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避免的悲劇已徹底鑄成

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切都結束了。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它得看起來很民主，但我們必須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這是共產主義東德的未來領袖沃爾特-烏爾布利特在1945年說的話。雖然相隔近80年，相距9000公里，但對於任何關注香港選舉制度重塑的人來說，它們的共鳴都會一目了然。

行動完成了。習近平周二簽署命令，有效地閹割了香港的民主，這違背了中國在1997年恢復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主權時做出的承諾。這些改變將整個政治階層拒之門外，使其無權參與選舉--在上一次接受考驗時，這個階層的人氣得到了大多數香港選民的支持。從今以後，只有北京所定義的 "愛(黨)國者 "才能參選。候選人將由國安和一個委員會審查，其決定將不受法律挑戰。美國、英國、歐盟和日本都譴責了這些變化。

烏爾布利特的指令是由未來叛逃的沃爾夫岡-萊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下達的，這是提醒人們，在共產黨自稱是中國民族主義靈魂的守護者的背後，有一種必要性，它將列寧主義一黨制國家跨越時間和空間聯繫起來，就像任何語言、文化和歷史的紐帶一樣緊密。民主結構和程序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為了給預設的結果提供合法性的印記。選擇只是一種幻覺。真正的議程是黨的權力維護。

中國當局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看起來並不民主。最近幾天，香港的建制派人士，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下級官員都不厭其煩地強調，未來仍會有政治反對派的空間。香港的執政精英們似乎已經開始意識到，北京太成功了。去年打算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派候選人組成的不同聯盟，不僅被排除在外，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監獄裡，以陰謀顛覆罪候審。不可能有一長串的有誌之士願意接替他們的位置。

那麼，新的選舉制度可能還未誕生--可能仍在謀劃，在這個事件中，親黨的忠誠者爭相表達最熱烈的效忠，而心懷不滿的公眾則無動於衷地打著哈欠。在2019年11月為親民主黨派帶來壓倒性優勢的低級區議會選舉中，投票率達到創紀錄的73.1%，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投票率將大幅下降。要想體會香港未來走向，可以看看3月中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選舉變動的決定。 2,895名代表贊成，無人反對，1名棄權。

怎麼會變成這樣？香港從承諾的 "高度自治 "到共產黨的詔令統治，這條道路是一開始就注定的，還是可能避免的，這一點很重要--不僅對香港，而且對世界都很重要。香港雖然是一個中國城市，但也是共產主義制度與西方開放、自由的民主價值觀最明顯交彙的地方。這座城市是一個典範，說明在共產黨專制政府的外衣下，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是如何存在的--這是一個開明、互利的安排，反映了四十年前政治上沒有改革的中國是如何被歡迎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這種實驗性的模式現在已經結束了。

按北京的說法，這些變化是對有缺陷的政治結構的必要糾正，因為這個政治結構未能正確執行鄧小平關於1997年後“愛國者”治理香港的要求。中國政府沒有合理的擔憂嗎？畢竟，2019年期間，這座城市被經常發生的民主抗議活動所震撼。一些示威者揮舞著英國殖民旗幟；許多人毫不掩飾他們對中國大陸制度的蔑視，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的製度是腐敗、壓迫和外來的。

有必要了解的是，2019年的抗議活動並非一日之寒。它是對多年前開始的自由逐漸減少的必然反應，這些自由本應在 "一國兩制 "下得到保障。雖然直接的導火索是一項引渡法案，該法案允許將嫌疑人送往中國大陸受審，但這些越來越緊的束縛跨越了大量的事件，包括： 取消民選議員的資格；綁架銅鑼灣書商；在學校開展"愛國"教育的計劃（2012年，這個問題讓被監禁的活動家黃之鋒（Joshua Wong）作為一個15歲的孩子嶄露頭角，而在去年頒布國家安全法後，這個問題現在又死灰復燃） ；以及事實上驅逐(親共)《金融時報》記者。

在為反彈創造了條件後，北京以由此引發的爆炸為藉口，將其不安分的特區拉下水。揮舞著美國和殖民地的旗幟，表達支持獨立的情緒--這對於那些以城市回歸祖國為榮的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幫助北京將抗議者妖魔化，並為嚴厲的鎮壓辯護。事實上，獨立從來都只是一個邊緣的想法--廣大示威者都承認這是完全不現實的。他們的焦點始終是維護北京所承諾的香港自由和自治。

那些表面上接受1997年後的契約，並在憲政架構內工作的溫和民主政客，都被捲入了漩渦。 82歲的民主黨創始人、常被稱為香港民主之父的李柱銘，被中國國家媒體荒唐地打上了 "暴動領袖 "的標籤，延續了該黨長期以來將其視為麻煩製造者的傳統。 (李一生倡導非暴力，因在2019年參加了一次大規模和平的未經批准的集會而被控非法集會。週四，他與其他六名民主人士一起被判有罪）。 )

這是幾十年來起伏不定的道路的結局。有時，北京似乎願意與泛民主派共處，因為民主黨的集團化被稱為。甚至偶爾也會出現有限和解的跡象。但在一段雙方誤判、誤解和溝通不暢的歷史中，有一個日期在影響事件的經過方面顯得尤為突出。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引發了一系列的措施，可以說，這些措施導致香港走到了今天的關口。在鎮壓前的1980年代，中國大陸異常開放，思想靈活，關係友好，北京任命李柱銘和他的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已故的司徒華為負責起草《基本法》（香港1997年後的憲法）的委員會成員。

該委員會的任務之一是起草一項條款，規定香港有責任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是1988年4月草案中《基本法》該條的措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法律禁止任何旨在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在1990年4月公佈的最終版本中，第二十三條變成了這樣的內容："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禁止任何旨在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製定法律，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這種更具威脅性的措辭，反映了共產黨對香港民眾支持學生民主運動的呼聲，在六四血腥鎮壓中遭遇滅頂之災的憤怒和不安。全市人民對學生不僅給予同情，而且給予物質上的支持，激起了該黨長期以來對香港將被用作顛覆大陸共產主義制度的基地的擔憂。

這些憂慮並非毫無根據。畢竟，正如倫敦SOAS中國研究所所長Steve Tsang在《香港現代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香港過去確實曾多次被用作此類活動的基地--在共產黨上台之前，就被共產黨本身等人利用。香港人願意站在學生運動的一邊進行干預，這裡面有一個危險的邏輯。他們想維護自己在 "一國兩制 "下的生活方式。曾蔭權寫道，這應該意味著互不干涉對方的事務。香港不能兩全其美。

在李柱銘和司徒華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辭職後（無論如何，他們後來被驅逐出來），第二十三條的改寫造成了致命的後果。它給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政府留下了一個不敢碰的政治燙手山芋。當董建華終於在2003年立法履行香港的義務時，50萬名示威者湧上街頭，他們正確地擔憂國家安全法會對香港珍貴的自由構成致命威脅。立法被撤回，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仍然注意到香港的民意，沒有反對。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尾。二十三條的爭論助長了頑固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看法，他們認為這個前殖民地太過落伍。香港需要被改造，要 "充分尊重 "一國對兩制的優先權。 2014年，立法者否決了通過一種機制為該市行政長官選舉引入普選的計劃，而這種機制將允許北京控制誰能成為候選人，從而導致 "佔領中環 "運動。當時，中國已經有了習近平這位新主席。

"他對中國有一個願景，其中包括香港。"曾蔭權說，他指責香港的民主派未能團結起來，在中國願意更靈活的時候推動自治的範圍。 "他的願景越來越接近於想在中國投射出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意識形態、一個政黨和一個領導人。香港是這一個中國的一部分，必須與之接軌。"

對民主派來說，這是一個苦澀的收穫。近年來，資深的競選者經歷了兩個最壞的世界 -- 因其溫和的策略而被香港的年輕激進分子唾棄，但同時又被北京的反對者指責為顛覆的幫兇和暴力的煽動者。而在這一切的最後，民主已經被取消了--至少是以任何形式被自由主義、多黨制的人們所認可。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說："這是非常可悲的。"在選舉改革最終確定前幾天的一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她用了六七次這句話。劉慧卿被認為過於謹慎，有很深的諷刺意味。她是民主派的火線人物，1984年首次嶄露頭角，當時她拿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開刀，指責她 "承諾將500多萬人送入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手中"。

早期的民主人士在挑戰北京方面比較謹慎，因為他們記得天安門事件，知道這個政權的血腥。許多年輕的抗議者沒有長輩的中國意識，他們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對對岸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這本身就是共產黨越來越警惕的原因。劉曉明稱，這導致他們低估了嚴厲鎮壓的風險。

"如果你戳了老虎的眼睛，讓它非常生氣，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劉說。 "你得小心點。你不能一味地推。"

回過頭來看，《基本法》的寫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創造性的模糊性。各方都要看他們想在其中看到什麼。 "民主 "這個詞本身在中共和西方自由主義語境中的含義就截然不同。

幾十年來，支持民主的政治家們可以相信他們是在傳統的多黨制中競爭。通過特殊利益的 "功能 "選區鞏固了親北京利益集團的權力，以及一個對行政長官也是如此的遴選委員會，他們的勝算對他們不利。不過，他們仍然可以為自己的信仰鼓吹，並希望有朝一日這個制度能夠反映公眾的意願--因為《基本法》規定的最終目標是普選。

模糊的時代已經結束。當民主黨派太過接近於贏得立法權時，就會出現這樣做被認為是顛覆的情況。即使他們可能會宣布接受香港回歸祖國，宣稱自己是愛國者，並放棄對大陸政治變革的任何希望，但這也沒有任何區別。北京永遠不會允許人民選出的代表挑戰其任命的行政人員。香港的民主是一個鍍金的籠子。選舉不是為了決定權力的分配，而是為了賦予已經做出的決定以合法性。

"一切都結束了"，駐香港的美國政治學家、《保持民主》一書的作者蘇珊娜-佩珀這樣說。香港與中國政治改革的挑戰》的作者蘇珊娜-佩珀（Suzanne Pepper）這樣描述民主運動的未來。研究香港民主運動數十年的佩珀上週在她的博客上說，鄧小平在1980年代就明確表示，他沒有為香港設想一個西式的選舉制度，1997年後的多黨選舉不是一個好主意。

有些事情是必須要做的。香港過去7年的社會動盪，反映了一個僵化和自滿的管治架構，已無法充分回應人民的訴求。雖然2019年示威者的訴求完全是政治性的，但很難想像，貧富差距擴大、房價過高和經濟機會匱乏，並沒有造成城市年輕人的不滿感。

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辦法是使政治制度更具代表性，更能響應公眾的意願，換句話說，就是更加民主化。北京決定走另一條路。其計劃的輪廓正在顯現。將以強硬的手段鎮壓異己，同時將頒布經濟措施，解決民生問題，緩解部分不滿情緒的來源。這是中共在西藏等其他動盪地區採用的 "大棒加胡蘿蔔 "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香港這個已經富裕、發達、教育程度高的城市，這種方法能否奏效，還有待商榷。

北京已經掌握了控制權，因為它總是有權力這樣做，儘管承諾了一國兩制。但值得考慮的是，中國失去了什麼。過去一年，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惡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武漢肺炎。共產黨在香港的行為也沒有幫助。在這樣一個開放、透明、與國際接軌的城市，它的行為有助於將更多的注意力吸引到該黨在新疆等不太引人注目的地區的更糟糕的行為上。對香港民主的扼殺只會助長人們的看法，即北京認為自由、多元的價值觀是對其自身製度的威脅，是必須被征服而不是容納的。這對中國影響世界上發達的民主國家和扭轉陷入新冷戰的前景來說，是一個不好的預兆。

香港的命運是否可以避免？我們很想知道，如果天安門事件沒有發生，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走向。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溫和的23條草案可能會留在《基本法》中，使香港能夠通過自己的、溫和的國家安全立法，而不是由全國人大來處理。雙方互信的良性循環，將使香港能夠保持其積極的自由和開放的社會，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這個新興的超級大國放鬆和有信心在其旗幟下維持不同政治制度的標誌。 《基本法》所設想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本可避免抗議活動的發生。

不過，這幾乎可以肯定是一種錯覺。 "一國兩制 "的保質期只有50年，預定2047年到期。最終目標始終是與中國其他地區接軌。最好的情況是，如果天安門沒有發生，或者民主派的牌打得更有技巧，香港可能會獲得延期--按照SOAS中國研究所的曾先生的估計，也許會有十幾年的時間。在此事件中，一個具有歷史命運感的強人領袖的出現，以及2019年的動盪，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香港的命運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共產黨選擇改變其根本性質--而這一點從來沒有任何跡象。列寧主義一黨制國家不會分享權力，儘管他們可能會製造出願意分享權力的假象，作為短期的權宜之計。

正如一位死去的東德共產黨人提醒我們的那樣，權力必須在黨手上。

原文鏈接: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4-01/the-fate-of-hong-kong-democracy-was-settled-in-tiananmen-square-on-june-4-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