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唯评分论，《地球最后的夜晚》无疑经历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塌方。但回归电影本身，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的第二部长篇，不管从技术还是谋篇，它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毕赣是有野心的，大量夜景连缀起来的画面编织出《穆赫兰道》式的超现实梦境：矛盾的人格，倒错的记忆，压抑的潜意识……

这些飘渺的难捕捉的元素在音乐中得到完美平衡，奇幻的色彩融合在奇幻的音乐中，并靠后者呈现。影片最后一小时中，索道和台球厅的场景里飘来诡谲的吟唱，弥漫在黯淡的空间。它们由台湾音乐大师林强制作，但并非当代音乐，似乎来自洪荒远古。

少数观众发现，那种吟唱类似《攻壳机动队》中草薙素子与傀儡师合体时那首著名的《傀儡谣》。然而，只有更少的人才能听出来，那种神秘、幽远的吟唱，分明就是黔东南深处的侗族大歌。

悲伤的侗族大歌

“走进山间闻不到鸟儿鸣， 只有蝉儿在哭娘亲， 蝉儿哭娘在那枫树尖， 枫尖蝉哭叹我青春老。 得不到情郎真叫我伤心， 只听蝉儿声声鸣， 静静听我模仿蝉儿鸣， 希望大家来和声……”

熟知侗族音乐的吴培安说，《蝉之歌》是侗族大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几乎每一个侗族歌手都会唱这首歌。如果单听它的旋律，会觉得它清亮如早晨的朝阳，但当你看过歌词，才知道它是一个关于悲伤的主题。

民族音乐学的资料揭示，侗族大歌(Kam Grand Choirs) 起源于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500多年。它是中国最早被发现，最早被国际所认可的的一种复调式、无指挥，无伴奏的自然的多声部合唱音乐，其和声浑然天成，迥然异乎西方和声。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列侗族大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合唱音乐，至今不算广为人知。2018年的春晚用侗族大歌作为开幕音乐之一，只有少数音乐专家辨认出那不是原生的侗族大歌旋律，只是着盛装的侗人载歌载舞。最高规格的舞台如此，遑论各地的非遗表演。再加上语言的隔膜，匆忙掠过贵州万达小镇景区的游客们，并没有给零零星星的侗族大歌表演以更多的耐心聆听和辨析。

我见识过真正的侗族大歌。

2018年5月底，我在北京的live house看到了侗族歌队的表演。除却部分原生态大歌的表演，歌队的领队吴虹飞还加入了大量的摇滚元素。吴虹飞的歌队多数来自黔东南的黎平县和从江县的农村。她大胆地起用了侗族素人歌手，和摇滚乐队结合一起，因为她们天真的歌声，和纯真的脸庞。

这不是她第一次演出。2012年起，侗族人吴虹飞组建了5-7人的侗族歌队，在全国各地的摇滚live house做了多场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小型演出，行程三万公里。每场演出都是她从黔东南带出一支原生态歌队，在演出当中并辅以详细的解说，翻译，就像一趟真正的音乐课。过往纪念里，她并未对原声音乐进行过多干预， 她希望侗族大歌的情绪贯穿，并非以民俗风情化，或者庙堂化的形式，而是以一种独立的音乐模式呈现于城市的小众音乐爱好者。

但侗族大歌叫好不叫座，境遇尴尬，面临危机。

传承、发展侗族大歌者，可谓只有吴虹飞一人。在微博上，她得到了诸多音乐人，例如老狼、黄耀明、何勇等人的转发支持。但有剧场的演出商因为它太小众而拒绝，尽管他们之前接纳了同样是非遗的昆曲。一名旅居美国的中国投资者听闻侗族大歌后，表示不会为此给一分钱。

所以，尽管一年做70场侗族大歌演出、出两张唱片，吴虹飞依然无法支撑侗族大歌的运维。她的命运和侗族大歌牢牢绑定在一起。此种情境之下，吴虹飞只能把“傀儡谣”视频发给了姚勇——作家王小波的外甥，成功创业者，一名资深攻壳爱好者。吴虹飞的意图是告诉这个前摇滚音乐人：侗族大歌并非只是传统音乐，它完全可以像“傀儡谣”一样，以一种极其当代甚至时尚的模式，和诗学、哲学、艺术、电影一起，被当代人记住。

与屈原同源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誓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如今出版的数种民族学书，普遍认为，2500年前的《越人歌》，则为翻译越人的诗歌而来，而越人则是侗族人的前身。参考吴虹飞对侗族大歌的调研，可知屈原被贬写下《楚辞》，据说受西南“百越”民族音乐的影响甚多。

曾读《楚辞》，未能理解那些长短句，以及里面的语气词、连接词、实词、虚词、拟音词、发语词和结语的句子。但与吴虹飞交流后，将之视为歌谣，一切都迎刃而解。原来，楚辞是用来唱的，恰与侗族歌里蓬勃的长短句呼应。美国威士利安大学的音乐人类学教授郑苏，指挥家郑小瑛之女，盛赞这种大胆的语义分析，并慷慨向吴虹飞提供研究资金。

屈原遇到的少女“山鬼”，据吴虹飞考证，很可能是越族人。“现在想起来，侗族人流传很多的悱恻缠绵，痴情的爱情故事，侗族歌里也有大量缠绵的情歌，和侗族人的多情其实是有关系的。多情，因为他们是稻作文化，不大迁徙，和游牧民族的苍凉雄壮的曲调不同，他们对长久的感情是有期待的。”

屈原尚可活在打着文化旗号的综艺里，但侗族大歌则不然。

过去的50年代，彪悍的少数民族音乐，西藏、新疆和云南的音乐都被驯化和“改良“，而侗族人自古温顺，或许也没有过政权、宗教、战争，和各族亦是杂居，因为性格温顺，侗族音乐竟然完整保留下来。然而她们还是逃不过这个异化的经济世界，年轻人放弃耕种，流落他乡，只剩老人带着孩子，而后辈，因为缺了最紧密的那部分亲情，也逐步忘记了先人的歌谣。

侗族学者、社科院的邓敏文教授说，“如今侗族的年轻人，能够唱侗族大歌的越来越少了。“为此他感到忧虑。他曾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侗族大歌需要商业化才能存活，但如何商业化，他显然毫无对策。

现有的实践依然未探索出可行的商业化之路，倒是在艺术上打动人心。

“2012年8月，吴虹飞带领贵州黎平的一支侗族大歌歌队举行了一趟巡演，半个月内走了10个城市，可想而知他们一路的辛劳。”乐评人邱大立回忆说，“当时我到雕塑公园的TU凸空间，迎接了他们的歌声。观众不是很多，远没有一支二三流乐队的粉丝多，因为他们没有娱乐性，没有可供炒作的谈资，即使是在大城市，也必然知音寥寥。而他们歌唱时，我感觉他们浑身在发光。”

从张艺谋到毕赣

2015年，夏末。桂林阳朔。张艺谋和王潮歌做的第一个实地山水于此坐落近20年，内有壮族刘三姐表演。只需花费200元，就能购得一张票，观看色气满满的演出。傍晚，少数民族音乐声中，妙龄女子穿皮肤颜色的紧身薄膜衣，身上挂着灯泡，窈窕的体态若隐若现，在水面上翩翩起舞。

但压轴的，是一群侗族孩子。水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孩子。

在现场的吴虹飞大惊。这里是明明广西壮族人的地方，表演壮族的“刘三姐”，怎么演唱者却竟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来自贵州的侗族孩子！大约50个，从5-15岁，个子参差不齐，一张口却整整齐齐，都是“蝉之歌”“筑塘歌”等等侗族大歌经典曲目。

近万名观众不在意这是刘三姐的后代还是侗族人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拍照，拍下眼中最美妙或最猎奇的一幕。而吴虹飞呆立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年了，从来没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宣传敢明说，在阳朔唱歌的，就是传说中的世界非遗——侗族大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吧。

不到十分钟，那群孩子就全退下，一阵风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夜里，他们都会出现在水面上唱歌，一天两场。近20年过去了，侗族大歌，这种天然的复调音乐，竟然在壮族风情的景区匿名表演了20年。

如果不是有景区中唱歌的孩子来到自己的乐队，吴虹飞还不会知道更多的暗黑秘密。1992年出生的潘桂音说，那里唱歌的侗族孩子是去“张艺谋王潮歌艺术学校”学习，因此水上表演理所应当得没有酬劳。家长们都到广东打工了，祖父母都老了，也不识字，以为孩子们真的去学习了，殊不知是在这里无偿地唱歌。似乎景区在20年来从不知道孩子们的家乡——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的小黄村——和刘三姐没有丝毫关系。

贵州小黄村是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据点。无论是外事访问，还是国家大剧院，还是央视，只要需要，难免来这村子里要人去唱歌。贵阳开了无数饭庄，广州因为和贵州通了高铁，饭庄里就有戴着银饰，发髻高高挽起的侗族女孩给客人敬酒，美其名曰“艺术打工”。可是侗族大歌也不是用来敬酒的，只是被这蓬勃的经济，被旅游景区，实实在在地消费了。

读读郑苏教授对吴虹飞的褒扬，就知道侗族大歌的现代性困境。“吴虹飞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格外有意义。……内部出发的研究……给一种原生态的民歌还它本来的动人面目”。而她并所做的，兼顾形而上与下，“她不止是帮助贫穷的歌手，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这些女性能够获得尊严和独立，而侗族人在汉族的强大的经济文化殖民之下，她希望侗族人能够自己获得一种身份的‘自我认同’”。

好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地球最后的夜晚》梦幻一般的画面里，采用了最真实的侗族大歌的吟唱。来自黔东南凯里的婚庆摄影师毕赣，和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林强给了侗族大歌的一个亮相机遇。

热爱摇滚乐的林强在电子和传统音乐的结合里做了一些尝试，在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里，就采用了一些传统音乐衬托聂隐娘的隐忍孤独，这次他在毕赣电影里使用的元素就是很当地化的侗族大歌。侗族大歌和电影产生关联，并非因为民俗化的风情，而恰恰是因为需要营造梦境和诗。这一次侗族大歌的亮相虽然是微小的，匿名的，却可能是最有效的，侗族大歌异质的声音，勾连了记忆和梦的发生。

歌队往事

缺乏资金的侗族大歌歌队，以一种独立音乐游走于各地的live house。但与诸多小众的原创乐队一样，难以维持。

2012年，鸥化情第一次来北京，随吴虹飞的歌队在live house和大学、小剧场表演。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唱歌赚到了钱。她告诉记者，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城市，没坐过电梯，没有吃过比萨，在地铁里看到行乞的人，这让她分外难过。

电视节目请她们上了民歌舞台，时年27岁的吴今燕对记者侃侃而谈，要为一个民族的传承唱下去。时年18岁的贵燕美得天真无邪，不声不响，问初中辍学的她，以后是否还想继续上学，她大声说，想的。

女孩们很快地领了一份还算过得去的演出费，陆续回家了。欧化情回家乡，在当地更有名了，许多人家带孩子慕名来学歌，生了二胎后，小鸥为生计去县城合伙开了小饭馆，偶尔也给客人唱几句。吴今燕再婚了，生了孩子，有一次还出国演出，可是和她一起出国的乐师却因病过世。贵燕去了凯里的文工团，跟团表演了几年，20岁以后也结婚生子去了，她没有继续上学。

在吴虹飞眼里，这些侗族女孩们，几乎天生音乐之才，嗓音里具备强烈的个性和辨识度。尽管如此，风靡一时的“中国好歌声”并没有选择她们上台表演。2012年，某省要做“农民歌会”，邀请歌队去演出，吴虹飞在电话里请求电视台给这些女孩每人五百元的酬劳，因为“她们是农民”。电视台编导告诉她：上电视是没有费用的，五百元也没有。

歌队的主力阿梦，从贵州小黄村，来到桂林的景区打了两年工，有时工资是欠着的，她不识字，没法看合同，最终没有得什么钱，嗓子也得了声带小结，但并不妨碍她的天赋的风发挥。阿梦是胆怯的，不太愿意讲这些，也不想谈起父亲40多岁在村子里死于怪病。她想在老家盖一个砖房，想多要一个孩子。

于是吴虹飞带她和同村的七个女孩，去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深圳、南宁的live house表演唱歌，一首一首地，端端正正地地唱给热爱音乐的人听。不久，阿梦欢天喜地地拿着2万多的演出劳务费盖房子去了。意志坚定的她，决定还是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去外地打工。

吴虹飞有时也见到侗族儿童被带到大城市唱歌，参加公益活动，或者募捐，她问这些儿童有无报酬。好几个人告诉她说，这些孩子原本在乡下，如今有机会到大城市走一走，上舞台，被人欣赏，这对她们一生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最荒谬的是三年前侗族大歌在北京某电视台参加非遗的节目，歌队兴高采烈的表演了“小苹果”，而评委陈道明一脸的尬笑。

还有一次节目，女主持问侗族孩子，你们来北京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孩子说，饿了。原来是没有吃东西上了节目，最后自然也没有影响歌唱的水准。女主持人继续问，你们唱这么好，排练了多久？一个月吗？

孩子们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得礼貌地笑。

原来侗族孩子自出生起，还没怎么讲话，就已经开始咿呀学歌。所以很多歌，对于孩子来说，不是排练几天，一周，一个月的问题，对侗族人来说，她们成年了，她们几乎要唱一辈子。

去年黔东南州的州委书记来北京做“最美旅游小镇”的竞选，他和组成人墙一样的侗族歌队，一起安利凯里的美丽风情。没几个月，州委书记就因为经济案下台，通报全国了。

林强和毕赣让侗族大歌进入艺术片，而不是充当肉屏风，以及公益“活体广告”，已经是侗族人的“幸甚至哉”。

阿飞正传

被人问及她是否侗族人时，吴虹飞说，她父母都是侗族人，从出生后，她就一直讲侗语。

维持了一个独立乐队十几年、并出版了五张唱片的吴虹飞，带着原生态侗族大歌进入大城市的昏暗的摇滚演出地，本来就有些摇滚——侗族大歌与摇滚不属于同一个声音系统，却和摇滚、电子融合得丝毫无隙。这也许就是侗人的民族性。在侗族聚居区，到处都是井水，井边必然放着一个喝水的竹筒。她们天然习惯于分享，无论是与人共饮的井水，还是与其他声音交融的音乐。

然而围绕侗族大歌而发生的诸多故事，让吴虹飞有“一言难尽”之感。2016年秋天，她受联合国之邀去美国，在各大高校做音乐讲座。殊荣加身，但她也说不清楚那种复杂的、小心翼翼，“生怕给她们带来麻烦”的复杂心情。

有人问“摇滚乐队主唱”吴虹飞为什么要“宣传”侗族大歌。但她不是在“宣传”什么，只是在表达骨子里的东西——自由、热爱。而这与音乐创作者的绕不开的命题遥相呼应：穷人是否配得上被爱？孤独者如何帮助孤独者？不被辨认的音乐，如何合理存在于一个强人国度？音乐的道德在哪里？

归根结底，音乐要解决“为何而歌”这一终极问题。

邱大立写道：“侗族大歌唱尽了人生的各种滋味，迎接远方客人，他们唱《拦路歌》；幼童学习侗歌，他们拜青蛙为师，他们唱《青蛙歌》；爹娘哺育儿女，他们渴望孩子可以感恩，他们唱《希望笋子高过竹》；男女私奔，对簿衙门，他们唱《衙门告状》；出嫁女舍不得爸妈，他们唱《嘎父母》；青年对昔日情人念念不忘，虽然她已远嫁他乡，但他还是痴情的去她出嫁的寨子里唱歌，他们唱《洞革》；孤苦伶仃的单身汉凑到了一起，他们叹自己的命苦，他们唱《单身歌》；春天里，人们上山劳动，他们唱《三月初三》……在尘土里，他们找到了歌；在溪流旁，他们找到了歌；在思念里，他们找到了歌；在绝望里，他们找到了歌；在春光里，他们找到了歌；在无疾而终里，他们依然找到了歌。”

敢相信，“2500年前第一位唱起侗族大歌的那位先师，他（她）的表情和今天侗寨里的歌师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相信自己的歌声，都可以和他们祖先的魂魄相通相依。”

为人而歌，为生命而歌。

吴虹飞对村子里青壮年的莫名去世感到大惑不解。作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毕业生，她的专业所学发挥了作用。她打听到村子上游开了个锰矿，下意识联系起蹊跷的疾病和重金属矿。

锰矿悄然对外封锁。她坐着运材料的卡车，独自深入，拍到了矿区往外排的粘稠的深黄色的污水。矿区的保安要收缴记者的相机，她只能顾左右言他，声称自己并非记者，并哼了几句侗族歌曲——在桂林阳朔景区被侗族人唱过的“天星明月”——以证明自己不过是个迷恋旷野的游客。分别提取灌溉用水，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后，吴虹飞寄给了厦门的环境科学家，后者动用了几千万的设备化验。

不出所料。

相比国际标准，水体锰金属超标分别是300倍，100倍，50倍。这可以解释当地良田荒芜，村民得怪病去世。吴虹飞在申诉时，很快遭到了当地官媒的反驳，甚至有人在网上指责她，内容不外乎中国互联网上常见的地域自尊心说辞。

倒是在外国人那里，代表中国民族音乐的吴虹飞找到了慰藉。肯特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Terry Mille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人类音乐学的博士训练，是世界音乐最权威的专家。他于2008年赴贵州考察结识吴虹飞，就难以忘记她为传承、创新侗族大歌所做的努力，总将吴虹飞的三百场演出和她为侗族村寨筹集的八万美元善款挂在嘴边。

历史在这里发现和延续

侗族大歌在上世纪50年代被土改干部萧家驹发现，随后被知识界重新发现为现行中国版图里的56个民族里少见的复调音乐，被誉为东方式的复调音乐，更有“东方巴赫”之美誉。在人类学中，侗族大歌成了研究亘古的活化石。

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音乐，是东方的遗址，从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出逃。现在发现的冰山一角的侗族大歌，是来自远古的幽暗的巫系统。从属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系统的侗族音乐是献祭的一部分。或许这样可以辨明原始的音乐、诗歌和宗教。

侗族人的传说是珠郎娘美，娘美借用却用可怖的神巫之力，把漫山遍野的丈夫的骨灰，重新拼贴，滴血重生。这些是一个被尘封的世界。这些是音乐的源起，血肉的祭祀。侗族大歌是人类音乐学上不可多得的优美的发现，其优美宏大的和声，是原始部落、原始巫术的再现，映射的是“人类的童年”。陈嘉映甚至把侗族大歌上升到城邦道德的高度。

“从世俗的角度看，很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残破的，侗族大歌没有隐瞒人世的真相，它把每一个曾经鲜活过的生命都融进了歌中。”邱大立写道：“生离死别、恩重如山，每一场人生都有过真实的呼吸，他们怎可去遮蔽？它不是庙堂的，不用经过电视的审核，活着是什么感觉，就唱出什么感觉。无需器乐的衬托，让自由的声部成为旋律，对应天地的呼吸。”

西方人的合唱献给了上帝，但东方人的合唱则是献给大地的。传统和现代，从来不是割裂的，对峙的。只有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传统和现代才被割裂开来。但实际上古典音乐和所谓的少数民族音乐，并非古旧事物，如同神学，从来在人类史上是新鲜、永恒和日常的。

余英时说：“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作为侗族大歌的传承者，吴虹飞认为余英时的话同样适用在激荡四十年的音乐。科技改变了许多，但音乐的边界依然不变，“都没有突破格局。”

于是她把眼光落在了母语上。“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侗族大歌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意，另一方面则面向当代，面对悖论和裂变。

幽远神秘的侗族大歌，回旋着诗经、楚辞的诗意，到如今，成为了青歌赛的冠军得主，成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黔东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流行歌手里的陪衬，民族学学者的研究工具，公益组织的募捐工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个民族的声音要被清晰原本的呈现，不经过扭曲的呈现，实际上是一种自由价值观的体现。对一个文化被逐步消灭的民族，对于被消费，被隐匿的群体而言，如何表达自我，如何抒发心中的诗意，几乎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挣扎。

诗是自由的，包含了韵律，语言，美学。诗性教育是人生里最基础的自我教育之一，籍此人如同如盲人摸象一般，可以慢慢摸索到其他的美妙事物。毕赣凭诗进入电影，吴虹飞同样借诗进入了音乐和侗族人的歌谣。《地球最后的夜晚》诗性十足，但却在一个诗歌沦丧的国度滑到深渊。侗族大歌是来自远古的诗，如何在黑暗中凿出光亮，只能看来自侗族的吴虹飞们如何歌唱。