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美丽新世界》节选之独裁统治下的宣传

在他长期的煽动生涯中，希特勒研究了“群体中毒”的效果，并且已经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效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发现，和作家相比，演说家更能激发那种引导人们行动的“秘密力量”。阅读是一种私人活动而非集体活动，作家只能和个体的读者交流，读者总是在一种正常的冷静的状态下读书。而演讲家则是对着一大群愿意中毒的人演讲，这些人都受到他的控制，只要他目的明确，他就能控制听众的一切。作为一个演说家，希特勒精通自己的专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能够“完全掌握大众的心态，他能从听众的情绪中找到他所需要的话语，然后再让这些话语直击听众的心灵”。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说希特勒是一个“扩音器，他能把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不能启齿的本能、痛苦和叛逆性大声说出口”。早在麦迪逊大街 ^[2] 开始从事“动机研究”前20年，希特勒已经系统地研究并利用了德国群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希望，他们的渴求、焦虑和挫折感。广告专家们通过操纵“秘密力量”让我们去购买他们的商品——某种牙膏、某个品牌的香烟、某个政治候选人。同样是通过利用这些“秘密力量”，以及其他一些因为过于危险让麦迪逊大街不敢贸然涉足的力量，希特勒诱导德国群众为自己购买了一个元帅、一种疯狂的哲学，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群众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爱好理性，对事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批判思想让他们排斥那种大多数人接受的宣传。对于群众来说，“本能是最重要的，信仰来自于本能……健康的普通民众本能地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但必须在某个领导的领导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知识分子则像一群养鸡场里的鸡，东跑跑西跑跑。他们无法被用来创造历史，无法成为组成某个团体的一份子。”知识分子需要证据，不能接受逻辑混乱和谬论。他们认为简单化是错误思维的根源，他们也不喜欢使用宣传者们惯用的那些伎俩，比如口号、未经证实的主张以及笼统的归纳。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都只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必须用少数固定的程式来表达。”这些固定的程式要不断被重复，因为“只有不断的重复才能把某个观点成功地印在群体的记忆中”。哲学教我们去怀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宣传却是让人们去接受那些本应该去怀疑或审慎做出判断的事情。煽动家的任务是要在他的统治下建立社会凝聚力。但是，就像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指出的，“没有实证基础的教条主义思想，如烦琐哲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利于在信徒中建立牢固的社会凝聚力”。因此，具有煽动性的宣传者必须坚持教条主义。他们的观点都缺乏合理的证据。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灰色，不是可怕的黑色就是圣洁的白色。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者必须“对他们需要处理的任何问题采取始终一边倒的绝对态度”。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自己是错误的，更不会承认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半点正确。他们不会和敌人辩论，只会攻击敌人，用大嗓门把敌人压倒，如果敌人太讨厌，那就把他们消灭掉。那些对道德有很高要求的知识分子也许会为这种事情惊愕不已，但是群众始终相信“真理永远站在主动的侵略者一边”。

这就是希特勒对群众人性的评价，这是一种极低的评价，是不是也是错误的评价呢？我们可以从果实知道结果子的是什么树，能够启发人们发现如此有效的宣传手段的人性理论中至少还有一点点真理吧？当个体在一个小团体中和其他个体自由地产生联系时，人就会拥有美德和智慧。罪恶和愚蠢的产生也一样。煽动家利用受害者的愚蠢和道德低下来刺激他们行动，但这种愚蠢和道德低下不是人作为个体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成员的特征。愚蠢和道德低下不是人的特质，而是“群体中毒”的症状。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更高级的宗教信仰中，救赎和启蒙只会发生在个体身上。天堂只存在于个人心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群体的集体意识中。当两三个人在一起时，上帝承诺会出现，如果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用群体毒素让彼此丧失清醒的头脑，上帝是不会出现的。在纳粹统治下，不计其数的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在拥挤的队伍中列队行进，他们从甲地走到乙地，再从乙地回到甲地。赫尔曼·劳施宁这样写道，“这种让全民不断列队行进的做法看上去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里面其实大有名堂，这是对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巧妙利用。”列队行进可以干扰人们的思想能力，可以消灭人们的思想，可以让人们的个性消失殆尽。列队行进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魔术，可以让人们对机械的、准仪式的活动习惯成自然。

从希特勒的观点以及他所针对的社会阶层可以看出，他对人性的估计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把人当作个体，而不是某个群体或军事化集体的成员时，他的观点就是极端错误的。在这个人口过剩不断加速，过度组织不断加强，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效的时代，我们该怎样保持个体的健全，提高个体的价值呢？这个问题现在还可能被认真地提出并给出有效的回答。再过一代人，在未来令人窒息的丧失个性的氛围中，要想找出答案就太晚了，或者连提出这个问题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