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问答｜胡泳：中国互联网二十年

【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二）

【時間】東八區下午 2 點（ GMT+8 2:00PM ）

1996年，当胡泳拿到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书《Being Digital》时，他想到的是严复的《天演论》。彼时，他刚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在详细介绍了互联网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影响后，他提出一个疑问：对于当时家用电脑只有70万台的中国来说，能够一转身就跨入信息时代、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选出《Being Digital》是为了帮某间正在大规模引进海外版权书的出版社参考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胡泳翻译出版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他对尼氏此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在台湾被译为《数位革命》。他解释说，或许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数字化生存》最终卖出 60 万册，如果算上盗版，应该是在百万以上。是年底，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 “数字化生存”专栏，这是继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这个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许多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该专栏构成了胡泳1997年出版的《网络为王》大部分内容，这是第一本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成为当代中国流行语，胡泳也因此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

除了著述，胡泳亲身参与和推动了一系列活动普及数字化和互联网。1997年，他参与策划和写作的“网络文化丛书”，丛书的出版是中国本土学者阐释网络文化的首次尝试，诞生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威的网络文化研究群体。1998年，他参与发起中国第一个民间网络思想库“数字论坛”，该论坛旨在促进信息技术对社会发挥全面影响，加快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进程。

2008年，胡泳出版了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进行的的深度讨论的《众声喧哗》一书。这本书的开创性在于基于公私之辨基础上，提出当时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互联网是不是中国的公共领域。它能不能够改变中国的各种方面，包括政治方面的面貌呢？胡泳指出：“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公共舆论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现实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之中去的机制；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实际上是对现实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

现在胡泳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教授，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胡泳”的介绍语是“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如果说从90年代开始，他所生产的大量著述是在普及互联网和数字化，那么，现在他所做的很多工作则更倾向于反思数字化和互联网。对中国互联网二十年回顾所写的文章中，他提出：“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们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复杂而棘手，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革命远未到结束时分。”

“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尼葛洛庞帝在为《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 20 周年的纪念文章《数字化之后》（Been Digital）中写道。从 Being Digital 到 Been Digital ，曾经对全球互联网的乐观情形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这也是胡泳在《数字化生存》出版 20多年后最大的感受，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数字化革命如果是在技术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尼葛洛庞帝当年预言的很多东西，今天都变成现实了。但实际上，数字化之后的问题可能比数字化之中的问题还要大。”

12月18日，东八区下午2点（下午2点！2点！），Matters 邀請胡泳老师在线与大家讨论，这是一次绝好的，向他发问的机会，有关这二十多年间他对中国互联网的观察，思考与反思。胡泳老师此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互联网二十年：自由的向往，信任的呼唤》（阅读全文请点击），我们将这篇文章节选于此。胡老师将不再发文，届时讨论会在本文评论区展开。

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6年，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出《数字化生存》二十周年纪念版。一位读者给我写信说：二十年前读《数字化生存》，觉得是科幻书；现在读，觉得是历史书。

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年代，或许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数字化生存”。它意味着娱乐世界与信息世界充分融合，并且开始具备互动性；它意味着计算机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而你时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它构成一种平等主义现象，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并允许在一个大而多孔的空间内，听到小而孤独的声音；它令组织扁平化，打破传统的中央集权，把大一统的帝国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家庭工业；它使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

就像空气和水，数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为它的存在。1999年，为了在中国推广互联网，曾经有一个非常轰动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在北京、上海、广州寻找志愿者，把他们关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他们能否仅仅通过互联网而生存。那时，没有淘宝、没有支付宝、没有快递小哥，很多志愿者因为受不了忍饥挨饿，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为了向当年致敬，上海做了一个“72小时无网络生存测试”，志愿者在结束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简直度日如年。

今天，我们看到数字化生存成为一个过时的东西，人们充满兴奋地谈论的新话题是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太空探索等。计算机和移动设备都越来越索然无味，因为它们将逐渐消失在其他物体中：自清洁衬衫，无人驾驶汽车，服务机器人，智能门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语的药丸。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我们将住在电脑里，把它们穿在身上，甚至以它们为食。一天一粒计算机，医生远离你。

这样看来，数字化革命仿佛已经结束了。所以尼葛洛庞帝应我之邀，为《数字化生存》二十周年纪念版所写的序的题目叫做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真正令人惊讶的变化将出现在别的地方，比如我们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但是且慢。想想“无马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这个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时的说法。仿佛被遮罩遮住了双眼的马一样，汽车的发明者无法预知汽车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包括我们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衍生业务。打个比方，你很难在有马和马车的日子里想象汽车的无故障保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我们总是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其实是倒着走向未来”。

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失明，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我们的认同感和社区感真正共存于真实和虚拟领域的世界。爬过山的人都知道，爬升越高，空气越稀薄，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缺氧的滋味，因为我们尚未攀爬到数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还没有来到山脚下的数字大本营。

这也就是我认为的今日数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们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复杂而棘手，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革命远未到结束的时分，或者说，“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的问题，比“being digital”（数字化之中）的要严重得多。

我把这些冲突统称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正是为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互联网太重要了

《庄子•齐物论》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旧的腐烂当然也孕育着新的种子。托克维尔对此的描述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讨论互联网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改变，首先要把互联网置于这种焦虑、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浪漫化的想象之中来观照。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与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的与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

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

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术促进社会转变，特别是少数群体第一次获得机会挑战主流话语，为自身争取权益；另一方面网上充斥仇恨言辞和排外情绪，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甚为少见，达成共识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联网的超地理特性对族群认同形成压力，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对话，如何加强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数字公民的头疼问题。

今天我们观照未来互联网将向何处发展，不脱三个突出的主题：

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

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一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

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一种“以青年为楷模”的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