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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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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103: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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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

1981年訪問徐復觀先生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 題記
  2. 闖關
  3. 圈內圈外
  4. 殺氣騰騰
  5. 煎熬
  6. 傷痛
  7. 動盪時代
  8. 抉擇
  9. 那個時代
  10. 扭曲的歷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後一擊
  13. 我的家世
  14. 淪陷區生活
  15. 汪政權下的樂土
  16. 淪陷區藝文
  17.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18. 李伯伯的悲劇
  19. 逃難
  20.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21.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22. 古國風情
  23. 燕子來時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樹倒猢猻散
  26. 豬公狗公烏龜公
  27.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28.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29. 自由時代的終章
  30.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31. 確立左傾價值觀
  32. 「多災的信仰」
  33.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學的青蔥歲月
  35.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36. 談談我的父親
  37.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38. 父親的挫傷
  39.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40. 畢生受用的禮物
  41. 文化搖籃時期
  42. 情書——最早的寫作
  43. 那些年我讀的書
  44. 復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50.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51. 歸處何方
  52. 劉賓雁的啟示
  53.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記憶
  56.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57. 伴侶的時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60. 福兮禍所伏
  61.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62.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65. 脫穎而出
  66. 覺醒,誤知,連結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調部與潘靜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72. 無聊的極左干預
  73. 從釣運到統運
  74.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75. 統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灣問題的啟蒙
  77.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82. 極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極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開始
  86. 太歲頭上動土
  87.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88.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89.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90.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91.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92. 九七覺醒
  93.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9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95.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96.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97.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98.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99.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100.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101.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102. 「庚申改革」的流產
  103.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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