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一生为一个梦想（美好中国之二）

黄河故道

站在门前的矮墙上，眼前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童年的记忆从那里开始的。

1970年代黄河故道里一个安静村落。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池塘底“挖井”，挖出一层一层沙土。老人说，那是黄河路过时沉积下来的。后来知道，那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我们民族为生存付出惨烈代价的一部分。

真切感知黄河故道是初中一个秋日。骑车一直向东北，河南山东交界处，乡村黄土路陡然变成长长的斜坡，眼前大片大片破败的荷塘。那是传说的北大堤。我的家乡原来在高高的河床上面。

文化，是一些信念和符号，嵌入一个人的灵魂。就像黄河，每次路过总要好好看一眼。就像中国，某些时刻，热泪盈眶。

母亲童年很像电影《活着》的故事。七八岁时外公嗜赌，输完家产田地跟路过的八路军走了，姥姥带着母亲和两个舅舅一贫如洗乞讨度日，土改时划为贫农、军属。赢了土地的邻居成了地主，批斗折磨中早早离世。大时代的背景，无数个体沉浮悲欢。

二十多岁的母亲作为大龄女青年嫁给了贫穷但有文化的父亲。正值大跃进，村民打着红旗不分白天黑夜把田地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是惨烈的大饥荒。杂草、树皮都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肿，年纪大的或身体不好的渐渐爬不动了，悄悄死去。

195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父亲奔走在信阳一代为人治病。很多年后他还忍不住长长叹息，有的村庄很多人家死绝了，尸体都没人掩埋。

父亲的专业是放射科，聪明好学的他几乎是全科医生。白天在乡医院上班，晚上回家义务为乡亲看病。童年的一次深刻记忆，半夜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夹杂着啜泣声，父亲匆匆起身赶去邻村，天亮才回来。每逢春节，常有陌生的亲戚。很多年后知道了“感恩”这个词，我为父亲留在乡村的一生而骄傲。

原野上紫色泡桐花簇拥白云蓝天，小河边青青野草沐着温暖阳光，桑树下勤劳的蚁群忙忙碌碌，春风涌动麦浪也拂过少年的指尖。最喜欢的暮春时节，那些美丽的时光永在，无论它们去了多么遥远的地方。

她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爸妈都是老师，妈妈教我们二年级语文课。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家地主出身。有一天小伙伴们偷偷来到她家墙外，听见她问爸爸，地主吃人吗？爸爸说，有的吃，有的不吃。同学常拿我俩开玩笑。初中毕业后，再没见过了。

乡土社会并不美好。共产主义淘汰了诚实、善良，特权等级鲜明。我的同龄人，隔墙邻居，村支书的儿子，骑在别的孩子头上，拿鞭子抽打，大家开心地笑。被那鞭子抽打的，还有一只叫地马鸥的小鸟，我看见它血淋淋地死在猪圈旁。

邻里为一只鸡、一棵树、一陇小麦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小孩能偷来“大队”的东西，不是羞愧，而是勇敢智慧，受到夸奖。村里唯一的代销商店新进一批醋，大人叫孩子们抢在第一时间跑去买。因为谁都知道，隔夜就会兑水。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淳朴乡村只在传说中了。

1980年代土地承包带来农村第一波繁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带来第二波发展，年轻人远离故土寻找新的生活。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只剩老人和孩子，很多院落废弃了。鸡鸣犬吠亦清冷荒凉。其实那亦是重生，告别生存焦虑，邻里更友善了，市场经济不是摧毁道德，而是重生道德。

母亲常说我傻。木讷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与乡村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她也一样，从来不会巴结有权有势的，只会关心村里最穷苦的人。后来生活在县城，她也常常给无家可归者送去食物。

旷野上小男孩仰望东方的天空，泪水悄悄滑落。那是记忆的童年，忧伤的背影。生命会有莫名感伤，不知道它们来自多么遥远的过去。生命有遥远的过去，恒久的未来。

还好岁月流逝中，我的人生越来越快乐了。

一生的梦想

村西北大约两公里，田野中一片红砖房子，我的初中校园。院子里一半种庄稼，夏天有棉花、玉米，冬天有青青小麦。教室坐落在一片坟地上。出门两米就有一座小坟，胆大的同学在上面跳来跳去踩得光光的。

凌晨五点就起床了，漫天星光下穿过田野，有时能看见坟地里盈盈飘着蓝色火苗。那是传说的鬼火，知道是磷燃烧，可还是有点胆怯。很多时候，理性代替不了本能。

早晨放学，我常常一路跑步回家。小学我身体虚弱，初中开始有意识锻炼身体。

1987年元旦天未亮，豫东平原漫天大雪。煤油灯下书声朗朗。英语老师推门进来，拍拍满身的雪，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HAPPY NEW YEAR”。

那个冬天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之前的梦想是科学家，研究生物工程，得诺贝尔奖。不知哪里读来的，未来生物工程很重要。少年在雪原上朝着初升的太阳狂奔，扑倒在地。爬起来继续奔跑。低着头走很远很远。

怎样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父亲一生治病救人，却改变不了乡村。科学于中国是不够的，正如医学救不了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真实、自由和公正。我的使命是政治，民主自由的中国。那个冬天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

那么遥远的理想。那时生活半径不超过十公里。

很多事尘世间找不到理由，就那样发生了。这就是命运吧。每个人来到这世间，都有自己的天命和角色。他在每个灵魂深处植下种子，在某个时刻唤醒，发芽。

感谢你，很早就告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知道苦难是必经的路，知道生命是为你的荣耀。从此这一生，即使无边暗夜惊涛骇浪，也知道黎明的方向。

初中毕业照，少年凝望远方的天空。忧伤的童年远去了。

民权

1928年，冯玉祥将军取三民主义之“民权”在杞县、睢县一带设置一个新县。同一时期将军在河南还新设了自由、平等、博爱三县。那个内忧外患理想飞扬的年代。

第一次到县城，1987年5月的一天，为重点高中选拔竞赛。老师带着我们打着雨伞踏着泥泞走了三个小时，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又等了两小时才有一辆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

民权高中在县城北边，后面是大片的苹果园、梨园、槐树林。再往后是黄河故道南大堤。温暖的记忆是暮春午后，懒洋洋汲着拖鞋，穿过果园，来到大堤上，在麦秸垛旁睡着了。

1980年代激情澎湃。《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大量时间读课外书，尼采、黑格尔、共产党宣言，在日记里记下感想。

政治教科书，满纸荒唐言。社会主义如何优越，资本主义如何腐朽。政治老师一本正经地讲，一个美国工人工资表面上高，但是除掉高额的房租、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负债，结论是水深火热。而我当时已经知道，美国工人的福利远高于中国。自己讲的自己也不信，欺骗一代又一代懵懂少年，那可真是人生的耻辱。

政治课真能让人信吗？不是的。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相信，而是让你跪下，让所有中国人异口同声指鹿为马。

高一政治课期末考试，花大半时间在试卷背后写下长篇大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思考后来一直持续多年。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师发落。结果有点令人失望，老师什么也没说，成绩也过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铺上，常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激烈辩论。我一人对九个室友。很多年后同学再聚，不谈政治，以免影响感情。很多人没有明确的思想观点，受舆论左右。左派或右派，能称派的坚定信仰者，是天生的。

忧国忧民的少年，1988年2月在日记中写下：

“我爱中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夸。新中国已经诞生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业陈旧落后，农业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感到惭愧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一代落后于人呢？”

该上高二了，老师忙着帮同学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我不听别人的意见。那年5月25日的日记写着：“要分科了，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这不是我一时冲动，而是早已期待的……”

1989年春夏之际。同学们聚在食堂边的小卖部踮起脚看电视。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绝食，举国揪心。有大学生带来照片，我和几位同学贴到县城路口。

我们在校园黑板报上写下大字，号召抵制教务处的大喇叭。每天播放豫剧，同学很反感。偶尔播一次流行歌曲，整个校园活力四射。可教务处主任喜欢古戏。

6月3日晚，北京枪声响起。我度过了人生第一个不眠之夜。几个朋友一起听收音机，喝酒，愤怒，悲伤。

我以为这个国家很快会改变。到处是愤怒和悲伤。可这个民族太懦弱了。因为政治见解，和家人严重分歧，无关是非，只在于危险。母亲的担心从那时就开始了。很多中国人，政治运动恐怖的阴霾一生挥之不去。

那个痛苦的夏季。高二提前参加高考，成绩只能上专科。还有刚开始的初恋。喜欢一个女孩，她来自遥远的新疆草原。

高考结束，长久徘徊于站台，身上只有1.6元钱。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车。人生第一次远途旅行，为看见高山和大海。路过太行山。到了塘沽海岸。很多年后透过铁窗眺望塘沽，想念海风中入梦的少年。

书已经全部扔了，我还得回来读高三。这一年是骄傲的，复习全靠借书。1990年高考再次遭遇打击，文科难度增大很多。那么自负，一直相信能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

填志愿时，长风说，报兰大吧，去大西北也挺好。就在前一年，校园黑板报上列出多中国最优秀的十三所大学，其中有兰大。

长风是我的拜把兄弟。在一个朋友家磕头立誓，十三兄弟我排十三。十二哥早早退学，当兵，1989年作为戒严部队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是最早离开的，1999年生病去世。

正是在民权高中，我知道了自己生命和民权的因缘，知道了民国先辈的理想。我以出生地为骄傲，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现代文明的梦想。

青春兰大

有媒体排名中国衰落最快的大学，第一名是兰大。我在的八年间，很多优秀教师离开了。

可那是母校，给一个人的青春留下深深烙印。就像这国，无论贫穷专制，心怀永远感动。

一些年后我在课堂上给北邮的法学同学讲，不抱怨环境，人生要有方向，不浪费时间。美丽的大学时光，学好，每一天过得充实；玩好，有些旅行和快乐只属于青春；爱好，不错过幸福的爱情。

喜欢兰州的夏天。黄河蜿蜒穿过峡谷，蓝天高远，白云悠悠，太阳多么热烈，树荫下永远清凉。暴风雨来去匆匆，东边还是漫天雨幕，夕阳已露出笑脸。

很多个周末，校园后门小街的牛肉面馆，早晨一碗牛肉面两个大饼，去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到黄河边，落日余晖中沉思恢宏壮丽的历史。

教育是帮助唤醒。书籍、电视、师长教诲，每天无数信息从眼前流过，每个人只留下撼动自己心灵的。那天读到一句话，我在黄河沙滩上用石子砌下来：“这是一个伟大时代，一个需要并且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

本科四年，几乎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国际政治。三个专业都是一生事业所需。法律科目我不是好学生，至少三个学期总成绩班上倒数前几名。可我大量时间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一个人的成就和学历没有必然关系，但和读书有关，成长就是不断汲取别人的智慧。

每学期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一场兴高采烈的登山比赛，到兰大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然后打扑克，讲笑话。我悄悄离开爬到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练习演讲。

四年写了9本日记。每一本前面三分之二是政治，后面三分之一是生活和爱情。苏联819事变，我密切观察，写下预测和评价。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帝国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海报。这样的讲座我不会错过。这场伟大的变革没有结束，冷战没有结束。只是当时没想到，中国绕了个弯又是三十年。

“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写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是批判市场经济。我的成绩全班最低，62分。记得人民日报1990年称，“人权”是资本主义概念，1992年还在宣称，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无论绕多远，历史大方向不会改变。

1993年春天。很多个日子独自在教室里埋头写《自由中国》，那是《美好中国》第一稿。

以后我写了很多年。写整整一生。

大四了，报考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一生梦想世界政府。

我寄给导师两篇论文。一篇是《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冷战没有结束，只是进入新的阶段，意识形态是中美最大的问题。另一篇《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国际秩序不应是丛林。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这些思考一直持续多年，包括读博士期间写下《论世界政府》。

我没能考上，本打算来年再考，可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很失望。彻底放弃北大国际政治。没什么遗憾。有时一件小事改变了人生轨迹，其实不是偶然。

维权者

以为能考上研究生，基本没找工作。毕业意味着沉重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回到家乡。

正值麦收季节，家乡三天前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保护下到争议土地收割小麦，双方暴力冲突。警察开枪，村民四死七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

这在网络时代会是一起巨大的公共事件。可在当时，悄无声息。

那天政府和村民还在村口对峙。我骑自行车进入村庄，四口棺材醒目地停在当街。以学生身份和村民聊天，他们领我去村民代表家，谈了一个下午，说服他们释放人质，我愿意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那是我第一次介入公共事件。真诚想帮助村民，双方对峙的关头，努力找到出路。我不能鼓励他们暴力对抗，那会给他们更大伤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地为农民维权，都尽可能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在意结果。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个案维权当事人利益至上，不能把任何个人当作手段，坚守政治伦理，才有美好中国。

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可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慰问和感谢，实际是为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解决问题。后来知道，那个晚上市公安局局长也来到我家院子外。

第二天村民们释放了人质，政府也做了一定让步。

很多年我一直是改良主义者。公民维权，希望以个案正义渐进推动民主法治。直到这个体制彻底僵死，看不到任何希望。

本科毕业，我有机会到市公安局工作。可这里规定工作满三年才能考研，我只好离开，回到民权县城。感谢冰熊冷柜厂收留我。三个月车间实习后，我被分到企业管理办公室。职责并不分明，大家乐于清闲。正好有复习时间。还算顺利，考回了兰大。

那个夏天，人生度过一段最悠闲的时光。不担心当下，不忧虑未来。夕阳西下时，年轻的朋友们悠哉散步到火车站广场，吃西瓜，喝啤酒，谈天说地。

常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因为道路坎坷，轻飘飘的幸福才那么心动。

西部荒野

大西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美丽荒野，西出阳关，戈壁狂风。

七月青海湖天空一样碧蓝，油菜花延绵天际在朦胧雪线。黑马河深不没膝清澈见底，湟鱼成群嬉戏。鸟岛一面纯净沙滩，一面陡峭悬崖。崖顶黑压压大片鸬鹚，它们在孵化小生命。每个窝里三只蛋。我拿起一个，暖在手心，轻轻放回。

梦幻敦煌至巍巍嘉峪关，公路笔直指向天际。戈壁尽头，延绵不绝的水、房屋和树木的倒影。我要下车寻找陌生的尘世。当地人说，没有水，那是传说的海市蜃楼。每天都在。其实我们眼见的这世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

第一次西藏之行是1996年暑假。背起帐篷，路边拦车，一路到了若尔盖草原。鲜花铺满大地，直到天际乌云山峰。肥硕的土拨鼠两只小手垂在胸前，张望远方来的客人。一匹骏马飞驰而来，骑手叫扎西，示意我们骑马拍照，伸出一个手指，好不容易才明白，一块钱。再见了，扎西策马跟在车后，送出很远很远。川藏线被暴雨冲断了，只好从若尔盖返回。

1997年夏，兰州至民勤的长途汽车，我们的沙漠探险队凌晨下车，顺着指南针，徒步向沙漠方向。大饼、咸菜、棉衣，装满背包，二十来斤凉白开装进可乐瓶子，大大小小挂满腰间。

巴丹吉林沙漠，残存的古汉长城。一行十人奔走在炎炎烈日下。除了我，他们来自两个乐队。其中两位是我的好友，赵兵是法官，贝斯手，邴喆是警察，吉他手。

长城是土砌的。两千多年风风雨雨后，残存的墙身像恐龙脊骨，蜿蜒曲折消失在沙丘中。一座座烽火台仍有大约三层楼高，是我们前进的路标。

傍晚，我们驻扎一个古战场遗迹。干涸的河床两边对峙着两座残存的城墙。传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此击败匈奴。

烽火台下，我们搭起帐篷。夕阳余辉中，像一群蚂蚁，支起一片枯叶。

夜，完全黑下来。无边宁静。躺卧暖暖的沙上，伸手触摸漫天星辰。它们挤满无垠的宇宙，直到远方地平线上。我们一起屏住呼吸，眼睛也不眨一下。

东方似乎黎明。爬上高高的沙丘，一轮巨大的圆月悄悄升起。

我们的帐篷只能挤下8个人。轮流值班。凌晨两点到三点轮到我。

月光下我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拎长刀。冷风低吼，流沙轻吟，万马呜咽。沙丘，烽火台，城墙，复活了，听不清欢唱还是泣诉。我茫然于时光之河的彼岸，这纷乱的沙场，该怎样跟他们讲，我是谁？

常念祖先的岁月，遥远的时光。没有城市，没有霓虹，月光洒满宁静的荒野、森林、古老的岩洞。祈祷的人们，有远方，有孤独，有幸福的盼望。

诚实的代价

硕士专业经济法，最大收获是一年的经济学课程。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等。很多年后作为海淀人大代表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是思想基础。

经济学社会学是思想，研究人性。法律学管理学是技术，驾驭人性。哲学站在高处，回望尘世的人类。人是自利的，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学以此公理分析社会万相。可人和人追求的利益不同，有为财死，有舍生取义。理性隧道的尽头，是另一个广阔世界——文化和信仰。

毕业季，再次面临现实与理想的困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到南方周末见习。签约国务院法制局的公务员，是希望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

毕业时遇到了麻烦。一门计算机语言课，文科生几乎都不学，考试大家抄抄也就过了。不抄袭是我高中的誓言。只填了两个空就交卷了。

自小诚实，简单如一张白纸。可生在这专制国，渐渐学会了撒谎。直到高二那次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太差了，自尊心使我期末偷偷抄袭。后排性格直爽的金山看见了，鄙视了我一眼。那一眼我终生难忘，发誓从此再不抄袭。

没成绩无所谓，可没想到这门课没成绩不能毕业。善良美丽的女老师找到我，怎么办？可是让我考还是过不了啊。她说书上都有啊。我说这是闭卷考试。她想了想，说，好吧，给你开卷考试。问我要多少分，我说多少分及格？70。那就70。

很快更大麻烦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自生自发的秩序不都是合理的。强权之下，有多少算自生自发的呢？裹脚作为中国特色存在了千年，能说就是美吗？三千年专制之后，引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同时珍惜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这是中华文明艰难的重生之路。

我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愿违心说话。导师把论文送到人民大学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等，当然是通不过了。

政治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这魔咒扼杀了中国学术自由半个多世纪。

蔡永民教授告诉我，去四川大学找王永平教授外审吧。我连夜修改论文飞赴成都。感谢二位教授帮助，通过了外审。回来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安排答辩。

我一个人面对五位老师，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不能拿学位证。结果是早就安排好的。

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时光。没想到最后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还是恳请老师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有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这时答辩秘书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理解了这个社会。我不是一个好的学者，论文写的确实不扎实。也太狂妄了，没有给导师和很多长者应有的尊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很多导师称老板，学生是打工的，几乎没有独立思考和学术空间。

7月底得知工作出了问题。本来没拿到学位。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来了。

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论坛叫“二十一天”，每三周一次讨论社会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安全部门盯上了我。本来就不是党员，现在有了政治问题。

1997年《中国可以说不》掀起一轮爱国狂热。这种狂热隔些年就爆发一次。一个近代历经屈辱磨难的古老文明，人们骨子里渴望强大超越。人，渴望归属强大集体，民族主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方向。我们引领它走民主自由的人间正道。

虔诚时刻

1998年夏天父亲去世了。家人联系不到我。离家时父亲送出门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

人生到了谷底，重新寻找方向。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一周之后面临生计问题，去附近企业找份工作吧。简短面谈之后，万隆先生答应我留在他身边。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很有收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企业高管，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可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我的理想越来越远。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

感谢河南财经学院收留我。1999年春节期间，暂时不方便调查基层民主，就复习考博吧。考完一度也想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留在北京面临生存压力。我不想浪费时间。

4月25日，中南海周边，人群一排排坐满了红墙边的人行道。好友林振宇回来告诉我，天安门出事了。我下午赶过去。一直待到深夜，看他们一队队离开，长安街上络绎不绝的人群。1998年冬开始关注这个信仰群体。以后见证了他们遭受可怕的迫害。他们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宗教，未来社会重建的重要部分。

4月底，得知考博成绩。根据往年标准，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会回到北京的。在法学院门口徘徊了很久，还是默默离开了。

不抱怨命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决心回到郑州，用三年时间好好做基层民主研究，凭学术影响力回到北京。在郑州可留在大学或社科院，不担心生计问题，有自由时间。

安顿好工作和住处，去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人生在攀登一座高峰，突然一脚踏空摔到谷底，醒来，重新确认好方向，祈祷，告诉先辈们，我没有沉沦，我要重新出发了。

永远记得那虔诚时刻。7月10日上午9点多，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登上中山陵。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不知不觉视线模糊了。出来，坐石阶上，望莽莽苍苍的山峦，念中华民族百年坎坷。

7月11日晚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流过千万年的母亲河啊，我来看看您。

路上接到好友王建勋的信息，我考上了博士。虔诚的人是幸运的。我们不知道命运，唯有虔诚。无论遭遇什么，不祈求得到，唯有感恩。这就是神迹吧，这宇宙充满神迹。曾想，我以法学博士的身份从政。人生谷底，他轻轻拉一把，考验过去了。

吾爱吾师

在北大读书的好友王建勋偶然去法学院办公室，看见桌上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学校已经放暑假了，联系不到我，通知书无处寄。

那天晚上第一次跟苏力老师打电话。除了面试见过，和他没有任何私人联系。我说，听说我考上了？他说，你很骄傲啊。

我是幸运的。20多人报考苏力的博士，其中就有我硕士同班师兄，笔试成绩比我好，可能习惯吧，多次和导师联系。苏力后来说，选择我，是因为他不喜欢和他套近乎的学生。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挤上大巴穿越美丽的雅鲁藏布江谷地。青稞原野像梵高笔下的收获季节，再涂抹一团团翠绿。司机一路高歌“我是西藏的孩子”。转弯处全车人起立激动呼啸，原来山崖下有一座佛像。

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去了哈佛访学，我和滕彪被托付给贺卫方老师。

我很骄傲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法学界两种思想的代表，那么不同。贺卫方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呐喊，中国现代文明之路上，需要更多学习借鉴，传播常识，在这依然混沌的大地上多么可贵。苏力说，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现有秩序自有其合理性。

毕业后和贺老师联系越来越多了。我们都在为常识而战斗。

一年后苏力回国。我们每周固定时间师门聚会，读书，讨论。苏力从不以老板自居让学生帮自己干活，他只是帮助我们成长。我的学术思考是从北大开始的，帮我入门的，有苏力，也有滕彪和俞江。

有时讨论涉及政治，常常争论不可开交。有一次我刚到办公室门口，看见苏力猛地把筷子摔到地上，他正在对师弟师妹发火，原因是我的一篇批毛的文章。

我们注定要走不同的路。这是各自的天性。学生的硕士论文就是专门批判导师的。后来，我们都小心避开毛泽东和文革。我们已经无法再讨论了，各自捍卫自己的信仰。

苏力固执是出了名的。贺老师讲过他的故事，小时候养的一只小鸡，有一天摆在了餐桌上，苏力从此一生不吃鸡肉。我们随他去武汉讲课，当地法院院长请他吃饭，他说，不行，晚上要看《还珠格格》。

他和我认真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书。这个年代，关于共产主义，认真对待的人不多了。

申请书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贯伟光正。只是说，我认同改革开放，愿意投入变革潮流，服务国家社会。苏力问，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问题，你能保证在重要历史关头坚持信仰服从组织命令吗？我说，如果再发生文革怎么办？我必须忠于良心，不能保证服从命令。他说，你要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历史。我说，我会的。

2001年3月去铁岭帮村民维权，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北大讨论要开除我。苏力显然反对我“制造麻烦”，可这时他说，如果北大要开除许志永，他这院长就不当了。

这是后来听别的老师讲的，苏力从没跟我提起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可尊重我的思想自由。反对我的行动，可不惜代价保护一个学生的安全。我清楚记得那天，在苏力老师的办公室，他帮我逐字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

毕业以后，我们离得越来越远了。我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提出违宪审查，他专门写文章批判，认为学者的使命是研究和解释社会，不是改造社会。他认为我们没有好好做学问，在给社会添麻烦。

2005年5月有一天师门聚会。苏力问还差谁没到，师弟说，还有滕彪和许志永正在路上。苏力说，他俩要来聚会就没意思了，他俩来我就走。我和滕彪听说了都很难过，这一天起我们被“逐出师门”了。

几个月后我去法学院找陈兴良老师，顺便看看苏力老师。敲开门，他没说让我坐下。我问，“朱老师，上次聚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滕彪去？”

“我想，我们道不同，以后还是少见面好吧。”他有些难为情地说。

“我们想向你表示尊敬，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认真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去年为我辩护（和方舟子的争论），也谢谢你们每年送来生日礼物。但是，你们都毕业了，再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对你们也感到失望。你们都长大了。各走各的路吧。” 他声音很低。

“好吧。”我轻轻关上了门走了。

2006年愚人节，苏力老师的生日。我和滕彪一起到时光杂货铺买生日礼物。挑了很久，选了一个可爱的小陶器——四个站成一排吹乐器的小猫，里面附上一张小卡片，滕彪在上面写着：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永存不移。生日快乐，感谢。

这句话是我们斟酌过的，感谢，句号。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们都是比较奇怪的人，都很固执都很善良都很简单，偏偏我和滕彪是苏力第一届仅有的两个学生。

打电话，他坚决拒绝生日礼物。去他家找，抱歉，我们居然记不清门牌号。一直找到半夜，只好放弃。我跟滕彪说，有一天我们的事业成功了，去看望苏力老师，那个老人，那时他应该老了，会把我们的礼物扔出门外的。

我们再把礼物悄悄放回他家门前。

铁岭之行

2001年3月，辽宁铁岭郊区地运所村梁桂林找到我。沈哈高速公路征用了他们村678亩地，补偿款被地方官员挥霍，他代表村民上访。

我随梁桂林到地运所村。两天调查，基本了解了问题症结：村委会为掩盖补偿款被挥霍，要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抽多补少，其中第八村民小组要被抽走80亩，他们反对。

我努力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其实也是帮地方政府。召集村民代表，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拿出土地，要乡镇政府给适当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再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我召集村民大会，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

3月24日下午两点多，地运所村村委会院内，村民已聚集两三百人。有人告诉我乡里来人了，我出门迎接。迎面碰上一群人气势汹汹，铁岭市信访局长张口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我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然有资格到这里来！”当着几百村民公开辩论，他们恼羞成怒，把我推上院外的警车。很多村民把警车团团围住。

我请村民让开，不堵车。

一长串警车，一路警笛大作，把我带到派出所。

村民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室友。北大同学在未名和糊涂BBS上发起营救，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倡议游行。

副局长来谈话。我坦诚表达立场，是来帮助大家。六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我说必须回，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夜空飘起了雪花。我打车到村里。梁桂林家很多人在焦急等待，看我回来了老人们几乎落泪。我向他们道别。离开时看到村里不明身份的黑影。

一天后回到学校。几乎同时铁岭地方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遗憾我没能帮得了村民。后来梁桂林被判劳教一年，这深深刺痛了我。

这次事件我和一个人有了交集。王立军时任铁岭市公安局长。把我带到派出所应该是他的命令。2011年底他被聘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兼职教授，算是我的同事。聘任大会上，他提到了对我的敬意。几个月后他逃往美国领事馆。后来被判入狱15年。法庭上，他坐着轮椅。我们曾为他黑打的人辩护，不知那时他是否想过，有一天谁为自己辩护？

未名故事

很多快乐的日子里，有滕彪和俞江。

滕彪和我同门师兄弟。1991年入校，滕彪在北大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法理学。在这里他汲取闪耀的思想，成了一位诗人，开始了幸福的恋爱。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宝贵的财富。

进北大两年，他的世界观天翻地覆。一个人居然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当过三年警察。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自己当警察的一个故事，猛烈殴打一个抢劫嫌犯后，转身出门潸然泪下。

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我们那一级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相识是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静坐时刻。法学院博士生108位，同班同学很多不熟悉。5月，北大昌平校区一位一年级女生被杀害，同学祭奠，也表达对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阻挠祭奠。很快一个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

静园草坪集会上，我发表了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有人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成为历史。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静园草坪之后法学院渐渐有了“三剑客”。我们三个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的哲学启蒙，是在未名湖边的小酒馆。

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那里拆迁，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西门外老马家。不久，毕业前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那里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去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五月的一个深夜，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冲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湖里，冲过去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来到俞江住的27楼。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心灰意冷，想到自杀。

那天凌晨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圆满了。

千年之夜冰上狂欢一个声音呐喊自由富强的中国，与兄弟告别醉酒骑车门牙磕在石头上，深夜游泳被保安逮住，垂柳依依的春天祈祷一只小娃娃鱼幸福生活，围坐石舫上彻夜歌唱仰望清晨的彩虹……美丽的青春港湾，我曾经路过。这汪灵性之水是无数沉思的眼睛，天空一样丰美。

共同的神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很多思考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网络时代，给了自由思想的空间。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一个梦想”。

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争论。

2001年9月11日晚，“一塌糊涂”上出现美国世贸大厦燃烧的照片。开始以为是恶作剧。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此后十几年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暂停，文明世界集中对付迫在眉睫的极端主义。

很多人叫好。欢呼张扬弱者的嗔恨，专制使一个民族表面自负内在卑弱。

我们联合声明，谴责恐怖袭击，呼吁珍重生命。我和很多人在网上激烈辩论，写了《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抨击欢呼者恐怖分子帮凶。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和角色。这是一些年后我才理解的。欢呼的人群背后是另一种价值观。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不同的角色。所谓对错取决于条件，多数人的共识。

左派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不同时空中，条件变了，结果也会变。一些今天错误的未必永远不适人类社会。

布什和拉登各自坚守信仰。扮演各自的角色。这世间有正义，多数人的共识，各自为正义而奋斗，沉入角色悲欢。也在高处回望。什么都可能成为信仰，人类的信仰那么不同。化解文明冲突，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在更高处认识神，更宽广的道路。

毕业前我写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这不是旁观者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的人生方向。

《论世界政府》，人类未来新秩序。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类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民主决策机构，强力机关制止侵略，司法解决争端，环保机构保护环境，社保机构消除贫困。

世界政府不是崭新创造。上列机构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只是才萌芽。人类需要更明确的共识和主动，成长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只是必要的公共权力。随着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中国民主化，我们正见证这一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宗教感悟。一个夏日傍晚突然灵光闪现：所有宗教信的是同一个神。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派遣使者传播福音，启迪智慧。使者是人，有人的局限。人们给神起了不同的名字，以为自己信奉的唯一正确，于是纷争不绝。

之后几年，我去书中寻找人类通往神的道路。找到了苏菲派，找到了巴哈伊。

这些都过去了。人类需要新的道路。至少不排斥各大宗教以及三百年来的科学进步。

人类一家。如古老先贤的梦想。这漫长的路分两段。先是美好中国。然后世界政府，新文明时代。

中国公民运动网

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