我失去了咬牙坚持的机会：我阳了。盖了两床棉被还是浑身发冷，抖个不停。尽管学校要求“生病的老师需居家授课”，但我不能，也不愿意上网课。级长让我把课程和延时服务时段发到群里，请同事们认领帮忙。不出所料，群里一片寂静。在我的恳求下，行政主管在群里安排：我布置好课堂任务，由相邻班级的老师同时看班。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同事们的额外劳动。
初中部同事们却不能如此“投机取巧”。老师阳了要网课，实在高烧或失声的，就找人调课，但决不允许“无人值守”。初三6个语文老师，阳了3个。九妹是坚挺的那一半，她和另外两个老师扛下了两个感染老师的课时。另一位是个中层领导，不知道是症状不重，还是觉得应以身作则，硬是自己咬牙上了网课。九妹身处初中部，对学校各种剥削操作已经习以为常，也不曾和我抱怨什么，只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多，给我发来一句：“好累，作业改不完。”
晚上，级长转发了校长的指示：“表扬还在混合教学的班级，希望大家做好疫情防控，坚持到周五！”到校的学生和同事每天都在减少，没人想要这种表扬。校医通知21日起入校核酸取消，似乎大声宣告着彻底放弃对奥秘克戎的防控。
人有自保的本能，会尽可能地远离危险的环境。果然，21日，小学部全员网课班级的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居家网课了。我是通过领导在群里的质问知道的，他们八点左右去办公室巡查后发问：“为何只有一名老师到校？学生在家网课，老师要正常到办公室上课。难道全都阳了？”同事们在微信小群躁动起来：“在家不戴口罩上课，少喘两口气，能喝两口水，很过分吗？”“办公室不危险吗？大家过去互相传染？”另一边，九妹告诉我初中部的老师们都谨遵规定到教室网课，但网络很卡，信息科组给出的方案也只能是让老师们关掉摄像头。真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了。有老师为了顺畅上课，又重金买了流量包，给教室的电脑开热点，只为了满足学校“到教室上网课”的要求。
百味陈杂
让老师们物理性到岗，似乎有着超过我理解的重要性，哪怕网路拥堵影响网课质量，哪怕增加了在我们朴素认知中并非必要的风险。但同日，中新网发文《机关决不能借口“阳了”不履职！》，许多医护人员阳了还在手术台上坚守的新闻也高频出现，这些新闻似乎对我喊出了领导们没有说出口的训诫：老师“阳”守讲台不过是小事一桩，更不能“借口”阳了不教学。
四年级的学生与家长对这第四次网课已习以为常。但一年级却是第一次，家长们手足无措又躁动不安。不巧的是，任教的老师全军覆没，其中数学老师还已经到了孕晚期，她提前一天在群里说明情况并道歉无法上课，但到了数学课时，群里还是喧闹起来：“到底要不要上课？”“怎么老师还没来？”我恰好发烧醒来，就做了几句说明，但家长们的问题纷沓而至，我渐感无力招架。
还是一位家委救场：“数学老师昨天说过上不了课啦。”另一位家长接话：“是啊，老师们都阳了怎么上课呢？刚阳这几天好难受的，我们家那几天全都起不来床。”追问是否上课的那位爸爸倒也马上理解了，表示“老师们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当没有网课这回事，要上课了老师们再通知一声。”“老师们身体康复了以后会尽快上课的，谢谢大家的理解。”学校要求网课上到1月6日，那个时候应该康复得差不多了吧。回复完家长，我又昏睡过去。
与以往网课追问何时返校不同，这次家长们更多的是希望取消网课，直接放假。也许是因为感染高峰覆盖范围大，家长们有了切身的感受与理解。四年级的家长们在群里讨论：“新课都上完了，能不能不网课了？”“X老师网课时候嗓子都是哑的。不要网课了，让老师和孩子都休息吧。”更有家长私信我各种止痛止咳的方法，让我感到欣慰又心酸。她们多是小商户或在工厂做工，阳了也休息不了太久。还要一边监督孩子上网课，实在辛苦。
22日，隔壁班的家长发起了“赞成取消网课”的接龙，人数过半。但该班班主任告诉我，行政主管让她不要回应，更不需要向上反映，因此并未激起水花。
下午，杭州建兰中学发布了暂停线上课程的通知，火速出圈。信中表示这一决定是“从师生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并舒心于“生病的孩子们可以好好休养身体。”终于有声音光明正大地把学生，甚至老师的健康放在网课之上。我那些贪生怕死的想法似乎也不再那么见不得光，心口愧疚与自责的大石轻了些。
但更触动我的是：“读书不是为了考试，是为了丰盈自己，是为了造福他人，是为了理想！”我想起自己三年前初上讲台时的理想：教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机械完成教学任务，是为了分享自己，是为了助力学生成长。但与学校催促着上网课的暗示对抗着，就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也怀疑自己是否太过惜命和自私，是否觉悟太低才无法领会坚持上课的重要性。
次日，浙江新闻和人民教育都转发了建兰中学的公开信，表示赞赏。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当晚学校发出“居家学习，减少网课讲授时间”的通知。据传是区里某个家长致电了教育局，局里因此紧急下发了不再网课的通知。但“减少时长”一词让人疑惑，只有继续上课才存在减少时长一说。
据说又发生了许多讨论与争吵。周日，小学部最终明确不再网课，但初中部一切如常：网课上到1月6日。意味着老师带病上课，学生出勤率仅一半或更少的情况还要持续两周。难道真的像网上调侃的“考试只有一次，生命可以重来”？我发微信安慰九妹，但她回我：“不意外，只能继续当狗。”
九妹在12月26日抗原显示阳性，却还是发着烧上了一周的课。她说元旦后，大部分学生阳康了，网课出勤率高了很多，但上课时能明显感觉到：学生的心已经放假了。她不怪学生，只是上课时难免感觉迷茫，不知意义何在。她的辛苦不是个例，感染高峰后，全国许多中小学仍继续网课，甚至未痊愈的教师也被要求返校。
第一轮感染高峰中，虽有波折，我与学生得以较好地休息。我们是幸运的。校园作为青少年密集的场所，是各种流行性疾病的高发地。每年各校都有班级因为流感等停课。新冠像一场大流感，不只是症状，也是职场和校园人性更精准的放大镜。
近日在一年级的课堂，我提醒学生戴好口罩预防”二阳“。一个女孩子带着一丝歉意和恍然记起的表情拿出口罩“啊，我就是阳了。”我吃惊地问到：“那怎么还来上课？”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也许是同学的目光给了她压力，她一下子低下了头：“妈妈说她和爸爸都要上班... ....”我不忍心继续追问她，转而对其他同学说：“干嘛盯着人家呢？谁都会生病的。”新冠的传染力，确实少有人能逃过。但带病上岗上学的惨状，也许本来，或者未来，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