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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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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丨10月：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吗？（2023年，总第16期）

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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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狗咬人、肉鸡养殖、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在理发店等待时，几只巴掌大小的幼猫从椅子底下冒出来，白色的绒毛上缀着黑斑，跟它们的妈妈一样，叫人怜爱。

我问老板，怎么之前没见这些家伙？对方笑着解释，小猫是最近才刚生的，平日周边就有流浪猫跑来跑去，遇到好看的，才给会母猫配种。我又搭了一句，这么多小猫养起来得要不少猫粮，老板却不以为意，直言打算把它们卖了。

“母猫当时我买回来花了100块，想着生下小猫，自己也可以一只100块卖给别人。”老板补充道。心里一顿，总觉得有些奇怪，但又没有头绪。

据我所见，母猫并未遭虐待，想睡觉就随意找个角落摊着，睡醒后店里店外任由其活动，偶尔往顾客脚边蹭。可要论主人对它的特别关照，似乎也说不上：不止体现于把猫视作赚钱手段的观点，还在食物方面——从老板的表述得知，猫粮是最近才买的，这意味着，此前很可能人吃什么，猫就吃什么。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我的思绪不由自主跳到另一种动物上，不过实在记不清这句有些俗套的话的来源。恰恰相反，这些猫仔使该关系式变得更加模糊。而10月，众多闹得沸沸扬扬的“犬伤人、人虐狗”新闻，也折射出我们所生活在的巨大差异里。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不幸的是，我们眼下的分歧一方面如此隐而不显，另一方面，当它们表露出来，却也十足的剑拔弩张。

俄乌之间尚未止戈，哈马斯与以色列10月突如其来的战火，继续为远在万里之遥的东方，提供一个政见群体对另一个政见群体的驱逐、鞭挞、打压的机会。只需零星火点就能引爆的情绪，在扬言三五分钟内讲清楚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国家的视频里内持续酝酿，热切地想给现实寻求一劳永逸的办法。

10月的“结绳”，尝试保卫——如果讲述能算保卫的话——世界的复杂。本篇内容除了要讨论犬只咬人事件，还将关注鸡如何成为人类的主要肉食、媒体平台怎样在战争中沉沦。

讨论

01丨犬只撕咬儿童，撕裂舆论

根据成都崇州公安的消息，10月16日，该市一小区内发生犬只咬人事件，被害人邓某与女儿唐某后被送往医院。经诊断，邓某体表擦伤，唐某全身多处咬伤、右肾挫裂伤、右侧肋骨骨折。[1]

10月17日，崇州市联合调查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犬只包括白色拉布拉多犬和黑色罗威纳犬，10月16日7时20分窜入事发小区，8时许罗威纳犬对邓某与唐某进行攻击。涉事犬只先后被捕获，罗威纳犬主人唐某也到案，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已对该事件立案侦察。[2]

随着监控视频传播、媒体报道，对伤人罗威纳犬及其主人唐某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各地的公共管理机构纷纷发声，例如上海、郑州、合肥等城市都表态，要求文明养狗。

当然，更能“平民愤”的是行动。视频中，一些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上大街，将没有拴绳的狗——无论是否有主人——一律抓走。这场运动甚至在商铺里上演：九派新闻报道，10月20日，无锡一家面馆老板表示，自己没来得及拴住收养的流浪狗，狗跑到店门口，于是被逼入店内抓走。[3][4]

有着“象牙塔”之称的大学，也受到波及。

罗威纳犬咬人事件的次日，重庆对外经贸学院保安在驱赶处置校园内的流浪狗时，致其死亡。通报里，校方只提及，“过程中确存在不当行为”，并将涉事保安停职。[5]

然而，我没法对上述语焉不详感到舒心。管理者有维护学校安全的考量，但所谓的“处置”可以做到何种地步？

同样在今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出现保安殴打流浪狗的情况——如果内心能承受，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先在教室里用砖头一下一下砸，转移到室外的花坛边上后，又捡起一整块砖，高高举过头顶，重重甩手，地面留有血痕。[6]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的事件就一定跟南方医科大学的事件一样严重。重点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张力能有多么激烈。因为很快，我们便会看到不一而足的相关案例。

10月21日，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发布了关于虐狗的通报，而这次涉事的，是被给予留校查看处分的2名学生。按照四川观察进行的匿名采访，涉事学生将流浪狗带回寝室厕所，对其进行肢解。[7][8]

接着是10月25日，四川文轩职业学院称，收到该校学生在寝室虐狗的投诉后，初步排查属实并已报警，同时将根据《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学生进行严肃处理。还是来自四川观察发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一只小狗被丢进厕所，学生手上则拿着棍棒。[9][10]

群情再度激愤，而此时已转向声讨虐待流浪狗的行为。

一些人希望，唤起公众对狗作为弱小、可爱的生命的同情。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学生与“微笑小黄”的故事就这样广受传播。被装在网兜里还对你咧笑的一只呆小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心生爱怜？

可这套逻辑随后就遭到批评，因为有博主认领了“微笑小黄”的视频出处，发布时间是4月，“小黄”并非在重庆对外经贸学院被驱赶的流浪狗。于是，占据道德高地的舆论又换了一方，嘲讽爱狗人士“哭错坟”——好像纯粹的驱赶本身就无所谓错误一样。[11]

抛开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微笑小黄”背后，是否是人类的一厢情愿？或者更直白地说，你怎么知道动物会痛苦？

众所周知，痛苦是一种主观感觉，动物并不能“告诉”你，它的感受如何。然而需要指出，这套可以在上千年前的濠梁之辩中找到影子的讲法，带有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狗使用的并非相同的语言，但政治哲学家钱永祥认为，即使人与人之间，关于他者疼痛的感受，也永远是一种间接的想象和推论。[12]

哪怕退一步看，坚持语言才是痛苦的最佳证据，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就无法体会痛苦，那怎么解释婴儿的啼哭？蹒跚学步的幼童摔倒大哭，难道是因为患上了什么“泪失禁综合征”吗？

为呈现讨论的背景，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也被汹涌的情绪反复拉扯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0月16日的犬只咬人事件，尽可能克制地梳理一些“事实”。

首先，扑向女童的那一刻，那只罗威纳犬在想什么？

有着20余年训犬经验的国家二级宠物驯导师唐铮说，“狗是抱着袭击陌生人的目的，主动攻击了这个孩子，（这种观点）其实不太准确”，因为当时“周围也有保洁员等陌生人，它没有反应，直到这位妈妈带着孩子走过来”。

唐铮介绍，罗威纳犬天生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和保护意识。当它在一个无规则的环境中自由活动，会默认这块区域和区域内的所有事物都是属于它。陌生人的出现，令它感到困惑，所以它第一个动作就是上前查看。

悲剧性的地方是，大人出于保护将孩子往身后躲，让精力旺盛、没被牵引的罗威纳犬想起训练游戏——驯导师拿出玩具向狗展示，然后快速移动它，比如抛出去、往背后藏，引起狗的追逐。

实际上，罗威纳犬应归为工作犬类，而非宠物。经过训练，它们更适合到军警单位参与刑侦、鉴别、防暴、治安巡逻、疑犯抓捕等工作。但唐铮表示，严格来说，罗威纳犬不算烈性犬。[13]

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城市养犬的标准是什么？

此次罗威纳犬咬人事件发生的崇州，是由成都代管的县级市。根据现行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成都的养犬管理划分为限养区和非限养区。《新京报》采访的事发小区周边民警称，该地属于非限养区，不在养犬条例约束范围内。[14][15]

品种上，《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并未做出具体规定，相关范围由成都市公安局会同动物防疫监督管理部门制订。2010年条例修订时，相关报道称，禁养名单包含22种烈性犬，罗威纳犬并未在其列。[16]

10月25日，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公安局发布《成都市烈性犬品种目录和大型犬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份草拟名单，囊括了包括罗威纳犬在内的30余种个人禁养烈性犬。[17]

一定程度上，此举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相关部门并未解释新增养烈犬品种的决定方法，而倘若把视野放大，我们能看到的是各地禁养名单的芜杂。

例如，在临近成都的重庆，根据10月1日起施行的《重庆市禁养烈性犬、攻击性犬种类目录和大型犬标准（试行）的通告》，该市重点管理区禁养的烈性犬、攻击性犬种超过40种以上，罗威纳犬属于其中之一。但封面新闻比较后发现，罗威纳犬并未在深圳等城市的禁养犬名单。[18][19]

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从事动物保护运动20多年的沈瑞洪，介绍了中国各地养犬管理规定的差异由来。现阶段，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家层面法律，只有地方法规。

“因为中国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差异非常大，不可能拿北京、上海、深圳这些法规，套在贵州花江、广西玉林、新疆喀什、阿勒泰等地区。”沈瑞洪补充说。[20]

但——我实在不太能理解——作为源自德国的犬种罗威纳犬，跟地大物博的中国，能有什么风土人情的关联？而要说历史羁绊，《周礼》曾记载的中华田园犬（田犬），反倒被沈阳、郑州、海口等多地作为烈性犬遭禁养，近期更新或即将更新管理名单的重庆、成都，也并未完全将中华田园犬除名。

通常的解释称，中华田园犬并没有经过严格选育，基因不太稳定，即使是一只温驯的中华田园犬，它的后代未必温驯。[21]

问题是，狗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百依百顺、能自己活动的玩具？或者说，听话并非唯一要求，它还得限制在一定尺寸内——在重庆，肩高（站立时肩胛骨顶端最高处垂直地面距离）超过55厘米的犬只就进入大型犬的管制范围；在成都，这个要求基准线是65厘米——这莫非考虑到城市空间的大小？[22]

我想提醒，我们不要把关系倒置了：是人需要狗，而非狗需要人。

2017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刊登的一项研究，虽然探讨的是儿童的宠物依恋与对动物的态度、同情心和人道行为之间的联系，但立足点却强调了从小关爱宠物有助于儿童道德发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23]

而2019年发表于的另一项研究，则聚焦千禧一代。The Canadian Journal of Family and Youth收录的这篇论文表示，在年轻人的不稳定人生阶段，狗提供了日常的生活习惯，帮助其更好地认识自己。[24]

RADII曾报道过中国掀起的一股宠物打扮潮流。2022年11月，因COVID-19管控长期居家的一些人，热衷于用蔬果汁给他们的宠物染色。这被当作一种对不能自由活动的苦闷的疗愈。[25]

可非常不幸，因为人类的喜恶变化，一些狗遭受着广泛的嫌弃，比特犬便是其中代表。

10月28日是美国比特犬宣传日。50年前，这种犬类广受美国人欢迎，随处可见，强壮的体型被赋予勇敢、忠诚、友爱等品质。后来，斗狗运动的兴起，比特犬很快又被认为与穷人、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于是走向污名化。[26][27]

通过特定品种立法，人类的偏见得以强化。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在一篇文章里反对道，不论是什么品种，任何狗都可以咬人。将安全寄希望于某类狗的禁令，无疑把复杂的问题想得太简单。[28]

英国自1991年推行特定品种立法。由于禁令的存在，英国每年有数百只狗被安乐死，即使它们没有造成危险的行为。

更加讽刺的是，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在英格兰因狗咬伤而入院的人数增加了76%。这种增长趋势意味着，禁止比特犬等少数几个品种的狗，并没有帮助改善公共安全。[29]

援引近期被广为传播的一个讲法，狗患的背后其实是人患。

以罹患狂犬病为例，虽然犬类是人类狂犬病死亡的主要原因——WHO给出的数据是，犬类导致99%的人类狂犬病传播，而一旦染病几乎都是致命——人们却可通过给狗接种疫苗，实现高效地阻断传播。[30]

结果呢？9月Vaccine发表的一篇论文称，美国狗主人的“犬疫苗犹豫”十分普遍，这种担忧就像COVID-19期间对人用疫苗的惧怕，并且，问卷调查证实了二者的关联性。[31]

而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80％的狂犬病疫苗是用于人而不用于狗。狂犬疫苗用错对象的后果是，2005年至2014年，中国的狂犬病病例平均数量居世界第二。近年来，中国每年仍有上百人死于狂犬病。

预防狗咬也是降低狂犬病死亡率的一环。但立法上的各行其是、执法层面的互相推诿，使得户外牵绳遛狗的规定，要么不痛不痒，要么沦为空中楼阁：对拒不改正情节严重者，合肥最高罚款200元；到了重庆，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不系犬绳或不佩戴犬牌、所系犬绳长度超过1.5米等，顶格处罚是1000元。[32]

一篇评论文章呼吁，是时候加强对英国狗主人的训练了。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提示，狗袭击人的主要问题，在于狗主人开始养狗时并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像是如何训练或照顾狗。而诸如西班牙等国家，已就此展开实践。[33]

值得注意的尝试，还包括构建多方交叉的城市宠物政策。研究人员提出，“一体化健康”的概念，对促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类和宠物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34]

没错，宠物也应是构成城市生活的主体之一。更确切地说，它们——或者你愿意的话，可以沿用古代汉语中指代一切事物的“他们”——是伴侣动物、非人动物。

这里无意鼓动什么狗权高于人权。正如以主张“动物解放论”而成名的彼得·辛格所说，人类抱持的根深蒂固的物种歧视，令非人动物的福利长期得不到保障。实际上，一种平等的道德关怀要求去做的事情，可根据对象有所不同：对学龄小孩，也许是培养阅读；对猪，也许是保障充足的食物和活动空间，而非投票权。

《动物社群》一书也提出，将非人动物赋予公民身份，不等于令其参与投票、公共辩论、政治动员。除这些积极的政治参与外，公民身份至少还包括国籍权、人民主权两种功能。

难道认知障碍者，就不能享受一个国家提供给其公民的各种服务，甚至要求国家对这一群体有更多的偏向考量？同样，某些非人动物群体，理应被视作人类政治社群的公民：诸如人工干预诞生的巴哥犬，满脸褶皱、面部扁平严重影响其健康；被长期定向培育的牛头梗，很大概率会患上精神疾病，现在却被不少地方禁养。[35]

试图以“禁养”来终结“历史错误”，这种观点要么很狡黠，要么很无知。我必须重申，人与非人动物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

罗威纳犬咬人事件发生后，《人物》记者走访了该小区，一个文明城市的边缘的边缘：羊马街道在成都市区西郊，西辰绿洲小区在羊马街道东郊，算起来，小区距离市中心有40公里。

当地受访者表示，没有本地人会在这个破地方买房。《人物》的文章写道，一旦“人”的力量式微，动物的攻击性在这种荒芜中显露出来。而即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附近村庄仍有散养的狗，小区内也仍有老人带着不牵绳的狗出门。

在小区周卖买水果的余姐，一次去孜州收橘子，被村里人养的很大一只没栓绳的狗惊吓。狗主人告诉她不用担心，余姐反驳道，“要是在成都，你们这狗早被抓了”。然而，对于自家的名叫“花生”的雪纳瑞犬，余姐至今都还没去填表登记。在她看来，登记是针对大狗的，她的“花生”才不会咬人。[36]

倘若千千万万的“余姐”——我是说，包括假借非人动物之名在网络上要死要活的群体——看不到其中的矛盾，那条咬人的黑狗就还会一再出现，将社会一次次撕裂。

关注

01丨鸡肉的技术革命与代价

今天，鸡肉的消费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肉类。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The Financial Times对此做了回顾。

以鸡为代表的家禽业的扩张，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蔓延到英国、欧洲和澳大拉西亚，90年代后延伸至亚洲和北非。可以说，这是一场横跨农业、加工、零售和消费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革命。

一个关键是，养殖大棚的引进，使得温度、空间、饲料和光照都得到严格控制，增加了肉鸡的产量。1925年，一只雏鸡养到至可屠宰的周期是112天，平均体重为1.1千克，饲料转化率为4.7；到2013年，只需47天就可以令肉鸡达到约2.7千克，饲料转化率为1.88。

自动化加工工厂、冷链技术的进步，也加速鸡肉走向更多餐桌。2019年，全球家禽消费量首次超过猪肉。

但廉价的背后是其他代价。根据AVEC的数据，生产100克鸡胸肉大约需要109克大豆，对大豆的需求加剧了森林砍伐，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家禽的粪便虽然可以作为肥料，但过量只会令其变成污染源。更何况，由于养殖过程的集约化，粪便中可能残留着农药、激素、病原体等其他污染物。

监管机构和行业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人们对肉鸡的消费与紧迫的环境、健康问题。[37]

02丨社交媒体放弃新闻责任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一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10月7日，哈马斯发起军事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至少5000枚火箭弹。随后，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随着冲突加剧，双方死伤惨重。

这场危机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TED就此组织一场即时对话，对政治学家Ian Bremmer做了采访。除去介绍冲突的背景，Bremmer还在访谈中，提到媒体的推波助澜，例如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报道说此次事件肯定有伊朗的深度参与。[38]

显然，当下的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两极分化和充满仇恨的空间，人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难以找到解决方案，而容易转向激进主义。The New Yorker的一篇专栏文章，也指出社交媒体的沦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022年2月，TikTok上开始充斥着大量来自前线的视频，以至于该冲突被冠以“第一次TikTok战争”。文章称，此次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的冲突，成为社交媒体新时代的第二场大规模战争。

10多年前，社交媒体因其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中传播实况的能力，而被誉为全球范围内的透明工具。没想到，同样的平台似乎正在使冲突变得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今年6月在韩国发生的一起滑翔伞事故、2014年的叙利亚内战，以及一款名为Arma 3的射击游戏视频，都被错误地标注为来自以色列或加沙的场景。

平台方并没有给出切实的解决方案。相反，随着自动推荐取代用户选择，我们都被进一步推入了不断强化的信息茧房。

当新闻以更具临场感的方式呈现，但所提供的路标却越来越少时，我们需要十分努力，才能在纷繁的内容中找到一条清晰的道路。不得不说，这是这个时代的混乱与悲哀。[39]

参考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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