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聊与朋友聊政治：为什么支持（或不支持）自由民主？

我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青年人。家境一般，因此高中毕业之后就需要自食其力，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亦没有机会踏出国门亲身观察外边的世界。但是可能是因为从小喜欢看一些社会纪录片和课外书的缘故，现在的我工作生活之余都会时常关心一下社会-政治新闻，同朋友聊聊政治。近年来一个十分明显的体会就是身边真正可以聊天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来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官方列为“敏感话题”不准讨论，二来社会越来越撕裂，理性讨论所需要的“底线共识”渐渐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线下，我都经常会觉得虽然大家使用的都是中文，但就仿佛是在讲两种不同语言。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惜那些仍能“讲道理”的政治讨论。所以我想将这些讨论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或许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让这些难得的讨论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前阵子，我与高中老同学A小聚。（老同学A应该算是一个“学霸”，在国内Top 5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赴海外攻读物理学phd）席间聊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列事件，进而聊到所谓的“西式民主”，老同学A对此不以为然。

A：我认为民意跟本就不重要，因为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这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无论是人类的智力还是知识都是遵循正态分布的，能够做出最正确决定的一定是一群极少数的人。

我：你觉得民意不重要，那国家应该依据什么来做出决策？

A：当然是要看这个政策能否在实际上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但如果不用民意来评价，我们要用什么指标去评估一个政府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A：这个很简单啊，看生产力有没进步。粗略地话看GPD。如果要更加精确的，可以科学地计算这个社会能量利用率。总之，比“一人一票”好的办法多得是。

我：那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GPD较高，但是生态环境很差，空气污染、水污染到处都是，另外一个国家GDP低一些，但是环境不错。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里？又或者有一个国家生产力较为新进，但是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生产出来的东西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少数人，其余的绝大部分国民都十分贫困，你觉得这种国家好不好？

A：你断章取义了，我的意思是生产力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加入其他指标，比如基尼系数、人均寿命、人均识字率，以及综合参考其他能够反映人们衣食住行、科教文卫的数据。但是这不代表我们需要民意，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我：我觉得你采用客观指标评价政策效果的办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你选择的这些指标不是大家普遍认可的，那自然不就合理性、合法性。而如果你选择的这些指标已经为大家所普遍任认可，那这些指标所反映出的情况也自然会在选举结果中体现出来，何必要拒绝普选、恐惧普选呢？

A：那是因为办普选，尤其是在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办普选费事费钱，而且还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严重撕裂和社会效率的低下。你看看现在的美国，每年选举耗费了多少社会资源，而且两党整天骂来骂去，要不就是攻讦政治家是私生活，要么就是利用敏感是社会议题煽动民粹。这些毫无疑问都是阻碍社会真正进步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个案，那你再看看英国脱欧，看看拉美那一大批所谓的“民主”国家不照样腐败严重、犯罪盛行、民不聊生？

我：你刚刚说的很多民主国家的问题我都承认，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民主不是万能的，但除了民意你要用什么来发现并纠正政府施政中的问题？

A：我刚才说了，可以用一套世界公认的、比较科学的客观指标。你比如说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水平，没人会否认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吧？只要一个人理性地想一想ta就会认可这些指标，只不过在选举中由于知识水平不足和信息不充分，一般普通的选民跟本没有办法从各种眼花缭乱的政治宣传中聚焦到这些真正重要的议题上。

我：我觉得你所说的“客观指标评价法”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多元的客观评价指标现实中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假设一个国家看重经济发展速度，那就难免要付出一些环境的代价。反过来如果要治理生态环境问题，那就肯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其他方面也类似，国家划拨预算去修高铁就意味着这笔钱不能用去建医院、建学校；而且，不但不同发展领域之间有矛盾，不同区域之间也有矛盾。一个政策可能对东部沿海有利，但是对中西部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亦反……；除此以外，时间层面上也会有冲突，有些政策短期内对国家发展有益，但长期有害……你说面对这些具体的利害冲突时，如果不引入民意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决策？

A：那时我们就需要选拔出一批专家来做出判断，这个叫“贤能政治”嘛，现在不是有很多外国学者也在提这个理论吗？我承认做决策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普通民众并不拥有足够的智识去选择。这就好比你现在得了一种病，有很多种治疗方案，你说你是请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来帮你选择还是随便找一批人投票来决定？

我：你做的这个类比很有意思。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叫柏拉图，他也不认可民主，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认为找医生看病这个类比恰恰是论证的现代民主的合理性。不知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如果只是得了如感冒发烧这样的常见病，的确是去医生说吃啥药就吃啥药，医生说打啥针就打啥针，我们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可是，但凡是得了非常见的、医学上没有十足把握的大病或疑难杂症，医生们的常规做法就是告诉你他对你病情的理解和目前医学尚可行的若干方案各自的利弊，最后把选择权交给病人自己。因为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这些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终究只能是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倒回来看，其实无论大病小病现代医疗制度都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只是人们往往在得了常见的小病的时候选择相信医生，接受医生的建议，但别忘了即使如此病人也只会选择去他信赖的医院，甚至直接去找他信赖的某个医生。如果你把病人看人民，把医院看作政党，把医生看作政治家，把日常小病看作行政，把疑难杂症和大病看作立法，那这个类比是不是就可以推导出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

A：你刚才偷换了概念。这个世界上跟本就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民，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你刚才的那个类比论证最多只能让我信服每个人有权决定那些只关系到ta自己的私人事务，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来决定公共事务。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叫“群体非理性”的概念，说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也许是理性的，但是每个理想的人凑在一起所形成的决策结果往往就是非理性的。比如囚徒困境你听说过吧？

我：你说的这个群体非理性的问题我承认的确是广泛存在的。不过我想先指出你那段话中开头出现的一个问题。你刚才先是区分了只关乎个人利害的、纯粹的“私人事务”和涉及到其他人厉害甚至是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然后你觉得人们有权自由地决定“私人事务”，但不能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定“公共事务”。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世界上可曾有过一件100%纯粹的“私人事务”？饮食？穿衣？婚恋？按理说这些应该是私人事务了吧，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有许多国家运用公权力在限制人们在这些食物上的选择自由。在某些订立国教的国家你不能吃猪肉不能喝酒，在一些文化保守的国家女性不能“衣着暴露”，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性伴侣也不能结婚。因为这些国家将上述行为认定为伤风败俗、危害社会。归根结底，什么涉及公共利益，什么不涉及，什么对社会有益，什么有害，事实上不还是由公权力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只承认“私人领域”上的自由，不承认“公共领域”上的民主，那这种自由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A：我只承认有限的自由。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当然要在法律允许的限度范围之内，难道这不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吗？

我：我同意，值得追求的自由必然是有限制的自由。但如果自由的边界是法律，法律又不是通过民主的程序制定的，那“自由”不就变成了“精英允许我干，我才能干；精英不允许我干，我就不能干”。那这到底是是精英的自由还是我的自由？

A：你一定要把这个称之为“精英的自由”也可以，但我依然认为应该这么做，道理我刚才已经讲了，群体是短时的、非理性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民主决策本身就是违法自然秩序的。

我：所以你还是觉得因为专业的事情要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所以不能用普选的方式来决定政治？

A：是的。难道你觉得在环保立法上一个环境科学的教授应该和一个对此一窍不通的普通人应该有等值的一票吗？

我：我觉得你过分迷信专家了。你忽略了一个跟本性的问题，专家的专业知识只能为我们提供工具理性，而无法为我们提供价值理性。环境科学专家只能告诉我们：如果向大气排放浓度×%的××物质就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只有××的预算来治疗水污染，我们用什么方式最有效。但不能告诉我们在环保价值与价值之前应该如何取舍，所以也不能过最终决定我们要把有害物质的排放指标定在什么范围，也不能决定我们要花多少钱去治疗污染。就像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在给定的效用偏好和预算约束下最优选择是什么，但是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效用偏好更好。因为这不是科学的事情，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有专家在这些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严格来说ta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在做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在做价值判断。我们承认ta的价值判断很重要，但是其他普通人的价值判断也很重要。更何况不同专家之间的判断是时常有不一致的情况。你是搞科学研究的，这个道理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啦。

A：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觉得应该要用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价值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科学手段来解决的。你要论证一个价值判断就必须引用另外一个价值判断，但是你引入的新的这个价值判断又是无法证明的。就好比我说苹果比香蕉好，因为苹果是红色的。那这个判断成立的一个前提就是红色的水果要比其它颜色的水果要好，但这又需要证明了，如此反复证明下去就是无解的。除非全社会都有一个一致公认的底层价值，就好像你们数学和物理上的公理一样。这个价值公理在传统社会是有的，那就是各种宗教，还有官宣的意识形态。但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开始问“为什么”，一旦人们开始对这么传统上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教条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些教条不证自明的属性便不复存在。所以当今世上恐怕并没有“价值公理”或者说“价值公理”不够多，不足以判断所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张三有张三的价值偏好，王五有王五的价值偏好，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我们没办法用科学的办法判断谁比谁的价值偏好更正确，所以唯有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定集体的价值偏好。而且我们发现人的价值偏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种表决不可以是一次性的，应该是定期举行的、多次的。

A：你这种讲法在逻辑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放在现实中就是另外一回事。民主无法保证它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实效是最优的，甚至可能还是灾难性的。

我：没错，历史上符合主流民意的选择也的确有很多是错的，而且还可能错得离谱，比如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的民选方式上台的。但是我支持民主并不是因为民主以外的任何价值！有人支持民主是因为觉得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有人支持民主是因为民主而已反腐败，有人支持民主是因为觉得民主可以均贫富。但是我觉得社会科学中（尤其是针对这类宏达的、无法用实验方法验证）的因果关系时相当复杂且几乎是难以为人所知的。到底是威权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亦或者是民主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无民主是不是一定诞生严重的腐败？民主程度越高社会收入差距就越小？这些问题我认为是永远都不会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所以我认为讨论民主好不好，不需要亦不应该借助民主以外的标准来判断，只需要问一个问题：对于那些科学上永远给不出答案的价值问题，人们是否可以保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当前人类已知的制度设计中，恐怕暂时只有自由民主这一种选择！

A：我觉得你这段话很有福山《历史的终结》的味道，哈哈哈~但你不会不知道现在连福山自己都已经放弃了这种简单的想法。

我：哈哈哈~这是一个好问题。历史之所以没有终结，是因为即便到了今时今日世界上也并非有很多人渴望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是十分昂贵的，它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即便是拥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人们也不一定会向往独立。你看电影《浪潮》，还有《神奇动物在哪里II》你就知道了。向往独立和渴望获得归属感或许都是人的天性……

PS：我同这位老同学A聊着三四个钟头，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午后时光。最终我的这位老同学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但表示可以理解支持自由民主的人的想法。至少在他的心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在是一种政治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上述讨论只不过相当于很多地方中小学校的公民课或通识教材上的ABC，但是我仍然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通过真诚、和平、理性地讨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通过别人的观点发现了自己认识的不足。只可惜这样的讨论在现实中实在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