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點合作》開篇：平台合作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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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或譯「分享經濟」）是近年常聽到的熱門詞彙。網約車Uber、共享單車、Airbnb短租公寓也已在香港出現。雖然它們市場份額不大，有的還面臨法律挑戰，但一來打著高科技旗號，二來憑藉國際與內地市場迅速膨脹帶來的資本優勢，一時來勢洶洶。
但假若你靜心思量，可能覺得有點奇怪：共享的精神與實踐在人類社會自古有之。二十幾年前，互聯網初來到香港之時，就已高舉「開放共享」的旗幟。十幾年前，本港BT下載亦成行成市，用BT分享影片的網友還因此被判監。為何現在又再來一波冠冕堂皇的「共享經濟」？這次跟以往有何不同？
這就不得不提另一個關鍵詞：「平台（platform）」。今日提到「共享經濟」，往往言必提及「平台」，以致「共享經濟」有時也稱「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但你恐怕會問：以前的BT不就是共享平台嗎？難道互聯網本身不是平台？為什麼還要「台上架台」，再把例如Google、Uber等互聯網或手機程式叫做平台？「平台」這個詞的背後原來大有乾坤。
據學者Tarleton Gillespie在2010年的一篇論文中考證，目前這波「平台」的用法源自2006年10月Google併購YouTube，當時新聞稿首次正式使用「平台」來描繪YouTube。如此措辭並非偶然。Gillespie認為，它是內容中介企業特意選擇的策略性論述。YouTube不再是一般的「網站」、「公司」、「論壇」、「社區」，而是「平台」。如此稱呼可讓YouTube在用戶、廣告商、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其他媒體企業之間取得更佳定位，以求在「技術中立與進步開放」的偽裝下，規避社會責任與監管，並操縱公眾對「平台」的想像。這就是Gillespie所言的「平台政治（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原來，這些被大公司掌控的「平台」並不「平」。一方面，它們並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而是向資本傾斜的私人盈利工具。「平台」話語是大企業的障眼法，令人看不到企業逐利的商業目的，看不到老闆及投資者凌駕於普通用戶的權利落差。有諺語所謂「沒有幾個億，別玩APP」，諷刺的就是這個情況。
另一方面，這些「平台」缺乏透明度，往往暗室操作，對用戶資料的處理和公共監管部門而言均存在資訊不對等這一點，從不時爆發的類似斯諾登和「劍橋分析」等醜聞中可以看到。不少自詡中立的平台，例如Facebook，其實已淪為骯髒的政治工具。而朱克伯格至今堅持Facebook只是科技公司，不是媒體，就是想逃避企業社會責任，繼續現時不無問題的「平台」運作。
這本書要探討的「平台」不是那些「平台」。批評主流商業平台corporate platform，只是我們的起點。本書重心是推介合作型平台cooperative platform，雖然後者目前尚非主流，但它讓我們看到平台發展的另類可能性，看到平台原來可以離開資本的掌控，另闢蹊徑，走出合作發展的道路。遠離矽谷推崇的主流想像，我們的平台可以更包容、更民主、更多元、更進步。平台的天地可以更廣闊，不單讓更多人受惠，而且達致體面工作、社區營造、環境保育，以及建設共同體 (commons) 等多重目標。
平台要發展，它所面臨的挑戰往往並不是嶄新的。我們尋求答案需要當下腳踏實地的實踐，但也需要回顧歷史，從已經存在的社運傳統中尋找資源，包括19世紀便已開始的合作社運動。它在世界各地，在大中華地區，也包括在香港，都已有豐富的組織資源與文化積累。尤其是合作社七大準則[1]，特別值得今日的平台參與者虛心借鑑。
因此，本書對什麼是「平台」 有更廣定義。它可以是利用電腦程式達致交換目的的數碼科技平台，亦可是鄰里互助網絡或傳統社區組織。只要它能促成資源共享、發展社區、建立共同體，就是平台。無論是否依賴電子媒體，這個平台應該相對開放，讓各種用戶（包括內容或服務提供者）互相分享，令平台上的產品及服務趨向多元。在這樣一個寬泛的「平台」定義下，有大家熟悉的主流商業平台corporate platform，也有讀者恐怕還不夠熟悉的合作型平台cooperative platform。後者與前者相較，有幾大特點：
一、產權：合作型平台不為少數私人老闆或投資人的產權所有，而是由參與平台的成員共同擁有，包括平台上的服務提供者、消費者、持份者。
二、目標：合作型平台的目標不是為私人老闆搵快錢、賺大錢，而是為了經濟正義、環境正義，為合作者提供有尊嚴的工作機會及體面的勞動收入，為達致營造社區共同體的目的，實現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三、規模：傳統商業平台往往追求規模越大越好，即便不能像Facebook那樣涵蓋全球，至少也要實現在特定市場裡一家獨大，以建立壟斷霸權。合作型平台則可大可小。它們多數規模不大，只是紮根社區的小本生意。但它們卻孕育著改變的基因，一旦條件允許，它們亦會長大，成為擁有成千上萬成員的大規模平台。
四、管治：商業平台採用傳統管理模式，只有少數高層管理人員掌握全面營運情況，也只有他們有權制定政策，決定未來的方向。合作型平台則強調資訊透明，讓所有平台成員不分等級均可掌握營運的數據與資訊，以便共同實踐民主管理、民主決策。這是平台合作運動的另一特色。
五、社會角色：合作型平台強調服務弱勢，不但讓女性、少數族裔、殘障人士等享受基本的機會均等，還要給她們更多資源、更強而有力的社會支援與更有效發揮的權力。這一點與傳統商業平台歧視少數族群的傾向大相徑庭。
上述原則也許聽起來過於理想，但我們將用本書描述它們在實際運行中的情況。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自2014年在紐約正式開展至今，在世界各國已有為數眾多的實踐案例。它們有的基於現存的社區互助或工會組織，有的則由新生代藝術家或程式員發起，還有基層勞動者從下而上自發組成。其中當然有不少失敗的個案，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可供我們參考學習。
本書分四大部分，每部分均首先討論香港本地的合作型平台，如紮根大埔、深水埗、元朗、灣仔等區的本地項目，然後介紹外地的例子，包括與香港鄰近的台灣、廣州、越南，也包括地球另一端的美國、加拿大、比利時、荷蘭、德國等。
第一部分「城市出行」介紹社區共乘平台的起源與變遷。第二部分「回收與維修」聚焦社區減廢、工具共享、Repair Café等項目。第三部分「藝術共創」重點討論藝術家的平台合作實踐。第四部分「網絡勞工」推介基於互聯網的另類勞工平台。
平台點合作？答案不是單一模式，亦非抽象教條。實踐共享精神的合作型平台十分多元。它們有的遠在天邊，有的近在眼前；有的擁有自己的App甚至採用區塊鏈技術等最新科技，有的不過是基於Facebook、WhatsApp的同仁群組，似乎十分普通。但在豐富多樣的具體呈現背後，也有重要的共通點。那就是，它們拒絕成為資本的平台，它們屬於樂意付出的普通民眾。它們回應當下社會問題，並基於鄰里街坊的友善互動，以社會創新為手段，達致協同共享、建立共同體以及促進社會進步的長遠目標。
關於平台合作的摸索因此有其特殊價值，因它可拓展對未來的想像，可促進對現實「平台政治」的反思——以至反擊——讓我們一起共創更公正的平台、更民主的香港、更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1] 合作社七大準則由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於1895年擬定，再經1995年修改，具體內容為：一、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度（voluntary and open ownership）；二、社員的民主管理（democratic member control）；三、社員的經濟參與（member economic participation）；四、自治與自立（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五、教育、訓練與宣傳（education,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六、社間合作（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七、關懷社區和環境（concern f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