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囚徒困境（1）

2020 年 2 月 29 日

从2014年广电总局发文禁了余英时、张千帆的书开始，我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觉得这盛世繁华下隐忧重重。焚书坑儒这个头一开，就有可能出大问题了。2012年Xi任期刚开始时，强调了一阵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在校友群里讨论，有一位说，这恐怕要依的是商鞅之法，发出了两张照片显示一尊的种种做派都在模仿毛。此前，我已看了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因此他这句话一说我就明白了，如果要和毛学，走毛的道路，那么很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并且可能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而且恐怕是以不计代价的形式出现。不计代价的意思是，政治挂帅，领导至上，不重民生，不惜人命。

我不是说那种社会运动一定会出现，我是怕它换个马甲卷土重来再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没有必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可是万一这个情况可能出现的概率不是0怎么办？有没有一种被人们忽略了的因素会导致历史向毛式社会运动的方向发展，向极左发展，最终危及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如何发现这种因素并制止它？如果没有办法制止，如何规避这种风险？

我们该怎么办？一直装岁月静好？

这些年来这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止不住地一次次想要去分析它、认识它；止不住想要去了解在中国被阉割的新闻和舆论环境下真实在发生的当代史，止不住要去思考……如今我似乎终于有些眉目了。于是想把我这些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整理出来。

1. 中国的政治环境向左转是某些人的问题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历史当口，中国政治环境向左转是一种必然。无论上台的是Bo还是Xi，是任何其他人，执政党体制的惯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都会选择向左转。

这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下，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兴起的自由世界民主思潮的历史知识和政治学成果，已经意识到，如果任由中国社会已经萌发的公民意识继续发展、允许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社会转型的思潮落地生根，中国可能就要向右转了；向右转到一定程度，发展出各种形式的公民组织和领袖，就将对执政党产生制衡甚至威胁，中国可能就要像民主方向过渡了。在执政党看来，这就是在给他掘墓。因此这些思潮的形成，公民社会的萌芽，民间发展出的各种自组织，都要把它抑制在摇篮中，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解散。Bo与Xi的教育经历有很大差别，但Bo在重庆也向左转，唱红打黑，收编民营企业家资产，记得Bo下台时在曾在上海与朋友讨论，如果Bo上去了恐怕就要搞WG 2.0；没想到的是，二人竟殊途同归。Bo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他的很多治理思路却似乎被Xi所采纳和延续，包括网络和电子监控系统的这一创举。

Bo与Xi都是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春是在毛的精神和治理方针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度过的。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导言中说：

“ 毛泽东思想是在半个世纪中，支配了占地球1/3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基本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毛泽东是完全自觉地用他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且按照他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它不仅是种思想存在，更是物质、组织的存在。

……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地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

……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

Bo和Xi这一代是毛时代的亲历者，毛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思想钢印”级别的。毛作为他们青年时代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那种近乎封神的偶像地位，也是他们这一代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者的role model。对于我们来说，毛存在于影视作品和书本里，但对于他们来说，毛存在于他们的血肉里，是他们精神DNA的内核。

于是历史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押了一个韵：当年红卫兵的一代到年龄当国家领导人时，邓支持的改革开放发展也到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十字路口；于是这一代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在毛泽东思想中寻求这个新时代的解决方案，果断地向左转了。

改革开放时代的内生性矛盾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匹配的。一是治国思想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二是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对公民权利的要求冲击现行的体制；三是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领域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开始冲击政治体制。所以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来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曾经的某种平衡难以为继了。

第一重矛盾，治国思想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我相信对于能看到这里的读者来说我不用多讲了。就举一个例子，宪法序言中讲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而事实上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执政党代表的已经是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政党的性质早已发生改变。如果这个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工人阶级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推选代表该党的候选人竞争地方及国家领导的位置呢？宪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却是没有的。越改革开放，与自由世界的合作和文化交流越多，人们就越对“自由”这个概念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从哲学、法理、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受到自由的侵染和熏陶，并且意识到自由的重要和神圣。而且，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也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会开始关注和思考的事情。本次李文亮国丧当日凌晨，微博上出现了“#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不久就被删除清空。“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也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不是中国文化内生的。我们的传统逻辑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了问题是因为有贪官；只要处理了贪官和奸臣，问题就解决了；不能从制度和领袖身上找原因。

所以这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法；它们的实质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只进行某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而完全避免文化上的改革开放和与自由世界在非物质层面、非经济领域的交流。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由世界奉为圭臬的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基本价值观在现实生活和现代社会运行当中的重大意义，就自然会产生一种想要推动变革的思潮和力量。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在自由世界的政治基础和价值观体系上自然发展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它是顺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借来的；这“为用”的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为体”的毛泽东思想产生排异反应。

这第三重矛盾，对于在金融业工作的人士来讲也不需要我多说了，“结构性改革”是多年来一直被提及却从未被真正推动的一个主题。境外投资人从期待到失望到遗忘，几乎不再被提起。本篇暂时不想说经济的问题，因为用简短的几句话也说不清楚。由于行政和司法体制的原因，我们的资本和资源分配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改革政策的红利依然会流入不创造价值的企业或私人团体之手。更多的经济问题恐怕会在未来的十年出现。

这三重矛盾，恰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积累起来的；我相信国家的最高领导们早就看到了这些矛盾，而且会比我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得多。

2013年反腐运动广泛开展之前，王岐山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推荐给各省部级官员阅读，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的编者序里，还提到了这件事。当时我感到震惊，原来我在思考的问题，王岐山早都思考过了。我在思考的是，推动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改革，在其他国家都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契机下发生的？而我相信执政党的角度是，如果我们顺应改革，给人民更多自由，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路易十六是比路易十四和十五更开明的君主，他已经给了当时的法国人民更多的自由，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但他还是在大革命中被人们送上了断头台。因此看完本书后，我对中国的政局走向开始担忧，如果执政党认为，给人民更多自由的结局是可能掀起暴力革命而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那么任何理性人处在那个位置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扼杀这种可能导致变革的力量。后来我看到了陈破空在2013年对此事的评论，我的解读与他一致，也比较赞同他的分析。

这就有点像《三体》所讲的猜疑链，执政党认为公民社会会毁灭自己，所以要先下手毁灭还没有形成的公民社会。举一个例子，立人乡村图书馆，维基百科上有对它的介绍。当年其中一个地方政府竟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宗教问题为理由而驱逐当地的立人图书馆。我曾和其他NGO去过中国最贫困的乡村，那里的人们缺乏的是信息和知识，不是捐钱盖学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有钱也买不到启蒙民智的书籍和足够的教育资源。立人图书馆正是给大山里的孩子们送去启蒙书籍，却被政府逼退了；创始人陈堃和女友凌丽莎当时被抓，因为凌丽莎在北京的一家复印店印了500份关于当年香港占中的资料。

立人图书馆在结束运营时发出的公开信中说，

“当局对立人的打压是违背国法天理良心的，是对转型社会的巨大伤害”，

“我们早已声明，这些年的行动也足以证明，我们感兴趣的是教育，是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前途。中国必将转型为一个更合人心人性、更合天理天道的社会，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将会有权力的消涨变迁，立人图书馆无意关注近期的权力变化，只是希望为未来的社会建设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清明理性、自由人格的“健康正常的现代公民”，你们对立人的逼迫对于消解政权所面临的压力毫无作用，但却对社会的转型和重建构成实实在在的伤害。你们在今日的犯罪，在未来必将受到公义的审判。”

可见，立人图书馆这样的公民组织，他们当年并不知道自己是要被灭的对象。这个执政党和公民组织猜疑链与三体不同的是，执政党一方已决意要毁灭另一方，而另一方起初不知道对方已经起了杀心，也不理解对方的思路，所以也没有这种“猜疑”，甚至仍然期待和积极地寻求与体制内组织合作来推动社会转型的目标——所以去复印店印香港占中材料的时候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捕。

像立人图书馆这样民间NGO的出现，也是上述讨论的第二重矛盾存在的明证。除了立人图书馆以外，还有前赴后继的社会调查记者，维权律师，拍摄《百年宪政》这样纪录片的独立媒体人士沈勇平等等。他们的声音、事迹甚至名字在墙内都不存在了，但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的血与泪铸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丰碑。

所以当局的向左转，乃是面对民间向“右”转这种内生性变革力量的必然选择。这既源于权力的贪婪，也源于对人民的恐惧。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不受约束、限制、监督的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这是当下中国统治者的生命线，他们绝不会放弃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具体来说，有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首先是绝不会给老百姓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可以有所松动，但绝不会开禁。尤其是结社，共产党必须是‘唯一者’。1949年国民党之所以垮得那么快（其实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绝不在当年国民党之下），就是因为有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组织存在，人们不满国民党，就会选择共产党。而现在人们对现实有多不满，都没有寄托对象，只能寄望共产党的改革。其次，党控制军队，党指挥枪，军队绝不实行国家化，这也是毛泽东定下的铁的原则。第三，党的授权制，权力必须由党授权，不可实行选举由老百姓来授予权力。这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在不动摇这三条毛泽东文化的核心原则前提下，会有很大的弹性……”

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这个时候执政党开始向左转，开始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无论什么人上台，他们都会做出同一种选择。而那些想要推动社会转型却只能单打独斗，无法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相结合的勇士们，他们面对执政党时是如此脆弱，轻则身陷囹圄，重则粉身碎骨。而那些期望执政党可以网开一面，回应公民呼声，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人们也可以不要再有幻想。谁致力于推动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实现，谁就是执政党眼中的敌对势力，是危机政权根本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猜疑链”两端人士的困局，这个链一旦形成，只要有一端开始觉得对方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两端就必然要斗个你死我活，似乎没有中间握手言和，和平解决的余地。链的彼端是伟光正的党，链的此端是一盘散沙的少数已经觉醒的公民，这是今日中国人的第一重困局。

（未完待续，计划写出来的内容如下）

2. 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不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4.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历史的突破点？

5. 中国人的囚徒困境

6. 我们能做些什么？

参考：

纽约时报当年关于立人图书馆的报道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1211/c11detentions/

立人图书馆的公开信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6604.html

陈破空：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