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国家女权到中国#MeToo：王政谈中国女权主义实践七十年

作者 / 黄羽婷 芊霓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3月23日，密歇根大学“安城文化沙龙”举办了王政教授《中国女权主义实践：1949-2019》讲座。在本次沙龙中，王政将目光聚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三代女权主义者的实践，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socialist state feminists）对妇女解放的贡献、第二代女权主义者遭遇的挑战以及成绩、以及以“行为艺术”为重要策略的第三代女权主义者的产生背景和贡献。

王政1952年出生在上海，1968年赴崇明长征农场务农。1977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先修美国史后攻中国近代史，尤其专注于中国女权运动史。现为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创始人及合作所长。她的最新专著《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已于2016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文化时期，陈独秀推崇女权主义的原因

王政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的是活跃于1949-1964年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指参加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在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女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包括很多中国共产党初期创立者，面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女权运动风起云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早期亦推崇女权主义，认为这是用来批判中国父权文化、颠覆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架构有效武器。并且，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解放女性：因为在其构想中，男女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拥有一致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这是解放女性的根本。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代是在五四女权主义运动中初展头角的新女性。她们于20年代初或中期加入了共产党，如邓颖超、蔡畅、杨之华、张琴秋、章蕴等。其中，邓颖超15岁时就于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蔡畅则成为新中国首任妇联主席。第二代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是三十年代或抗日战争中加入共产党的女青年。她们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或去了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如沈兹九、罗琼、董边等。

王政还以“太太”、“夫人”、“爱人”等词切入，生动地阐释了性别的社会建构如何改变此时的话语。她介绍说，这些参与过革命的青年女性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群体，是此时资产阶级男性选择“太太”的首选。而这些女性正是苦于封建婚姻制度中包办婚姻、家庭暴力等性别压迫而选择革命，寻求避难并且争取人格独立，她们拒绝“太太”而选择“爱人”的称谓，因为太太是带有等级以及人身依附的意味，而“爱人”是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欧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建交。在西方外交礼节和政策影响下，需要大使与大使夫人同时参与会面。这些很多被委派任务的“大使夫人”恰恰就是曾经参加过革命的女性，她们坚决拒绝这种男性附庸式的称呼，因为这与她们加入革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

1949年后，进入体制内部的女权主义者为保护女性权益做了大量工作。王政指出，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女性权益保障组织和体制基础的建立。1949年3月，作为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三个路向之一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成立。与此同时，地方各层级也依次建立了妇联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颁布的法律《婚姻法》也于1950年通过。这部法律由邓颖超领导的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妇女工作委员会起草，成员包括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均是在民国时代活跃的女权主义活动家。法律以反封建婚姻习俗为主题，明确“禁止重婚、纳妾”。该法律承认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独立地位，是对五四女权议题的重要继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重点保障了占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人口的农村妇女的权益，解放了长期处于买卖和包办婚姻下的农村妇女。王政教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婚姻法》是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法律。这个时期为底层妇女所做的工作还包括主要针对未婚女性的扫盲班和妇婴保健工作等。在城市发展中，她们也在不断推进女性就业的政策落实，争取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

与此同时，此时的国家文化发展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化反封建的社会议题。“社会主义新人”的观念中包括了对于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的抛弃。王政教授以左翼电影人陈波儿为例，她参与创建并且参与领导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一个正式电影制片厂。在担任艺术处处长期间，陈波儿组织拍摄了大量讲述革命女英雄女权主义电影，其中故事片《中华女儿》再现了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的故事，不仅是是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并且成为1949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妇女大会的献礼片。

除此之外，王政教授还展示了全国妇联主办的刊物《中国妇女》一些早期封面，可以看到有从事劳动的工人和农村女性，并且积极鼓励女性从事以往男性主导的职业，例如《新中国妇女》1954年第六号封面中的孔庆芬，她是全世界第一位远洋轮船的女性船长。

对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发展，王政总结道，为了推进女权议题，此时进入国家领导层面的党内的女权主义者，策略性地选择了“遮蔽”的政治路线（politics of concealment）。在党的中心任务的话语模式下，女权的议题被看作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将妇女解放的议题在中央政策的背后隐蔽而艰难地推进，这是其虽然成就颇丰却在今天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性别认知转折

接下来，王政介绍了80年代后在社会性别认知上的重大转折。思想解放浪潮之下，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观念开始被批判甚至颠覆。而王政认为，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倒退。在这一时期性别和阶级等级架构重构的过程中，很多倡导性别平等的政策遭到了否定。尤其是此时知识界的精英开始推行“女人味”（femininity），呼吁恢复女性的“自然本性”，也重新建构起“阳刚之气”（masculinity）。贤妻良母、男女有别等重新在这一时期上升为主流的社会性别话语。除此之外，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社会新闻中溺女婴惨剧频发，就业上的性别歧视亦在此时加剧。

与此同时，在国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推行的成长环境中的受惠者开始在80年代逐渐成长，她们就是王政所认为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这一阶段，妇女研究学术活动逐渐增多。文革之后恢复的妇联开始组织撰写中国妇女运动史和早期女权运动者的回忆录，并且推行妇女研究。各大高校也邀请国外女性研究学者讲课，介绍国际情况；同时，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得以进入官方体制内，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并且希望通过改变公共政策来对抗妇女歧视的严峻状况。

到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政认为这是8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致力于女性权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介入。中国的女权主义学者开始向公众和政府解释非政府组织（NGO）及其社会功能。利用这个契机，非政府组织所能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新释放，这无疑要归功于当时的女权主义者。王政接着介绍了由其本人参与创始的海外中华妇女协会，以及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陕西妇女研究会等国内知名的NGO。同时，在学术领域，性别（gender）这一观念作为新的学术领域和分析术语介绍进中国，王政本人也参与了大量女权主义著作的引介翻译工作，一面向中国公众介绍女权主义的学术理论，一方面也在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话语中寻求中国性别研究理论的独立性。

2009年以来的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

最后，王政回顾了2009年之后由年轻人组织和参与的女权运动，此时的中国社会背景和个人成长环境也已经与20世纪末有了很大不同。新兴的女权运动者多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后代，女孩不再是家庭资源分配中的牺牲者。女性受教育率大大提升，这不仅能够促进本土社会性别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健全，也是青年一代女权主义者社会行动的重要基础。父母和个人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值很高，然而，在现实中她们所遭遇的性骚扰，招生、就业时的性别歧视等依然严重。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让很多女性开始想要改变现状。

和上两代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她们不再拥有体制内的社会资源和直接沟通的渠道，故而行为方式和以前不同。互联网成为她们主要的发声场所，公共空间的表演性行动，“行为艺术”成为她们的重要策略。比如2012年在上海地铁中，年轻女性举着标语“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以反对地铁性骚扰，在各大城市中开展的“占领男厕”运动，以及剃光头抗议抗议高考招生中男女录取不平等行为。近年来，广州性别中心2017年发布《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以及席卷至中国高校和职场的#metoo运动也在艰难推动着性别平等。

纵观中国女权历史脉络，王政教授这样总结，在如今全球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女权主义行动所遭遇特殊的挑战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这不仅包括普通人表达公民责任感需面对的国情障碍，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与民间推动社会公正行动的冲突，也包括“海外敌对势力”的话语建构对于行动者的威慑。在重重困难面前，反思和回顾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实践及其经验亦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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