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苗犹豫”看“生娃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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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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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航 2021.6.2
现代社会在制定一项“利国利民”的公共政策时,简单粗暴地逼迫公众参与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因此,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如何减少人们的犹豫,增加诱因,刺激更多人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
生育显然就是一种这样的公共政策。继2011年双独二胎,2014年单独二胎,2015年全面二胎后,如今“一步到位”全面三胎,显示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加速放开。
不过,很多网民对三胎政策拒绝“收货”。从恋爱、结婚,到生第一个娃,再到生更多娃,每一步都会“劝退”一批人。
“不聊生”的年轻人并不都是从心底里讨厌生育,很多只是承受生存压力,导致生育意愿被压制。但是,假设我们把所有该给的条件都给了,生育率就会立竿见影的提高吗?
不妨就让我们去寻找一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社会公共政策,去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已经扫除了参与政策的一切客观障碍,仍然有很多人主观上不愿参与,他们犹豫不决的理由又是什么。
生娃问题,谁在犹豫
全面放开三胎的消息一出,网上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吐槽。尽管随着此消息发布的同时,也提到了完善托儿所覆盖、照顾失独家庭等方面,但除了三胎之外的议题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总结相关的言论,可以看到网民主要提出了三点意见:
-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恋爱、结婚本身已经是一大障碍。交友范围窄,三观不合,恋爱之外更有趣的事情有很多;好不容易谈婚论嫁了,又涉及到买房,定居,彩礼等。
- 结婚后,是否要孩子也是一个“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很多夫妻用宠物作为孩子的“平替”承载情感寄托;妇女生育前后在职场上竞争力减弱;长辈是否帮带孩子,怎么带,都成问题。
- 已经有娃的生老二、老三的意愿也不是太高。如果生老大的时候没有特别计划,或者有些事情没想明白,那么实际上手之后的种种体验,会让家庭在决策是否继续生时候更为慎重。
这些意见,各种抽样调查,乃至具体的案例访谈,哪种方式可以窥见14亿中国人的“多数意见”?什么样的声音可以代表中国人的“主流”想法?
虽然中国网民总体规模达到10亿,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多未成年人、老人等。以前有句话说,当你在网上和他人吵起来之前,不妨先留意一下对方的年龄和学历,可能马上就释然了。你在现实中遇见同一个人,也许都懒得打招呼。
除此之外,在网上频繁发出声音的人也是全体网民的少数,因为发表言论的门槛就算再怎么低,仍然高于单纯的只看不回。在算法分发的前提下,更有一些人都不一定能看到相关讨论,也不怎么看热搜,或者看到了也觉得与己无关。
所以,想要精准估计发出声音的人有多少,在总体中占比多少是很难的。
但大体上,可以认为青年“中产”群体是对生育态度消极的主流人群。他们正普遍承受买房、落户、子女教育、老人养老等重重压力,从而导致生育意愿被压制。
而真正可能会生育三胎的人群,则包括有经济条件的富人、刚刚脱离绝对贫困但仍然收入靠后的家庭、还有宗族观念很强的特定地区,等等。全面三胎是挖掘“存量”多于开发“增量”,主要着眼于此前已经生过两胎的家庭如何再生一胎。
“不聊生”的年轻人并不都是从心底里讨厌生育。诚然,有些人接触的信息中,关于女方生产、养育时吃的苦被大量渲染放大,导致不太理性的恐婚恐育情绪。但更多人其实对要孩子还是持开放态度的,毕竟对自己来说,这也是人活一世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可以让人生更丰富和精彩;也有些人从满足家长、朋辈期望角度出发,觉得有必要生孩子。
很多分析都已经指出,在住房、教育问题未解决,家庭经济压力大的时候,引导生育并不会有什么效果,要想提高生育率就应该提供切实和具体的政策支持,解除年轻人的后顾之忧。不然,徒然生下孩子又不能给ta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最终会害ta吃苦,也会增加家庭矛盾。
那么,假设我们通过某种方式,减轻了社会居高不下的竞争压力,然后把所有该给的条件都给了,最终会怎么样呢?我们社会的生育率就会立竿见影的提高吗?
当然,我们知道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的所谓“中产阶级”仍然是生育意愿最低的,即使他们的条件跟中国同阶层相比已经优越很多。也许我们应该再将问题“提纯”一些,排除了所有的干扰因素之后再去评价。
而其中一个相当“提纯”的社会实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疫苗接种。
疫苗来了,人们为何犹豫
目前来看,打疫苗是一种风险很低,收益较高的公共政策。对很多国家的公民来说,新冠疫苗还是全民免费,无需任何短期长期的家庭财政负担,不说“有百利无一害”也差不多了。
但全球多地仍然出现了奇怪的情况:疫情还严重的时候人们大都盼望疫苗,但疫苗已经到了家门口,自己却犹豫起来。这种情况与上文提到的生育犹豫不同,不能用“太贵了,打不起”这样的理由解释。
接种新冠疫苗、筑起免疫屏障,对于避免下一波大规模疫情,乃至人类社会最终重新开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我们也不是在确保某事100%无风险之后再去做,而只是评估其收益是否显著大于风险。
举个例子,福岛核事故废水排放入海问题。假设当地可以按照操作规程,在国际社会有效监督下排放,也许其对环境的损害不至于特别严重。但问题在于,这种小概率的风险,本来是完全没必要由其他国家代为承受的。所以就算排污风险再小,与零收益相结合看的话,也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与全民接种后能获得的收益相比,新冠疫苗已知的风险,就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了。
现在被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都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概率,可能与接种直接相关的症状有血栓、贝尔面瘫等;在接种后几日内死亡的个案往往也会引发高度关注。但截至目前的不良反应,经过各地专家评估,都是与疫苗无直接关联的,其出现概率也是在以往成熟疫苗的不良反应率范围内的。
如果以生育类比,就好像产妇遇到羊水栓塞、急性大出血等极端情况。固然一旦遇上则产妇是九死一生,但发生的概率极低,也就万分之几以下。产程中一些原本频繁发生的死亡威胁,已经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而逐步得到控制。所以,现在我们说“不想生孩子”时,生孩子很容易死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主导的理由了。
更何况在大中华区,目前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真的从理性层面思考,那么大多数有条件接种疫苗的人都应该尽早接种,疫苗一到就应该排队抢着打。实际情况则是反过来的: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等疫苗供应相对充足的地方,都出现了“疫苗犹豫”。
在中国内地,民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一开始并不算高。年初刚开始接种时,全国疫情基本都得到了控制,人们更多的关注到疫苗风险并感到犹豫,以至于到4-5月出现了部分地方街道、单位、学校动员方式简单粗暴,变相“强制接种”的情况,被新华社等媒体点名批评。
但是在最近安徽、辽宁、广东等地散发疫情出现之后,当地居民接种疫苗的热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点燃,甚至广州已经到了要临时暂停个人预约接种,以腾出人手做核酸检测和重点行业集体接种的程度。在央视《新闻周刊》里,白岩松感叹“政府宣传半年,不如某某确诊半天”。
这么说来,只要有眼前实在的威胁,让打疫苗的好处一下子大大的体现了出来,那么人们就能直观意识到疫苗是收益显著大于风险的,从而积极参与接种。但是在香港,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么简单。
香港市民的“疫苗犹豫”
香港引入了两款新冠疫苗,即科兴和复必泰(由德国BioNTech原装,上海复星医药负责分发),而且准备了足以满足全体香港市民接种需要的剂次,可以说准备非常充分。然而截至5月底,只有100万人接种,相当于全港市民总数1/7,接种比例仍不理想。
由于复必泰疫苗有效期较短,第一批供港疫苗剩余未用的剂次可能会在8-9月份失效。到时如果不妥善处理,或者捐赠到别处,就只能销毁;同时没有快速用完第一批次,也影响后续剩余批次的发货。毕竟全球多地仍然相当紧缺疫苗,比如一水之隔的台湾省就在苦盼疫苗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药厂自然不能再“损不足以奉有余”。
香港在过去几个月持续受到第四波疫情的困扰,在刚开始打疫苗时,每天的本土确诊病例都有数十例。期间有外佣感染在印度首次发现的B.1617变种病毒株,引发全港外佣两次强制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在已经有疫情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香港市民又不愿意打呢?导致香港市民接种意愿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什么?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事情可能跟特区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的策略也有一定的关系。最近,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接受采访,就后悔港府在对公众说明疫苗不良反应的时候有欠考虑。
当时,港府卫生部门只是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公布了所有上报的关于疫苗施打后7天内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其中包括中风、面瘫、心脏疾病引起的猝死以及流产等等。
相对地,中国内地、韩国、日本等地对打疫苗后短期内发生的死亡案例等,则并不是每次都会对外通报,是有选择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不会被严肃对待。
袁国勇认为,现在香港疫苗接种率低,与市民担心出现副作用,以及相信“打疫苗后会死”有关;但是施打疫苗之后再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远远小于全体人群出现同类问题的概率。
“政府一开始的解说是不足的,应该一早公布不打疫苗时平日有多少脑中风、脑血管爆裂的死亡个案,结果现在让人以为‘打疫苗会死’。很多专家都说过,其实那些人是迟早都会死,因为血管都已阻塞,而且已经有很高死亡风险。每日都有很多人因中风、心脏病离世,所以有很多坊间的误解。”
袁国勇指出,他自己都发现有些备孕医护害怕流产而不敢打针,但事实上数据证明疫苗与流产没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作为大中华区最早开始大规模施打 mRNA 技术路线的“复必泰”疫苗,并将其与传统灭活路线的科兴疫苗放在一起打的地方,香港的接种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加之民众其实可以自行选择打哪一款疫苗,理想状态下,这可以将“中国vs西方”、“旧技术vs新技术”等多重条件进行“对比试验”,为全球疫苗接种提供宝贵经验。
遗憾的是,由于港府认为尽可能公开疫苗各方面数据,包含不良反应数据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但又没能做到对数据本身进行即时到位的解说,让很多市民对数据产生了误解。
香港对外公开了每一起应通报的接种后不良反应及死亡个案,这种策略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这导致香港死亡个案的详细情况也在全球广泛传播。毕竟其中也涉及科兴疫苗,所以即使在内地听到此类消息,人们也难免心头紧张。
mRNA 和腺病毒载体等技术较新,一旦出问题,会被社会大众施加较高的宽容度。国药和科兴疫苗采用传统灭活技术,本来是以“安全可靠”作为卖点的,但在香港却也有死亡个案,这使得国际上一时间增加了对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疑问,直到两款疫苗陆续被世卫组织认可为止。
实际上,在当初公布有谁在打完针几天后死亡的时候,就应该同时统计在剩下那些没接种疫苗的人群里,出现同类死亡个案的概率,并且一起公布,让广大群众有个对比。
现在外界知道的则是,每个不良反应或死亡案例刚出现时都是“不确定”,要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而评审结果都是跟疫苗接种“无直接关联”,毫无例外。这样不断的“辟谣”却反过来引发怀疑论者越发形成了一种“专家委员会帮忙掩盖真相”的错误判断。
结论
如果将世界各地的“疫苗犹豫”追根溯源,并还原到我们“生娃犹豫”的这个议题上,那就是说:
每一个公共政策的推行,实际上都是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做取舍,目的是让收益显著大于风险。“疫苗犹豫”是因为疫苗的好处并不能即刻体现出来,但人们对风险却有更明显的感知。生育议题上同样存在这个矛盾。
对于决定生育后要承担的风险和能获得的收益,根据身边经验和网上的案例,人们心中都有一个大致的预估。独生子女时代,造就了中国家庭精细培养,密集母职的养育方针,让生养子女这件事显著的降低了夫妇的生活质量;再加上沉重的养老压力等等,就变得不可承受了。
从双独二孩起算,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已有十年。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一回事,具体出台落地的政策是一回事,从上级到地方的具体执行是一回事,作用到每个人身上结果如何又是一回事。
在过去十年,人们是否亲自感受到了国家对育龄夫妇托儿、育儿、子女教育、就业的实质性帮助,是否能有握在手心里的“获得感”,都已经有了清晰的结论。过去的经验其实可以帮助人们判断,现在伴随放开生育所做出的提供配套支持措施的承诺,是否能在自己身上兑现,让自己享受到。
如果不是所在地出现了确诊引发公众注意,强烈提醒了打疫苗的好处,给健康码镶个金边的用途并不大;而如果有意无意地过分渲染了疫苗可能的不良反应,却忘记提醒这其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恐惧又会阻挡大家前进的脚步。
同理,如果人们不能直接看到身边的某个家庭在生孩子之后,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以及如果反过来,他们看到了一些有子女家庭体现出的各种困难和混乱,那么他们心理上的顾虑就会加重,从而不会单纯从“我们家适不适合要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
国家既然有意鼓励生育,将政策落到实处,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接下来的步骤也很重要——通过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家庭,去逐步影响和带动身边其它的家庭,从亲友角度“眼见为实”地展示生育带来的幸福和新奇的体验。
当人们都能自发去传播一些温暖的瞬间,真心为身边亲友、单位员工家里小生命的诞生和成长而高兴和祝福的时候,社会对生育的态度和取向才有希望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 参考资料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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