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從1967流到2020（一）：一場危險的和解

2001年七月，香港特區政府搬出三枚大紫荊勛章。楊光，李嘉誠，和方心讓有幸成爲那年的被嘉許者。授勛儀式上，滿面春風的李嘉誠和楊光肩并肩站在時任特首董建華身旁，微笑著向記者的長槍短炮揮手致意。大紫荊勛章設立的目的是爲了嘉獎 “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 在特區政府的官方話語體系裏，1997是殖民歷史的終點，一段偉大反殖民馬拉松的撞綫時刻。然而，香港的歷史并不是一場單一，綫性的賽跑；今天的香港是不同階級，文化，民族之間的抗爭和妥協的結果。1997或許也不是終點，可能只不過是在歷史的時間綫上人爲雕琢出的一座無聊的紀念碑。當那些大紫荊勛賢和特首們都身著看上去差不多樣式的黑色西裝出現在電視機屏幕上時，人們很容易忘記被這空洞的勛章抹殺的那些“香港。”

1967年五月五日開始，由於勞資糾紛，新蒲崗的一間塑膠花工廠發生數次工聯會組織的罷工和示威。終於，在五月十一日，上千工人與在場的警察爆發流血衝突，多人受傷，并有上百名工人被拘。那時李嘉誠的主業還不是房地產， 而是製造業，其中又以塑膠花為經營重點，人稱 “塑膠花大王。” 坊間多流傳這間工廠為李超人的長江實業所有，也有研究者指出工廠或為另一位實業家唐鼎康所有。然而在這場小規模的工潮迅速發展爲全港九工人的“反英抗暴鬥爭”之後，新蒲崗塑膠花工廠屬於李嘉誠還是唐鼎康就不重要了——全港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那個夏天經歷過斗委會組織的罷工。斗委會全稱“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斗委會主任就是楊光，時任工聯會理事長。三十年後扛起建制派大旗的工聯會，在這時還是一個工會聯合組織，不具備政黨屬性。在1967年工潮之前，港英當局就已經多次就勞工子弟學校（政府懷疑這些左翼學校被中共勢力滲透）等問題多次公開批評工聯會，工聯會也數次組織游行示威。

曾經的敵人在“回歸”後和解，其實不是偶然。和解是1997之後香港社會的主基調，不僅局限于以李嘉誠爲首的大資本家和楊光代表的工會組織之間。1997年那場交接儀式本身不就是中英之間的一場百年大和解嗎？在近幾年的公民抗命運動之前，很多人，包括很多香港人，都認爲香港是一片唯經濟利益是圖的政治沙漠。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趨利者，沒有人關心政治。這實屬對香港社會的誤解。這種印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特區政府的刻意經營。我們都知道許多政權往往通過對歷史的解讀和重構支撐其當下的合法性，相信大陸人尤有體會。特區政府何嘗不是。我甚至懷疑2001年這份看起來有點諷刺的大紫荊勛章名單是刻意而爲，而不是一次馬虎的失誤。這象徵著特區政府相比於港英政府的進步。殖民和反殖民的對抗已經塵埃落定，嶄新的，現代化的新政府冉冉升起，以長袖善舞的調停人姿態呈現給香港大衆。港英時期的社會矛盾在穩字當頭的新時代蕩然無存。 然而，這種將政治鬥爭全部收納在屬於歷史的抽屜裏的話語體系并不是特區政府發明的。相信很多上了年紀的大陸人都會記得八九十年代那個人人趨之若鶩的香港。來自香港（或者説是被認爲來自香港，畢竟那時也有不少山寨貨）的每一條佐丹奴牛仔褲，每一首流行歌曲，每一盤錄影帶都好像基督賜予人間的光明一樣，是莫大的恩惠。那時正是香港經濟迅猛增長，逐漸成長衛東亞金融貿易中心的時候。八十年代離1967年其實不過十三年，但此時激情澎湃的毛主席語錄已經完全讓路予國際資本邏輯。1967年的“暴動”（當下關於暴動定性的爭議，在1967年也出現過）極大地震撼了普通香港市民。許多人第一次親眼見識到了政治鬥爭帶來的慘烈代價。和1967年的“菠蘿炸彈”，汽車炸彈，暗殺，縱火相比，今天的示威簡直太和平了。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香港社會逐漸抛棄了曾經影響力頗大的左翼工會組織。另一方面，港英當局也極力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資本機器服務的一個零件，大力推行利於流通的貨幣政策，直至1983年與美元挂鈎。在兩股分別來自頂層和底層的力量作用下，香港逐漸成長爲刻板印象中的那個資本邏輯決定一切秩序的地方。（關於這段歷史，可以參閲學者Allen Chun所著Forget Chineseness。Chun認爲港英政府和香港文化精英聯手在這個時期塑造出一種以商業貿易為核心的“香港身份“）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還承擔起了為國際市場進入中國鋪路的角色。八九十年代在廣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港資工廠就是例子。在1967年之後的三個十年裏，資本的雪球越滾越大，香港人生活水平越來越好。但同時，香港也在資本的陷阱裏越走越深。

實際上，1997并沒有改變什麽。“回歸“後的香港依舊是那個國際資本的零件，只不過資本被染上了紅色。”回歸“本身就指向香港歸屬於中華民族的必然性。自然，特區的資本也應該是民族資本，為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服務。在這個語境裏，李嘉誠和楊光的和解不僅顯得合理，而且似乎還是必要的。

於是，一方面特區政府强調1997年作爲舊歷史的終點和新歷史的起點，一方面又延續了港英政府後期的去政治化做法和對國際資本邏輯的信奉。這是被和解遮蓋的不堪的矛盾。誠然，以上分析都是馬後炮。在矛盾日益激化的時代，我們當然能看到過去香港社會裏被藏起來的縫隙。然而反過來看，這些刻意的和解，妥協可能也塑造了今天的抗爭。正是因爲歷代執政者——不論港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忽視高度資本化背後的社會問題，一味追求穩定發展，刻意回避不合時宜的歷史時刻而非從中學習經驗，才有今天民意的集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