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吞精教主”？

在腾讯《大家》栏目中，“无国界公社”战队是我最喜欢的一支作者队伍，不仅拥有世界主义的宽广视野，更以细腻的文笔，将个体置身于这个流动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困惑与焦虑，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可谓惠我良多。

然而，前段时间在认真拜读了“无国界公社”的新文章《在这么不平等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婚姻》后，我却产生了不小的疑惑，因此冒昧撰文，愿与作者商榷。

对于情感大V Ayawawa和与其针锋相对的女权主义者，文章作者自称的『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似乎是一方面肯定双方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阶层的女性可以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又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双方宏大的价值观之争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微观层面上的实践和立足于生活本身的努力才是更为有益的尝试。最后，作者呼吁双方都应放下对彼此的敌意，增进交流，理解万岁。

令人不解的是，作者实际上已经相当敏锐地指出了造成当下众多婚恋悲剧的关键因素，即一个崇尚强权、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在性别、阶级等议题上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以及由此塑造的——有关婚恋家庭的陈腐意识形态，如同沉重的枷锁，极大地束缚和压制了人们在爱情关系中自我实现的多元化追求与想象；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又在行文过程中给人以刻意调和折中、向不平等的现实妥协的意味。那么，使我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作者论证『女权主义骂Ayawawa捉错用神了』的思路：首先，作者说她曾相信 『只要实现了男女平等，女人们经济独立，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后来发现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只是女权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承诺。在观念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旅居芬兰时对当地生活的亲身体验，无疑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北欧国家已经确立了由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保障的男女平等，在“父权社会”业已终结的芬兰，却仍然有『极高的抑郁比例，以及酒吧里成群买醉的男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问题，作者在这里的逻辑有些奇怪。北欧国家抑郁高发、自杀率高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将之与成年男性酗酒并列起来，作为性别平权运动导致的后果之一，前后真的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科学家曾提出假说，认为光照这一变量会影响一些神经递质在人体内的传导，它们在人类调节情绪的内在机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血清素和多巴胺。北欧国家地处高纬度地带，气候高寒，冬季夜晚漫长黑暗，白天日照角度小、时间短，恐怕才是导致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人认为，北欧地广人稀，是高度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强烈孤独感，使人们情绪普遍低落。这种解释就从地理位置、季节气候等外在环境因素过渡到了人际社会的伦理关系上。其实，像“什么是幸福”、“怎样的伦理安排才能达至幸福生活”这类问题，差不多是伦理学研究的终极命题了。女权主义主流的理论视角，从它最本身的意义来看，只是基于平等主义的内在要求，审视性别这一特定权力结构中存在的不义，语焉不详的要求其承担导致北欧人“不幸福”的全部责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作者所说的『酒吧里成群买醉的男性』，也很难说与性别议题有多大的联系。酗酒固然危害身体健康，但酒吧作为现代社会的娱乐场所，若不是出于某些特定宗教的保守立场，并没有太多的理由认定它违背了美好生活的原则。和中国的油腻中年们组织的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荤腥酒局相比，现代酒吧给人的印象，起码远远没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作者在这里可能会说，自己并没有想让女权为此担责，只是觉得部分女性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仅仅做到这一点仍不足以确保美好的未来。我完全赞同这个判断，但她似乎又在暗示：女权主义者做不到的，Ayawawa可以啊！在剖析Ayawawa的理论之前，让我们先回到文中对女权的第二点批评——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只关心女性如何反抗结构性的压迫，并且在此过程中『往往毫无保留地同情女性群体』。

说实话，我非常欣赏和佩服作者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对中国目前婚恋市场的一个判断——即底层男性也是婚恋悲剧中的受害者，因为深受父权社会刻板性别印象影响的『女人也在用外界物化的标准来评价男性』。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一个个体不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事业成功——当大官、发大财，从而拥有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资源和权力，那么不管你别的条件多么优秀，在包括婚恋市场在内的绝大多数地方，你仍然会被视作是一个loser。要是说这一点要求太高，目前还达不到，那么门当户对的最低标准，也要有大城市本地的户口和房产，像北漂、小镇青年、民工子弟等等这些政府钦定的“低端人口”，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如果你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在高度行政化的象牙塔里，最让外人艳羡的，当然是拥有长江学者、文科资深教授一类的头衔官阶傍身。因为在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下，学术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对于功利化倾向稍弱的纯文科学者（如果他又不愿意“卖与帝王家”的话），一个笃志学术但清贫乐道的知识分子，肯定不符合婚恋市场对成功人士的定义。

与之相反，只要手握无限的社会资源——即成为Ayawawa理论中的布男、高级供养者，那么哪怕他频繁出轨、妻妾成群，甚至家暴、性侵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比如下级或者学生），他的伴侣也只能原谅、默许甚至纵容，以维系弱势一方顺从和依附强势一方的那个名义上的家庭关系，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但是，国内的女权主义者，真的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对底层男性毫无关注吗？一个男人因为没有实现当官发财的“中国梦”而被群嘲为卢瑟（loser），或者自嘲是注定孤独一生的屌丝，他们之所以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可以说是崇拜强权的社会观念，在性别和阶级两个议题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前文所述，主流女权主义的理论视角，在于立足平等主义的基本框架，正视性别这一特定权力结构中存在的系统性不正义，以期在制度的层面去构建一个更少特权、人们拥有更多元选择的社会体系。

一个认同平等主义理念的人，如果只对某一种结构中存在的权力压迫大力鞭笞，同时却又为另一个结构中的不平等摇旗助威，那么他的逻辑一定不能自洽。比如，如果仅仅因为在毛泽东的时代女性的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就不加分辨的极力歌颂太祖的功德，那我们肯定无法面对，那些在大饥荒中家破人亡、不得不易子相食的底层农民。诚然，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庄严承诺确实向我们展现了妇女解放的美好愿景，为今天男女平等在纸面上写进基本国策奠定了背后的价值基础，但回过头来看毛时代诸多具体的实践，实质上是从传统社会的家庭父权走向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父权，在誓言要赶英超美的工业化洪流之中，男女不分性别的沦为为国家主义服务的庞大计划经济机器里的螺丝钉。

大概是我比较孤陋寡闻的原因，在我的印象里，国内认同自由社会基本理念的女权主义者中并没有人陷入上述自相矛盾的思维陷阱之中。反倒是不少激烈反对女权的保守主义者，可能被历史上带“平等”二字的运动吓怕了，会把任何考虑社会中较少受惠者和弱势群体的政治设计与制度安排，都视作是“吃大锅饭”、“养懒汉”，乃至“通往奴役之路”。比他们更夸张的，当属国内著名的原教旨自由市场信徒——铅笔社的李子旸了，他甚至说希特勒系统性的处死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德国人应该感谢伟大的元首。

为什么作者会对女权主义产生这些偏见呢？我的猜测是，也许她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到底是仅仅限于少数女性经济自强的实现，还是说要打破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摆脱由财富和权力单一且决定性的主导婚恋市场、定义何为幸福的不合理现状？通观全文，作者似乎把这两种理解视为互相对立的概念，并且前后摇摆不定：一方面将国内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在第一种意义上，对经此矮化后的路径可能造成的不足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事实上是自觉地承担起第二种意义上的平权任务，反过来指责女权主义在这一维度上的缺失——显然，上述两方面对女权的臆测都是不成立的。

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偏见，作者于是把目光头投向了Ayawawa，不无善意的指出：以Ayawawa为代表的情感分析师，通过精细地计算复杂的人性，对症下药，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我对情感分析行业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但我相信，像作者这样专业的情感咨询师，与自称是“世界最大情感咨询机构董事长”的Ayawawa之间，应当是有着云泥之别的。专业的情感咨询非但不会和女权主义追求的目标产生矛盾，反而完全可以是后者的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在情感关系中迷失和受伤的人提供心力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端木异在供澎湃思想专栏的《从PUA到Ayawawa：情感专家们的“爱情买卖”》一文中指出：

“在国外，情感关系咨询（relationship consultant）是一个专门的心理学行业，哪怕是Psychology today这种面向大众提供咨询师信息和科普内容的美国大型网站，每个咨询师的页面都有相应的学术背景介绍、诊疗的手段方法和详细公开的收费标准。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如有违反，对咨询师的惩罚将相当严重。不幸的是，中国的心理咨询业和相关市场实在是过于混乱，以至于大部分人都搞不清这些基本的情况。”

端木异认为Ayawawa利用了国内心理咨询市场规范和心理教育的严重缺失，通过包装一套可兑现的“自我提升”、“成功学”的话术，引诱那些急于摆脱单身和害怕被劈腿的女性上钩，充满了投机的意味。将男女按照相貌的标准打分，以及用其自创的人群分类方法：石头（专一）、剪刀（浪漫）、布（富贵），两两排列组合，对号入座，这样一套高度笼统、套路化的模式，就想占星学一样，咨询师可以利用其语义上的模糊和广泛的适用性，让咨询者觉得前者的陈述十分贴合自己与伴侣的实际情况。

然而，滑稽的是，Ayawawa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即“娃学”）是有效的，同时也为了反驳认为其 “跪舔男权” 的批评，会举出一些她的粉丝最后既当家作主、又备受宠爱的成功案例。作者在文中也举了一个身边朋友的例子，以证明娃学帮助她实现了『雪中送炭』的“阶层跨越”。事实上，这里面运气发挥的作用明显更大一些，因为一个按照Ayawawa的评价体系选出来的男性伴侣，对女性发自内心平等对待的概率很低。一旦感情生活面临危机，甚至遭遇家暴，陷入这种粗糙思维模式的女生，有很大的可能根本想不到要主动的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继续呆在Ayawawa自称是 “父爱算法” （我是对的，你要听我）的娃学里打转，比如这种想法：我的相貌只有4.5分，MV（伴侣价值）不高，老公是布石男（竞争力强，小心眼），我被他怀疑和谩骂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想离婚的话，唯一的办法是继续降低PU（被怀疑出轨的可能性），还是辞职当全职主妇吧。

在Ayawawa的理论里，女性的权益是与孩子捆绑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孩子构成了一个女人作为“贤妻良母”的全部。这就更加不利于不幸婚姻中的受害者摆脱过错方的控制，即便受害者已经选择走出围城，当对方以她最放心不下的孩子相要挟时，完全可能造成一幅受害者“自愿”回归那个千疮百孔的家庭、“主动”终止外界帮助的假象。这正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反对将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看娃视作是完全自然正当的社会分工，因为用失去独立生活来源换得的暂时“幸福”是没有坚实保障的，过多的依赖于另一方的个人品行，就大大增加了对方出轨、家暴的可能性。把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主动权，完全交给别人，而且还是在既有的道德规范无法真正约束对方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那些不想被婚姻绑架、渴望生活更加自由的女性，娃学就几乎是灾难性的存在了。Ayawawa的受众实际上分布的非常广泛，与人们的一般想象不同，在她数十万铁杆粉丝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城市白领。面对这种级别的影响力，一个被认为正处在 “适婚年龄” 的女性，在家长各种催婚、逼婚和同事朋友间的攀比、竞争或者是“好言相劝”之下，哪怕对娃学和其他类似的话语再不屑一顾，恐怕也难以彻底摆脱它们的影响。在社会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体制内外都有不少呼吁女性回归家庭的言论沉渣泛起，带给女性的焦虑与恐惧，就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伤害事实。

更确切的说，由Ayawawa的理论背后，那种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的世界观所产生的焦虑与恐惧，并非只是女性的感受。在异性恋-父权结构下，我们都知道，女性受缚于不以个体的性主权为基础的传统贞节观念——贞节是女性特有的，但并不属于女性自身，而是处在一个等待或正在被占有的状态。那么反过来对于男性而言，则是鼓励征服占有更多的性资源（尽管在明面上不能打破彼此间对于性资源的私属边界），如果做不到，就会面临焦虑。在“动物世界”的雄性竞争中位于“食物链”底端的男性，只好把这种压力发泄给他所处的权力结构中更弱势的一方——所以Ayawawa说，“石头男”如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出轨，很有可能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这正是彰显自己权力的一种体现。于是，在这套体系里面，除了“布男”以外，所有人都一方面是或多或少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对于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又是加害的一方，或者至少是合谋者。

这样的情景，绝不符合我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