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要拒绝善意的客观？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无数人向我推荐过一本叫做《江城》的书，但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始终没有耐下心来读它。直到去年，在去上海出差的飞机上，百无聊赖的我终于翻开了这本书。出乎意料的是，这本看起来文字并无特别技巧，甚至有点流水账的书，完全吸引并抓住了我。

于是，在来回接近七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迅速读完了这本书，并由此对作者，刚刚回到四川并任教四川大学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然，在中国，他有一个普通但传播更广的名字：

何伟。

作为和平队的成员，何伟在重庆的涪陵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教授英语，游山玩水，和学生们聊天，和学校里的英文老师交流。作为旁观者，他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内地一个欠发达城市及其人民的各种表现。幸运的是，他不必像我们的作家一般，避讳各类禁忌。这样的文字自然具备了极大说服力和吸引力，也是像我们这样靠码子写文讨生活的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这几天，何伟刊登在《纽约客》杂志的《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突然间占据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我花了一点时间，通读完了热心网友的译文，和《江城》一样，这篇文字依旧是冷静温柔善意的观察，也足够的客观友好，用网友祝佳音的话来说，就是：

（何伟）有一种疏离感，永远保持和人群拉开距离，去观察身边，有那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悠闲，也有那种小心翼翼不想激怒别人的特质。

本以为看到此文字的人都会和我一样，能够在逐渐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视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重新回忆起整个国家用停滞对抗病毒的日子。但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在现实和网络中，对于何伟这篇文字的评价，显然又一次陷入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口水战里，其中也不乏恶意的揣测，比如：

多少年了，何伟老师带着不变的优越感，用熟悉的笔调，还在写着他不熟悉的事。

他在扭腰客（纽约客）的文章还是有股怪味。但是有的在理，大部分的美国人登在报纸上的更不能看。他稍微能看，起码说出了我们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作为一个老外，有色眼镜掉不了，正常。

何伟这篇文章多少有点阴阳怪气，大约在说：便宜你了，贱人！

何伟的目标读者是英文期刊订阅客户，感激涕零的黄种汉语读者不过是凑巧搭了趟顺风车。

恕我愚钝，我实在没有如上面这几位一般，在何伟的文字中读到优越感、阴阳怪气或者别的什么令人恶心的深意。

相反，我看到了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夹在两个国家巨大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之间，用细腻的笔触写自己的观察与经历，几乎不掺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更没有指手画脚和诽谤诋毁，甚至还有点小心翼翼的谨慎。

我理解何伟的谨慎，毕竟在他任教川大不久，就因为一些言论被学生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遭到了举报。

二十年前重庆涪陵的学生，尽管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何伟有着巨大的差异，充其量也只是在课堂上与他争辩。但二十年后的年轻人，显然对于不同的意见有了新的处理办法，那就是：

我不仅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我还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

这样的激进而卑劣的做法，已经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尽管，任何一个正常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理解并赞同这样的做法的。但它却很有可能将善意和友谊推向相反的方向，让朋友变成敌人，让本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引起仇恨和斗争的矛盾。

写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禁有了一个疑问：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以国籍的不同和信仰的差异，来定义善与恶，定义忠与奸？

在二十多年前的《江城》里，何伟就这样提醒过我们：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一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

但很遗憾，我们从来不善于接纳这些善意的客观陈述，而是沉浸在宏大的叙事中不可自拔，我们相信利维坦无所不能，也就因此对个人的悲惨遭遇漠不关心，对旁人的不同观点任意指责，求全责备。

刻薄的我，往往会觉得我们的各种悲剧都源于此，但何伟显然比我要宽厚太多。在《江城》里，何伟说：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

我觉得，不仅仅要让年轻人懂得理解的重要性，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应当努力去理解旁人，而不要随意批评责备。如果我们只会一味责难，而不懂理解与妥协，那么等待我们的，必然是更大的灾难和悲剧。

原文写于20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