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青年同志行动者
撰写者:匿名
近十多年,中国大陆的同志运动(“LGBT”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中文语境下常用“同志”统称)从几乎不可见的状态,发展成为年轻、极具活力的社会运动。特别是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广泛的青年同志参与更是为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但随着政治环境紧缩,资金管控加强,一大批同志组织被迫关停,仅存的组织走上转型之路。在有限的空间里,青年同志行动者们开展草根社区建设并提供服务,通过倡导行动提高社会接受度。本报告将主要以加入同志组织的青年行动者、校园同志小组行动者和跨性别青年行动者三类对象展开,尝试描述该群体的基本面貌,探索作为行动者的成长路径,接着呈现ta们的行动和组织方式,特别是新冠疫情下ta们的行动,最后讨论ta们的困境和出路。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出生于1992到2003年,这些青年同志行动者多数来自于城市中产家庭,也有成长于农村,大多数是家里的独生子女。ta们中有参与校园同志小组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也有参与到民间同志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少数”的性别身份和生命经历,ta们加入到同志运动,也借此打开公民社会的大门关注更多社会问题,不少人同时投身到女权、艾滋、劳工、残障等领域。
对性与性别的认知、探索和反思,是ta们人生的重要主题之一,每个人都有独特而珍贵的经历。ta们从小被默认为顺性别异性恋者,不得不在内心的挣扎中,掩饰和隐藏自己不合常规的那一面。基于性倾向、性别表达和认同的家庭暴力、校园欺凌几乎在大部分行动者身上发生,这些创伤和自我压抑的经历驱使他们寻求资源去认识世界和自己。大部分青年同志行动者在大学之前,依靠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帮助下接受自我,实现自我认同;少数则是在国外留学期间完成自我认同。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视角让ta们理解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权力结构,对平等和多元的追求也更加深刻。
青年同志行动者的参与平台主要是同志组织和校园同志小组,包括在校大学生和毕业不久的年轻人。ta们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同志社群活动等方式了解同志组织,被同志组织推动的议题和工作内容吸引,以全职或兼职员工、实习生和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同志组织。早期的校园同志小组多为大学教师开设的性别研究课程的助教团队发展而来,教师的意见和支持对小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早期的同志小组主要分布在精英院校。校园同志小组的发展与同志组织息息相关,青年行动者参与同志组织举办的青年培训后,回到校园成立同志小组,从而推动校园同志行动在各地传播。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1、同志组织
在公民社会行动空间收缩,境外资金加强管控的背景下,一大批同志组织被迫关停,许多组织开启转型,走上与体制、与主流公益基金会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的道路,并且日益专业化。融入主流公益的尝试里有成功的案列,也有失败的案例。在有限的空间内,同志组织采用多部门合作的策略,联合公民社会、法律、教育、学界、卫生、心理、媒体、商业、艺术和政府部门的人士,在艾滋干预、心理健康、家庭接纳、同性婚姻、性别教育、就业平等、校园霸凌、家庭暴力、跨性别医疗、去病理化、扭转治疗、职场多元等议题开展服务和倡导活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即使管控和歧视普遍存在,上述成果本身也岌岌可危,但在当局对公民社会敌意加剧之际,自下而上的同志运动依然活跃,对于社会的意义就显得尤为可贵。
2、校园同志小组
校园同志小组发展从2005年兴起,并在近五年数量上升。在分布上,基于大学的同志小组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武汉、西安等地。在规模上,小组的核心团队在1人到35人,志愿者团队在4人到60人。ta们以提高校园同志能见度、建设同志友好型校园环境为目标,日常工作包括校园同志社群建设、艾滋预防和检测、性别研究、LGBT科普教育等,ta们也会利用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日(5月17日)、紫色校园日(十月第三个星期四)等节日在校内发放彩虹旗、手环、科普传单,举办讲座、研讨会等意识提升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小组利用微信公众号、QQ、豆瓣等平台传播ta们的工作,在社群内建设小组提升影响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某小组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该校最受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之一。此外,青年同志行动者也与青年女权行动者高度重合,许多校园同志小组也是校园内女权议题的推动者,参与了#metoo反性骚扰倡导和建立卫生巾互助盒等议题。
随着同志可见度的提高,也出现了基于国际高中的同志小组和青年行动者。ta们家境优越、资讯发达,国际高中的环境给了ta们更高的视野,让ta们更敢于认同自我。ta们以科普多元性别为起点,除了发科普传单、举办观影活动外,ta们还举办变装、Vogue舞会等更具同志文化的活动。
3、跨性别组织
在国际跨性别运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五年在中国涌现了不少关注跨性别议题的青年跨性别组织,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组织核心的青年跨性别行动者大多有曾在同志组织工作或实习的经历,也都参与过同志组织举办的能力提升培训和青年行动者培训活动。跨性别青年运动的兴起让人们看到更性别非二元、更酷儿、更突破生物本质主义的群体。
跨性别社群的快速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出现密不可分。在过往,除了公园、街头等跨性别性工作者聚集的空间外,跨性别者只能在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或医院周边的快餐店里拓展线下聚集的空间。社交媒体提供的线上空间成为了跨性别社群聚集和跨性别信息流通的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和QQ,跨性别青年行动者们和同志组织合作开通了第一个全国跨性别热线,并且通过热线连结到更多跨性别社群。
跨性别者面临更高的家暴、校园霸凌、辍学、失业、被强制扭转治疗的概率,同时面临更严重的心理状况:67.6%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而这些跨性别青年组织致力于为跨性别社群提供社群陪伴和同辈支持、跨性别医疗信息,跨性别经济赋权、免费的心理咨询以及跨性别社群媒体与文化平台。相较于同志运动而言,跨性别运动还处于社会更边缘的位置,权利诉求可见度仍比较低。
4、疫情下的行动
新冠疫情给同志社群、同志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封锁和隔离政策导致的工作计划延后或取消,加重了组织和行动者的经济困境。此外,隔离政策造成了艾滋感染者无法获取药物,面临断药和耐药的风险。由于早期艾滋感染者和活动家的推动,中国政府推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其中包括几种免费药物供应。耐药即由于断药造成的原服用的国家免费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服用昂贵的自费药物才能控制病毒状况。为了解决药物问题,同志组织一方面组织感染者社群互相借药,另一方面ta们和疾控部门合作,帮助指导感染者异地取药、邮寄药物。而在新冠疫情的始发地武汉,封城封村政策甚至让人寸步难行,感染者无法获取药物,向警察、街道、居委会求助也没有得到帮助。
危机下武汉同志中心及时恢复工作,并且组织爱心车队和100人志愿者,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为感染者送药。志愿者的车队被挡在长江大桥的警察拦下时,武汉同志中心当机立断,在社交媒体发声求助,他们写下的“紧急求援,这些人的生死不该被遗忘”得到了大量转发,并引起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关注,最终他们拿到了通行证。武汉同志中心的行动让决策者了解交叉议题弱势群体的困境。
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使得许多同志人群陷入心理危机。由于无法外出,长期与家人的生活,同志人群面临被家人发现其同志身份的风险,也更容易与家人产生冲突,引发家暴。疫情带来了国际性的健康问题以及严重的群体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使跨性别者面临更加难以获得激素干预和性别确认手术的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负担。为此,同志组织开展了各类线上心理健康讲座、线上分享、心理危机热线等服务。
同志组织还处理了疫情下的同志社群紧急状况。2020年4月,隔离期间跨性别女生“烤鱼”被其母亲发现跨性别身份,遭到严重的家暴,并且被绑架到一家医院,强制进行其所谓的扭转治疗,通过中药注射剂、电击、精神羞辱等方式,试图改变“烤鱼”的性别认同。多家机构分工合作,远程协助报警,当地志愿者赶往涉事医院接出“烤鱼”,持续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最终在志愿者们和舆论的影响下,该医院决定不再收治“烤鱼”。
另外,整个春季学期,几乎所有学生都在居家上网课。对于多数同志青年校园行动者而言,支撑ta们的很可能是同志小组内部成员建立的连结,以及改变不友善环境的渴望。失去线下见面和做活动的机会,对于校园同志小组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几乎所有小组在隔离期间都停止运作,不仅无法加强成员间的连结,也失去了提高小组新人能力的机会。一位小组核心成员表示:“整个学期停止活动削弱了小组的凝聚力,新进小组的伙伴对小组认同感不强,积极性不高,这导致我们夏季学期开学招新没有招到一个人。我非常担心小组之后的交接问题。”仅有几个小组尝试在网课期间开展线上活动,由于缺乏组织线上活动的经验,活动参与度很不理想。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1、行动者和活动开展
同志组织和行动者最常受到的压力是安全部门的谈话,对行动者及其家人的骚扰,以及干扰活动场地导致活动取消或延迟。2020年至少有三名核心志愿者被警察谈话,警察对ta们住所的随机检查让ta们感到不再安全。除了受国安和国保的监控和骚扰外,如工商、民政、街道社区、文化稽查等部门都参与到管制之中。每年六月被称为“骄傲月”,“上海骄傲节”在六月集中举办丰富的活动如彩虹跑、派对、影展,也有多元招聘会和同志小组开放日等服务于社群和同志组织的活动。全部由志愿者构成的“上海骄傲节”团队还会筹款支持同志组织。2019年上海文化部门以“上海骄傲节”举办的影展不具资质,违规公映为由开出了15万元的天价罚单。2020年8月已经连续举办12年的“上海骄傲节”正式宣布终止所有活动。
2、组织注册的困扰
在组织形式上,无法以“同志”身份进行注册的尴尬仍然存在,选择商业注册或不注册的组织占大多数。但在管控较为宽松的二三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同志组织成功尝试以“青年组织”、“社工组织”等名义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注册让同志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同时,政府对组织的管制更加行政化。一位完成注册的组织负责人坦言,行政成本与党建工作对于资源和人力薄弱的同志组织而言是不小的负担,不仅需要减少为同志平权的倡导工作,有时还会被主管部门安排开展一些“更主流”的工作。
对于专注于提供服务的组织,注册相对更容易。一些专注艾滋预防和教育的组织,以服务提供为导向,他们常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进行倡导活动。一个正面的案例:某二线城市的同志组织早在2011年便以社工机构的名义注册,善于维护政府关系的ta们常组织同志社群与政府官员打羽毛球。合法身份帮助ta们打通更多政府部门的关系,撬动到更多社会资源。多年的合作让ta们成功取得了体制的信任,得以成功向主管部门出柜,公开其服务性少数人群的业务。合法身份以及主管部门的信任使得ta们多元性别的培训能够走进教育机构、社工机构、公安、疾控甚至政府部门,也帮助解决了长期以来办公室被邻居投诉的问题。ta们还擅长将同志社群需求与主流议题如青少年服务、性别教育、艾滋病防治、药物成瘾预防干预等结合,利用体制资源开展大量的工作。不过,也有行动者担忧被收编的同志组织将失去议事能力,沦为缓解社会矛盾的维稳机器。
3、针对校园同志小组的限制
50个大学同志小组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小组能够在学校注册为社团,且均是以 “性别研究”、“同伴教育”、“艾滋干预”等名义。其中有两个小组在注册后被强制注销。没有”合法“身份,小组无法在校内参与社团招新活动,无法在校内获得活动场地。如今不少同志学者完成学业,在国内大学任教,ta们为本校的同志小组提供庇护,成为小组不挂名的指导老师和与校方之间的协调者,在学校内为小组开辟更多活动空间,为小组的工作给予学术支持,帮助小组在学校内获得活动场地和资源。校医院和校心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时也能为小组提供支持,赋予小组合法身份。然而当该工作人员离职时,小组又会迅速回到”非法组织“的状态。
校园外的同志组织和青年同志网络组织也是小组的重要支持来源。ta们为小组和青年行动者提供资源和能力建设,更提供线下见面机会促进小组间的交流、学习和能力。一些青年同志行动者发现学校官方的态度几乎不可能改变,而学校短期内也不会开放空间给同志小组,于是ta们将目光转移到校外,发展成独立的青年同志组织。
自2018年对左翼学生社团打压以来,当局对大学学生的管制更加严苛,一位大学老师透露,如今对学生连结非常警惕,就连举办跨校的篮球赛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学校辅导员、团委、学生工作处和安全部门对行动者,甚至通过行动者的家长来施压。为了干预校园同志小组活动,校方甚至在民族主义层面来抹黑小组。2018年某校为了阻止小组举办的不再恐同恐跨日倡导活动,通知全校学生不许参与活动,称该小组是“被境外势力利用的非法组织”。
除了上述三个层面以外,当局近年来还加强了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宣传和社会控制来巩固对权力的垄断。从道德层面的、病理层面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性,对同志社群的污名和审查仍是同志组织和青年同志行动者需要面对的。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1、行动者的经济困境
同志运动的有限空间和资源限制了青年同志行动者的个人成长。微薄的收入不能满足行动者的生活需求,许多行动者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离开运动一线。一些同志组织定期开展心理小组给行动者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调整预期。
2、校园小组
校园同志小组面临换届困难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有许多活跃的社团由于核心成员的离开而终止运营。原因在于,缺乏“合法身份“造成招募新的学生会员的困难,以及忽略内部建设导致的小组缺乏行动经验和历史传承。同时,校园凶险的环境对同志青年校园行动者的抗压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经验的行动者很难在家庭和安全部门的压力下坚持行动。需要支持同志青年校园行动者的外界帮助提升ta们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以及针对校园同志行动者的运动创伤的疗愈。同时,帮助ta们在校园内外找到愿意支持ta们的教职工和同志组织亦非常重要。
3、跨性别群体的困境和出路
相比同性恋社群而言,跨性别社群有整体人数更少,承受的社会歧视更大,心理健康状态更差,经济压力更大,厕所/更衣室/宿舍等公共设施不友善的特点。还有恐跨女权主义在舆论上对跨性别社群进行冲击,社群内部对跨性别社群认同度低的困境。跨性别青年行动者也缺乏行动经验和倡导能力。跨性别青年组织和行动者需要可见度更高的公益行动来吸引社群参与社群活动,并且就相对紧急的心理健康、自杀预防和干预、就业平等的议题开展行动。跨性别青年行动者还需要联合女权主义者建立多领域的合作。外界需要为跨性别青年行动者提供能力建设和资源支持,创造国际跨性别行动者的交流机会,以帮助行动者学习域外经验。
4、机会与建议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境,同运仍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和社会经济资源等待青年同志行动者挖掘利用。青年同志行动者要改善同志人群的处境,有三个方向可以努力。第一,善于利用现行的社会制度保护同志社群的权益,为下一步的进展奠定基础;第二,将同志社群的权利融入到主流议题,例如“性教育”和“防治校园欺凌”正式进入未成年人保护法,需要青年同志行动者对“性教育”和“校园欺凌”议题开展持续且深入的倡导工作;第三,开展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广泛的联盟。青年同志行动者需要学习其他社会运动的经验,打开对社会运动的想象,同时行动者的联结也是抵抗政府分化公民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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